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境》既有現實感，又有思想性，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現實主義力作。劉繼明對歷史的處理方式，對現實的勇敢認知，對文學傳統的有效繼承，對講述形式的有益探索，對新文學人物的塑造，都將給當下日漸式微的現實主義寫作以有益的啟迪。它還告訴我們，中國當代作家在面對現實生活時是有能力處理好當下的重大題材的。劉繼明在《人境》后記中說：“我寫出了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倒覺得，《人境》也必將成為本世紀第二個十年最為重要的作品之一。
假若說某部作品缺乏“現實感”，作者大概不會贊同你的觀點，他或許會這樣反駁：我生活在當下，我對這個時代的生活耳熟能詳;我作品的內容、主題無不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怎么能說我的作品缺乏“現實感”呢?應該說，我們無法完全否定他的這種“反駁”，只能說，由于小說家們對“現實感”的理解與實踐不同而最終導致了上述認知觀點上的分歧。其實，作為文學經驗的現實感，或者說，作為美學的、審美意義上的現實感，它首先必須是作家與現實生活——人、事、物及其關系——互融互聚、互審互視的審美產物;它也是作家以強大的思想整合碎片式經驗，并在現實世界的幽微處和廣闊處反復體驗的藝術結晶;它還是作家以真摯的情感，串聯起種種細節、場景、人物，并使之生成具有獨立、獨特意義的藝術成果;它最終還必須彰顯為某種整體性的訴求，在此燭照下，歷史、當下、經驗、邏輯等一并敞開，從而呈現為一個既有“樹木”又見“森林”的審美界。
現實感離不開思想性的支撐。沒有深刻思想支撐的小說宛若清湯寡水。思想賦予小說以靈魂，以質感，以啟迪。劉繼明的長篇新作《人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對當下經驗的深入開掘和充分表達，并試圖對時代提出的諸多宏大命題做出呼應或探索性回答。比如，城鄉巨變中的中國鄉村到底何去何從?資本與權力裹挾下的個體命運該如何擺渡?知識與理想在多大程度上自立為主體并成為推動歷史進程的主導力量?理想主義在中國，其現狀與前景如何?以深刻的思想進入小說，并以一種統攝性的力量或規約著人物言行，或主導著情節演進，或輔助于社會歷史畫卷的整體呈現，這樣的氣度與格局，在新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創作中并不多見。從這個角度看，這部長篇的出現不但是對中斷已久的《子夜》式的具有社會科學氣質的宏大敘述傳統的對接，而且也是新世紀以來不多見地以小說方式將對當代中國現狀與發展道路的探索引向深處的一次及時而有效地實踐。
《人境》繼承了新文學“問題小說”的傳統。它以整體性視野全方位地呈現了當代中國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問題，比如，生態問題（楚風集團污染事件）、經濟問題（長江機電廠改制）、土地問題（神皇洲的土地變遷）等。這些問題涉及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官員、資本新貴等寬廣的階層，其關注視野不可謂不廣。作家不僅發現并提出了這些問題，還試圖以小說的方式處理這些問題。那么，如何將對“中國問題”的探索引向深處，并在文學維度上彰顯出小說所獨有的呈現方式呢?一方面，《人境》將之作為背景，重點觀照特殊境遇下個體的生命體驗以及在此歷程中理想的“人”之于現實的主體能動性，而非把探討時代問題的解決方案作為重心。這是小說家應有的態度和處理方式——事實上，提供一份完美的解決方案，并非小說家的任務。另一方面，《人境》更多借助逯永嘉、馬垃、慕容秋這三位典型人物的塑造來高揚理想主義之于時代進程的重要意義。主觀上，他們都有改變自我與社會的強大精神動力，客觀上，他們也都是不等不靠的積極探索者。
作為先知先覺者的逯永嘉下海經商，他辦企業，在個人生活作風上自由不羈，事業上雖因投機而敗落，并因疾患而英年早逝，但他的理想——等賺到足夠的錢后，買下一座島，創建自己的理想國——是真誠而高遠的。他的“理想國”也是我們人人渴望實現的“國”。如果說逯永嘉的“理想國”還停留于烏托邦式的想象階段，那么，馬垃到農村創業——創建同心農民專業合作社——走集體奮斗之路，這樣的實踐就是切近實際的行動。同心農民專業合作社雖因資本與強權的干預而不得不被迫解散，但落地生根的“馬垃之路”是被實踐檢驗過的合乎當下農村發展實際的道路。慕容秋是知識分子的代表，她因不滿于庸俗的官僚化的脫離實際的學術圈子而決定投身農村，開展田野調查。她的突圍之路至少告訴我們：只要知識不死，理想不滅，中國就有希望!
然而，他們的道路也注定充滿著諸多不確定性。集自由主義與重商主義于一身的逯永嘉在錯綜復雜的市場較量中敗下陣來，這不是他一個人的錯。走錯了路，回頭就是，但歷史沒有給他這個機會。馬垃繼承了他老師的精神衣缽，從他哥哥那兒繼承了對于集體主義的篤信，以個體強大的理想主義激情投入同心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創辦與運營，但也不是一帆風順。他與種棉戶趙廣富之間的競爭，他與各種資本勢力的周旋，同心社與神皇洲居民不斷發生著的緊張關系等，都預示著要彌合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著實不易。最后，當好不容易建立起來并逐漸走向正軌的同心社被一場自然的洪災和強權與資本的洪災所共同吞噬時，它在宣告這一實踐破產的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足夠沉重的問題：一個人的理想與實踐究竟給現實以多大程度的改觀?馬垃及同心社還會東山再起嗎?潔身自好的慕容秋一直疏離于主流學術圈，努力維護著自己心靈和精神上的獨立性和自足性，然而，當她為馬垃、何為、曠西北等人，包括女兒鹿鹿的行動所感動，毅然決然要離開大城市，到農村開展田野調查，她要走的路會一帆風順嗎?
探索者注定是孤獨的。他們總是一個人在戰斗，既要與整個社會中看得見的勢力抗衡，也要在漫無邊際的“無物之陣”中搏擊。然而，勇敢的精神之子、地之子們在短暫的迷茫、痛苦后一定還會重來，即使注定是西緒佛斯式的敗局也在所不辭。由此看，小說對他們在現實中主觀能動性和精神處境的詳細觀照和描寫，實際上，就將講述的重心引向以下兩個向度：有關人與現實的關系，以及人在特定現實中的可能境遇;人與自我，以及人在與自我的對視中可能生成的生命意識。這充分展現了作家對理想主義及其實踐者們深深的人文關懷意識。
現實感的產生是以整體性的歷史認知為前提的，或者說，若離開整體性的視角和背景，作家們對現實的認知就會趨于空泛化、碎片化，從而使得對現實的描寫和對本質規律的揭示變得無意義或者大打折扣。深受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和20世紀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響的作家對這一規定大概不會感到陌生。《人境》之所以表現出了強烈、深刻的現實感，除了對當下生活作整體性關照外，還與對早年知青歷史的交代和知青生活的描寫密不可分。首先，小說要全景再現三十多年來的城鄉生活史，作為“城”與“鄉”連接點的知青及其歷史是不能被忽略或一筆帶過的。其次，由于小說主人公馬垃、慕容秋的生活、思想及事業追求，其精神動力莫不與這段歷史息息有關，因此，對馬坷、慕容秋以及相關人物在知青年代里的故事和生命際遇作詳細交代，就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巧合的是，在結構上，兩個時代里的人、事及其關系也展現了同樣的邏輯。比如，馬坷的日記之于馬垃的寫作，馬坷與貧協主席郭大碗的關系之于馬垃和谷雨的關系，馬坷與知青生活之于馬垃與同心社(集體)的關系……由此可見，不但知青生活作為一種精神資源被重新加以言說和敘述，并與馬垃們的時代勾連起來形成某種淵源關系，而且這段歷史作為小說現實感的重要內容被納入整個敘述流程中，并成為支撐其價值體系的重要依托點。所不同之處在于，馬垃在新世紀的理想與人生受制于現實世界的強力約束，他在神皇洲的事業最終以失敗告終。這是現實邏輯對于個體邏輯的勝利。而且，當原住民全部搬離，消亡的就不僅僅是同心社，還有神皇洲。這也是一種寓言。土地的被掠奪，鄉村的衰敗或消亡，是鄉土中國奏響的一曲末代挽歌或悲歌。在這樣的背景下，馬垃們的道路注定不會平坦，但他們所開創的事業和所昭示的方向卻又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綜上，《人境》將歷史感與現實感交融一體(“現實感即歷史感”)，并以經典現實主義原則和理想主義追求為目標，試圖重構歷史，重新激活介入現實的文學實踐，其價值和意義無疑是深遠的。
《人境》的修辭選擇與對現實感、思想性的經營互為表里。由于作品不僅是作家精神物化的產物，進入閱讀場域后，它還要接受各種力量的考驗，因而最終還是讀者閱讀的產物。如何達成作家、文本、讀者三者之間和諧融洽的交流關系，這就需要作家在小說修辭上反復苦心孤詣地經營。“小說修辭是小說家為了控制讀者的反映，‘說服’讀者接受小說中的人物和主要的價值觀念，并最終形成與讀者間的心照神交的切合性交流關系而選擇和運用相應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動。”[1]從宏觀修辭看，《人境》主要采用現代小說最為常見的敘述模式——講述。我們知道，作為展現強大主觀性和自由度的講述賦予作者以極大的權力，但“作者因素”在敘述中的隨便出現，不但會壓抑或破壞小說其它要素的能動性，還可能會阻斷讀者的正常接受。故小說家們在采用這種方式時都會特別謹慎，不經過一番藝術上的苦心經營，一般是不會輕易單獨采用這種敘述方式的。那么，這部50多萬字的長篇小說依賴這種“講述”所取得的通透效果是如何達成的呢?
講述的重心在“人物”。“人物”是小說的基本要素，基本功能有：作為小說“行動元”，推動小說情節的發展;作為小說“角色”，展開性格的自我形塑;既是“行動元”，又是“角色”，情節發展和自我形塑同步展開。《人境》主要采用“核心人物”的自我形塑功能，展現人在現實境遇中的能動性和生命張力，而采用“次要人物”的行動元功能，推動故事情節轉換和發展。馬垃和慕容秋是這部長篇集中表現的兩個主人公，而以他倆為中心，分別向外交叉輻射，帶出眾多人物和故事。這就在橫向和縱向上形成了一種網狀結構。其中，作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馬垃可謂新世紀以來長篇小說人物畫廊中的最新人物形象。也可以說，《人境》的首要貢獻就是塑造了這一人物。這當然與作家在人物“角色”功能上的核心定位和集中刻畫息息相關。
講述的焦點在“隱含作者”。《人境》是主觀性、思想性很強的長篇小說。作者明確的傾向性表達(即“作者要素”)是如何以藝術方式得以顯現的呢?這部長篇采用了全知敘述，作為講話人的“敘述者”交代時代背景，轉換敘述內容，勾連人物譜系，代理作者傳達某種思想，但單靠“敘述者”的專斷言說，是不足以生成穿透性的文學意義的。如何顯示出小說講述藝術獨一無二的文學價值，小說的“隱含作者”的設置與經營，就顯得尤其重要。惟其如此，作為作者的替身，它在文本中也就有了存在的合法性。很明顯，馬垃是作者的化身，也即“隱含作者”之一。既然馬垃的理想是整部作品的靈魂，那么，小說通過對馬垃形象及其人生歷程的細致描寫，也就完成了“作者因素”在小說中的有效代理。在這一過程中，是“隱含作者”而非作者本人的感情和判斷支撐和建構起了作品的藝術空間。
講述的節奏趨于舒緩。講述與顯示作為兩種相對的敘述模式到底孰優孰劣，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激烈的爭論，并在實踐中形成了兩類不同的風格。一類強調作者介入，高揚“作者要素”在敘述中的主導性;一類強調作者自動退出，強調不動聲色的客觀呈現。其實，小說是模仿與表現的藝術，任何極端的認定與實踐都是有問題的。《人境》采用講述式，除了如前所述采用多種方式力避“作者要素”在文本中的直接顯現外，還將“講述”這一動作極力放慢、趨緩。這就使得動態世界與靜態世界實現了有效融合。因為，世界永遠在運動，單靠主觀的“敘述”是不可能無限接近其真的，而講述一旦慢下來，這就形成了講述與呈現的結合體——既有講述的動作特征，又有顯示的藝術效果。《人境》以其綿密、舒緩的敘述節奏和對人、事、物及其關系的樸素直陳，特別是在聚焦內心獨白，描述個體精神活動，展現生活細部，描摹自然風景時，所呈現的內外經驗都是無比真實可靠的。
《人境》不僅較好地處理了作者、文本、讀者三者之間的交流關系，而且，在新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創作格局中，它還以其珍貴的現實品格、深厚的思想性和厚重的歷史感，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諸多有效經驗。
首先，這種實踐是對當下彌漫于文壇的小資式的自閉型小說創作的有力反駁。我們的一些小說家拒絕思想的介入，認為那是理念先行，過多考慮思想的深淺有無是累贅，或者干脆一廂情愿地認為，對于思想的表達不是小說家的任務。于是，當代文壇就涌現了一大批不痛不癢的浮于生活表面的嘩眾取寵之作。這些作品雖寫了現實，也不失為真實，但多是一些雞零狗碎式的未經藝術加工和轉化的純粹物理性質的表象式經驗，因而，它們反而成了最沒有現實感的作品。又由于對現實的描寫不是藝術上的真實，因而也就無法在心理和精神維度上進入文學接受的有效通道。因此，在新世紀出現的非虛構式、新聞體、劇本式、下半身式、碎片式等一大批偽現實主義小說中，《人境》以其厚重的現實感而在同類創作中顯得卓爾不群。
其次，這種實踐接續并初步彰顯了當代長篇小說創作的大氣象、大格局。以審美性、思想性、整體性來界定和衡量一部作品現實感有無或強弱的必要條件，實在不新鮮，也不苛刻。《子夜》、《山雨》、《創業史》、《平凡的世界》等我們耳熟能詳的現實主義經典作品，哪一部不體現了這方面的特征?新時期以來，這一傳統日漸式微，而新世紀以來，能夠彰顯厚重現實感的作品更是身影難覓。但式微或難覓并不等于說這種傳統過時了，恰恰相反，現實主義文學的使命遠未完結。如果說1930年代的《子夜》和《山雨》、1950年代的《創業史》、198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所達到的藝術高度相匹配于各自的時代的話，那么，《人境》在2016年的出現，不僅是對這一文學傳統的回望和繼承，而且還是初步彰顯與中國現實相匹配的大作品風貌的最新成果。
綜上，《人境》既有現實感，又有思想性，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現實主義力作。劉繼明對歷史的處理方式，對現實的勇敢認知，對文學傳統的有效繼承，對講述形式的有益探索，對新文學人物的塑造，都將給當下日漸式微的現實主義寫作以有益的啟迪。它還告訴我們，中國當代作家在面對現實生活時是有能力處理好當下的重大題材的。劉繼明在《人境》后記中說：“我寫出了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倒覺得，《人境》也必將成為本世紀第二個十年最為重要的作品之一。
(本文刊于《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3期。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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