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瑞金會不會步趙立春的后塵？

　　沙瑞金會不會步趙立春的后塵？

　　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第29和第30集中，漢東省委書記沙瑞金到呂州市去考察，發現了一個好干部——呂州高新區的區委書記易學習。易學習是一個老實正派、勤勤懇懇、一心為民、能干實事的好干部，他多年來腳踏實地、任勞任怨地埋頭苦干，成績有目共睹，但因為沒有“政治資源”，所以一直未被提拔，在縣處級崗位上一干就是25年。于是沙瑞金就向省委常委們推薦了易學習，提議把易學習放到省委表彰的十名優秀區縣干部的第一名,并破格提拔易學習為呂州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這些年來，不少地方和單位的用人之風逐漸敗壞了起來，一些領導干部任人唯親、排斥異己，非親信者一概不用，至少不放到重要崗位上。其結果，許多黨員干部信奉“朝里有人好做官”，熱衷于投機鉆營、溜須拍馬、拉關系、找靠山，美其名曰尋找“政治資源”。這樣發展下來，一些領導干部結黨營私、拉幫結派，用人之風日益敗壞，許多品行不好甚至已經腐敗墮落的干部被“帶病提拔”，而許多德才兼備的干部卻得不到提拔重用。吏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不僅造成干部隊伍的整體素質越來越差，而且嚴重破壞了黨的團結，使黨內政治生活庸俗化，政治生態污染，腐敗不斷滋生蔓延、愈演愈烈，從而最終導致黨組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喪失。

　　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新任漢東省委書記沙瑞金大刀闊斧地糾正用人問題上的歪風邪氣，提拔重用易學習這樣德才兼備的好干部，無疑是應該肯定的。可是對于他選人用人的方法，我卻不敢茍同。

　　沙瑞金是如何發現易學習的?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里，他是在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田國福向他推薦后，經過自己的親自考察，發現易學習這個好干部的。這就帶有很大的偶然性：

　　首先，如果田國福沒有推薦易學習，沙瑞金就不知道易學習這個人，也就不會去考察從而發現易學習這個好干部。大家知道，一個省的縣處級干部有幾千甚至上萬人，一個地市的縣處級干部至少也有幾百人。不僅省里的領導干部不可能認識本省所有的縣處級干部，就是地市一級的黨委常委也不可能認識本地市所有的縣處級干部。因此，沙瑞金能發現易學習這個好干部是非常偶然的。

　　其次，如果沙瑞金在田國福向他推薦易學習后，或者在自己親自考察后，不欣賞、不喜歡易學習這樣的干部，易學習也就不會被破格提拔重用。眾所周知，由于每個人的性格、經歷和價值觀的不同，看人的標準也不一樣。為什么易學習這樣的好干部長期得不到提拔重用，主要原因就是熟悉他而又有干部任用決定權或推薦權的領導干部，由于種種原因，如與易學習不親近或脾性不同，不欣賞、不喜歡他等，而沒有推薦和使用他。而這一次，沙瑞金從外地調到漢東省任省委書記，新官上任很想干一番事業，又打算從糾正用人問題上的歪風邪氣入手來整治前任省委書記趙立春留下的腐敗問題，再加上易學習的性格與他很相投，所以，沙瑞金才會欣賞、喜歡并破格提拔重用易學習這樣的干部。而如果沙瑞金在漢東省一干就是五六年、十來年，新上任時那股整治積弊的銳氣就會逐漸喪失，到那時他還會欣賞、喜歡易學習這樣的干部嗎?這不能不使人們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由此可見，沙瑞金起用易學習用的是“伯樂相馬”的辦法，這種辦法雖然也可以發現和選拔優秀的人才，但帶有較大的局限性：

　　第一，“伯樂”只能在他認識的人當中發現和選拔人才，而他認識的人又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許多真正優秀的人才就會因為進入不了“伯樂”的視線，而不能被發現和選用。

　　第二，即使是“伯樂”認識的人，由于他與其中絕大多數人接觸的時間很有限，他也不可能對這些人的品行都非常熟悉了解，所以，因看走了眼而選錯用錯了人的情況就很難避免。

　　第三，由于每個人的性格、經歷和價值觀的不同，看人的標準也不一樣，所以“伯樂相馬”必然帶有個人的好惡，如果“伯樂”本人就是一個貪官，那么，他會選拔重用清官嗎?

　　所以我們說，沙瑞金起用易學習所用的這種“伯樂相馬”的辦法，說到底是“人選人”的辦法，這種辦法雖然也可以發現和選拔優秀的人才，但卻帶有較大的局限性，應該改用科學的“制度選人”的方法。

　　所謂“制度選人”，就是要建立一套科學的干部選拔任用機制和監督管理機制，推進干部工作的科學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在這其中，充分發揮和依靠廣大群眾在干部選拔任用方面的推薦和監督作用是至關重要的。

　　一個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他的思想品德與才能究竟怎么樣，這個干部所在單位和地區的群眾最了解。因此，在選拔任用干部時，就必須認真聽取相關單位和地區群眾的意見，并讓廣大群眾對選拔任用的全過程進行監督，這樣才能有效保證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質量。

　　而沙瑞金在起用易學習時，用的還是他的前任趙立春用的“人選人”的辦法，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里，我們看不到一點沙瑞金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怎樣認真聽取相關單位和地區群眾的意見，并讓廣大群眾對選拔任用的全過程進行監督的情節。因此，人們就不得不擔心這樣一個問題：沙瑞金會不會步趙立春的后塵？

　　眾所周知，這些年來，許多領導干部剛上任時也想當一個勤政為民的好官，他們上任伊始充滿朝氣和銳氣，銳意進取，勵精圖治，大刀闊斧地整治積弊，用了一些好人，也為老百姓辦了一些實事，可是時間一長，他們就會落入俗套、步前任之后塵，朝氣和銳氣漸失，惰性、暮氣和奢糜之風日長，有的人甚至私心和貪欲惡性膨脹，干起貪贓枉法、賣官鬻爵等勾當。

　　1945年7月，黃炎培到延安考察，談到“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稱歷朝歷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律。毛主席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主席的這段話深刻地揭示了只有依靠人民的監督才能避免和根治腐敗的真理。

　　建國后的前三十年，為什么腐敗現象比較少，遠不象這些年問題這么嚴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毛主席十分重視“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并多次發動人民群眾來揭露和打擊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內部的腐敗分子。因此，各級領導干部都夾著尾巴做人，不敢胡作非為。

　　可是自從某位大人物說了“以后再也不用看群眾的臉色辦事了”這句話之后，各級官員如同被解除了“緊箍咒”，獲得了極大的“解放”，結果，“任性”的干部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任性”，隨之而來的就是腐敗現象不斷滋生蔓延、愈演愈烈。

　　歷史告訴我們，“讓人民來監督”是使黨和政府永不腐敗變質和衰亡的根本保證，如果沒有人民的監督，再好再多的“沙瑞金”都會前腐后繼，步上“趙立春”的后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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