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熱播的諜戰電視連續劇《于無聲處》，把時代背景放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因為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對西方最沒有心防的年代，整個中國從精英到平民的基本心態，都像是一位情竇初開的青春少女，西方國家則是讓這位少女愛的欲罷不能的白馬王子，西方的一顰一笑，都會讓中國心旌蕩漾，哪里會相信西方會對中國搞間諜活動呢?
在當時乃至今天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西方人都是集熱情、善良、正直、專業等諸多優秀品質于一身，關鍵時刻則能夠扮演拯救天使的角色，這種形象也頻頻出現在國人執導的影視作品中，從《紅色戀人》、《黃河絕戀》、《紅河谷》、《金陵十三釵》、《一九四二》等等，莫不如此。而像《于無聲處》第一集中出現的猥瑣、愚蠢的西方間諜查理，在中國的影視作品中是極其少見的。
《于無聲處》中一個撥動社會敏感神經的則是涉及到了“告密”話題——202廠的助理工程師陳其乾，懷疑同車間工程師張文鴻有泄露核潛艇特種鋼材樣品的嫌疑，于是投書有關部門舉報張文鴻，并在國安人員約見時繪聲繪色地細訴了自己的調查和推理。
著名影評人司馬平邦在評論《于無聲處》對這一細節的處理時談了自己的不滿，認為陳其乾的舉報“被創作者處理得有些神神秘秘，甚至鬼鬼祟祟，至少是視覺處理很中性，而不帶著任何高尚的色彩，陳其乾戴著大墨鏡神色緊張地與國安人員接頭的情節給人以陰暗和滑稽的印象”，沒有做完全正面的處理是屈服于當下輿論對“告密”的反感，也反映了人們在國家利益和個人自由、個人隱私之間進行選擇時的猶豫心態。
平邦此論，看似有理，其實卻是不了解歷史的復雜性，犯了刻舟求劍的錯誤。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的安全形勢十分復雜，一是大陸內部有國民黨政權逃臺時留下的大批武裝匪徒和潛伏特務;二是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冷戰的加劇，美蔣又從海外派遣了大批特務，以各種方式潛入大陸，刺探情報并進行各種顛覆活動。如何有效應對這樣的局面?當時毛澤東主席為公安戰線制定的方針是反對關門主義和神秘主義，不要依靠少數專業人員冷冷清清的搞，而是要走群眾路線，用人民戰爭的方式保衛國家安全。
新中國前三十年國家安全戰線的成就表明這一政策是極為成功的，因為當千百萬群眾被動員起來之后，少數敵特就如光天化日之下的過街老鼠，無所遁形。當時的一些反特電影如《鐵道衛士》、《秘密圖紙》、《跟蹤追擊》、《國慶10點鐘》等都非常生動的反映了這一歷史事實，比如在《鐵道衛士》中就有沈陽市民制定“愛國公約”的場面，第一條就是“防奸防特”，令“遠東情報局”特務馬小飛大為緊張。
不過這種政策的有效實施，必須要具備很高的政治條件，包括：人民對黨和國家的高度政治認同，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人民在整體上高度的政治覺悟和高度的道德水平，專業安全機關和人民群眾之間水乳交融的密切關系等。在這樣的前提下，見不得陽光的“告密”行為與人民群眾出于保家衛國的情懷與責任去檢舉、揭發危害國家安全的陰謀活動的高尚愛國行為之間的區別，就會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了。
但問題是，中國社會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變得高度多樣化、復雜化了，原來單一的政治共同體已經解體，利益也已經多元化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很難對“告密”行為做一個簡單的單一評價。
即以《于無聲處》的陳其乾為例，他在劇中表現出了兩個強烈動機，一是要不擇手段把“廠花”馮書雅追到手，再一個就是要當上車間主任。追馮書雅，馬東是他的主要對手;當車間主任，張文鴻是他的有力競爭者。在這種情況下，利用當時嚴峻的安全形勢，用捕風捉影搜集來的“證據”舉報張文鴻，就只能說是他搞垮對手的一種手段，而不能簡單地說是一種高尚的愛國行為。這種行為動機，不僅破壞了國家安全工作的聲譽，還很有可能誤導安全人員的偵察方向，放跑真正的間諜。雖然《于無聲處》迄今只播了5集，我們還不能確定陳其乾是不是歪打正著(比如張文鴻真的是間諜)，但他的行為顯然不能被無保留的肯定，《于無聲處》的創作者對他做了“鬼鬼祟祟”的視覺處理，也是恰當的。
在今天的政治生態下，強調依靠在法治軌道內運行的專門國家安全機關進行反間諜工作是正確的，普通民眾也應該有配合國家安全機關工作的責任和義務，但同時更應該重提當年毛澤東主席為公安戰線制定的反對關門主義和神秘主義，走群眾路線保衛國家安全的路線。從根本上說，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要努力為在國家安全戰線重新走群眾路線重建政治前提，有了這樣的政治前提，目前反間諜工作面臨的種種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而出于個人目的胡亂舉報的行為，盡管不能被完全杜絕，但也會因為沒有市場而越來越少。
附文：司馬平邦：關于《于無聲處》里“告密者”的爭議
2013年7月，湖北省大冶市政府法制辦的一位周姓副主任科員，向境外間諜人員提供信訪、維穩資料，并從中收取活動經費1000元，事發后，她被開除黨籍，并被行政撤職，職務由副主任科員降為辦事員。
而在剛剛過去的這個4月17日，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對中新社高姓前記者(女)為境外網站非法提供國家秘密一案進行了公開宣判，法院認為，高違反國家法律規定，為境外人員非法提供機密級國家秘密，其行為已構成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處被告人高某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現年71歲的高某，曾經是中國新聞社的記者，1994年11月9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曾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處其有期徒刑6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但刑滿后，她仍被聘擔任德國之聲電視臺《北京觀察》欄目特約作者、自由亞洲電臺粵語部特約評論員，以及香港明鏡系刊物特約撰稿人，從曾經的中國政府的罪犯，一躍變成境外機構的雇員，說起來，這也算一種“改革開放”特色吧;不過，可能連她自己都沒想到，自己會在70歲以后，仍因將一份由其非法獲取的機密文件提供給某境外網站刊發而被再度判刑入獄。看來，之前的7年刑期并沒有讓她真正明白什么是危害國家安全，當然，其實現在不明白這件事的人應該不只是高一個吧。
正在央視一套播出的劇集《于無聲處》，故事描述了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代，發生于正在攻關國家絕密軍工項目的202廠里的一場反間諜戰，202廠的生產項目是事關國家戰略安全的核潛艇―--在現實里，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即092型核潛艇1970年代在遼寧葫蘆島渤海造船廠動工興建，1981年下水，1983年8月交付，1987年服役;而第二代核潛艇094型于1980年代末開始研發，由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武漢第二船舶設計研究所(719所)設計，亦由渤海造船廠建造，它是中國建造的排水量最大的潛艇，中國核潛艇對于中國國防是至關重要的國之重器;由上述可見，劇中的202廠應該就是現實里的渤海造船廠，而作為本劇的故事重點的潛艇建造項目“藍魚計劃”應該是指正處于研發階段的094型核潛艇吧。
漫說在1980年代初，即使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的094型核潛艇仍然作為一項重大的國家機密而鮮少見諸公開資訊，這又可以回過頭來證明為什么在劇中那個“藍魚項目”所涉及到的分分毫毫一草一木都被稱之絕密而不為過。
2010年時，曾播出過一部叫做《蘇菲的證詞》的劇集，展示了發生在負責研制核潛艇低噪音螺旋漿技術的海軍851廠里發生的一段反間諜故事，那部劇集的內容與《于無聲處》類似，但僅是局部展示中國核潛艇建設過程里的間諜戰--可見，整個中國核潛艇的研發、建造過程，其實也是由無數個如《于無聲處》里表現的那些反間諜故事組成的，且三四十年以來，這些事一直持續而未曾斷絕，只是我們這些處于和平陽光下的人們根本不曾輕易察覺罷了。
202廠助理工程師陳其乾投書舉報
陳其乾行為詭秘地與國安人員接頭
《于無聲處》里，由趙立新飾演的202廠陳其乾，是位剛剛由著名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的助理工程師，他不但業務能力非常突出，且喜擅偵探推理，以福爾摩斯自居，又因202廠在國家軍工事業上的特殊地位，所以，他也自覺不自覺地卷入了這場反間諜戰中--在本劇第4、第5和第7集里，陳其乾經過自己的調查和判斷，認定同車間工程師張文鴻有泄露202廠核潛艇特種鋼材機密的嫌疑，于是，他竟毫不猶豫地多次投書“有關部門”舉報張文鴻，他更主動約見國安人員，繪聲繪色地細訴自己的調查和推理。
對發生在202廠的這場反間諜戰而言，無疑陳其乾的舉報起到了重要的正面作用，在他的參與下，核潛艇的特種鋼秘密終于保住了，而最后埋伏于202廠里的間諜人員也將被一一挖出。
但關于此，我還是注意到一個特殊現象，即劇中陳其乾向有關部門“舉報”的過程，無論是投書，還是約見，都被創作者處理得有些神神秘秘，甚至鬼鬼祟祟，至少是視覺處理很中性，而不帶著任何高尚的色彩，陳其乾戴著大墨鏡神色緊張地與國安人員接頭的情節給人以陰暗和滑稽的印象--我以為，導演者和表演者之所以要做這樣的處理，或者因為在今天向有關部門舉報，已經約定俗成地被劃進“告密”的行列，即使這位“告密者”是站在堅定維護國家利益和堅定保守國家機密的角度上，而陳其亁的此等戲碼顯然也是拍出來努力要讓當下觀眾接受的。
無疑，在1980年代或之前的中國，在國家利益、國家機密與個人自由、個人隱私之間，所謂的沖突基本上是沒有的，因為個人利益要服從國家需要，這不但是一種可以寫在法律法規里的硬性條文，也是已然刻在每個中國人頭腦里的生活觀念，《于無聲處》里陳其乾在發現了同事張文鴻的諸種鬼祟之后，毫無猶豫地偷看他的筆記本(侵犯隱私)，又多次舉報之(告密)，雖然這種行為里不能不說也帶著他的個人目的，但從結果看，這種行為是被完全正面肯定的;而到了今天，當這種行為被拍到電視劇里，被故事化處理后，則一定多多少少要帶上那么一點兒“告密”的不光彩的色彩，這樣的處理方式即使反射到我們當下的觀眾心里，我相信許多人也未必就站到可以為了國家利益和國家機密而置個人自由和個人隱私于不顧的立場，至少，我們會感到這很尷尬，很棘手。
通過這部劇的這一處情節處理，也可以反觀那宗著名的高姓記者案。
高姓女記者在1989年即因“泄露國家機密罪”而被判刑，20多年后，她仍然再次犯了“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一犯而再犯，這至少可以證明她對20多年前的罪責是沒有認知的，而在她第一次服刑出獄之后，隨之而來的，是她獲得了比入獄前看似更為“偉光正”的專業承認--她被聘擔任德國之聲電視臺《北京觀察》欄目特約作者、自由亞洲電臺粵語部特約評論員，以及香港明鏡系刊物特約撰稿人，我相信，是這些個令其個人自由欲望無限膨脹的身份最后回頭又害了她，而不是別的。
漫說向有關部門直接“告密”的陳其乾了，就是前些天，將那位著名的央視星光大道節目主持人的一段特別內容的視頻發表到互聯網上的某個人，業已被無數人刻意或者無意地譴責、貶斥為“告密者”了。
今日的中國，與往日的中國確已經大大不同，這從陳其乾的行為被表現手段從“舉報”處理“告密”就可見一斑，我相信對現在的觀眾而言，如何看待劇中這樣的處理方式，在于他們是更關心國家利益或國家機密的重要，還是更在乎個人自由和個人隱私的重要，而在這兩者間確實有一條鴻溝存在。
《于無聲處》現在才只播出5集，絕大多數內容還不知怎樣，我亦不知道劇中關于上述的“國家利益與個人自由”，或“國家機密與個人隱私”之間的矛盾最終將得到如何展現，但我作為一個觀眾，至少當面對這樣的一個帶著強烈矛盾色彩的話題時，那種感受也是強烈矛盾的，很難如1980年代的202廠工程師陳其乾那樣得到明確選擇--去舉報，不惜做一個“告密者”。
我相信，這些情節也會在《于無聲處》的觀眾中引發強烈對立的爭論，這就是今日之中國與當年中國明顯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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