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邊緣化? 2008年包括莫言等30多位“著名”小說家和文學評論家齊聚浙江溫州共議文學邊緣化問題，2010年中國新聞網再次刊登《四大原因加速文學邊緣化》承認中國文學邊緣化，然而，2013年，中國作家網刊登《文學“邊緣化”了嗎?》又對“文學邊緣化”說法做了否定性闡釋。這種闡釋除了更多的精神安慰外，沒有指明文學的精髓和正確理解文學的發展方向。這就是說，“文學死亡”說法是不成立的，“文學邊緣化”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在網絡撰文火爆的今天，對“文學死亡”的說法我也持反對態度。最起碼，具有豐富情感的人類，生存方式不僅需要物質支撐，更離不開精神生活。雖然現代科技減少了文字交流的機會，賦予口頭語言交談的更大空間，但在文字交流的技巧和效果上的豐富程度上來看，在當今及今后很長時期里，口頭語言是無法企及的。因此，西班牙詩人貝爾凱爾堅定地說：“只要還有男人和女人活在世上，文學就不會滅亡。” 與其說中國文學邊緣化，不如說中國文學是在大眾面的前失落，是大眾對文學的失望。在歷史上，文學的崛起和失落總是交互累疊的，當文學丟失了精髓和靈魂的時候，文學失落在所難免。 歷史上，四次文學運動，讓中國文學走向巔峰! 在文學體裁發展史上，曾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被諸子百家的理學講論性的散文提到了一個治國安邦的高度，這種理學講論性的散文至今為世界欣賞和贊嘆，在文學歷史長河中至今煥發出了耀眼的光彩，以至于中國文學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被賦予崇高的使命和價值。這種極富哲學理念的文學，影響之巨大，引起了后世兩場古文運動。 盤點中國諸子百家的理學講論，能夠清晰發現中國最動亂年代文學當中的憂患和批判元素。 在西漢時期，司馬遷散文體裁《史記》，把治國理政寓意到了一個個朝代的經典案例中，再一次拔高了文學的崇高地位。 唐朝安史之亂后，在國勢衰落，藩鎮割據，宦官弄權之時，由韓愈、柳宗元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的一次文風、文體、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是在“復古”(回歸質樸自由、不受格式拘束的先秦諸子百家理學講論的散文形式)的口號下，利用復古的旗幟從事文學革新，推動文學前進。對文風、文體和文學語言進行一場文學革命，與歐洲的文藝復興有點相似。 到了宋代，以歐陽修為代表，再一次掀起了古文運動。這個時期的文學人物對唐朝晚期秉承“治亂由人，不在天命;廣開言路，改過求治”觀點的陸贄推崇備至。北宋的古文運動，是以復古為號召的文學革新運動，在歐陽修、王安石和三蘇的大力倡導之下，繼承了韓、柳的成就，進一步擺脫漢魏以來辭賦家習氣，一直影響到明清。晚明的歸有光、唐順之(唐、宋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公安派)、鐘惺、譚元春(竟陵派)和清代的姚鼐(桐城派)、曾國籓等，都是沿著八大家的道路前進。這個運動的余波，到了近代五四新文學運動起來，才衰落下去。 由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首先發起的五四文學革命，提出改良文學的“八事”，即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語俗字。還提出“言文合一”，白話文學應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的主張。發生在中國的這場文學運動，使得中國產生了許多影響世界的文學大家。這場文學運動注入了強勁的批判元素，比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批判元素更強烈。尤其是日韓，對于魯迅雜文體的批判和質疑元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日本的教科書上，至今保留了魯迅的文章。 中國的文學定義讓人懷疑 在歐洲，有關于文學的解釋是指文獻資料、文學作品、著作等。而中國對于文學的解釋是——以語言文字為工具，比較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表現作家心靈世界的藝術，包括詩歌、散文、小說、劇本、寓言、童話等體裁，以不同體裁來表現內心情感，再現一定時期和一定地域的社會生活。中國對于文學的定義幾乎鎖定了文學就是一種形象思維，實際上也說出了中國文學的嚴重缺陷——僅限于形象思維。這種定義，與文學史上的四次文學運動的批判精神內核是相悖的。 中外文學運動的作用和意義對比 對封建制度、傳統宗教文化思想不斷質疑后，于17--18世紀，歐洲大地出現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啟蒙運動。這場運動有力批判了封建專制主義，宗教愚昧文化及特權主義，宣傳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這個時期的啟蒙運動，覆蓋了各個知識領域，如自然科學、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教育學等等。啟蒙運動同時為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導致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興起。這場運動為歷史上長久落后于東方文明的歐洲的強盛，為歐洲社會的跨越式的重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經歷近一個多世紀的國勢落后、國運低迷，飽受凌辱的中國人，終于在1919年5月4日爆發一場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這場運動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對傳統文化及其思想的質疑和批判。 這兩場發生在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文化運動有兩個共同特點：對傳統文化的質疑和批判!出現一批影響世界的文學大家。 在后續的爭論中，對待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中國出現了比較清晰的觀點：毛澤東的批判性繼承和魯迅的拿來主義。然而，在“不爭論”中，文化界更進一步的文化內核的挖掘由此戛然而止。逐漸地，喜好哲理探討和辯論的人士常常被人們冠以“周大嘴”“張大嘴”來取笑。更多的傳統文化萬能主義盛行，權威、教旨主義盛行!在中國，“杞人憂天”被用做貶義詞語的時候，西方人卻在提倡杞人的憂患意識。這是一個民族消亡的前兆!沉默中的消亡!當文學成為政治敏感，成為政治工具，文學逐漸喪失哲學的涵養，缺乏嚴謹邏輯的修飾，文人逐漸被資本和權貴豢養，最終遇上了信息高度發達的互聯網時代，這種文學就難逃邊緣化的厄運。 就歷史總概，文學是文化最主要的載體，我們常說的文化內核其實也是文學內核——憂患和批判精神。 低級動物不可能有憂患，只有在遇到外界刺激下才會出現應急反應。高級動物憂患卻是一種本能，把憂患提升為意識的，只有人。 個體的憂患意識從某種意義上說體現了一種人生智慧，一種人生態度和處世方法。憂患意識是與生俱來的，它源于個體對于人生前景不確定的焦慮感，是一種個體內心的緊迫感。這是由于人作為生物體的脆弱和大自然與社會無比強大及其不可預測性而導致的。然而，正如沒有阻力，生命不會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一樣，沒有憂患，人就意識不到自己的存在。憂患和苦惱能使人發現和返回自我，從而思考生活的意義與價值，從思考中提煉出責任和使命意識，正如生命的力量和強度只有依照阻力的大小才有可能表現出來。 利弊權衡中的憂患具有共性也有個性，這里主要說前者。 在資本盛行的西方國家，資本與大眾之間的矛盾是社會最大矛盾。為什么西方社會發展能夠保持長久的安寧?或者說是極少武裝暴動或者說是革命?有一種普遍性的說法是因為西方資本與大眾之間存在某種協商和對話的政治制度模式，以此在最大程度上化解彼此較大矛盾。然而，除了制度性的對話模式，更內在的實質是存在文化根源問題，那就是憂患和批判性的文化根源。 對于國學傳統文化的挖掘，其實也可以清晰發現存在一種比較強烈的憂患意識。這種具有強烈意識的文化，就叫憂患意識文化。 在現實的浮躁經濟浪潮中，憂患文化所面臨的困境是常常被當成了消極思想和“唱衰論”，嚴重的時候可能會被某些獨裁官員故意當成反社會和反革命壓制處理。所以，重新認識憂患意識文化，還憂患文化正統地位，對中國的社會發展進步和現實的文明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不同歷史時期有著巨大影響力的思想者對“憂患”的認識： “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中國戰國時期思想家孟子;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蘇軾; “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北宋文學家蘇澈;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 “縱欲之樂，憂患隨焉。”——清代教育家申居鄖; “憂患千千結，山河寸寸心。謀身與謀國，誰識此時情。”——南懷瑾; “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憂患矣。”——《天演淪》著名翻譯家嚴復。 “積極的人在每一次憂患中都看到一個機會，而消極的人則在每個機會都看到某種憂患。自古成功之大人物，莫不從鐵中來，血中來，荊棘中來，冰雪中來。一言以備之曰：憂患者英雄之原料也。”——近代政治家、教育家于右任; 再來看看國外名人對憂患的認識： “唯有憂患意識，才能永遠長存。”——美國英特爾公司創始人葛洛夫; “憂患激發天才。” ——霍勒斯; “不是時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時代應當聽得到更多的批評和憂患，聽得到監督中的理想，聽得到面對批評與監督時，時代特有的堅強與自信。我們不是時代的學生，時代更不該是我們求學時為得高分而寫下的虛假作文。”——現在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白巖松。 盤點中國歷史文化，能夠讓人明白，所謂憂患，其實是一種含蓄委婉的批判。系統挖掘，也可以發現，以往綿綿不絕的憂患意識，逐漸走向當代清晰的憂患加批判意識形態。 ... 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可以發現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孟子進行了系統性整理，孟子將人生憂患與社會憂患，個體憂患與群體憂患結合起來，從而將憂患意識提升到關系國家存亡的歷史規律這一高度層面。 憂患和批判是一對不可拆解的孿生兄弟。憂患不是消極的憂愁。憂患和批判已經成為世界通用且不可缺失的社會發展源動力。 從以上古今中外的名人有關于憂患的言辭上可以總結出憂患的歷史意義——憂患不是毫無主見、毫無破解之法的消極性憂愁，而是對危險的預判、預測，是最好的社會疾病預防藥。批判，一般來說，則是對現實的繆點進行指責和糾錯。 在15世紀后，大量的中國書籍被翻譯流傳到歐洲，歐洲哲人明確無誤地總結出了一個歷史定理：源遠流長的憂患意識，滋養著中國傳統仕人的心靈大地，促成了其治道精神和為政規范的形成。 中國古典式憂患文化有一個特點，說它是特點不如說是歷代文人不得不墨守的成規——迫于封建獨裁政治制度的強大危害性，文人在政治見解中提出某種批判時總是九曲回腸，非常含蓄和委婉，所以，絕大部分時期的文學作品的憂患性或批判性是通過“指桑罵槐”模式——一寫景寓情，寓情于物。 批判性強烈且直接的五四文化運動，曾經給中國文化帶來了勃勃生機。而在經歷另一場批判性文化運動——文革，引起了不正常的巨大騷動，隨后，“不爭論”指導性文化理論隆重出臺，批判文化在中國戛然而止。在互聯網的再次沖擊下，批判再次興起。然而由于腐敗的全面化，各種死結活套鋪天蓋地般襲來，由于法律概念存在模糊地帶，造謠和毀謗之詞之罰被濫用。 總結中國憂患(批判)文化的發展歷史，分析中外憂患文化的對比，可以得出結論：一個社會，只有通過憂患和批判才能進行反省達成創新求變，從憂患意識中提煉出防范意識和預見意識。這種經過歷史淬煉沉淀下來的憂患意識，已經發展成為群體保護、社會保護、民族保護的整體性清醒意識。 憂患和批判可以讓社會產生出危機感、緊迫感、責任感和使命感，催生了人們的堅強意志和奮發精神，對科學研究起到了強烈的刺激作用。這種能夠產生出社會整體精神自覺，激發出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能動性的憂患意識，已經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重要社會精神動力。 憂患意識產生社會變革思想 在傳統的文化溯源上可以發現很早時期中國憂患意識文化比歐洲濃厚，這種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較早形成的一種基本精神文化，或者叫文化內核。 自先秦元典文化始，中國文化就充凝胸抱哀苦、志報國家的深厚的憂患意識，以這種憂患意識為內核的文化，不斷激勵著歷代仁人志士深體民瘼，洞察時艱，或憂國之衰敗，或憂民族之危亡，或憂黎民之痛苦，或憂道學之中絕，莫不表現出那種“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博大而崇高的情懷。這種憂患意識哺育了中國歷史上一代代杰出人物而使之成為中流之砥柱和大廈之棟梁，促成一次次的社會變革，推進了社會發展。 基于憂患意識發展形成的變革自強精神更成為中華民族又一基本精神，變革理論也成為中國傳統的政治學理論，為一代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繼承弘揚，并見諸于社會實踐。在唐詩宋詞中，由于這種憂患意識更多的注入，讓中國文學產生了精神和靈魂的鑄造力。僅此而評，中國文學就有了空前絕后的成就，成為了文學史上一顆奪目耀眼的明珠。由此，反對刪減中小學教科書中憂患詩詞的呼吁引起社會各界共鳴。 憂患意識是一個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源泉。 憂患意識對于一個國家、民族，一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了憂患意識，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才能理性地認識自已，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日本自古以來就形成了舉國一致的“憂患意識”，他們的中小學教科書中寫著“日本國土狹小，沒有資源，只有靠技術，靠奮斗，否則就要亡國”，正是這種意識，給日本的發展增添了強勁的動力，并創造了今天的奇跡。 憂患意識有著超高水準的社會診斷能力，起到推動社會更加健康地向前發展的作用，但同時構成了對無能昏庸官員的極大傷害作用。就因為憂患意識具有超越現實的危機性和問題性，不滿足于現狀，通過理性反思總結經驗教訓，積極批評和自我批評，很容易發現事物的潛伏矛盾，從而揭露真相，所以讓“唱衰論”感到害怕。也正因此，“唱衰論”經常運用誘導性邏輯和模糊概念進行誤導性批駁。 在日本的中小學教科書中看得到這樣一句話：“日本國土狹小，沒有資源，只有靠技術，靠奮斗，否則就要亡國”，這種從小灌輸的舉國一致的“憂患意識”，凝聚了整個日本民族的奮斗精神，給日本的發展增添了強勁的動力，在二戰幾近亡國后，短短的幾十年時間里迅速發展，工業和商業上創造了日本奇跡。 1206年，“成吉思汗”鐵木真通過戰爭統一蒙古草原上的各個部落，建立了東方蒙古帝國。這個蒙古帝國三次入侵歐洲如入無人之境。其實，真正讓濃厚的宗教文化意識下的歐洲人害怕的不是東方入侵者的武力，而是蒙古人帶給歐洲的一種怪病，帶到歐洲造成2500萬人死亡。在十四世紀四十年代，又傳到了北非。這場瘟疫造成全世界的死亡人口高達7500萬，其中歐洲2500萬，占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面對突如其來的瘟疫，人們手足無措，更無法治療。為了尋求寄托，人們便紛紛來到教堂，祈求上天阻止這種瘟疫的蔓延，但是他的祈禱并沒有得到神靈的眷顧。相反，死亡及感染人數越來越多，人們日以繼夜地掩埋被瘟疫感染的死者。歐洲人開始懷疑自己的宗教文化意識，以至于后來產生反宗教文化的啟蒙運動，出現了比憂患意識更強烈的批判文化意識，從而奠定了現代文明基礎。 決定現代國家的文明強盛地位，絕不是簡單而且空洞意義上的復興口號，而是鑒于一系列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科技激勵制度引入憂患意識和批判意識的程度，這個程度是判斷文明強盛地位的唯一標準。 一句“弘揚傳統文化復興中國”，給了中國人太多的迷惑!當我們挖掘科學之母的哲學的時候，就能找回哲學之母——憂患和批判意識，更多的人就會從“傳統文化”的迷惑中走出來。 邏輯是哲學的表達，憂患是哲學之母。 總結分析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也可以發現憂患和批判屬于復興文化的基本元素。 歐洲的文藝復興本身就是從批判宗教文化的反宗教運動中正式走出來的。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作品中，但丁的詩作《神曲》，明確表達了自己對天主教會的厭惡，率先對教會提出批評;達·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蒙娜麗莎》畫作;莎士比亞的劇作《哈姆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尼斯商人》，無不表達出了強烈的憂患和直接的批判。有人對歐洲的文藝復興與中國的春秋戰國做了對比，發現了很多共同之處，實際上最大的共同點就在于哲學思想者的大量涌現，憂患和批判能夠較大幅度表達。 “哲學是智慧的源泉”已經被絕大多數人接受，“哲學是任何一種能夠長期延續的文化的核心”也逐漸讓人理解。而難以讓更多人理解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是否能夠復興，能否崛起，不在于軍事有多強大，不在于經濟有多強盛，在于這個國家能否出現龐大的哲學家隊伍。 邏輯是哲學的表達，哲學是智慧的源泉，所以哲學思想能夠成為歷史以來的文化核心。很大程度上說，哲學衰，則社會衰，哲學盛，則社會盛。然而，霍勒斯所說的“憂患激發天才” ，簡單直接解釋了憂患是哲學之母。 文學不是虛構，小說代表不了文學，文學是靠哲學涵養，文學是用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做內核。改革時代賦予每個文學界人士的責任，不是阿諛奉承，而是強化文學內核。壓制文化的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是流氓政權死亡的先兆，是獨裁者在開歷史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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