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民的名義》電視劇深入民心，反腐、打“大老虎”，又一次成為國內外茶余飯后的熱點話題。廳局級的祁同偉倒了，帶出了副省級的高育良，隨后副國級的趙立春又被一舉拿下。“誰是終極大boss?”成了頭條話題。一部滿屏中老年的電視劇，收視率卻周周蟬聯榜首，秒殺八卦花邊小鮮肉，實在是一個文化奇觀。
但回過頭來看看身邊的現實。和把兩億現金鋪滿床卻一分不敢花的趙德漢、天天想著怎么把資產一步步轉出去的高小琴不同，中國真實的“富二代”“官二代”們早就在這場反腐風暴之前未卜先知，懷揣多張銀行卡直奔異國他鄉，誰還傻乎乎地坐在家里等著被抓呢?
倒是國內留守輿論陣地的小資們，看著一部《人民的名義》興奮至極，懷著“坐山觀虎斗”的心理，帶著旁觀者的戲謔態度，又有幾個人能相信這樣的反腐就是現實，會帶來社會進步?心懷希望的或許是廣大被借了“名義”的老百姓，更愿意相信，甩掉包袱之后自己的生活會有一點盼頭，一個“更廉潔、更公平”社會似乎就在前方。
腐敗的根源：權力向資本的尋租
《人民的名義》里，對“從根源上杜絕腐敗”，省委書記沙瑞金有自己的分析：體制問題是腐敗的根源。是官僚權力膨脹，社會監督不足，民主參與空缺，為貪污和尋租行為提供了極大的機會空間。于是他想出了一個“妙招”：強化制度監督，試點紀委書記和市委書記的同級監督機制，讓市委書記的權力能夠得以控制。
當然，稍微了解國內形勢的朋友都知道，這種方法取得的效果會是多么微弱。根本原因在于，沙書記天真地把陳巖石曾經所處的建設時代和當下的改革時代等同起來，沒有揭開體制性質的變化問題，自然看不到腐敗問題的根源。如果說體制是根，來源于一個領導個人的獨斷專行問題，那么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為什么在腐敗問題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別?
從前喊出的“為人民服務”，早已明目張膽地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人民幣的社會關系決定了當下的體制性質，也為官僚腐敗的深化與擴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這樣的社會變革下，“當官”的社會涵義發生了本質變化，在市場經濟發展背后，權力走向前臺，看似是權力在扶持著經濟發展，但同時，市場經濟發展也催生了權力膨脹、權錢交易、尋租行為等。因此，腐敗伴生于集體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是無法避免的社會現象。
最常見的也最受老百姓痛恨的，便是“大風廠”事件背后的官商聯姻問題。新區、大工程的建設涉及到的公共土地資源，成了不少地方政府眼里的“金疙瘩”——李達康們以此創造政績，丁義珍們用來斂財致富，真是名利雙收。高小琴們更是看中了其中蘊含的巨額商業利潤，承接、買賣、收購，大費周章。雙方形成了對公共財產的買賣關系。在這個過程中，各種腐敗方式層出不窮——“女人換批示”、“送錢才指示”等。更有甚者，如趙家父子一般，老子規劃，兒子圈錢，一路開綠燈。這都是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的好例子。
在《人民的名義》，美女換來了高書記的批示(圖片來源：影視劇截圖)
在一場場的權力與資本的共舞當中，被濫用的公共權力不僅僅為一些官員謀取了私利，而且其也成為了資本進行積累所借助的工具。作為一種典型模式，工程腐敗已經成為了今天中國式腐敗的領頭羊。當前社會的發展方式下，打著“保護私有財產”的旗號，通過國家的政策，原本屬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資源，被以經濟發展的名義集中到了資本集團的手中，再通過市場這雙“無形的手”，變成了可以任意“公平買賣”的商品。失去了公共資源的，正是被借走了“名義”卻依然無權的老百姓。
腐敗作為一種權力的尋租，使得原本法律中對資本在用工制度、環境影響、能源利用等方面的制約無法產生效果，從而削減了資本擴張的成本，也就成為了資本的伙伴。現在社會中出現的一些雷人話語，“經濟越騰飛，腐敗越發展”“腐敗現象有利于經濟發展”等，正是這種權力服務資本邏輯的體現。在社會發展依然追求“GDP神話”，對高經濟增長數字狂熱追逐的大環境下，腐敗盡管在道德上還被視為公共社會的毒瘤，卻在大環境下有著它自己的市場。
反腐不反資，誰給你的名義
說起成功的反腐經驗，大家津津樂道的莫過于香港了。沙書記認為，通過建立獨立監督和嚴厲的執行機制，可以形成對公共權力部門的制約力量，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這點上香港在確實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是香港從根本上叫停公共權力為資本的服務了么?并沒有。
70年代大力反腐之后，香港成為了全球著名的廉潔城市，資本市場也愈發成熟，進入高速的經濟發展周期。但是，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社會財富越來越壟斷于幾個大財團身上。在這樣的廉潔社會中，由于碰不了所有制的問題，老百姓的生產、生活和消費各方面給市場牢牢地套住。嚴重的貧富差距被合理化，一系列嚴控貪腐的法律法規成為了財團們身上的保護傘，為這個不公義社會建立了制度基礎。
英國《經濟學人》曾發布一份名為“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裙帶資本主義，描述一個經濟體中，商業上的成功與否取決于企業、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員之間的關系是否密切)的榜單，香港是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方，富豪的財富占據本地區GDP比例接近80%，其中接近60%的部分都是嚴重尋租行業——房地產或其他壟斷性的行業。
這些人的財富比例不但超乎尋常的大，而且增加速度比香港經濟發展本身還快得多。這意味著真正為香港社會創造新增財富的經營者和勞動者，反而在收入分配中，受到了排擠、盤剝。香港基尼系數高達0.537，在720萬常住人口中，有123萬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根據美國物業顧問機構 Demographia公布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香港家庭收入的中位數是 29.3萬港元，樓價中位數是556.1萬港元，香港樓價是家庭收入中位數的19倍。也就是說普通白領就算不失業，二十年的辛勤工作不吃不喝也換不來一套蝸居。
如果我們說反腐是為了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那么，以香港的例子來看，它似乎只是起到了一種點綴的作用。對處理財富不均、貧富懸殊、底層生活窘困問題，以及更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反腐的成效再大，在這些問題面前也顯得蒼白無力。
因而，如果不改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改變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邏輯，還是一切以GDP為主，想要切斷資本與權力的聯姻，看起來似乎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老百姓最關心的是油鹽醬醋、生老病死，是溫飽生計、養家糊口的問題，如果反腐之后，這些問題并沒有得到改善，生活壓力依舊，對社會的不滿也就不會因而降低。對中產階層來說，反腐如果不能把房價拉下來，生活質量提上去，每天還是超負荷地工作十幾個小時，連好好吃飯的時間都沒有，那么反腐所許諾的“公平正義”社會又會落空。
“廉政香港”里，底層百姓依然只能蝸居(圖片來源：網易人間)
這樣看來，如果不調整給扭曲的發展方式，那種認為應該以深化市場與民主監督來制衡官僚腐敗簡直是癡人說夢。腐敗恰恰生長于一個以金錢為上的市場和“為資本”服務的體制之中。不反思發展主義的邏輯，空談反腐，與搭建空中樓閣無異。這就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社會所有制、市場邏輯、生產與消費關系、基層民主參與、勞動成果分配等問題。若反腐只是上層設計，底層無法參與，沒有群眾主體地位的回歸，再成功的反腐恐怕終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