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
最近熱映的《建軍大業》由一眾小鮮肉飾演革命青年，吸引了不少青少年的關注。影片在弘揚、傳播主旋律文化的同時也引發了不少爭議。影片圍繞南昌起義來講建軍大業，但為什么建軍、建的什么軍卻并不清楚。對國共兩黨的“黑化”處理，輕秋收起義、三灣改編、古田會議，重南昌起義，更是將三河壩戰役塑造成了美劇《血戰鋼鋸嶺》的風格。而爭議最大的莫過于歐豪飾演的葉挺將軍在攻占德勝門后的浮夸行為，網友評價其像是剛剛收復銅鑼灣的古惑仔。不啻為對主旋律的“高級黑化”。與此相對的是電視臺上《偽裝者》《人民的名義》《中國正在說》等作品的主動“抹紅”。
“抹紅”和“高級黑化”這種現象在本文作者看來包含了一組二律背反命題：如果電視臺的“抹紅”或電影的“黑化”只是證實市場與資本主義文藝美學的傳播有效，那么后者“為我所用”后應當為何以及如何走向衰亡?如果這種“抹紅”或“黑化”只是影視工作者的權宜之計，那么它們更有可能超越了國家意識形態對文本的規訓能力。而“贏得觀念戰場的勝利，直接關乎于主體性、能動性與意識的產生，直接關乎于一個新的群眾與歷史主體的誕生”。關鍵是，(新的)主體在哪，由誰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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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紅”與“黑化”：
再問文化自信的政治主體
吳暢暢
8月初，一則消息在電視圈與傳媒界廣為流傳，總局下發《關于把電視上星綜合頻道辦成講導向、有文化的傳播平臺的通知》，對省級衛視提出一系列內容播控要求。五年一度的政治季，習慣性地讓主管文化與宣傳的相關部門有所行動。對省級衛視的嚴管，與6月底陸續上映的電影作品之間，形成一種奇妙的對位關系。然而，這一唱一和間，文化自信與中國夢的主旋律是否呼之欲出?
一切先從上海電視節說起。今年上視節開幕式，圍繞文化創新，央視到省級衛視等電視機構輪番介紹各自所制作的(傳統)文化類節目的成功經驗，加上“引進模式遇冷”等觀點的點綴，會場上下，喜氣洋洋，自信無比。彼時，我便有所擔心，這些在市場化浪潮中浸泡數十年的省級衛視，多大程度上能夠不那么生硬地擔負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宣大使的職責? 不出所料，為了進一步延續黨媒姓黨的大原則，總局8月下發有關通知。不過，坊間把“限臺令”的焦點大多放在全明星或引進境外模式綜藝節目、娛樂性較強與題材較為敏感的電視劇統統退出黃金檔等規定上。相較之下，通知中幾項關鍵詞卻在媒體報道里消失無蹤：總局不僅重申省級衛視“新聞立臺”的根本原則，更旗幟鮮明地號召省級衛視應當主動向央視靠攏，打造真正走“群眾路線”的新聞綜合頻道。
《奔跑吧兄弟》在黃河邊演繹《黃河大合唱》
雖然這些條目在媒體上不可見，但省級衛視心明眼亮得很。實際上，自上世紀最后十年省級衛視相繼啟動市場化戰略以來，他們早已學會如何在黨的路線和市場底線之間尋求平衡。今年，浙江衛視的新版“跑男”、東方衛視的“極挑”盡管因為全明星陣容無奈退出黃金檔，也不得不主動彰顯“媒體社會責任”，積極與國內重大公共或政治事件“掛鉤”。例如跑男家族的黃河大合唱表演、極挑男人幫致敬底層農民工、慶祝香港回歸。這一切，凸顯了國內廣電業界唯一一條明規則：省級衛視在自我推銷的商業化進程中，要占領國內市場，第一要義是，要通過官方的許可來得到與鞏固自己的商業化地位，不僅是“人民”的喜愛，還要有“黨和國家”的喜愛，因為前者只是獲得市場化成功的關鍵，而后者卻是獲得市場化成功的前提。
《極限男人幫》幫助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做公益、紀念香港回歸20年
然而，明規則之下，潛規則暗流洶涌。自通知發布以來，社交媒體上不少個人賬號(高校研究者、節目制作方等)主動扮演省級衛視智囊團角色，面授機宜一般地建議各大衛視如何規避“重要宣傳期”硬性要求播出的主旋律電視劇可能招致的市場風險，或者如何憑借準科技類、泛文化類節目在一片血紅色(此紅非彼紅)的收視市場中實現突圍。過去十余年間，總局出臺一系列非法律意義的通知，無形中卻把大量解釋權交給省級衛視;總局雖實行一刀切的行政管控，客觀上卻讓各大衛視擁有操作性較強的彈性空間。盛傳曾處處受到政策掣肘的湖南衛視，可謂深諳此道。自201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別出心裁地推出美劇風格的“紅色偶像季”后，芒果臺在黨宣和重大時間節點倒排編播計劃上顯得得心應手：2015年，抗戰劇的硬性播出任務下達后，一部講述汪偽政權時期地下黨員抗日故事的《偽裝者》不可思議地在青少年和中產受眾群體中掀起CP熱潮;今年《人民的名義》熱播，不但撩撥了一直存在于民間的有關高層政治的想象與欲望，網友的解讀將這部并非正劇的反腐大劇竟然變成了一部徹頭徹尾的小腐劇。
這些摸著石頭過河所積累的擦邊球式的“成功經驗”，無一不被其他衛視所效仿。作為廣電行動者，以湖南衛視為首的一線省級衛視，每一次以市場之名尋求對既定行政結構的突破，往往造成非理性化的示范效應，并直接表現為省級衛視之間的商業性競爭。在各類“限令”的調節作用下，省級廣電內部形成了“一線廣電集團內在危機——市場化改制——差異競爭——省級衛視無序競爭——一線衛視再度差異化市場競爭——……”這樣一條無限循環軌跡。在不斷上升的過程中，各衛視先后確立了“新聞綜合頻道”的發展模式，所謂“千臺一面”，不外如是。因而，總局此番強調的新聞綜合，并無新意，延續了“限真令”以來揚群眾路線、抑明星綜藝的管理思路而已。站在高層的角度來看，省級衛視的梯隊劃分，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更是政治和文化維度上的。一線衛視“勇敢”走鋼絲，不斷探底，一面保持政治正確，另一面只想著如何在新青年和城市中產已成為主體的大眾文化中樹立“領導權”。且不說這一領導權是對總局最初規定的曲解、改造、游戲或暗度陳倉，至少他們要在表面上完成任務：借助市場號召力所形成的量的意義上的文化領導權，來(向上)佐證執政黨的質的意義上的政治合理性。
于是，總局的戰略規劃下，省級衛視的策略性游擊，反而暴露了行政管控與省級衛視在爭奪受眾上的根本錯位。前者號召走群眾路線，由上至下地面向“人民大眾意識形態的廣闊田野”，后者領兵請命，在市場化與資本化之路上越走越遠，打造有別于執政黨的新式“高級文化的城堡宮室”。田野和宮室之間，哪是經常的無縫銜接，宮室在節目實操過程中往往成為田野的借代。芒果今年暑期檔《我們來了》在眾目睽睽下擠進黃金檔，與“素人”在后期剪輯中“轉變”成“主角”密不可分：首集里，陳妍希或久未露面的關之琳等一眾女星在剪刀手的“調教”下，只需負責微笑或搞笑，“甘為”陪襯。這里的“素人”，不僅由城市中產的“上流化”階層所代表，更刻意契入一位烏茲別克斯坦的女大學生“愛華”，一如今年年初的《歌手》不但迎合“限韓令”，將節目去韓化，更有心引入哈薩克斯坦的“小哥哥”迪馬希。《歌手》成功捧紅迪馬希后，湖南臺臺長呂煥斌在央視臺長與總局國際司司長的見證下，與哈國家廣電公司總裁簽署交流協議，以“實際行動”不失時機地“響應”執政黨提出的“一帶一路”計劃。就連最近推出的《中餐廳》，也無所不用其極地注入“一帶一路”的宣傳。坊間和業界都在感嘆省級衛視生存“不易”的同時，是否想過，這種“不易”更易于催生出行動者的投機主義傾向?
哈薩克斯坦的“小哥哥”迪馬希
對于所有衛視而言，彼此之間的馬太效應在過去數年間愈發明顯，說到底，這難道不是社會剩余價值的分配不均? 它并非是對媒體改革的偏離，或許正是媒體市場化的“要義與表現方式”。曾經一線如今淪落為二三線的部分衛視，內心焦慮，惶惶不安。他們其中一定有在考慮，如果市場化行不通，不妨鼓足勇氣，直接面向執政黨的需求。白專變紅專，不過一念之間。一度與湖南衛視比肩前行的東南衛視，歷經市場刷洗，操持各種改革與破局后，突然間，大無懼地從右邁向左，開設《中國正在說》，重塑共產黨的筆桿子力量，理直氣壯，得高層厚贊。更不用說年初與青海衛視等六家“絲路衛視聯盟”成員，共同制作“絲路春晚”。東南衛視此舉，徹底地翻轉了湖南等一線衛視的制作邏輯，先直入政治，后贏得市場認同? 只是，一片白茫茫，主動“抹紅”，令人生畏的同時，更讓人揣度這一轉變的背后，是頻道監理人的大徹大悟，還是暗藏心思，只待出頭天? 這不禁讓人想起上半年走紅的某文化類節目。它的存在的合理性，內在于總局出臺的針對廣電亂象的各種通知的政治邏輯。然而，當我們心懷喜悅，嘹亮疏闊地預測同類型的人文節目將有助于緩解當前廣電重度娛樂化困局時，是否需要自澆冷水，不無冷靜地思忖全民閱讀、詩詞戲曲以及民歌類節目，多大程度上實現了針對衛視(而非央視或者行政管控)目標受眾的傳播有效性? 多大程度上與“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青少年與滿眼消費、深受新三座大山困擾的市民階層之間“心有戚戚焉”?
這便是從田野到新宮室的轉變邏輯及其歷史條件。共青團邀請小鮮肉擔任代言人，《建軍大業》廣開門路，讓年輕偶像扮演近一個世紀以前的革命青年，享受市場紅利、緊持高薪片酬的明星在總局宣傳片里驕傲篤定地誦讀“中國夢”，目的無他，意在深化國家意識形態在青少年群體中的傳播效度——這些做法，吸引青少年關注不假，可是否被他們接收，卻是另一回事。當共青團中央主辦的網絡青晚首播的《TG有點甜》，與內蒙古衛視《開卷有理》首推的主題曲《馬克思也是九零后》遙相呼應時，國家意識形態的流行化和大眾化算不算走到一種極致? 1845至1846年寫就《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馬克思與青年黑格爾派進行論戰，孰能料到，一個半世紀后，中國的社會主義文藝作品“腔調十足”，大談中國夢，提倡說好中國故事。殊不知，講好中國故事怎能忽略社會主義文藝最根本的物質性基礎，這種“經濟/唯物論”的“政治無知”究竟是電視圈的集體無意識，還是學界的智識貧困?
歐豪飾演的葉挺在攻打德勝門勝利后
別忘了，小鮮肉們靠著腐文化和互聯網，尤其是“無遠弗屆”的粉絲力撐，早已在沒有高層政治的加持下，輕松突破疆域藩籬，成功實現文化遠征和對外傳播，用毛尖的話說，參與歷史。這種參與，是小鮮肉及其粉絲在遵循市場交易和商品化原則的前提下，所自覺保持的與西方文化規則與邏輯亦步亦趨的“開放”姿態：早有李宇春登上時代雜志封面、張靚穎參加美國脫口秀節目錄制，現有粉絲租美國時代廣場電子屏為王源慶生，挖空了歷史背景的各種玄幻劇和CP劇在東南亞國家的大行其道。這樣的背景下，高層政治對小鮮肉的低成本“租用”，能否有效地續接意識形態的傳承工程? 會否如同電視與電商的合作那般，原本是電視的主動出擊，結果反受其累? 有一點可以肯定，青少年的“捧場”大部分出于對小鮮肉的“愛”，而不是對其所負載的價值觀的“認同”。《建軍大業》上映以來，社交媒體上的段子，似乎向我們證實了青少年受眾歷史知識的匱乏，以及他們建立在“政治天真”基礎上的文化優先傾向。更何況，邀請最善于黑社會題材的劉偉強擔任《建軍大業》的總導演，就不用驚訝劉導將國共兩黨“黑化”，輕秋收起義(更不用說三灣改編、古田會議)、重南昌起義的歷史表現手法，也不必對劉導耗費大量鏡頭將三河壩戰役打造成“血戰鋼鋸嶺”美式風格的處理方式大驚小怪。正統歷史敘述的悄然改變，荒腔走板，配合小鮮肉頗具現代感的發型、眼線，以及古惑仔一般的“熱血”荷爾蒙，最終讓小鮮肉的參與歷史，與青少年的體悟歷史，淪為一場歷史修正主義的尷尬狂歡。
“《建軍大業》上映以來，社交媒體上的段子，似乎向我們證實了青少年受眾歷史知識的匱乏，以及他們建立在“政治天真”基礎上的文化優先傾向。”
要說狂歡，幾乎同期上映的《大護法》值得一敘。這部靠著美國網民眾籌的動畫片，已成為社交媒體和知乎上熱絡討論的議題;豆瓣得分8.0，遠高于《建軍大業》與升級版抗敵神劇《戰狼2》。它的故事線索很簡單，一個類似于奧威爾筆下1984一般的烏托邦村落(像極了年初上映的《健忘村》 )里，一位明顯有所指涉的領袖為一己私利，創建了封閉的極權社會。這種最為素樸粗糙、非此即彼的自由主義二元結構，讓言論自由、個人主義、人權、威權等平日在電視與電影上基本缺席的能指，統統具有了現實指向。借此，大護法不斷追問的“我是誰”才能迎合當下年輕人的虛無和喪文化心態;他的個人單挑，以及花生人的醒悟與反抗，才能與現場受眾一起“手拉手，心連心”。
《大護法》豆瓣評分8.0，《戰狼2》7.5
這段時間，電視上的主動“抹紅”，與電影中的“高級黑化”，相映成“趣”，發人深省。當文化陣地的建設逐步演化成文化工業目的論，后者往往“將自己打扮成實用現實主義”時，中國夢也好，中國的自我(文化)定位或文化創新、文化自信也罷，都不再屬于單純的文化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用什么方式、使用什么人群來表現這種政治性，或許才是關鍵。當前，大眾媒體的政治性充分展現了昂格爾所說的相對于僵化“深層結構”的行動“彈性”——暫時不管它是出于被迫，還是猛然醒悟。可是，媒體的這種行動彈性，最終將中國帶離還是靠攏消費主義實在論和全球現代性，孕育出一元論還是文化和政治多元主義? 一切還是未知數。
然而，當前影視圈所出現的“抹紅”或“高級黑化”現象，包含了一組深刻的二律背反命題：如果電視臺的“抹紅”或電影的“黑化”只是證實市場與資本主義文藝美學的傳播有效，那么后者“為我所用”后應當為何以及如何走向衰亡? 如果這種“抹紅”或“黑化”只是影視工作者的權宜之計，那么綜藝和電影創作的邏輯和意識形態基底，就不是前期拍攝、后期剪輯等技術可以完全中和掉，更不會通過單純強調群眾路線就能徹底“扭轉”的，它們更有可能超越了國家意識形態對文本的規訓能力。如果這樣，學者林春的一句話，反而讓我們有所思索：“贏得觀念戰場的勝利，直接關乎于主體性、能動性與意識的產生，直接關乎于一個新的群眾與歷史主體的誕生”。關鍵是，(新的)主體在哪，由誰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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