編者按
作為20世紀中國歷史真實鏡像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真實記錄和反映了鄉土中國農民從奴隸到主人，從愚昧落后到覺醒反抗再到翻身解放的波瀾壯闊的心靈史。作為延安解放區文學作品的《高干大》，是一部早期的紅色文學經典，具有五四時期“問題小說”的精神血脈，體現了一種強烈的現實主義風格。可貴的是，歐陽山沒有一味的溢美，而是寫出了高干大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種種局限和缺點。而事實上，正是高干大的那些符合人性的眼淚、激動、歉疚、傷心、迷茫，讓高干大這一英雄形象更加可愛、更符合人性，更具有審美藝術魅力。
感謝作者張麗軍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20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農民革命，徹底結束了幾千年中國農民被剝削、被壓迫、被侮辱、沒有生存保障與生命尊嚴的悲慘命運，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獲得徹底翻身解放。作為20世紀中國歷史真實鏡像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真實記錄和反映了鄉土中國農民從奴隸到主人，從愚昧落后到覺醒反抗再到翻身解放的波瀾壯闊的心靈史。在20世紀文學史中，延安革命文學具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不僅是因為延安文學真實反映了當時延安革命根據地的真實歷史情況，而且是因為延安文學對十七年文學，乃至是整個當代中國文學所具有的始源性意義和價值。20世紀著名文學家歐陽山創作了《高干大》、《三家巷》、《萬年青》、《廣語絲》等一系列鴻篇巨制，產生了廣泛而重要的影響。歐陽山的《高干大》作為延安文學中的第一部現代長篇小說，是一部具有歷史原生態、始源性和多聲部的優秀文學作品。《高干大》塑造的高干大(本名高生亮)從舊式農民成長為鄉土中國的新式農民英雄和廣大農民走社會主義新生活道路的領路人、探索者，對在21世紀現代化轉型中的鄉土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21世紀新鄉土中國文學的創作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思想意義和精神價值。
《三家巷》、《廣語絲》和《高干大》
事實上，鄉土中國文學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中數量最多、質量最高的文學類型，占據了大半壁江山。與此相對應的是，鄉土中國農民形象也是20世紀中國文學人物形象畫廊中最突出、最鮮明、最具有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的最大形象群。這也是鄉土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最突出特征。在這一最大數量形象群中，鄉土中國農民形象經歷了一系列具有斷裂性質的審美裂變。早在20世紀初期，魯迅先生所描繪的鄉土中國農民是閏土式的、麻木愚昧落后的一群“老中國兒女”。20世紀20年代的“鄉土文學”流派在魯迅的影響下，創作了一些鄉土邊遠地區野蠻民俗下的“病中國”兒女。直到三十年代革命文學的興起，鄉土中國農民形象才從愚昧麻木開始走向了階級意識的覺醒和自發抗爭。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農民在蕭紅、沈從文的等人筆下依然是愚昧的、需要被改造的，當然這里的農民是淪陷區和國統區的。而在另一個“明朗的天”的延安解放區，鄉土中國農民則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解放區的很多農民積極參加到抗日民族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行列中來，在獲得民族新生、國家新生的同時，獲得個人的婚姻自由、生命尊嚴和徹底解放，即在戰爭中百煉成鋼，鑄就為新式農民和新國家的主人。趙樹理、孫犁、孔厥、袁靜、馬加、馬烽、丁玲、周立波、姚雪垠、歐陽山等解放區眾多作家的作品，都塑造了在革命戰爭和土改斗爭中成長的新式農民形象。
魯迅
蕭紅
趙樹理
歐陽山在20世紀40年代創作的延安革命文學作品《高干大》在眾多解放區文學作品中是極為突出的，是具有鮮明獨特個性的。更為重要的是，《高干大》不僅對同時代有著引領性的影響和作用，而且有著超越時代的、指向新世紀鄉土中國文學的當代性意義與價值。《高干大》中的高干大、任常有、趙士杰、程浩明、羅生旺、云飛、高栓兒、任桂花、郝四兒等人物形象，乃至出現次數不過的次要人物形象，都是個個生動傳神，具有生活的質感和內在情感邏輯性，從整體上呈現了延安解放區進行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性質新道路、新生活探索過程中的各種不同勢力、人群的復雜精神面貌。
作家歐陽山
“這故事出在任家溝合作社里面。那時候，是公歷一千九百四十一年。”《高干大》作為一部長篇小說，一開篇就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和矛盾沖突，干凈利索，一點不拖泥帶水;而且有著很強的民間評書體和民間口語化特征。一般小說講的是故事“發生”在某年某月，而《高干大》這里講的是這故事“出”在哪里，把發生時間另起一個短句表達，符合鄉土中國農民的閱讀和接受習慣，達到了清晰自然，簡潔易懂的接收效果。緊接著，作者以民謠和對話的方式，呈現出了任家溝合作社與廣大社員、合作社主任任常有和社員等緊張、尖銳、激烈的矛盾沖突。
在這樣一種時空精神結構背景下，高干大出場了。“一個年紀四十五六，長方臉兒，兩撇胡子，歪下巴，歪嘴的黑大個子蹲在地上，收拾他前面的兩個木箱子;這人年紀雖不小，可是骨骼粗大，手腳有勁，胡須頭發都是烏黑烏黑的，臉上皺紋很多，不過不顯得老，兩眼精明通透，象兩顆黑寶石一樣。”這是小說開篇部分對高干大做的一個剪影式描寫，毫無疑問這是從外形到內心都是獨特“這一個”的典型人物形象，在獨特外貌描寫中無意間向讀者呈現出高干大以往的勇敢革命歷史和豐富靈活的頭腦、純潔熱情的內在心靈。對于合作社與農民社員之間的矛盾沖突，高干大戲謔表達出了會計張大海和一些普通群眾的“合作社垮球了算了吧，不辦更好”的悲觀主義想法，但又不認同這種悲觀主義，對于合作社的矛盾沖突的問題所在，有著自己的獨特而深刻的理解：“辦合作社的用意是好的。只是辦法不對，你碰見一百個老百姓，一百個都會對你說：合作社是好的。一百個也都會對你說：把鈔票撂在河里，它還會浮起來;把鈔票撂在合作社里，那就連浮都浮不起來了!這是什么?——辦法不對!”高干大堅定認為辦合作社的用意是對的，帶領農民群眾一起致富的道路方向是對的，但是目前的方法是不對的，是需要繼續探索的。小說繼續向讀者介紹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他說話響亮像銅鐘，說話口氣也一點不圓滑，不世故;他一下子生氣生得那么厲害，簡直一點也不老練，不深沉。從背面看他，穿著破舊的黑市布短衣褲，背上掛了一定破草帽，腳上穿著扎花青布鞋，走路的時候兩邊膝蓋都往外彎;小腿又粗又大，腦袋也是大的，正好和身體相襯，不過向左歪得很厲害。耳朵很大，很薄。頭發又短又稀，可是又粗又硬。——這整個身段、舉動、語言、相貌，你一看就曉得那不是一個和善的，容易欺負的腳色。自然這樣的腳色又往往是過于直率，過于表露，——沒有肚腸。真的，咱們這受人尊稱為‘高干大’的高生亮老同志，是一個奇怪的人。他原是一個十足的農民，后來漸漸變成一個共產黨員，但是，還沒有變完。現在他大半個是共產黨員了，小半個依然是農民。”小說較為細致地描繪了高干大“面貌丑陋，心地和善，脾氣暴躁”“說話粗魯，愛頂撞人”“有時激進，有時很保守”，甚至是“對于鬼神卻不能徹底否定”的性格內在豐富性和多樣性，是一個優點和缺點都很明顯突出的、較為可愛的、成長中的農民英雄形象。小說以第三人稱的說書人身份向我們詳細介紹高干大的性格特征。這不僅符合中國民間評書體的敘事風格，符合鄉土中國農村讀者審美接受習慣，而且也為小說故事情節的發展和人物性格的豐富呈現埋下了伏筆。
高干大在下鄉動員繳納股金的時候，發現了社區內一些村莊發生較多兒童因為沒有醫生救治而死亡的事件，遇到了農民提出來能不能辦醫藥合作社的新需求，找到發展合作社的新道路。小說生動呈現高干大聽到農民馬老漢提出辦醫藥合作社的高興神情，“高生亮這時候顯得又活潑又年輕，原來硬得 像鐵絲一樣的兩撇胡須也發軟了，嘴跟下巴也沒平時那么歪了。左臉上，1935年打仗留下的那個大傷疤紅起來了”，用銅鐘的嗓音高喊“完全同意”。這讓清風崖楊村長感覺高生亮不像個合作社主任的身份，倒像一個老百姓;高生亮那樣大的聲音說話，讓他望望窯頂，看那嗓子是不是震落了塵土。
醫藥合作社，這又是一個鄉土中國互助合作道路探索中的新問題。自然，這引起了新的紛爭。阻力首先來自合作社內部的任常有。在任常有看來，“咱們這合作社是一份公家生意。咱們這合作社不是一份私人的生意。咱們是有組織的，有領導的。……上級叫咱們怎么辦，咱就得辦。……上級派咱們來，把咱們當作干部，給咱們飯吃，給咱們津貼，還給咱們家里代耕……咱們在這里干一天，就得服從上級的領導。”任常有奉行的是“上級主義”，所以在他看來，高干大的行為是“違反合作社的原則”，“違反上級的領導”，“簡直就是個反革命”。但是，高干大沒有簡單屈從，而是繼續到農村了解情況。西溝的王銀發家里娃娃也病死了，提出了入股一千元辦醫藥合作社的想法。這極大鼓勵了高干大辦農民需求的合作社的新道路想法。
高干大決定到區政府來解決這個問題。區委書記趙士杰和區長程浩明對這新生事物也持懷疑態度。當高干大提出自己的想法來自農民的切身情感需求的時候，區長認為不能當老百姓的尾巴，這是尾巴主義，不能老百姓喜歡什么就辦什么。對此，高干大認為：“老百姓要什么就做什么，哪里來個范圍?……做群眾的尾巴總趕做群眾的仇人強些。現在的合作社已經是群眾的仇人了!”區委書記讓高干大再多找些群眾談談，再找任常有商量商量。這次碰了壁，高干大沒有灰心，而是就像思考，為什么農民都支持的事，合作社主任和區政府都都反對呢，該怎么辦呢?“應該像《聯共黨史》所說的那個英雄”，“應該向他那個樣子，——聯系群眾。眾人的意見一多了，他們總會把那個老辦法改變一下子的”。高干大決定學習區委書記給他在《聯共黨史》中講過的希臘神話英雄安泰的故事，從大地中汲取力量，從群眾中獲得支持力量。在入伍歡送大會上，高干大講了醫藥合作社的事情，當場就受到農民的熱烈歡迎和行動上的支持。盡管，高干大驚詫地看到主席臺上的區領導并沒有像他一樣激動，而是“像兩尊石頭雕下的佛爺一樣坐在凳子上”。這樣，高干大對醫藥合作社的未來和自己今天的行為忐忑憂慮不已。
但是，醫藥合作社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得地步了，無論是對合作社內部而言，還是對社區農民而言。然而，對于如何解決，區委書記趙士杰和區長也發生了分歧。趙士杰認為，陜甘寧邊區辦合作社從1936年開始，到現在不到五年，知識和經驗都不足。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就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利益。現在的問題是，“怎樣為人民服務，怎樣才服務得最好”。從理論看，任常有是對的，符合政策的。但從實踐看，辦得不夠好。從實際看，高生亮也很有道理。因此，趙士杰提出意見是兩家都辦，辦一年后，看實驗結果如何。阻擋新型合作社的內外力量都去掉了，高干大帶領張四海、王銀發等人開始了社會主義互助合作新道路的探索。
高干大的新道路得到了群眾的熱烈支持。附近的老頭老太太紛紛把錢從地窖中挖出來，入股新的醫藥合作社。小說對王德貴和劉老婆婆存錢入股心理刻畫地惟妙惟肖，其心理描寫一波三折，寫出了農民內心復雜的彎彎繞繞。高干大從中悟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咱們，一九三五年，住在梢林里，打仗的時候，咱們是，知道，群眾的力量的!往后呢，太平了，也就忘了。那時候，群眾不同意，咱們就活不成!為什么現在就忘了呢?你看咱們這合作社，群眾已贊成就辦起來了。也不用你催，也不用你問，什么都送上門來!”從鄉土中國徹底解放、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后的21世紀來說，歐陽山在《高干大》中通過主人公高干大所傳遞的歷史反思是極為深刻的，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是有著深刻的新世紀鄉土中國背景的。新世紀十五年的今天。中國共產黨也在重新倡導群眾路線，可見歐陽山《高干大》中所提出的問題是多么重要與深刻!從這個意義上出發，早在20世紀40年代革命尚未完全勝利的時候，歐陽山就看出某些黨的領導干部脫離群眾、不從群眾實際出發的官僚主義、教條主義的思想作風和危害來，這無疑是極為深刻而超前的，是很有遠見卓識，也是非常富有勇氣的。
高干大為農民著想、從農民實際出發的行為啟發了區委書記趙士杰。趙士杰在跟區長談話的時候，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你聽上面的太多了!聽下面的太少了!自己的腦筋，那是運用的更少了!是不是這樣子呢?這真是很可惜的事。咱們固然要向上級負責，我想，咱們同時也要向老百姓負責的!”眼光是向上，還是向下;奉行上級主義，還是從實際出發，這是新世紀的今天依然是黨的領導干部體制和工作作風的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所在。《高干大》對領導干部人物形象和落后分子形象塑造中，反思“革命成功之后”的干群關系問題，為后來的“中間人物論”審美理念開啟了先河。
高干大的新道路探索溢出了原有的設計思路和工作計劃，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為事業、為農民大眾利益高度負責的精神，這不僅打破了原有經濟格局，也帶動了政治政策、路線方針的變革。這也觸動了一些落后分子的利益，如郝四兒等神漢們利益。《高干大》小說的后半部分，敘述了高干大與落后分子的斗爭。高干大原來的封建迷信思想也在斗爭中逐漸祛除了，在最后與郝四兒的殊死搏斗中，成為一名完全的共產黨員了。至此，《高干大》完成了對高干大人物形象的塑造。
作為延安解放區文學作品的《高干大》，是一部早期的紅色文學經典，具有五四時期“問題小說”的精神血脈，體現了一種強烈的現實主義風格。《高干大》在塑造農民英雄形象高干大勇敢、熱情、堅強、實事求是、重視調查研究、農村工作經驗豐富，有一顆為農民大眾服務的火熱的心靈和探索社會主新生活道路的堅定信念，具有一種理想主義的崇高美。可貴的是，歐陽山沒有一味的溢美，而是寫出了高干大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種種局限和缺點，讓英雄有出處，食人間煙火。而事實上，正是高干大的那些符合人性的眼淚、激動、歉疚、傷心、迷茫，讓高干大這一英雄形象更加可愛、更符合人性，更具有審美藝術魅力。日本學者多田正子在讀完《高干大》之后，內心久久不能平靜，深深為其崇高美氣質所打動，決心翻譯這部作品，并把兒子命名為“亮一”。這是《高干大》成功審美接受效果中典型一例。
當然，《高干大》小說也存在一些敘述邏輯中的縫隙與局限問題，如小說的任常有把女兒嫁給神漢郝四兒和高栓兒情感變化過快等情節缺少內在說服力，這在一定程度削弱了內在邏輯結構的有機性。
本文原刊于《文藝報》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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