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潤為：衛建林同志周年祭

　　劉潤為：衛建林同志周年祭

　　建林同志的學問與文章

　　劉潤為

　　題記

　　建林同志是學問大家，也是文章大家。在當今的理論界，像他這樣學問做得好、文章寫得好的人，真的很少很少。只是為流俗所蔽，懂他的人也不算多。但我相信，隨著世情的移易，來者會發現他的價值，揚厲他的學風和文風，一如陶詩陶文的命運那樣。謹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際，將讀其文其書的札記權當祭文，以寄托對他的無盡思念。

　　2017年9月18日

　　(一)

　　昔人顏元論學，有“全體之圣賢”與“偏勝之圣賢”的劃分。其弟子李塨解釋說：“唯六藝盡人宜習之，但有專精、兼通之分耳。”(《論學》)兼通六藝者為“全體之圣賢”，即通才;專精六藝之一者為“偏勝之圣賢”，即專才。

　　無論通才還是專才，只要有益于國家、民族，就是有用之才。然而，多數學人還是希望治學領域寬些，一是因為久治某一學科，思維空間容易狹小，思維方式容易板滯，倘能兼治他科，則可收引譬連類、觸類旁通之效;二是因為無休止的求知欲本系人類的天性，倘能兼治多科，無疑是高揚主體認識能力之舉，且能更多地造福于人類社會。不過，諺曰：“貪多嚼不爛。”兼治弄得不好，則將導致浮淺或空疏。可見這里有一個“度”的問題。這個“度”是由個人學力、現實需要和學科信息量等因素決定的。一般地說，學力深厚者，兼通易;學力纖弱者，兼通難。現實需要迫切，可能逼上兼通之路;現實需要不太迫切，則可能率由舊科。在學科信息量相對稀薄的古代社會，兼通較易，如文藝復興時代，就出現了一批“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導言》);在信息大爆炸的當代社會，做達·芬奇那樣的通才則是不大可能的事。看來，究竟是專治還是兼及其他，以及兼到何種程度，都要依主客觀條件而定，切不可勉強從事。

　　建林同志起自文學，后遭“文革”，得暇發憤讀書，且遇方家指教，于是積學日深。至于治文，則以濟世為宗旨，而不屑于與雕蟲者流為伍。改開以來，社會生活變化急劇，理論課題迭出。迫于需要，他不得不由文藝而政治而經濟而歷史而國際政治，然又深知今日治學之難，雖不止于某一專科，但又有所節制，并非自命不凡、自我膨脹之徒。這不能不說是知己知世、審時度勢的選擇。正是因為合“度”，所以每涉一科，必有實在的成果結出。《衛建林文集》、《明代宦官政治》、《歷史是誰的朋友》、《歷史沒有句號》、《科技屬于人民》、《全球化與共產黨》、《全球化與第三世界》……如按古人印刷、裝幀方式而論，著作豈止等身而已。

　　(二)

　　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知，智慧也;仁，道德也。水，流轉不息也;山，巋然不動也。有水無山，則無以立;有山無水，則無以生。有山有水，才能既筋骨剛健又生氣盎然。這種山與水的統一，不但是做人的境界，也是治學的境界。就治學而言，山就是基本立場、基本觀點的確定性;水就是因時因勢，因研究對象、學術情報等等變化的應變性。

　　縱觀建林同志治學之路，變化可謂不小。這不止表現在學科轉換上，也不止表現在他以開放的胸襟、敏銳的眼力及時捕捉新的學術信息上，而且還表現在“反傾向”的問題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致力于從理論上肅“左”的余毒;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致力于為社會主義進行理論上的辯護。然而，在這不斷的變化中，卻有三條紅線一以貫之，即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共產主義的價值觀和人民群眾的主體觀。

　　毋庸諱言，今之某些學者，確實有點僵化的氣息：思維定勢堅硬，信息通道封閉，不管時勢如何變化，不管對象如何轉換，也不管新信息出現多少，總是在那里循環往復地吹奏著同一個曲調。這種“風吹月老天不動”的治學方式，必然會使自己成為側畔沉舟。另一類學者則曲道媚時，一切依時尚轉移，恰如天上浮云，白衣蒼狗，變幻不定。你若問他有什么不變的東西在，則唯“名利”而已矣。這類學者因無道——一以貫之的道，必然導致自我失落、自我迷失和自我否定。

　　建林同志應變性的一面，與前者區別開來;確定性的一面，則與后者劃清了界限。應變性使其學術活力永駐，確定性使其學術品格得以確立。應變性是智、是才能、是戰略戰術，確定性是勇、是信仰、是基本立場。有了這二者的辯證統一，就能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三)

　　建林同志的文章，視角新穎、蹊徑獨辟，分析則鞭辟入里，論證則雄辯折人。之所以能夠達到這種境界，深厚的理論知識儲備當然是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我以為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對方法論的自覺。方法既是人類思維活動的成果，又是人類進行新的思維活動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對頭，可以事半功倍;方法不對，必定勞而無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甚至認為：“手段是一個比……有限目的更高的東西——犁比由犁造成的、作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貴一些。”

　　以前我們讀《紅樓夢》，覺得在對待鴛鴦的問題上，賈母比賈赦總要好些，因為她畢竟免去了鴛鴦的厄運，但是建林同志卻比我們思考得更多。他指出，賈母之所以反對賈赦納鴛鴦為妾，是因為鴛鴦是她私人財產的經管者和日常生活的料理者，而絕非出自對鴛鴦的善心。賈母曾說，除了鴛鴦，“他要什么人，我這里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這就意味著“鴛鴦暫時避開的災禍”，必定要“落在別的階級姐妹身上”。如果不囿于鴛鴦個人，就可以知道，在不拿下層青年女子當人方面，母子二人乃是半斤八兩，根本不存在誰比誰好的問題。(《從生活到藝術》)

　　多年來，資本主義優于社會主義是一種頗為流行的思想理論觀點。此論最為得意的根據之一，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比社會主義國家富足。這當然是事實。面對這樣的事實，那些鼓吹“全盤西化”的人無不得意洋洋，而一些愿意堅持社會主義的人則不免感到氣短。那么，這樣的事實與“資本主義優越”的論點之間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邏輯關系呢?建林同志卓越地指出，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只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核心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這個體系的“領域”相當遼闊，而亞非拉美的發展中國家則是它的“邊疆”。考察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絕不能忽略廣大第三世界的作用。“沒有對世界上大多數居民的殖民壓迫和金融控制，沒有第三世界各國人民的貧困，這一部分就必然暗淡無光。例如，不承認第三世界的1萬億美元外債，1.5億非洲人民營養不良，兩千萬拉美兒童流離失所和數千萬拉美土著居民在槍殺和瘟疫中喪生，就無法解釋美國的富足。”(《兩種社會制度比較方法論研究》)這樣的富足，顯然是一朵“惡之花”。這朵“惡之花”只能生長于特定的歷史階段，而不可能像松柏那樣萬年長青。這一精辟的分析，說是如醍醐灌頂，如晨鐘發聵，當不為過譽。

　　以上兩例，一大一小，然其思維方法卻是一樣的，即把一定的研究對象放到相關的背景中去，從它與其他事物聯系中去把握它的本質。這就是辯證法中的“普遍聯系”的方法，系統論則稱之為“整體性原則”。在上世紀80年代的“變革思維方式”熱中，我曾經說過：“所謂思維方式的變革，就是向唯物辯證法的徹底回歸”，同時又認為，掌握辯證法的三個規律和幾個范疇容易，但在實際研究中真正貫徹它而不落形而上學的窠臼，卻是相當困難的。試看今日中國，形而上學何其猖獗!在“現代”、“開放”之類迷人時裝的包裹下，它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噬著真理和良知，而吐出一堆一堆的謬誤和迷亂。正是有感于此，我對建林同志之于辯證法的嫻熟比他取得的成果更為看重。

　　(四)

　　古人論文主氣——首尾貫通、沛然全篇的氣。

　　那么，氣又是何物呢?曹丕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弟子。”(《典論·論文》)從這段話看，氣是作者主觀的東西。然而，謝榛在論杜甫時又說：“子美不遭天寶之亂，何以發忠憤之氣，成百代之宗。”(《四溟詩話》)這又說明，氣是后天養成的，是由深切的人生體驗生發的。結合曹、謝之論，似乎可以說，氣是由人生體驗生發的帶有鮮明人格色彩的精神形式。如《過秦論》的踔厲駿發，《前出師表》的深沉凝重，《岳陽樓記》的溫文雅正，都有作者的人生經歷和個性氣質在，雖然形態各有不同，但都給人以美感。

　　氣之于本文，如鹽之溶于水，可品味不可以跡求。

　　氣是本文的血脈。有了它，則生意盎然;沒有它，則滿紙死氣。

　　氣是作者精神生命的“上層建筑”。人正則氣正，人邪則氣邪;學養深厚則文氣貫通，學養淺薄則文氣散斷;人生體驗深切則文氣充沛，人生體驗浮淺則文氣輕薄。

　　氣，通常指正氣。正氣是民族之魂的表現形式。得民族之魂者稟正氣，丟民族之魂者負邪氣。文天祥說：“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氣由養得。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章句上》)然養氣之地不在斗室，而在為國家、民族利益奮斗的廣闊天地。

　　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在一片虛無傳統聲中，我們民族文化的這一優良傳統也在黯然消褪。一些所謂名家、大師或其他風云人物，盡管被炒得震天價響，然則讀其文卻是如嚼石蠟、如觀浮腫、如入雜貨市場。諺曰：“物以稀為貴”。正因為文氣日餒，佳者漸寡，我才著意推崇建林同志的文氣。建林同志的文章，方直嚴正，如落青霜而寒群小;大處著眼，如登泰山而小陵丘;氣勢磅礴，如起大風而掃殘云。其間不時閃出的機智與幽默，則更表現了玩論敵于股掌的精神優勢。只要讀一讀《辯證法是革命的代數學》，當知此說不謬。

　　(五)

　　古人的論文偏于文氣，但思辨性較弱;洋人的論文偏于思辨，但不大講究文氣。今人的論文，倘不講究思辨，則無法解決許多繁難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也無法滿足讀者日益深邃的理論需要;倘不講究文氣，則無法適應民族文化培養起來的接受習慣，也必然要削弱文章的感染功能。竊以為，當代論文的努力方向應當是中式文氣與西式思辨的完美結合。而這一結合的最高境界，應當是雄深雅健。辛棄疾詞云：“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從今天看來，“雄”，當指人格的正直和觀點的正確;“深”，當指文氣的深沉和思辨的深刻;“雅”，當指結構的完美和文字的優雅;“健”，當指理論上的自信心和人格上的優越感。以此觀之，建林同志的文章不但登堂，且已入室。

　　附：

　　第三世界的發展理論

　　――讀衛建林《歷史沒有句號》有感

　　建林同志的《歷史沒有句號》出版了。我為他高興，也為他惋惜。

　　我知道它是真的黃鐘，也知道它將在瓦釜雷鳴中湮滅。

　　但是，我還是要說幾句。也許現在白說，但愿不會永遠白說。

　　一本大書

　　書有大小。大小的尺度不是篇幅、字數和媒體一時的宣傳熱度，而是關懷、立意和氣派。心憂天下為關懷博大，為民請命為立意崇高，筆撮萬象為氣派汪洋。三者并，則為大書。

　　資本主義500年來特別是近50年來在世界范圍的財富掠奪，把人類推到了毀滅的邊緣。慘痛的教訓告訴人們：人類的進步，絕不是單一的經濟增長，而是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發展。于是，全世界到處都在呼喊發展;于是，發展理論成為全球范圍的顯學。然而，在事實上，發展的權利基本上屬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更需要發展，卻被剝奪了發展的權利。這些國家和地區環境惡化，生態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貧困，饑餓、疾病、瘟疫流行;債臺高筑，國民經濟受制于他人;主權喪失，社會動蕩不安;文化滯后，思想被不斷奴化……在世紀之交的今天，如何認識自己的歷史和現狀?如何把握當今的世界格局，確立自己的位置?如何保持獨立、主權進而求得生存與發展?所有這些，都是第三世界人民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那么，怎樣來解決呢?靠西方的發展理論行嗎?顯然不行。在西方的發展理論界，盡管有正直的學者，也有若干對第三世界發展有益的理論，但是其主導方面卻是為西方的，甚至是為了西方富兒的發展而盤算如何誘騙、損害第三世界的。問題就是這么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第三世界的事，歸根到底只能由第三世界來辦。第三世界要發展，就必須創建自己的發展理論。

　　《歷史沒有句號》正是順應歷史的這個要求，在建立第三世界自己的發展理論方面進行了富有開拓性的探索。以第三世界人民之憂為憂，謂之關懷博大;以第三世界人民之求為求，謂之立意崇高;融熔經濟、政治、文化為一爐，總攬近代歷史，包舉世界風云，謂之氣派汪洋，所以說它是一本大書。

　　當然，書不以大小分優劣。只要適應人的積極健康的需要，哪怕是闡釋一字一詞，描畫一景一物，提供一得一見，都應當得到肯定，都應當在書林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書的服務面畢竟有大有小，人的需要畢竟有主有次。適應絕大多數人的根本需要，關懷絕大多數人命運的書，無疑具有更高的價值。試想，“想佳人，妝樓長望，正恁閑愁”，難道能與“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等量齊觀么?至于自我膨脹之屬、汲汲戚戚之輩、顧影自憐之徒，則不足算也。

　　一本真書

　　無論小書、大書，都必須以真為先。失卻這個前提，小則流于小道取容之類，大則歸于大言欺世之丘。

　　首先是性情真。讀這本書，人們不難體驗到那充沛的文氣、火熱的感情和鮮明的是非觀。這種強烈的感染力來源于作者整個生命的投入，而這種生命投入則來源于作者一以貫之的人民感情與人民立場。建林同志自幼便與勞動人民結下不解之緣。正如他自己所說：“童年輾轉于太岳山、中條山，吃土豆、南瓜、小米飯長大，永遠記著那里人民海一樣的養育深恩。”爾后，閱歷漸廣、學識日深，這種樸素的感情又上升為一種堅定的政治立場。幾十年來，雖世情移易、冷暖代序，這種感情和立場也未見絲毫的消磨和動搖，反而日益博大和堅定，由山西而推及全國，由全國而推及普天之下的勞苦大眾。這本書就是他的這種真性情的理論表現形式。

　　其次是治學態度真。與那些十天半月就創造出一個體系的吹牛家相反，這本書建立在作者多年的學力積蓄上。建林同志涉獵廣泛，在文化、政治、歷史、經濟等領域都有一定的建樹。早在80年代，他就著手東西關系、南北關系的研究，有多篇重要論文發表。所有這些，都為發展理論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與那些信口雌黃、胡說八道的理論騙子相反，這本書堅持從最頑強的事實出發。為了盡可能詳盡地占有材料，作者閱讀書報雜志及其他有關材料近千種，積累資料近萬條。《緒論》中有一條資料，竟然出自1996年第6期《世界文學》中的一段很短的“作家簡介”，可見其搜集資料的用功程度。與那些任由情緒驅使的偏激分子相反，這本書恪守公正、客觀的科學原則，表現了一種容納百川的開放風度。對于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的發展理論，哪怕有一絲一毫可取之處，作者也給予充分肯定并吸收。例如對于法國學者格雷萊，作者一方面嚴肅批判了其基本理論的謬誤，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他的諸如發展需要對外開放等某些合理的觀點。這就使得書中那種強烈的感情獲得了堅實的理性基礎。

　　再次是見解真。這是問題的歸結點。沒有這個歸結，所謂性情真和治學態度真都將無從談起。盡管這本書的體系性還有欠完整，盡管它還有著這樣那樣的尚待修補之處，但是作為一種學說的基本體系構架已經確立，關于第三世界發展的主要問題(如第三世界發展滯后特別是貧困的根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挑戰，發展的根本動力，在整個世界歷史中的地位，發展的道路及其前途和命運)已經論列，而且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其中有些甚至可以說是富有創造性的結論。例如對于東西、南北關系的分析。所謂東西關系，即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所謂南北關系，即第三世界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關系。在蘇東劇變以后，如何認識這兩對關系的關系，是把握當今國際關系，實現第三世界發展的基本理論前提，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沒有關于這個問題的現成結論。正是在這樣重大的新課題面前，顯示了作者思維的創造性。他繼承馬克思的兩個基本理論(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資本與雇傭勞動的矛盾，人類歷史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已經成為“世界歷史”)，透過紛紜復雜的國際現象，找到了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在當今世界，所謂南北關系，歸根到底是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的延伸，也就是說，“現在雇傭勞動的大軍已經不僅僅是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而是包括著全球的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了。”因此，“南北矛盾是世界矛盾的焦點”。在這樣一個特定的世界歷史格局中，第三世界的命運和社會主義的命運已經緊緊地連在了一起。“面對強大的國際壟斷資本統治秩序，或者只局限于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無視南北矛盾以至把南北關系看作東西關系的附屬物，或者企圖在放棄社會主義的情況下保有獨立和主權，都已經導致歷史的悲劇性后果。”總而言之，要“在南北關系中認識東西關系，在第三世界同第一世界的關系中認識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關系。”這個結論充分體現了普遍聯系的觀點、發展變化的觀點和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可以說是運用唯物辯證法的一個成功范例。

　　一本反潮流的書

　　所謂潮流，就是時髦;所謂反潮流，就是敢于對時髦說“不”。

　　當今世界的潮流是西化。領導這股潮流的是以美國大亨為核心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為這股潮流推波助瀾的是出自第三世界的一批寡廉鮮恥的奴才。從某種意義上說，作者的第三世界發展論就是在反對這一潮流中建立起來的。

　　潮流說社會主義的歷史已經終結，作者說歷史沒有句號;潮流說西方是豪華的宮殿，作者說那是第三世界人民血汗和白骨的堆砌;潮流說第三世界已經不再屬于世界歷史，作者說第三世界是世界歷史的脊梁，西方的富兒們絕不能支持這個世界;潮流說第三世界的發展仰仗于西方的“援助”，作者說第三世界發展的根本動力存在于自身之中;潮流說以現代化理論為代表的西方發展理論是拯救第三世界的唯一藥方，作者說這個理論只能把第三世界人民引入虎口或深淵，而今，這個發展理論的生命已經終結，取而代之的應當是第三世界的生氣勃勃的發展理論……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考察，潮流所包裹的價值觀念，由于以實際利益為誘餌，并且有相應的大眾媒介的轟炸式傳播，往往形成一種來勢洶洶的輿論導向，給人們的心理和行為造成威懾性的壓力。在這種情境下挺身而出，逆其流而挽其波，必須具備堅強的內在生活。

　　一是遠見卓識。這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能夠在麒麟皮下發現馬腳，能夠在無聲的地方聽到驚雷，能夠在天空出現烏云的時候指出烏云即將過去、光明就在前頭。這一條是反潮流的理性前提。有些人之所以隨波逐流，就是因為缺少這種眼光。尤其在第三世界，由于小生產方式的影響，目光短淺者更是所在多有。即以那些渾身洋味的理論家們為例。他們是以脫掉了土氣而自鳴得意的，殊不知其唯西是崇、唯洋是傍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恰恰是小生產狹隘意識(即土氣)的翻版。當然，沒有遠見卓識的人出于樸素的意識，也可能去反潮流，但是總不免陷于盲動主義的蠻干，而很少積極的效果。二是無私無畏。反潮流就不會被世俗認同，必須忍耐孤獨和寂寞;反潮流就意味著遠離實惠，必須輕視金錢、榮譽和地位;反潮流就要受到潮流的打擊，必須不怕譏諷、辱罵和恐嚇，甚至準備作出更大的犧牲。那些摩登的墨客和政客之所以朝秦暮楚、反復無常，佞諂日熾、剛克消亡，周容競進、為虎作倀，其源蓋出于卑劣的物欲、情欲、支配欲和表現欲。與這班“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的丑類相反，建林同志為人淡泊。幾十年來，他一直拒絕誘惑、躲避鏡頭，安于清貧、自甘寂寞，沉埋于書堆之中，冷靜地觀察時事之變。“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其是之謂歟?

　　1998年4月5日

　　注：《歷史沒有句號》于1997年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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