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戰(zhàn)狼2》不一樣，《建軍大業(yè)》本身是真實發(fā)生過的重要歷史事件，當然是很容易受到各種質疑的。原因很簡單，這個題材每一次重拍，都是基于編導人員對歷史事件本身的理解來重現的，這本身就是一種重新敘述歷史的事情，也就很容易被理解為帶有某種政治意圖，反映出編導人員的歷史觀。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涉及三觀的題材。
在這一點上，《建軍大業(yè)》和《建國大業(yè)》、《建黨偉業(yè)》一樣，都是基于現在的政治和社會情況，對嚴肅歷史事件的重現，但其操作方式卻是完全商業(yè)化的。也因此，這三個片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社會爭議。
編導人員大量使用明星，用數明星的方式來重新敘述歷史，商業(yè)意圖是不言而喻的。麻煩的就在于，這本身也涉及對真實歷史事件當中的人物的形象的重新塑造。而這三個事件所涉及的人物比一般歷史事件更麻煩的地方又在于，他們當年是歷史的當事人，今天他們的后人仍然活躍在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個領域，都是有發(fā)言權的。
那么，片中的葉挺等主要人物是否顯得過于輕浮，背離了歷史事實呢?這個問題存在著兩次對歷史的重新理解和塑造。
首先是，關于建軍這件事本身，官方是有傳統的正統敘述的，但這些年來也在不斷調整和變化。也就是說，今天我們關于南昌起義這件事的理解，本身就已經是受到官方正統歷史敘述的影響乃至塑造的。所以，我們以為的南昌起義的事實，只是官方敘述中的南昌起義，而不一定是歷史真相。
官方正統的歷史敘述中，對建軍這件事的敘述當然是非常清晰的，即這個過程是由一系列歷史事件共同組成的一個結果。這其中不光包括南昌起義，更包括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黃麻暴動、三灣改編、八七會議、古田會議。而其最終完成則是在井岡山時期，整個共軍的宗旨、組織、戰(zhàn)略、戰(zhàn)術等等細節(jié)方面的事情，都是在井岡山時期形成的。當然，四方面軍從黃麻暴動到建立鄂豫皖根據地的斗爭，也是重要組成部分。羅馬都不是一天就建成的，何況是一支軍隊。
所以，我們之前看到的關于建軍過程的敘述中，很重要的一環(huán)就是朱毛會師，尤其是在毛時代。為什么文革期間為了宣傳林副帥，朱毛會師的宣傳畫一度被P成了毛和林副帥會師?原因即在于此，這個問題涉及究竟是誰參與了親手締造人民軍隊的重要歷史問題。
也就是說，在官方正統敘述中，對這支軍隊的締造過程的基本框架是，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余部、廣州起義余部和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余部在井岡山會師，才是這支軍隊的起點。這也是傳統上百川歸海的敘述方式。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和秋收起義是三條支流，匯合后形成了紅軍。
但傳統上的敘述顯然是以秋收起義以后毛所率領的秋收起義余部為主線的，因為是他為這支軍隊訂立了一系列新的組織原則、政治原則。正是通過這些原則的改造，才讓脫胎于舊軍隊的這支軍隊變成了一支真正意義上的新軍隊，與舊軍隊區(qū)別開來了。
用一個也許不一定恰當的辦法簡單總結一下，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的農民軍為這支軍隊提供了組織和政治原則，而朱德率領的脫胎于舊軍隊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余部，為這支軍隊提供了基本的戰(zhàn)術素養(yǎng)。正所謂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朱毛會師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一個重要的事件。
但毛時代結束之后，從1980年代開始，這個歷史敘述開始明顯地在被修正，而且，每隔十年一次重大紀念之前，都會出現一批主旋律獻禮片，通過這些獻禮片重新敘述和塑造黨和人民軍隊的歷史。
而在這個重新塑造的過程中，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南昌起義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秋收起義、三灣改編、古田會議和井岡山會師的重要性逐步下降，廣州起義則越來越被一筆帶過。
值得順便提一筆的是，這些年來對國民黨的歷史的敘述也存在這樣一個越來越明顯的傾向，重軍事而輕政治，以蔣為主線，而不是以國民黨為主線。
同樣的，對TG自己的歷史的重新敘述中，這個趨勢也是相當明顯的，軍事越來越重要，而政治越來越淡化。這不僅是對建軍過程的敘述是如此，包括這些年來對長征、抗戰(zhàn)和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的歷史的敘述，也都是如此。
但問題又在于，共軍之所以為共軍，不同于舊軍隊，能夠從小到大、以弱勝強，所依賴的自然不可能是武器裝備，而是政治。正如中國革命不僅僅是毛領著一大群生來就神勇無敵的共軍將領在群雄并起的時代剪滅群雄，打下了這個江山，而是不可避免的包含著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改造一樣。
那么，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大概就能理解這些年來對自身歷史的敘述為什么會越來越輕政治、重軍事?正是因為今天的政治合法性中，更強調打江山的一面，而甚少強調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改造的一面，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的一面。這當然是因為今天“坐江山”的需要。正如毛時代強調革命的一面較多是因為整個國家仍然處于革命的過程之中，今天強調“打江山”的赫赫武功，艱難險阻，是因為今天已經是“坐江山”的時代。
去掉政治改造，這些故事本身確實很容易變成黑社會火拼、軍閥之間火拼。坦白地說，南昌起義還沒經歷徹底的后來的共軍化改造，還是一支舊軍隊。包括打罵士兵，官兵等級森嚴，這種現象比比皆是。黨員也還不能在部隊里公開身份，而是處于保密狀態(tài)。
而當時的主要將領，也就是負責任的高級將領，如賀龍、葉挺、周士第等，當時的形象遠不是后來經過正統敘述改造和神話過的形象，身上舊軍人的習氣非常濃厚。舉個簡單的例子，從南昌撤退之后，南下途中，賀龍是坐轎子走的，葉挺還隨軍帶了老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建軍大業(yè)》對他們的形象并不能算太污蔑，他們在當時的真實狀態(tài)可能比這個還要糟糕。
原因很簡單，當時的形勢就是如此。起義領導人中，在政治信念上比較堅定的如朱德、劉伯承等有軍事斗爭經驗的人當時地位比較低，無權參與決策。代表黨參與決策的如周恩來、聶榮臻等人，地位是夠高了，有權參與決策，但是缺乏軍事斗爭經驗。所以，在湯坑失敗之后，他們都脫隊走了，反而是之前籍籍無名的朱德和陳毅挺身而出，率領殘部轉戰(zhàn)四方，最后上了井岡山。
但這不意味著編導人員就理解了真實的歷史，恰恰相反，他們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對南昌起義這一歷史事件的神話塑造，只不過他們的方式不能為歷史當事人的后人所接受而已。
反觀歷史，至少在1980年代，絕大多數高級將領在回憶歷史的時候都還是能夠深切體會到，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普通的農民或小知識分子，是歷史進程和革命的熔爐給了他們參與歷史大事件的機會。但在那之后，在他們子女的回憶中，父輩的文治武功就越來越神文圣武出自天授了，而不是革命把他們從一個平凡的普通人變成了高級將領。
這自然會帶來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他們神文圣武出自天授，并不依賴于毛對軍隊的政治改造，他們也能打下江山，對歷史的理解就變成了《人間正道是滄桑》的模式，都是兄弟，只是機緣不同，分道揚鑣了，無所謂是非對錯，無所謂正義與否。問題是，如果是這樣，南昌起義又怎么好意思叫起義?所謂起義，自然是手握革命的大義名分才能叫起義，既然無所謂是非對錯，那自然是一次軍事暴動或者倒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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