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辜負了回憶時，他進入虛構

　　理想國imaginist公眾號按：今天微信，又是一篇長文，來自作家淡豹，寫小說家雙雪濤。看文章首發“正午故事”下面的留言，有讀者忌憚它的長度，說：佩服看完整篇的人。

　　記下時間，一口氣看完，再看手機，半個小時，卻恍惚有一點剛從另一個時空穿越回來的感受。一座城市的歷史與一個作家的養成相互交織，好久沒有看得這么暢快的人物特稿了。

　　養  成  作  家

　　文 | 淡豹

　　來源：正午故事(id:noon-story)

　　他的小說籠罩著神秘和死亡的氣氛，處理階級和暴力，女孩莫名出現又消失，來自舊時代的尸體躺在城市邊緣的廢墟中等待發現，它所描述的工業城市日常生活有黑暗紋理，案子是城市暗色的背景。或者說，這個工業城市本身正是新時代的一樁懸案。

　　雙雪濤的寫作是借由記憶與歷史對話，在不能承受那些記憶時、在自我沖動涌現時、在歷史辜負了回憶時，他進入虛構，讓人物進入善和美的王國。

　　他喜歡斯坦貝克的形容：作家最好的狀態是追逐蝴蝶的男孩，被蝴蝶勾引上了高山。上山該是個碰巧，該是因為某些山以外的美。而現在的人呢，“全雞巴想上山，想打個電話，直升機把自己帶山頂上去。有些人干脆把蝴蝶干死了。”

　　1.

　　案子

　　過程大致是這樣。

　　1983年2月12日，兩名持槍歹徒在沈陽一家部隊醫院小賣部搶了一千多元現金，幾條煙，幾十包味精，殺死四人重傷五人后逃脫。當夜，公安部發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張懸賞緝拿的通緝令，追捕“東北二王”，王宗坊、王宗瑋兄弟。

　　二王生長于沈陽，攜帶從部隊偷出的大量槍支子彈，甚至還有手榴彈，南逃湖北、湖南、江蘇各省繼續殺人搶劫，直到9月才在江西廣昌山上被圍剿擊斃。

　　到2005年，搖滾樂隊盤古在流亡海外四處尋找政治庇護時，還寫過一首傻逼歌，就叫《二王》，稱王氏兄弟為英雄和反抗者。這種政治投機和幼稚表達的愚蠢綜合，倒反過來說明二王案在從東北到南中國的廣袤地域投下多年后仍令人難忘的陰影。他們流亡期間，全國謠言四起，大街小巷張貼通緝令，民間惴惴不安，把公安局嘲為糧食局。這起案件也成為嚴打的動因之一。

　　老照片：嚴打期間，公審會場。

　　1986年，沈陽防爆器械廠在虧損多年后破產。它是中國第一家破產的國有企業，70多名工人下崗，失去工資，領取救濟。歷史在90年代加速：沈陽機齒輪廠、沈陽電纜廠、沈陽重型機械廠。拖拉機廠，輪胎廠，毛紡廠。大多數工廠。

　　密布國有企業、以重工業基地聞名全國的鐵西區，五分之一以上人口都下崗了，光沈陽冶煉廠就下崗一萬三千多人。有的下崗職工胸前掛起“七級鉗工”的牌子站在勞務市場等待顧客，在沈陽，這叫“找活”，有的去街邊擺起早餐攤和雜貨攤，“賣貨”，也有些人進入90年代中期開始在沈陽大規模發展的出租車行業，“跑車”。

　　上世紀八十年代鐵西區北二馬路工廠區一帶。

　　然后是“三八大案”。1996年3月8日，沈陽第一飼料廠工作人員去銀行提取全廠當月工資款后，被一輛紅色拉達出租車尾隨，車上歹徒持槍打死司機，劫走款項。案件發生后，公安人員判定它與沈陽、撫順此前幾起持槍搶劫殺人案串案：歹徒在搶劫出租車后，勒死或槍殺出租車司機，拋尸后以出租車為作案工具，搶銀行，劫運鈔車，搶營業部，殺個體商販，再棄車逃跑。

　　“三八”后幾年中，歹徒作案頻繁，繼續在沈陽殺人搶劫，全城充滿謠言、封鎖和恐懼。1999年10月19日，長期擔心社會影響的公安機關終于決定向社會公布案情和歹徒特征，請群眾提供線索，沈陽各新聞媒體都刊登了歹徒的模擬畫像。10月底，案件便告破，五名犯罪嫌疑人都是沈陽人，自80年代就開始搶劫出租車，殺死司機，到1994年上半年，幾乎平均每個月就殺死一名司機，拋尸劫車。案件在1999年12月審判，數名被殺出租車司機的妻子參加了庭審。

　　2.

　　銀行

　　2010年冬天，銀行職員雙雪濤已經上班3年。他做信貸項目，看財務報表，為銀監局整理材料，和母親同住在沈陽市中心一幢舊樓，周末參加聚餐和單位辦的攀巖之類文體活動，每個月等待工資到達銀行卡那一刻手機會響起的《加州旅館》悅耳短信鈴音。一個朋友告訴他，《南方周末》登了個小說比賽啟事，臺灣人辦的，獎金高。他算了一下，第一名獎金六十萬臺幣，合人民幣十五萬，夠在沈陽交房子首付。

　　他寫了自己的小說處女作，六萬字的中篇《翅鬼》得了“首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

　　當然這不是個石頭裂出天才的故事。此前，他愛看電影，業余為《看電影》雜志寫影評。看到比賽啟事第二天，他開始琢磨構思，花了二十幾天寫完小說，寄到臺灣，講一群翅鬼，寒冷雪國里一出生就沒了自由的奴隸，想飛。

　　每輪篩選結果都在報紙上公布。從前40名篩到第10名，有雙雪濤的名字，再就沒動靜了。完了，他想，錢賺不著了，上班吧。幾個月前慫恿他報名的朋友來問，“你第幾啊?” 他嗆回去，“這么多人參加比賽，還能每個人都得獎?” 好歹想知道個結果，他發郵件去問主辦方自己的名次，15分鐘，就收到了回復：終于找到你了。原來他寄去時一沒留電話，二沒留地址，三沒留郵箱，只寫了自己名字。

　　“人家說，到哪找你去呀。你以為你是名家呢?”

　　春天，他去臺灣領獎，上電臺做了節目，遠流出版社將把小說印成單行本出版。整個過程，怎么說呢，“真雞巴好”。 比賽評委，詩人楊澤也鼓勵他，說，看他的作品，覺得他是能寫一輩子的。包里塞著獎杯，一腦子關于未來文學生涯的念頭，他回到沈陽，回到銀行辦公室坐下，按領導要求貼匯票。

　　于是苦悶和創造兩個新天使一起降臨。他下班就寫小說，戒了酒，不再應酬，電腦里一個叫“聾啞時代”的文件夾隨裝滿中南海煙蒂的煙灰缸一起逐漸豐滿。這是一組由回憶和虛構少年時代的短篇構成的松散長篇。他想，我又不是寫網絡文學的，我得給文學期刊投稿。

　　就投給《收獲》。沒能刊登，但編輯走走打來電話，成為巨大鼓勵。幾年后，當作品終于在《收獲》發表，他在創作談中回憶，那一天“放下電話，我跑去公司浴室沖了一個澡，唱了半小時歌，隔壁的女浴室聽得真切，以為公司混進了瘋子。”

　　又一年過去，他還在寫。遼寧分行有個小年輕下班就去寫小說的事，連這家銀行的北京總部不認識他的同事都聽說了。去臺灣領獎時認識的朋友告訴他，臺北市文化局在資助作家寫臺北主題的長篇小說，每人幾萬元，建議他去申請。他寫了計劃寄去，收到了入選通知。這是2012年。

　　3.

　　行動

　　后來他多次回憶起那個得到入選通知的夏日夜晚。那個夜晚他睡不著，想自己該如何對待寫作，該把小說放在生活里的什么位置。村上春樹很深地影響著他，他想，村上原本是個愛聽爵士樂的酒吧老板，選擇了職業寫作，像黃牛一樣地寫，那是認真對待生活的方式，

　　要在銀行干下去，就是繼續在工位電腦上看下載的那一千本電子書，領導來了，換個窗口。就是繼續把一個人分成兩半，區別職業和興趣，以后者對抗前者的無聊。而或許興趣是種使命，他想，這次申請成功是命運給他的啟示，他應當負起寫作的責任。

　　第二天早晨，他去單位辭職。這家銀行不是商業銀行，是國家政策性銀行，成立遼寧分行二十年以來，從沒有人辭職。人事不知道該怎么辦自愿辭職手續，領導勸他回家再想想。他沒再想，硬辭了。

　　什么算得上行動，什么是真正說明自己是“誰”的東西?可能不是2010年的寫作沖動與獲獎。那個給他激勵、見識、和獎金的獎項是漢語世界如今多如牛毛的寫作比賽中的一個，實際上這個現在已經辦到第七屆的比賽在歷數往屆獲獎者時這樣寫，“首屆由北京作者雙雪濤獲得首獎”，北京，一個錯誤標記。而繼續寫下去，直到2012年帶著不要占生活便宜的決絕辭職，是不留后路的行動，也是背叛和新生。

　　他生在沈陽一個工人家庭。“家里沒一個和藝術沾邊的，能沾得上邊的藝術就KTV。” 小時候，家里人出門，就把他鎖在平房里，扔幾本連環畫。父親在工人里算知識分子，愛看書和下棋，炒菜時一手顛勺，一手棋譜。家里書少，父親給他辦了區圖書館的借書證，他沒事就去。到中學，還是愛看書，學習好，作文里寫外公抱著西瓜像西瓜的根長在肚子上，當語文課代表，跟中學同學一起編諷刺短劇，代表學校去巡演。

　　到高考，父母已經下崗。他得挑個有出息有出路的職業，讓家人高興，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放心。“我爸說，當作家，那不都精神病嗎?生活在自己世界里，吃也吃不香，喝也喝不下。可不能當精神病，還得當正常人啊。”

　　他考去吉林大學法學院，畢業又考進銀行，從大學到上班六七年，連一張便條都沒寫過。沒想到，陰差陽錯，又走到這條路上。

　　吉林大學

　　4.

　　摩西

　　小說集《平原上的摩西》2016年出版，得到評論界關注和讀者諸多好評。談起雙雪濤，我的印象是他寫案子多。同事不覺得如此，和我掰指頭算，其實只有與書同名的中篇《平原上的摩西》、短篇《蹺蹺板》等直接提到兇殺案。可他的小說確實籠罩著神秘和死亡的氣氛，處理階級和暴力，女孩莫名出現又消失，來自舊時代的尸體躺在城市邊緣的廢墟中等待發現，它所描述的工業城市日常生活有黑暗紋理，案子是城市暗色的背景。或者說，這個工業城市本身正是新時代的一樁懸案。

　　中篇《平原上的摩西》分八個敘述者，交叉敘事，寫從文革開始的四十年的事，隱隱探討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好秩序。它從一樁“三八大案”式的出租車司機被殺案切入，老警察蔣不凡熟悉這個城市的暴力，年輕時還跟過“二王”案。小說不同于正史，案情脫胎于實事，卻倒轉了：《摩西》中，二王遭過罪，受過嚴打鎮壓，二人流亡路上，不像悍匪，倒像紅軍，進別人家吃飯，綁起來主人，自己做飯，臨走還在桌上留錢。剿滅他們當晚，蔣不凡在家喝悶酒，想不通是否該繼續當警察。

　　雙雪濤的生活和犯罪、和案子并無關系，從學校到銀行一條干凈的履歷線。寫小說時，他也不去搜集案子具體信息。他說自己靠虛構為生，對事件有模糊的印象，靠想象力“往上做”。模糊的印象來自于小時候，整個九十年代，城市對“三八大案”議論多，他家在鐵西區艷粉街的一個老鄰居還是三八大案的一個從犯，案件的邊緣人物，負責準備尼龍繩、柴油、汽油之類材料，沒親手殺過人。抓捕時，是被便衣摁倒在家里灶臺上給逮走的。這人離過婚，獨個住在艷粉街的小平房里，警察起初搜錢沒搜到，后來才發現他把錢一摞摞地用牛皮紙包好了，塞在平房天棚頂上的空當里，拿掃帚柄一捅，灰簌簌往下掉。他還用那些年搶的錢，把由前妻撫養的女兒送到了日本去留學。

　　還有更多這里不應當透露的倒轉。在小說中，老警察蔣不凡曾這樣形容自己的職業，“警察就是給人擦屁股的。” 給誰擦屁股呢?如今到了2017年，在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和判決之后，怎么說呢，擦屁股，得庇護，相互擦屁股。就這樣吧。

　　讀《摩西》，會覺得情節密不透風，暗室與鑰匙都多，顯然修改增刪過很多遍，每個句子都有意義。有個次次要人物，是只有其鬼魂出過場的老醫生，一頁你先看到他因胰腺癌去世，又一頁你看到在生前口中的大蒜味是他的標簽，愛吃蒜，為防癌，不由覺得諷刺。為總結故事中繁多的線索，有讀者整理出小說的事件，按年份列成表格。一個僅三萬字的中篇，有了追隨者和解密者。

　　它花掉了雙雪濤2014年大部分時間。那時他的兒子已經出生，他起初在家寫，后來搬去了岳母家住，把家當做工作室每天去上班，培植故事，再離開故事。他像村上春樹那樣，逼自己把寫作當成了要打卡的職業。

　　而此前一年寫的短篇小說《大師》，是他覺得讓自己找到了門路的作品。他始終計較語言，語言也一直受夸贊，不過到這篇，他找到了一種把東北平常說話的腔調和城市的氣氛放進文學的方式。“就像每個人走路都有自己的頻率和平衡感，找到了，就不別扭了，” 他覺得，現在像樣了。說話對了，然后就都對了。

　　《大師》寫下棋，一個普通工人磨礪棋藝，生活其他部分隨著下崗越來越顯得捉襟見肘，卻在棋中找到榮耀和尊嚴。就像他的父親。寫《大師》時，雙雪濤自己也剛成為父親，后來他這樣回顧當時的狀態，“想起尿不濕的價格，實在不容易入睡。未來就像一條幽暗的隧道，時有微光閃過，但是看不清隧道那頭是啥東西。我整三十歲，感到恐懼。” 三十年輪回，他磨礪寫作的技藝，在其中尋找榮耀和尊嚴。

　　5.

　　艷粉

　　2016年夏天，和雙雪濤一起走在沈陽街上的，是導演、攝影、編劇。雙雪濤已經手握更多文學獎項，是得到承認的青年作家，賣出了五個小說的電影版權。他們要為電影版的《摩西》尋找取景地。

　　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城鄉結合部，艷粉街棚戶區的成排平房。鐵西在沈陽的西南，艷粉在鐵西的西南。這里曾經是為皇家種植胭脂的地方，由此得名，在日偽時期是城外設的磚窯，解放后村子劃歸沈陽市區。它的名字始終是這個區一系列工業化的街道名保工、重工、啟工中的異數，恰因為它處在城市邊緣，幾百米外就是鐵路。在雙雪濤的小說中，離艷粉沒多遠就有煤山、礦場、高粱地。

　　現在艷粉街已經變了樣。像整個鐵西一樣，廠房推倒，平房推倒，艷粉新建起商業區和叫“春江花月”“水調歌城”這樣的名字的花園小區，萬科樓盤旁邊還有幾棟老舊住宅樓，墻體密嵌米粒大小的灰色晶石，是八十年代的印記。

　　沒有找到合適拍攝的平房，倒是有兩家“老四季雞架抻面館”，是沈陽特色菜，服務有國營轉承包后的凌亂和心不在焉。中年男人在這兒一坐坐一天，喝雪花啤酒，吃雞架，都是大哥。接個電話，出去打一架，領幾十塊錢，再回來坐下。

　　上世紀八十年代位于鐵西區西南部的艷粉街一帶，這里原本是農村一個叫做艷粉屯的地方，后來隨著城市化的拓展，被劃為鐵西區。

　　王兵紀錄片《鐵西區》的第二部分就名為“艷粉街”，記錄下1999年棚戶區拆遷期間居民的漫漫等待。無所事事的年輕人在街上閑逛，那是屬于東北的浪漫，在歷史欽定的未來長期空洞中挖出的一個調情的小洞。年輕人擺脫學校管束，享受青春，并不知道未來不給予他們位置或方向。歌手艾敬也在這里長大，她這樣唱七八十年代的艷粉街，“我的童年家住在艷粉街，那里發生的故事很多，我沒有漂亮的兒童車，我的游戲是跳方格。”

　　民謠的悠揚曲調和聚焦于女孩身體與長發的MV掩蓋了艷粉街的歷史。雙雪濤在十歲時從市中心搬來此地，艷粉是城市最落魄的角落，只有大路是柏油的，平房前都是土路，兩邊是垃圾和雪堆，雪融后一片黏腳的泥濘。

　　鄰居中多的是“小偷、詐騙犯、碰瓷的、酒鬼、賭徒，也有正經人，但是得找。” 艷粉凈是野孩子。他去附近的勞動公園玩，被大孩子搶了，第二天新拿了零花錢，又去玩，又被搶了。有個同歲小女孩和他打架，輸了，半夜卸下了他家的門。

　　父母騎老遠的路，每天把他送去城里好小學。在這里和市中心之間往返是被階級差異和貧困的景象襲擊的過程。三年后他考中學，遇上沈陽教育改革，學生可以跨區報考重點學校，若出了所屬學區，無論分數多高，都要交一筆擇校費。才能與美德不足以讓一個孩子獲得自由，戶口背后是出身、父母職業、住地性質，工人為湊足讓有出息的孩子進“九千班”的這近萬元錢愁破頭。擇校改革是市場化改革的諸多領域之一，自然在時間上與國企改革、工人下崗相撞，家庭唯一希望降臨在家庭最難的一刻，這是雙雪濤的歷史，也是《摩西》故事的結點之一。而在他另一些描寫少年時代的小說中，當個人擔負家庭希望，心動成為一種道德負擔。之后，走出去的少年在虧欠感下不斷回望上一代以及其他被時代離棄的人。

　　沈陽像大部分中國城市一樣總在重建中。不同的是，它的重建以否定自身的方式完成。工業區全面轉型為住宅商業區，原本得名于“沈水之陽”的城市把重心向沈水以南，如今的渾河南岸遷移。大型公共建筑頻繁爆破。1988年建起的五里河體育場長期是遼足主場，2001年時國足在此出線世界杯，體育場獲得了全國性的名聲，又很快被炸掉，2007年，渾河南岸建起了“五里河奧體中心”，媒體報道把其造型形容為水晶皇冠。爆破是一種象征性動作，炸掉一個個來自“近歷史”的標簽，到河的另一邊去立起一座空城，仿佛可以新生，推掉那些來自于社會主義階段的重工業和破產負擔，推掉政府的腐敗標簽，推掉污染、歷史、舊人口。

　　前一天，這一行人還去了沈陽的朝鮮族聚居區西塔尋找棚戶區遺跡。現在那里是娛樂餐飲業中心，據說也多少是紅燈區。在LED屏和KTV背后確有一條條小巷和板房，不過并沒有住宅。肉狗在籠子里待宰，滿地是血水。這里習慣暴力。

　　2006年3月16日，沈陽，正在拆遷的平房。來自視覺中國

　　6.

　　冬天

　　此刻在書店能找到三本雙雪濤的小說。《平原上的摩西》外，還有從電腦D盤走出來的文件夾《聾啞時代》，幫助他下了辭職決心的那個交給臺北文化局的寫作計劃也已經實現為長篇小說，書名帶有寫作時影響他的村上春樹印跡，叫《天吾手記》。

　　《天吾手記》的故事在臺北和S城間切換。S城征用了中國現代文學中最著名的城市代號加以僭越，不再代表紹興。算來，這本書寫在他通過《大師》找到節奏之前，電影感強，對話缺乏他后來作品中簡潔自然的力度，整體不算精細，尤其臺北部分有時空泛。但奇妙之處在于，每當寫到S市，特別是那里的寒冷與冬天的孤寂，語言就突然具備了豐沛感情。

　　后記中，他敘述，“動筆寫時已經入冬，我搬進新房子，空空蕩蕩，錢都交了首付，沒有家具，唯一可用的是前房主留下一張修長的鐵桌子，布滿銹斑。我和我的女朋友(后來的妻子)就在這鐵桌子上工作。”

　　寫不下去時，他出去看街上的老頭下野棋。老頭在修車攤旁，圍著鐵爐子，籠手坐一圈，下棋。總是那幾個老頭。寫作的三個月間，一個老的老頭消失了，一直用的茶杯移到了另一個老頭手中。一個老頭暴瘦，有幾天不見了，讓人擔心他也死了，過些日子，又回來了。

　　最末，他把謝意獻給現實中的S城，“感謝我的家鄉每年準時提供的寒冷本身，因為這寒冷使我更加堅定地去靠近某種溫暖的東西。”

　　很少有人注意到幾乎為東北作家和詩人所獨有的一種明凈。從蕭紅，到遲子建、王小妮、劉天昭，風格寒冷清澈逼人，“北國情調”有時純凈美麗、有童話性，有時寒冷逼人，訴說幾乎暴虐的身體經驗，但都是清澈的，仿佛寧愿待在冰雪中也要拒絕腐化，無論腐化人的力量是曖昧情緒、算計、還是消費主義。

　　北方以北的人沒有那么關心微細的權術與控制，一張飯桌上各懷鬼胎的曖昧那種世情。哪有一頓飯吃那么仔細的，不如打一架，不如想想關于樹的事，比擺弄身邊那幾個活人有意思。門外凍土，自然嚴酷，自然比生活大，生活也沒那么密密匝匝，而市民社會里那種琢磨人簡直是變態的樂趣。又親近又疏遠的距離感，是擁擠的消費性市民城市里的關系，是遠于北方的。

　　在東北，有一類人很拼命地要與低俗相區分，努力走去更高更清澈的地方。這幾乎是種地域性、文化性的特異追求，少數人硬要與周圍的暴力、粗糲、和非理性相區分，培養自己的敏感，幾乎以此為自我認同的部分。就仿佛因為見過泥濘也見過寒冷，自己心里想靠近一些理性而詩意的、清澈而思辨的東西，像在馬蹄踩踏之前，煤灰攪拌之前的雪。這類人中的一些漸漸由于命運或者選擇遠離東北，但一輩子硬要執拗地不俗氣。

　　雙雪濤對這點把握得好，不僅《摩西》里的兩位女主角是這樣，而且他的人物心里往往有秘密，可能是對技藝的追求，可能是多年前埋藏的尸體背后對善的糾纏，這種秘密執著撐起荒蕪的人生。《摩西》寫的那個中年女人有點像我認識的一個女人的年輕時候，她后來也變了。王小妮蕭紅都不得已到南方去了。

　　王小妮、遲子建這些東北作家，不像池莉、方方、王安憶關心市井和市民生活，她們偏要寫一些純美嚴肅的東西，筆下沒有那種很世俗的扎了根的長久平安，以算計和拌嘴作平安和繁榮杠桿的市民日常生活。整個東北，想不出一個寫市民社會、家長里短、算計的作家，和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廣州完全不一樣，總是有點像蕭紅，有點悲憫，有古怪的宗教感，沒煙火氣息——也都不打扮，和張愛玲完全兩路人。

　　其寫作行為本身也是浪漫的，在充滿暴力和冷酷的世界里發掘花朵和小奇遇。其實沈陽正給人這種印象，漫長的冬天中突然會冒出來一點綠意。

　　冬天在這里成為一種概念，是定義了這個地方性質的季節。春天是冬天之后道路泥濘的日子，夏天是與冬天相對的日子，秋天是迅疾的前奏，暖氣上水，心里石頭落地，冬天來了。

　　7.

　　工業

　　與冬天共同定義此地的是工業。大多數中國當代城市文學讓人厭煩，它們僅僅以城市為消費場所的聚合、攀爬社會階梯的運動場、資本運作的場所(卻對資本運作的具體形態和過程缺乏洞察或描述)、陌生人形成關系的空間(婚外情主題便成為其中一種亞文類)。如是，這些文學認定城市性的情緒是漂浮、暫時、破碎的情緒，城市性的知識是關于情感和消費的知識。城市作為資源集中的生產中心的性質(工廠與交通，資本與勞動)很少得到書寫，關于勞動者的小說集中在農民工(移民工人)的個體命運上。在這方面，嚴肅文學和類型文學、青春文學并無區別。

　　1933年，茅盾曾在《都市文學》一文中批評其時流行的新感覺派文學，“發展的不是工業的生產的上海，而是百貨商店的跳舞場，電影院，咖啡館的娛樂的消費的上海。” 這種批評適用于當時的殖民地文學，也適用于今天后殖民和后社會主義下的城市文學，然而，有其后人的是新感覺派，茅盾以自身創作所努力展現的多種勞動者和資本家的城市，所書寫的“二十世紀機械工業時代的英雄騎士和王子”的吳蓀甫式人物，則被自我否定的歷史忘記。而今的城市文學往往是狹小格局與矯揉文藝，年輕的衰老陰莖和疲軟乳房之間令人精疲力竭的交媾，讀者與作者一樣只能以精神自瀆去觀看，像扇自己一個響亮耳光。

　　雙雪濤不僅以工業城市中的工業與勞動者命運為書寫對象，而且語言有工業感，既冷硬簡潔，又不斷激起生產性的、工業性的意象。即使在相對幼稚的《天吾手記》中，他也會這樣描寫年輕的小警察被槍擊中的那一剎那：“滿載砂子的東風卡車從我的胸前碾過”。《聾啞時代》中的《安娜》一章里，敘述者來到女孩與他約定的郊外別墅，她在哼肖邦，“窗戶開著，窗戶底下種著大蔥和花”。

　　當他觸摸某個人的皮膚，他也許會形容為砂紙。這是典型的雙雪濤式表達，始終避免情緒黏稠，也有力地拒絕閱讀者作煽情讀解。一種盡力要遠離奶油蛋糕和蜂蜜水的寫法。他或者使用工業性的意象，或者以納博科夫所看到的那種契訶夫向鴿灰色文學世界注入現實感的方式，并置大蔥和花朵，讓小女孩在出租車里說自己剛放了一個屁。生活泥塘中的浪漫與憂愁必定是散文性的，不是詩性的，契訶夫筆下，情愛之前碼頭上塵土飛揚，情愛之后男人發呆，慢慢吃一塊西瓜。

　　2007年9月20日凌晨5點30分，沈陽第一機床廠位于鐵西區興華北街與北二路的交叉點東廠區辦公樓爆破成功。來自視覺中國

　　8.

　　虛構

　　《收獲》發表《平原上的摩西》前，雜志社開會，主編程永新鉛筆劃注出幾個細節。“文學性上問題不大，重要的是要縝密。” 有一個細節，程永新批，“孩子怎么能看見父母在房間里干什么?” 另一處，小說提到紅旗廣場上的毛主席像雕塑下有一圈保衛主席的戰士塑像，有幾個戴袖箍的，有幾個戴軍帽的，有戴鋼盔的，有拎沖鋒槍的。副主編鐘紅明開始做數學題，把各類戰士數目加總，確認要符合那個總和：29。

　　小說中還有個去圖書館借出十本書的情節，《小說月報》轉載時，編輯徐晨亮一一查閱，看所列舉的《夜航西飛》、《糾正》、《哲學問題》這些書在敘述發生的2007年是否已經出版中文本。

　　我喜歡的作家Ben Lerner去年在《紐約客》與雜志編輯作對談，提到《紐約客》不僅核查報道中的引文與事實，還核查小說與詩歌中的“事實”。在一篇虛構作品中，什么是應當真實的“事實”?Ben Lerner這樣形容：你可以寫“美國總統是一條魚”，但倘若寫“世界上最大的魚是肺魚”，事實核查員就會給改成“鯨鯊”。他們區分謊言與錯誤，區分對別樣世界的想象與虛假陳述。

　　小說是說謊的藝術，卻不能犯錯。在雙雪濤的描述中，紅旗廣場的毛主席像后來推倒了，立起了一尊可笑的太陽鳥雕塑。在現實中，這個廣場后來改名為更符合新時代風格的中山廣場，揮手微笑的毛主席倒至今矗立廣場中央。太陽鳥不需要真的來到這廣場，它的出現符合虛構故事對城市史的判斷，但戰士數目卻絕不能寫成28個——既然小說中參與對話的兩個人物，一個已經開車繞著廣場注視這組雕塑群像無數年，另一個以警察打量嫌疑犯的敏感盤查城市。或者，換句話說，這個數字是一個“不需要為假”的細節。當然這是我的推斷，我希望有機會問《收獲》雜志這個問題，問他們如何定義文學中的想象與錯誤。

　　如今國內在談非虛構的文學性時，有時會不小心滑到聲稱“非虛構容許想象力的運作”的程度，而那實際上已經違背了“非虛構”范疇的否定性定義。反過來，我們可以問，描述當代中國經驗的虛構該如何基于現實寫作，或者，作為一種通過虛構一個仿佛為真的世界來喚起現實中的感情、并因此能成為人類交流經驗的媒介的文體，小說如何結合虛構與非虛構性，才能成為有現實感的“準確的謊言”?

　　1936年，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中談到作為現代現象的“經驗貶值”。經驗為空洞的經歷、算計、和規律所代替，同時，故事為傳媒所傷害：“每個早晨都把全球的新聞帶給我們，但我們卻缺少值得注意的故事，這是因為任何事件傳到我們耳邊時都早被解釋得通體清澈。換言之，現在幾乎沒有任何事禪益講故事的藝術，差不多一切卻都促進消息的傳播。”

　　中國作家處在急于用消息填充故事的狀態，有些作家介入現實的小說新作讀起來恍如案子、微博、社會新聞的結合。這類小說往往有粗疏且反而缺乏現實感的缺點，而且，由通過傳媒曝光獲得的消息構成的故事還進一步令經驗貶值，因為它們選擇性地呈現經驗，再次呈現已經被呈現的經驗，某一類經驗，部分人的經驗。而被隱沒的經驗、消逝中的經驗本應是文學的對象。在蕭紅的《生死場》之前，誰寫出過中國鄉村女性生育中的疼痛、血污、和恐懼?

　　作家張悅然準確地指出，雙雪濤小說的內核通常關乎善和美，“相對于外層的沉重、現實，那個內核是如此地浪漫主義和虛幻。” 或許可以說，雙雪濤的寫作是借由記憶與歷史對話，在不能承受那些記憶時、在自我沖動涌現時、在歷史辜負了回憶時，他進入虛構，讓人物進入善和美的王國。

　　這種舉動本身也是浪漫主義的。它并非是到歷史中去拯救已經失落的可能性，而是拱廊來去，廣場拆毀，城市榮耀變動不居，能接近永恒的只有回憶和對某種超越日常生活的善的追求。告別即是引誘，我們一遍遍地回到告別時刻。也許該再次援引本雅明，對于現代城市居民來說，“愛不在于一見鐘情，而在最后一眼的注視中。”

　　2009年9月30日，沈陽城建管理局派出4輛高壓噴水車和近100名環衛工人，對紅旗廣場上的毛澤東塑像進行清洗，迎接新中國60華誕。來自視覺中國

　　9.

　　歷史

　　這種在虛構世界中將善和美作為行動的根本動力的想象，本身也是一種基于憤怒的更高的仁慈：歷史和結構已經欽定了公正的不可能，秩序中公正的表象背后是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人，你只能拉著他們的手，進入虛構，并以愛去解釋他們。

　　雙雪濤的歷史觀不復雜。他認為自己的寫作沖動與目標類似于薩爾曼·魯西迪，后者這樣描述自己的寫作目標：“像我這種處在流亡或移民或僑居位置的作家，總是被某種失落感，某種意欲回歸、找尋過去的沖動縈繞… 但是... 離開印度便意味著我們不再能夠找回已經失落的東西;簡言之，我們創造出的將是小說，不是真實的城市或鄉村，而是看不見的想象的家園，我們腦海中的印度。”

　　一個在生長和成年過程中始終沒有離開東北的作家分享流亡作家的感受，這也許令有些人驚訝。不過，實際上，“在地流亡感”正是典型于東北國企改革過程與城市空間變遷歷史的情緒。歷史被否定，身份認同的核心被抽走，居民成為歷史的僑民。可惜如今，大眾文化對東北的敘述也往往回避其工業歷史，反而強調它作為移民社會的性質和底層人口“闖關東”的歷史，就仿佛這里的人口是簡單的為生存而來的自主經濟人。人存在的正當性、自身與地方之間的關系被抽薄成像是風吹來種子，偶然降臨在一塊地方。

　　當國家主張直線前進的歷史觀，2016年比1996年更接近歷史發展的頂點(表述為更接近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城市的社會主義工業歷史成為錯誤和合理遺跡。非常恰切地，紀錄片《鐵西區》第二部分《艷粉街》的英文翻譯是殘余，Remnants。被抽空后，人成為歷史的遺留物，鏡頭前尚不知自己被甩在后面的年輕人在街上有一搭沒一搭地打情罵俏。現實中似乎一切都變了，又似乎一切都“差不多，只是差了一些”。人們以不得已擠出的勇氣，和“生活總不會就此結束”的篤信繼續過日子，生活總不會就此結束吧孩子還小，國家總不會就此不管吧畢竟它不是騙子。

　　雙雪濤的敘事有傾訴的味道，像講給某個人聽一個并不遼遠但無法再觸摸的年代，這種風格在《我的朋友安德烈》等情節涉及少年時代而敘事相對成熟的短篇中更為明顯。《天吾手記》的扉頁，他引用了《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句子，這多少像他對他者的態度：“最要緊的是，我們首先應該善良，其次要誠實，再其次是以后永遠不要相互遺忘。”

　　不遺忘那些被時間和歷史打敗的人，再去看看他們在時間與歷史之外的存在。隱藏在穿著村上春樹外套的身體中的實際上是余華，《天吾手記》向《在細雨中呼喊》致敬，一再咀嚼它的開頭。它也是一次愛戀練習，對妻子，對歷史，對城市由推土機碾壓的人物和空間。能對抗歷史的只有對歷史一次次的重寫。

　　這種重寫當然伴隨著對歷史均質性的否定。雙雪濤小說的吸引力之一，也在于他提取特定的歷史時刻，一再以不同道路走到那些時刻，帶著強烈的情感力量把它們寫得稠密。因此，雖然他大多數作品的情節動力并不強勁(《摩西》以及像簡本《摩西》的《蹺蹺板》是特例而不是典型)，給人的閱讀感受卻很強勁，有豆瓣讀者評價，“他能把不好看的故事寫得好看”。

　　國家所給出的解決方案是等待上一代人，等待被定義為冗余又缺乏消費能力的人老死，下一代人成長起來承載新的結構、經濟、文化。但雙雪濤小說中的下一代人是剛硬而想逃離的青年，也是歷史的遺留物，而不是憑空長起的一代新人。他們中一些人在離家出走、冥想、瘋狂中停留在雙雪濤回望的歷史時刻，另一些通過教育一度走遠的人發現自己被牽掛和罪孽感的鏈條一再拉回那些時刻，這里沒有成功者。

　　他的小說中最常出現的幾組人物，是小警察和老警察，男孩與消失的女孩，普通人與瘋狂者。男孩長成“社會人”，成為警察或者在秩序中還過得去的人，而永逃不出孤僻者、消失者、怪人、被拋棄的人、病人曾給自己的信任。

　　有人寫羞恥感，有人寫罪惡感。雙雪濤寫一種人與歷史和他人的關系：不能索性轉身前行，不愿茍且偷生，不能舉杯，站起身來，對那個大寫的他說，正是如此，你說的對。

　　紀錄片《鐵西區》海報

　　10.

　　階級

　　他寫過短篇《靶》，直接處理階級關系。大學從西北考來一個特困新生，有個怪癖：總想去摸水房里水龍頭流出的水。他家那邊缺水。發現大學公共浴室噴頭噴出的水不斷流，他快哭了，一邊唱歌一邊把自己洗得通紅，同宿舍的有錢學生在生活中實際很幫他，但嘴毒，常笑話他。故事結束在軍訓打靶的一刻，特困生舉著槍，有錢學生負責換靶紙，一回頭，子彈正打過來。

　　“那篇小說虛構的成分不大，很真實，我把它寫得像夢。” 雙雪濤說。

　　他在大學里真的有這么個同學，老家住在農村的泥屋里，讀高中時全班只有一本習題冊，長期缺水，很小就得了腎結石，在大學里經常走著走著就疼得停下。班里不少同學都家庭困難，大學入學時，30人的班級競爭9個特困名額，有18個人報名，只能上臺PK，演講得聲淚俱下，相互揭發，這人，“有個手機，翻蓋的”，那人，“昨天買了蘋果，挺大的，一斤好幾塊呢。”

　　在他的小說中，人物最在意的是尊嚴感。那是社會主義工人光榮和平等觀念的核心，如今往往在大眾文化中被降格成小資產階級對“體面”的想象。為保持尊嚴，這些人物有時相互體恤，彼此有不說破的溫情，有時更深一步陷入貧困。在《安娜》里，即將外出約會的敘述者為了讓父母晚上不只用粥和他們去街上擺攤賣的茶雞蛋對付晚飯，說自己會回家吃飯：那樣母親就會炒個菜。《摩西》里，出租車司機對指手劃腳的乘客發火，“我是開出租的，不是你養的奴才，你下去。”

　　這些故事進一步追問何謂不義、誰應受罰，是一種想要通過虛構審判歷史懸案、之后又把審判權交給神靈的寫作，并非替天行道，而是天亦不能行道。他的書中沒有壞人，有作惡者，其中有些懵懂，有些悔罪，有些殺人案背后還有關于更高正義的動機，或在陳年往事背后有著誤判，評論家黃德海稱之為對”隱秘往事“的追尋。有追求善好的無用之人(核心矛盾并非善惡，而是善與用之間的關系)，善阻礙這些人，讓他們不能無所顧忌，他們在酒中靜默，在冬夜落魄。最終他質疑秩序，而超越世俗秩序的是善與美的辯證。

　　小說中那些追求純粹的上一輩人，像搖搖晃晃不斷向前滾動的硬幣，A面茍且偷生，B面不懈追尋。活下去本身成為擱置矛盾的方案，卻又是一種令人尊敬的存在方式。倘若下一代人與上一代人有什么不同，倘若想要寫作的雙雪濤與愛下棋的父親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身上背著包袱，要更堅決地與A面的茍且偷生、與生活中的無聊野蠻粗鄙、與在一個冬天等待下一個冬天決裂。

　　雙雪濤力圖高貴。“我不喜歡屌絲這個詞，” 他說。“特別粗鄙，悄無聲息地使人變得野蠻。” 談話時，他會講到中國對真理的追求不夠。他向往獻祭一般的愛，極其徹底的追求，那或許也是他在辭職前的夏夜講給自己聽的話，之后成為了一種心靈紋身。

　　假如說雙雪濤在小說中執迷的問題之一是：在不公正的社會，一個人有可能過好生活嗎？他已經以自己的選擇給出了回答。

　　又或許也是這種包袱讓雙雪濤的小說敘事語調有時仍然像來自一個叛逆的兒子。他告訴評論家李德南，“我在現實中是個很糊涂的人，有時插科打諢，有時沉默，更多的時候是在琢磨自己的那點小事情。如果不寫小說，我估計會變成更古怪的人”。也像隱隱向上一輩解釋自己的選擇，像在聲稱自己存在形態的意外與必然。

　　11.

　　文學

　　并不容易寫一篇關于作家雙雪濤其人的報道。他小說中反復出現一些意象、軌跡、人物類型，有些人物幾乎顯然來自他的歷史，生活一再進入虛構：九千班，父親，茶葉蛋，城管，失蹤女孩。但他不愿講私人經歷或細節，他的坦率嚴格限定在文學觀念內，只偶爾在創作談中謹慎寫下少量歷史。至于生活經驗，人物來源，困擾與焦慮?“談那些就太像行為藝術了。”

　　2012年辭職，作為寫作者重新發明自我后，他的存在和作品相互完成。《收獲》編輯走走對他的稿件格式印象很深：“雙雪濤 作品”，署名和小說標題占一整頁，還加上“作品”二字。她認為這或許說明了他如何看待寫作、看待自身與文本的關系。

　　郭玉潔曾經在文章《重返臺灣》中描寫臺灣小說家駱以軍：抽煙，只抽幾口就摁滅，煙灰缸里密密矗立白色鹽柱。駱以軍解釋說，這是為了減少尼古丁對身體的傷害。郭玉潔寫道，“我總記得這個場景，它是一個小說家的悖論，在自毀和生存之間達成了妥協——一支吸了五分之一的煙。” (正午故事，2016年8月1日)

　　雙雪濤的抽煙方式也特別。煙抽幾口重重掐滅。過會兒再點燃，吸兩口又掐，一根煙分成三四段，像自虐。他這樣描述《摩西》寫作過程，“我本是個性急之人，有時候喝水都能嗆著，寫小說時是我人生中最具耐心的時刻，但是在這篇小說里，多次感覺耐心已經耗盡，好像一場曠日持久而要求太多的戀愛，因為吵鬧而煩躁并且越陷越深。” 煙和寫作似乎都是薩德式的行動，是享樂和考驗。

　　他的性格像世故的謙虛和傲慢的綜合。他有世故謹慎的一面，熱絡得起來，也熟悉體制內的說話方式。這可能是他對話都寫得很好的原因之一。現在很少見到能寫好對話的人了，電影里的人說話也越來越既不真實又不合襯，青年作家的生活好像很大部分都在網絡上發生，不知道小說里的人物真實相遇時該怎么說話。而雙雪濤對話好，還能以不同身份和視角作描述，筆下體制內的人物擁有平靜的深受文件影響的語言。在他比較成熟的作品中，能看出敘事力圖成為巴赫金所謂的雜語小宇宙，讓官員、體制中的持槍者、民間知識分子、商人、少年、瘋狂者同時描述故事。

　　世故之下是心里的血氣。他有倨傲和自得的一面。《文學報》夸贊他的小說重視小說介入現實的力量，他回答，一個寫小說的人，介入時代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小說寫得像點樣子，這點上我比較小家子氣。又問一個關于文學技巧的問題，他答，這個問題非常專業，其實我在上一個問題已經回答了一半。記者如實記錄下這些問答，效果有趣。

　　幾乎必然有人問寫棋癡的《大師》是否模仿了阿城的《棋王》。他回應：“《大師》和《棋王》有很大的關系，具體關系是，時間上，《棋王》在前面，《大師》在后面。”

　　如今的雙雪濤不是2012年夏夜那個在向神壇獻祭自我時不知也不計后果的年輕人了。北大、復旦、北師大等高校都在模仿北美式的MFA藝術碩士教育，辦文學創作研究生班。人大的“創造性寫作班”在其中聲勢最大，有好幾位已經成名的中青年作家入學，雙雪濤是2015年入學的第一屆8名學員之一。寫作能教嗎?我也想知道。

　　在沈陽時，雙雪濤自認在體制外。作協邀請他加入了，他在沈陽的文學雜志也掛了名，從不去開會，結果有一天收到通知，“文聯主席以為你是虛構的”，讓他去一趟。

　　他一直愛看電影。賣了幾個小說電影改編權后，認識的電影人越來越多。他喜歡和電影人相處，覺得他們有活力，有真本事，“編劇導演攝像，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有的作家，凈領獎了。”

　　他喜歡斯坦貝克的形容：作家最好的狀態是追逐蝴蝶的男孩，被蝴蝶勾引上了高山。上山該是個碰巧，該是因為某些山以外的美。而現在的人呢，“全雞巴想上山，想打個電話，直升機把自己帶山頂上去。有些人干脆把蝴蝶干死了。”

　　前銀行職員雙雪濤現在身處文學圈子中，大多數時間住在北京，有一些會議、一些錢、一些名聲。這其中是否有浮士德交易的氣味，或者他會恐慌嗎，會擔心喪失什么嗎?他的回答是，在人大，最初住學生宿舍不能抽煙，有點難受，現在搬到家屬樓，能抽了，挺好。

　　不過每隔一段時間，他都找小時候一起長大的朋友見面。“我有恐懼，害怕離開生活。現在圈子不一樣了，他們當律師、在銀行、干什么的都有，但我要是有一段時間不見他們就覺得自己狀態不對，心虛——怎么混到這個圈里去了。”

　　在《平原上的摩西》創作談中，他曾這樣寫：“我從來沒想證明什么。能夠免于饑寒，安心寫小說本身即是恩賜。” 像一種對自己的說服和提醒：只要蝴蝶在，就夠了。

　　_____

　　雙雪濤，1983年生，沈陽人，小說家。作品見于《收獲》、《花城》、《十月》等刊物。曾獲首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第二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小說佳作獎。出版長篇小說《翅鬼》、《天吾手記》、《聾啞時代》，小說集《平原上的摩西》。小說集《飛行家》是他的最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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