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熱播后，全國一片叫好聲，說明這部電視劇深受人民的歡迎，我也非常喜歡看。
在網絡上的評論中，許多人都把這部電視劇看作是一部尺度大的“反貪劇”。如果把這部電視劇看作是一部反貪腐的電視劇，那就變成了一部傳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清官戲”，由《人民的名義》變成了《官員的名義》。劇中不是發動人民群眾進行反腐，而是由上級派來的“清官”在為民申冤，輪回到封建文化的怪圈中去了，這也許就是人們對貪官痛恨而引發的共鳴吧!
而從整個劇情內容來看，正如周梅森自己說的：“這部戲不是一個簡單的檢查破案戲，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反貪劇，我想呈現的就是目前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政治社會生態的情形。”
一、工人階級是怎樣變成弱勢群體的？
周梅森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從來沒有脫離弱勢群體的生活，我是早年從這個煤礦出來的，……整個徐州煤田幾乎關光了，產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下崗工人，……我從來沒有忘記過對我的底層的這些兄弟姐妹。
在《人民的名義》這部電視劇中，原國營企業大風廠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被私有化了。在“私有化”政策下，大風廠的工人老大哥變成了社會底層的下崗工人。
從周梅森先生的談話中和《人民的名義》這部電視劇中，我們可以知道，整個徐州煤田的下崗工人與《人民的名義》這部電視劇中大風廠的工人都遭遇到和全國所有國營、集體企業下崗工人一樣的命運，下崗的工人同胞由《憲法》規定的領導階級變成了“弱勢群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第七條 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今年4月19日到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廣西考察時強調，國有企業是主力軍、生力軍。攻堅克難、打硬仗還要靠主力軍。國有企業在中國的地位只能加強。
既然國家的《憲法》規定了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的根本制度，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工人農民是國家的主人公，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那么，是誰有這么大的膽子和能量違背國家《憲法》精神，瓜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使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財富大量地流入到私人的腰包，從而變成了少數人的既得利益?是誰強迫工人下崗?是誰端走了社會主義國家主人公的飯碗?是誰讓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變成了弱勢群體?
周梅森說他的弟弟兩次下崗，目前是第二次下崗，他還差一年到退休年齡。周梅森還說在《人民的名義》播放后，“我的有些老朋友們熱淚盈眶，哭了。流了好幾次淚，就說這么多年，終于有人能寫出這樣的東西。”周梅森先生認為，《人民的名義》這個作品“這是很正常的社會生活反映，就是都不敢說。”
既然周梅森先生已經意識到下崗工人的痛苦，自己的弟弟更是很好的證明，可是在《人民的名義》中還是不敢明顯地揭露這一罪惡，只是簡接通過大風廠私有化后工人所遭遇的事實，寄希望于官場中的“清官”來拯救他們。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最后說：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革命勝利了，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工人階級成了國家的主人。可是，當工人階級迎來革命勝利的喜悅，在剛剛享受到社會主義成果甜頭的三十年后，卻被強迫下崗了，他們和進城的農民工一樣，變成了資本家的“生產工具”，墮入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描述的：“現代的工人只有當他們找到工作的時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當他們的勞動增殖資本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賣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貨物一樣，也是一種商品，所以他們同樣地受到競爭的一切變化、市場的一切波動的影響。……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板等等向他們撲來。”
在社會主義經濟被私有化以后，工人農民便由國家的主人公變成了弱勢群體。
二、《人民的名義》應該以人民為主體。
在《人民的名義》整個電視劇中，以大風廠私有化后的遭遇為線索，歌頌的是以漢東省委書記沙瑞鑫為首的清官集團為政府立威，為民申冤的反腐功績。觀眾們很清晰地看到，在《人民的名義》這部電視劇中，描寫了兩大官員體系，一個是以現任省委書記沙瑞金為首的清官集團，即劇中調侃的所謂《沙家幫》，突出的人物主要有漢東省委書記沙瑞金，空降的紀委書記田國富，省委常委、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省檢查院長季昌明，由最高檢查院反貪總局派來擔任漢東省檢查院反貪局長的侯亮平，京州市公安局長趙東來，以及已經退休的前省檢查院常務副院長陳巖石等。另一個是以前省委書記趙立春為中心的貪腐集團，突出的人物有前任漢東省委書記趙立春，現任省委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高育良(漢大幫的中心人物)，省公安廳長祁同偉，京州市副市長丁義珍，京洲市檢查院檢查長肖鋼玉，漢東省油氣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劉新建(趙立春的家臣)，以及進行官商勾結的趙瑞龍(趙立春的兒子)，高小琴(祁同偉的情婦)、高小鳳(高育良的隱性妻子)姐妹等。
雖然劇中人物也有大風廠的工人出現，突出人物是大風廠的前工會主席、新大風廠的董事長鄭西坡。鄭西坡作為工人的代表，但不是劇中斗爭焦點的主要人物。聽周梅森先生在向采訪者解說鄭西坡這個人物時說：很多人想到鄭西坡，想把他的戲份拿掉。我都認為是絕不可以的，如果沒有這一條線索，我不敢叫《人民的名義》。那敢叫《人民的名義》?那就是《官員的名義》，或者“檢查的名義”對不對?可想而知，既然有人想把鄭西坡的戲份拿掉，說明鄭西坡這個人物在劇中是個可有可無的人物，而且想要把鄭西坡拿掉的這些人應該不是普通的人吧?鄭西坡作為工人的代表，是作者心中“人民”的代表人物，如果真的拿掉了鄭西坡這個人物，《人民的名義》就完全名不符實。鄭西坡這個人物，說到底只不過是作者用來與《人民的名義》這部電視劇一種牽強附會加上去的“名義”而已，對漢東省的“官場”風波起不到任何作用。
中國的傳統戲劇，特別是吸引人們眼球的影視劇中，一般都有正反兩方面的人物的激烈斗爭。《人民的名義》劇中的正反兩方面的人物主要是上面所說的兩個官場體系，他們之間存在著腐敗與反腐敗兩種勢力的斗爭。
中國的腐敗與反腐敗本來應該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人民群眾與腐敗官僚之間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激烈斗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表現。《人民的名義》這部電視劇中的反腐敗斗爭只是中國封建社會式的官員反腐，或者說是資本主義式的官場上兩股勢力的斗爭。盡管按上了“人民的名義”這塊招牌，但實質上“人民”并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更沒有從高度來揭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斗爭的實質。
腐敗是剝削階級思想所引發的一種社會現象，如果中國共產黨的黨員能夠象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所說的“他們(共產黨人——作者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們如果能夠遵照《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來進行工作，腐敗現象就不會發生。
現在，真正的共產黨員已經是鳳毛麟角，人民群眾所接觸到的共產黨員與《中國共產黨章程》中要求的共產黨員大相徑庭，導致當今社會現實與人民群眾所期望的社會主義社會恰恰相反。《人民的名義》反映的正是這種社會現實，正如周梅森先生所說的：“他們說尺度大，我現在沒有感覺，什么尺度，有什么大的，這是很正常的社會生活反映，就是都不敢說。” “人民”這個久違的名詞作為一種“名義”，用電視劇的形式表達出來，給人民一種期待，一種滿足，還有一份驚喜，這就是《人民的名義》能夠火紅起來的根本原因。
既然以《人民的名義》命題，就應該以“人民”為主體，只有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反腐的積極作用才能取得反腐敗斗爭的最后勝利。如果只是用清官查案來反腐，由上級機關派出官員巡視地方，這樣的反腐是沿襲舊社會的御史巡撫制度。這樣，人民群眾內心深處永遠擺脫不了舊社會的“清官情節”，從而產生了一種“官場意識”，使官員和人民群眾之間有一條寬大的鴻溝。這樣的反腐表現形式是共產黨的上級領導以“欽差大人”的姿態出現，把共產黨自己當成是救民于水火的“救世主”，推翻了共產黨自己所提倡的“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的立場觀點，與中國共產黨黨章要求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相悖，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原則，因為共產黨的干部不是官員，而是一群真正地“為人民服務”的公仆。
三、從李達康的形象看官場的現實。
劇中的李達康是一個非常鮮明的人物，椐媒體報道，《人民的名義》熱播后，李達康便成了“網紅”，有的觀眾甚至連李達康的扮演者吳剛的雙眼皮都喜愛上了。
劇中的漢東省委書記沙瑞金曾經多次稱贊李達康是漢東省改革開放的一員干將，沙瑞金說：“象李達康這樣的干部，是改革開放這三十幾年成長起來的，想干事，而且事實證明他能干事。”
周梅森先生稱：“李達康這個類型干部，是改革開放幾十年以來，很有代表性的一個類型的干部，這類干部基本上都是政治明星，他們的顯著的標志就是對GDP不懈的追求，不顧一切地追求。”對李達康的缺點，周梅森先生也作了簡單地概括：“一方面就是說非常地集權，總是在追求這個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不愿意接受約束。”對李達康的這一點，周梅森先生通過劇中人物省紀委書記田國富說道：“象李達康這樣的一把手，最主要的問題是權力缺乏監督，這是很危險的。”
我們根據周梅森先生劇外的話結合《人民的名義》的劇情，可以知道，李達康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官員，但對照《黨章》要求，他并不具備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質。
為什么李達康的形象不但能得到編劇的認同而且更能成為網紅頗得許多人的贊許呢?這就要回到社會現實中去找答案。三十多年來，由于中國共產黨告別了“革命”，從而嚴重地脫離了人民群眾，使共產黨的干部變成了官員。在當今人民群眾中，經常有人用“無官不貪”這個詞來形容當今的官場現象。李達康作為京州市的第一把手，能夠做到不貪不腐，就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電視劇中的李達康其實也和侯亮平一樣，應該說是周梅森先生所說的“理想人物”吧?魯迅先生說過，比較是醫治受騙的最好方子。面對貪腐遍地的今天，李達康能象封建社會中的清官一樣，不貪不腐，這樣便成了人民群眾心中的好“官”了。
人們喜愛李達康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并不是因為他不貪不腐，而是由于李達康是一個劇中人物，和觀眾們的切身利益無任何關系，他的一些別具一格的臺詞被人們當作笑料。象李達康這個人物，一旦出現在我們的實際生活當中，可能包括周梅森先生在內的所有人都很反感，反對他的人一定很多。要不，周梅森先生也不會說象李達康這樣的人“往往出事比較多”。
一個共產黨員不是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而是熱衷于當政治明星，這樣的政治明星就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客。共產黨員如果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只維上，不顧一切地對GDP不懈的追求，這種只顧政績不顧人民利益的人還有共產黨人所具備的品質嗎?
當李達康派出的強拆隊伍開進你們家進行強拆你家房屋的時候，你會稱贊李達康的作為嗎?和一個為了政績，總是追求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的人在一起工作，你會工作愉快嗎?
由于李達康主觀武斷，剛愎自用，重用了腐敗分子丁義珍。丁義珍外逃后，李達康就把光明區的領導權交給不作為的孫連城。當李達康發現光明區信訪辦的窗口事件后，只下指示不落實，直到省委書記沙瑞金發現批評他以后才大發雷霆。光明區信訪辦的窗口事件孫連城有錯，難道李達康就沒有錯?在李達康的集權領導下，京州市的官員還有誰敢作為?
為什么沙瑞金喜歡象李達康這樣的官員呢，原因就是在沙瑞金的心目中，李達康這樣的官員能干，而且是個唯上的官員，完全能夠按照上級領導的指示去干。沙瑞金也是為了自己的政績，為了打開漢東省的政治局面，他需要象李達康這樣的干將來為自己沖鋒陷陣。
在當今官場流傳著這么一句話：“新中國是強拆拆出來的”，李達康所堅持的強拆拆出了一場大火，這樣的強拆引發的群體事件為什么沒有人追究李達康的領導責任?
從所周知，新中國是在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努力，進行革命斗爭取得勝利后創建的。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的行動。“改革”也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的暴力行動難道就是“強拆”?。如果說“新中國的強拆拆出來的”，那么這樣的“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初心恰恰相反。
四、什么時候才能擺脫“官場的意識”。
面對《人民的名義》的各種評論，許多人還是擺脫不了“官場意識”的束縛，用“官場意識”來衡量李達康。沙瑞金說李達康“是改革開放這三十幾年成長起來的”官員，從李達康的經歷看，他是一位去過日本和美國學習深造的改革開放型官員，也許他從國外學來的從政知識對他的官場行為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我們還是回到《人民的名義》這部電視劇中來吧。該劇第十一集中有這么一個情節，不知道大家注意沒有?當大風廠的前工會主席鄭西坡在家里過六十歲生日時，京州市光明區公安分局的局長程度派警察把鄭西坡抓走了。原因是因為程度的表弟常成虎被關押在市公安局內，他只得找一個大風廠的護廠骨干來審問，想借此逼市公安局放出常成虎。程度要給鄭西坡換上號服(囚衣)，鄭西坡說“我是傳喚，不是拘留。”程度說：“在這兒你說不算，我說了算。”程度要鄭西坡“好好想想你的犯罪事實。”鄭西坡說：“犯什么罪啊?我沒犯罪。”程度說：“我說你犯罪了，你就是犯罪了。”
公安局長說是犯罪了，你就是犯罪了，這在中國的現實社會中是不是這樣啊?
當市委書記李達康見到鄭西坡，馬上就對程度私動警權的事情給予嚴厲的批評，當即就對市公安局長趙東來下指示：“趙東來，你們公安隊伍要好好地查一查了，象程度這樣的人還有沒有，有一個給我查一個，把這些害群之馬全都給我從公安隊伍中清出去。”聽到這樣的話，我相信觀眾和我當時的心情一樣，痛快!
李達康為什么會這樣做，這就要回到早先李達康帶著拆遷隊前來強拆大風廠的時候的情節。省委書記沙瑞金一早得知了大風廠的事情，馬上就給李達康打來了電話，批評他沒有做好工作，并讓他跟陳巖石好好學習。李達康在被沙瑞金批評之后，向工人們保證，市委一定會保證工人們的利益，也一定會踐行陳巖石當初對工人們的許諾。
省委召開常委會議，省委書記沙瑞金請陳巖石在全體常委會議上講革命故事，給常委們上了一堂生動的政治課。李達康自然明白陳巖石在沙瑞金心中的位置，因此，我們可以從李達康和陳巖石的對話中看出端倪，李達康對陳巖石說說：“沙書記用心良苦，在后面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啊!”
程度被李達康開除出警籍，他去請山水集團的高小琴幫他的忙，到祁同偉那里求求情另謀一個職位。
祁同偉考慮到李達康是省委常委，他還想靠李達康支持自己當上管理政法的副省長。當高小琴提醒他，在省常委會議上李達康已經給了祁同偉致命一擊，祁同偉是不可能得到李達康的那一票，所以祁同偉這才同意見一見程度。
見了程度之后，祁同偉狠狠地批評了程度的作風，直到程度拿出了他自己監視李達康的音像資料，祁同偉才改變了主意，給趙東來打了一個電話，說省廳想調程度來當辦公室主任。趙東來表示，程度違反警紀必須被開除警籍，把他上調并不合適，但是，祁同偉卻非常堅持地要幫程度擔保，讓趙東來也無可奈何，結果程度被調到省公安廳工作。
從這段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官場上的權力是多么地可怕，無論是光明公安分局局長程度還是省委常委、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省公安廳長祁同偉，他們都可以任意行使手中的權力，人們在他們的權力淫威下隨時可以變成罪犯，也可以隨時得到升遷，這就是當今官場的現實，而由此而產生的“官場意識”也是一種必然。“官場意識”的產生使人民群眾和共產黨的政府沒有了共識，政府和人民群眾原有的魚水之情關系破裂。引的結果可以從漢東省委常委、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的深切感受中明白：“以前人民群眾不相信政府做壞事，現在人民群眾不相信政府做好事了。”
如何才能擺脫這種“官場意識”?共產黨中央的高層領導們一定要強制共產黨的“官員”回歸到“人民的干部”上來，加強對《黨章》的學習，而且要真學，不要象劇中人物劉新建背誦《共產黨宣言》那樣假學。從黨員自己做起，使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能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從而帶領全中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這樣，“官場意識”就會自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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