灄水農夫：作為“與時俱進”的傷痕小說《軟埋》
對于方方的小說《軟埋》，學習了大家的很多批判文章，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對包括土改在內的中國革命的辯護，這種辯護當然是必須的，因為小說通過恐怖性的悲情描述直接指向的就是對以土改為代表的中國革命的否定，為在革命中被推翻的舊地主階級翻案。當然作家并沒有從自己的口中直接表達出這樣的意思，而是以“寫實主義”標示所謂的“記錄者”角色，然而眾所周知，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邏輯下，作家背后的政治立場無疑是極其鮮明的。盡管作家在小說的最后情節處理上，讓小說中的人物選擇了忘卻，似乎是要表達一種和解，然而以“軟埋”的方式埋葬歷史，本身就是一種決絕的態度，從而暴露了其真實目的。
要批判地主，就必須為革命正名，就如同方方要為地主正名，就必須否定革命一樣，因此我們能想見，為達到否定的效果，方方采取自己最擅長的文學虛構的方式，通過情結的渲染，刻畫出一個地獄般的荒謬世界，不管到底距離真實的歷史有多遠，也不管是否僅僅是作家頭腦中的主觀臆想，作為崇尚個體化創作的時代，還真不好判斷是故意“抹黑”還是文學創作的需要。如果單純站在各自個體感受的立場上，判斷中國革命的優劣，只能陷入各說各有理的境地，因此批判者的首要任務，不在言說本身，而是必須超脫個體狹隘空間，使認識上升到一個具有統御全局的高度，然而由于固有的立場偏見，并非所有被批判者都能通過努力達到與批判者同等的認知層次，于是在這種不對等的狀況下，對于批判者的意見和方法論，被批判者能否接受還真是難說。
然而，不管怎樣，真理和正義自然有其標準，簡單地講，推動社會發展前進，讓大多數人受益，維護了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事物無疑是屬于真理和正義的范疇。具體到那場決定億萬人命運浮沉的革命，是否具有真理性和正義性?無疑革命在當時損害了像方方家族那樣少數人的利益，甚至在革命中出現的個別過火行為，造成小說中描寫的那種滅門慘劇，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言：革命有污血，也有嬰兒。作為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豈能只看到污血而對嬰兒視而不見!革命的巨大成果擺在面前，億萬農民獲得了土地，翻身作主人，擺脫了悲慘的命運;革命整合了中國，再造了中華民族，從百年來積貧積弱中崛起;革命為中國現實工業化、現代化掃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尋找到了一條可行的道路，等等。總之，沒有革命就沒有當今的中國，就沒有今天成為了世界霸主心腹之患的資格。但是，世界上確實存在這樣一些人，不要說他們沒有宏大歷史的眼光，即便僅僅以個人利益為標準出發，也是極其短視的，他們就像那些腐朽過時的舊時代貴族，面對浩浩蕩蕩歷史發展潮流卻毫無感知，一味沉浸在過去的世界里，這反而證明他們的被淘汰實在是歷史的必然。從今天現實社會情況來看，革命不過是當初那些作為國家主人的舊貴族們毫無行動能力，別說帶領一大家子人吃飯，連自己吃飯都困難，共產黨就讓他站一邊歇菜去，然后帶領泥腿子們重起爐灶重開火，讓大家不至于都餓死，然后飯做熟了，就把泥腿子們趕一邊涼快去，沒他們什么事了，同時把舊貴族新精英們召集起來，一起大快朵頤。這么美的事，他們應該感激都感激不過來，卻對革命恨之入骨，你說不是腦筋有問題?難道就為那幾天在旁邊歇菜就怨恨不休，要這么說那泥腿子們就更想不通了，當年的承諾呢?付出艱辛勞動的成果呢?好在泥腿子們總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不像作家那樣有藝術才華，又有閑心發泄自己的怨恨，他們為自己生計都忙不過來。
我們說，方方式的舊貴族的傷痕藝術表達，當然不是其獨有，而是整個系統的一部分，甚至是最新的部分，由改開時代開啟的傷痕文學，經歷了從否定文革向否定社會主義改造、否定大躍進運動，進而否定整個社會主義革命歷程的方向發展，否定土改自然是這一發展趨勢的必然和關鍵一環。當然這一清晰的線條乃是與社會現實的變遷緊密呼應的，當否定文革的時候，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資派”上臺，中國開始走上特色之路;當否定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人民公社已經解體，國企正在改制;當否定大躍進的時候，中國私人資本已占絕大部分，市場經濟已經全面建立。在這一清晰的破立互動過程中，每一步的彼此呼應當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實在是相伴相生的關系。今天的現實是，分田到戶的小農經濟走向解體，以農場主、莊園主、種田大戶等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濟主體成為政府倡導扶持的對象，同時由于嚴重的三農問題導致農村基層治理的空心化、黑惡化，于是所謂的“鄉賢”也請出來維持秩序了，在這種情況下，為舊時代的地主正名，恰恰不就是為新時代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鄉賢們開路嗎?物質決定意識，正因為先有了事物的客觀存在，才需要在思想意識上加以論證其合法性、合理性，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學藝術，必然是對社會現實的集中反映這一普遍規律，在此處確實得到了最好的詮釋。同樣也證明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軟埋》顯然是借歷史傷痕之展示，來表達現實政治之需要。對作家本身來說，其創作的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的觀察和表達能力。僅僅從這一點來看，方方又確實是一位頗具與時俱進精神的作家。她那舊貴族的底色和新精英的油彩似乎存在某種悖論，然而事實上不過是矛盾統一體而已。
前有所述，為革命辯護，論證革命的正義性、真理性對于批判固然是必須的，也是重要的，但如果僅此止步，這種批判的力量就顯得遠遠不夠。因為它沒有指出被打倒的階級之所以能夠在今天的氣候下理直氣壯地為自己翻案的原因，更沒有指出這樣的翻案小說能夠大行其道的背后秘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之所以具有開天辟地性質，乃是完全不同于舊式農民起義，舊式農民起義不過是舊的統治階級被推翻，上來一批新統治者取而代之，老瓶裝新酒而已，社會結構并無變化，社會發展陷入周期性的治亂循環，共產黨建立的社會乃是要打破這一規律，而打破這一規律的辦法就唯有改變社會結構，而馬克思主義為這樣的努力提供了可能。于是毛澤東當年與黃炎培的窯洞對能夠信心滿滿，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告誡世人這不過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天我們來看，新中國最初所走過的每一步，就是朝著革新社會結構的方向一路前行。社會的前進與發展也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當時共產黨內有人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不應該那么早就向社會主義過渡，而毛澤東則看得更長遠，他說社會每時每刻都在變，怎么鞏固?中國不向社會主義過渡，就必然滑向資本主義復辟，為著絕大數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毛澤東排除重重阻力，毅然帶領人民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艱難前行。從現實的結果來看，毛澤東的預見無疑是穿透時空的，這不，繼否定了無產階級專制下的繼續革命之后，社會主義革命跟著被否定，現在《軟埋》的出現，標志著新民民主義革命也將被否定了。若按當時那些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主張，不過是新民主主義提早被否定而已，也許到現在革命的所有成果也早就提前化為烏有，也不可能存在延至今日的批判和論戰了。正是因為改開以來的歷史轉折，使中國從毛澤東時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全新社會結構，一步步蛻化到革命前的舊有社會結構，才使方方等舊貴族的遺老遺少們有了為本階級翻案的勇氣和理論依據，既然革命不過是換一批人做統治者，既然革命不過是為了個人的爭權奪利，那革命也就沒有什么崇高的道義，更沒有必然的合法性、合理性，不過是由共產黨別有用心策劃的一場暴民運動而已，于是革命就簡直成了罪行的同義詞。
歷史發展的吊詭之處還在于，如果追溯否定革命的源頭，卻正是領導革命的共產黨自身。 我們看到，正是從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開始，如同推倒的多米諾骨牌，發生的一連串效應，從否定社會主義改造、否定大躍進，否定土改，直到徹底否定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那么我們最終會發現，新中國和共產黨將以何種面目自處?這難道不是從反面證明了文革對于新中國和共產黨生死生死攸關的重要意義，證明了毛澤東晚年的英明?而這正是新中國和共產黨當前面臨的尷尬窘境。舊貴族們對此自然不會放在心上，一部分新精英也無所謂，甚至還持一種樂見的心態，而另一部分新精英則會經受患得患失的痛苦折磨。所以盡管在現實的共同利益上舊貴族新精英有其一致性，事實上也正是得益于新精英在背后的默認、縱容和鼓勵，互為表里，才能使舊貴族的翻案行為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然而當革命的大廈被舊貴族們撬動得真正要傾覆的時候，各自的命運就兩說了。而這一天似乎正在步步逼近。
看來，深得“與時俱進”之妙的《軟埋》，以一鞠舊貴族辛酸淚，賺取了無數新精英的熱烈掌聲，然而就在這掌聲中，分明透過的腐朽氣息，已經傳遞著某種死亡的預示。
20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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