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至1930年,魯迅和馮雪峰等翻譯出版了一套“科學的藝術論叢書”[1],叢書名稱中所說的“科學的藝術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2]。魯迅關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并不是從編譯這套叢書起始,更不止限于這套叢書,但這套叢書是中國較早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較為集中、較有系統的介紹,顯示了魯迅精深的眼光以及善于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實際結合,與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實踐結合的卓越能力。關于魯迅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介紹,關于“科學的藝術論叢書”,都已經有學者發表過研究成果[3],我在這里再說一些點滴粗淺的感想。
1
出版這套叢書的直接起因,與魯迅同創造社、太陽社在20年代末的論爭有關。他在《三閑集·序言》里說: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的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并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 《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
同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又是他在與新月派關于文學階級性的論爭中的銳利武器[4]。
我們更應該看到,在時代環境的急劇變化中,魯迅對自己原來所信奉的理論很不滿足,有許多懷疑,他熱切地尋求科學的理論,這是他研讀和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書籍的深層的原因??呆斞溉沼浝锏馁彆涗洠瑥?928年開始,社會科學書籍突然大量增加,其中數量最大、最醒目的是關于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書籍[5]。他不是僅僅為了在論爭中給自己找論據讀這些書,而是自覺地追求真理———“我從天國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他要在文藝理論的哲學基礎上下真功夫??梢酝茢?,魯迅是從相當廣泛的閱讀中,選擇翻譯的對象。魯迅和馮雪峰為叢書寫了多篇序言、后記,其中涉及關于中國的作家和學者學習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應當采取的態度、方式和方法,至今依然有現實意義,值得我們反復體味。
創造社、太陽社在1927年提出革命文學建設問題,其中有的人對于一批 “五四”以來有影響的作家,如魯迅、胡適、郁達夫、葉圣陶等人用尖刻的語言予以否定。
這些人是激進的革命者,他們依據的是據稱由蘇俄那里接受的革命的文學理論。魯迅認為,這些論者對于文學和革命的關系、文學與宣傳的相同與不同的看法是不對的,魯迅也到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尋求依據,于是就策劃并參與翻譯了《科學的藝術論叢書》。
2
這套叢書所介紹對象的選取,能夠反映出魯迅對當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了解和他的判斷。叢書原來計劃出十二種,包括普列漢諾夫的三種,波格丹諾夫的一種,列什涅夫的一種,盧那察爾斯基的四種,梅林的一種,雅可夫列夫的一種,蘇俄文藝政策選編一種。那個計劃沒有完全實現,從1929年5月到1930年8月,實際刊行的是九種,即波格丹諾夫的《新藝術論》,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之社會的基礎》和《文藝與批評》,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與社會生活》和《藝術論附〈二十年間〉的序文》,梅林的《文學評論》,沃羅夫斯基的《社會的作家論》,藏原惟人編的《文藝政策》,伊可維支的《唯物史觀的文學論》。這個名單網羅了當時蘇聯最主要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6],而在其中魯迅特別看重的是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從那時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對于普列漢諾夫的翻譯、介紹,出力最多的是魯迅、馮雪峰和瞿秋白。此外,胡秋原也做了一些工作。普列漢諾夫在后期同情孟什維克,與列寧多次發生深刻的政治分歧,為什么還要特別推崇他呢?魯迅對此有他獨立的思考。他在《藝術論》譯本序里說:“蒲力汗諾夫對于無產階級的殊勛,最多是在所發表的理論的文字,他本身政治底意見,卻不免常有動搖的。”[7]魯迅將普列漢諾夫的前期和后期區分開,將他政治上的立場和他在基本理論上的建樹分開。魯迅上述論斷發表于1930年6月,而列寧的《列·尼·托爾斯泰和現代工人運動》1925年已經由鄭超麟譯出發表,《論黨的出版物與文學》(即《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譯文1926年發表,1930年馮雪峰又重譯發表。有論者認為,這一時期譯介馬恩經典作家的論著少,譯介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家如梅林、拉法格、李卜克內西、普列漢諾夫、高爾基、盧那察爾斯基、沃羅夫斯基、法捷耶夫、弗里契、藏原惟人的論著多,后者給中國革命文藝家提供了理論武庫,“也帶來了一些負面的作用,如‘左聯’所執行的左傾路線”[8]。這個說法是可以商討的。左傾路線的提出、執行,是否與譯介非經典作家的理論家們的論著多相關,抑或是與提出者、執行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更有關系?在整個20年代,蘇俄理論界對普列漢諾夫還是很推崇的,列寧本人也對他的理論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在他辦公室的書架上,普列漢諾夫著作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排在一起。他說過,不認真讀普列漢諾夫,就不能成為一個好的共產主義者。30年代,米丁、尤金等人,適應斯大林樹立個人權威的需要,重新建構以政治領袖為承傳線索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史也依樣描畫,普列漢諾夫被批判、貶低和排斥。
3
魯迅明確地說,普列漢諾夫“是用馬克思主義的鋤鍬,掘通了文藝領域的第一人”[9]。他認為,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兩個人之間,就自然而然地行了未嘗商量的分業。他所擅長的是理論方面,對于敵人,便擔當了哲學底論戰。列寧卻從最先的著作以來,即專心于社會政治底問題,黨和勞動階級的組織的”[10]。列寧從政治原則上規定了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黨的宣傳工作的關系,普列漢諾夫是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闡述文藝的性質和特點。
魯迅引用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國際通訊》文章的話說,普氏“決不僅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學,歷史學,以及哲學的單單的媒介者。他涉及這些全領域,貢獻了出色的獨自的勞作”。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的歷史責任,絕不是停留在復述和闡釋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談到文學藝術的文字,而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全面深入研究人類的文學藝術活動,研究文學藝術的歷史和現實,從而構建新的文學藝術理論的體系。蘇聯30年代之后的一個長時期,理論界忽視了獨立創造,而甘心于做亦步亦趨的闡釋者,因而在許多方面造成理論的倒退。
《〈藝術論〉譯本序》說:“蒲力汗諾夫也給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放下了基礎。他的藝術論雖然還未能儼然成一個體系,但所遺留的含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卻不只作為后人研究的對象,也不愧稱為建立馬克斯主義藝術理論,社會學底美學底古典底文獻的了。”這就是說,對于普列漢諾夫,也不應僅僅記住他的一些結論,而要學習他的方法論思想。魯迅本人就是應用這樣的方法論,分析中國文學的現實和歷史。
魯迅在盧那察爾斯基《文藝與批評》的譯者附記中,強調了學習和應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正確態度:“要豁然貫通,是仍須致力于社會科學這大源泉的,因為千萬言的論文,總不外乎深通學說,而且明白了全世界歷來的藝術史之后,應環境之情勢,回環曲折地演了出來的支流。”[12]學習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必須和研究文學史、藝術史相結合,從歷史事件中抽繹出理論觀念,用文學藝術的事實檢驗理論。普列漢諾夫的長處在這里,魯迅的長處也在這里。
——本文原刊于《華中學術》2011年第01期
注釋:
[1]關于這套叢書的選題、所依據的版本和翻譯工作,參見日本學者蘆田肇的《魯迅研究的現在》,中文節譯題為《魯迅、馮雪峰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接受———水沫版、光華版 〈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版本、材源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3年第2期。
[2]《叢書》中有盧那察爾斯基《文藝與批評》一書,魯迅在 “譯者附記”中引日譯者藏原惟人的話,說末一篇《蘇維埃國家與藝術》“原譯者按語中有云:‘這是作者顯示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基準的重要的論文。我們將蘇聯和日本的社會底發展階段之不同,放在念頭上之后,能夠從這里學得非常之多的物事。我希望關心文藝運動的同人,從這論文中攝取得進向正當的解決的許多的啟發。’這是也可以移贈中國的讀者們的”。由此可見,《叢書》的目的很明確的就是向中國輸入馬克思主義文論。用“科學的”是在當時政治環境下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替代詞。
[3]參見劉慶福:《普列漢諾夫的文藝論著在中國之回顧》,《學術月刊》1985年第9期;毛劍:《“左聯”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引進與發展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第三章 “魯迅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與創造性轉化”;黃炎:《魯迅翻譯中富有戰斗氣息的存在意識 》,《山東文學》2008年第2期。
[4]參見《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99~227頁。
[5]參見《魯迅全集》第10卷第 739~748頁 1928年“手賬”和第 794~803頁 1929年“書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6]參見劉寧、程正民:《俄蘇文學批評史》第297頁,“沃羅夫斯基同普列漢諾夫 、盧那察爾斯基一起被稱為俄國三大早期文藝批評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蔣路的 《〈盧那察爾斯基論文學〉譯后記》有同樣說法,該書第61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
[7]魯迅:《〈藝術論〉譯本序》,《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255頁。序中引用共產國際的《國際通訊》上一篇文章里的評價:“我們毫不遲疑,將蒲力汗諾夫算進俄國勞動者階級的,不,國際勞動者階級的最大的恩師們里面去。怎么可以這樣說呢?當決定底的階級戰的時候,蒲力汗諾夫不是在防線的那面的么?是的,確是如此。然而他在這些決定戰的很以前的活動,他的理論上的諸勞作,在蒲力汗諾夫的遺產中,是盛著貴重的東西的。”魯迅顯然完全同意這一評價,他在序里說,“蒲力汗諾夫不但本身成了偉大的思想家 ,并且也作了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先驅和覺醒了的勞動者的教師和指導者了”。《魯迅全集》第 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255頁,第258~261頁。
[8]毛劍:《“左聯”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引進與發展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第三章“魯迅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與創造性轉化”。
[9]魯迅:《論文集〈二十年間〉第三版序》譯者附記,《魯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13頁。
[10]魯迅:《〈藝術論〉譯本序》,《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881年,第356頁。魯迅此文寫作于1929年6月,發表于1930年6月。1932年,胡秋原出版《唯物史觀藝術論 ———樸列漢諾夫及其藝術理論之研究》,說普列漢諾夫是 ,“世界最初馬克思主義藝術學的建設者”,并提出文藝科學上———樸列汗諾夫的正統。多年來,不少論者對胡秋原此說大加批判,但并未有理論史的細密論證。
[11]魯迅:《〈文藝與批評〉譯者附記》,《魯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02頁。
王先霈(1939-),江西省九江人。 華中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文藝學博士生導師,文學批評學研究中心主任和編輯學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湖北省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文學批評學 中國古代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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