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魯迅研究的“兩個凡是”
默看新中國歷史，會產生一個感受：關注與重新解釋魯迅，是每個歷史轉折時期會發生的事情；或者說，每當出現對于魯迅的關注與重新解釋時，不管人們是否明確意識到，實際上就處在一個歷史階段的轉折點上。公認的歷史轉折，把新中國史鮮明地分為前后三十年（三十云者，當然是說概數，現在也可以認為是可能已經過去了的“六十年”的劃分）。這一轉折也伴隨著對于魯迅的重新解釋。
我們先來看這個轉折的發生起點。我想，對待毛澤東的“兩個凡是”的出籠以及作為絕佳批判切入點的選擇，是可以視為起點的，至少是主要起點之一。
說它絕佳，有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是這個有確鑿出處（社論）的“兩個凡是”論，它的絕對化的表達方式，是人批判起來毫不費力（實際上，政治實踐中也沒有出現過如此這般行事的凡是）；另一層意思是，它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后，之所以還在后三十年不時聽人念叨，以及產生了一些變種，就在于它是如此地能夠“深入人心”。
歷史有時會出現吊詭之處，在對于魯迅的重新解釋過程中，魯迅先生遇到了毛澤東主席相似的命運：對待毛澤東有兩個凡是，研究魯迅也有兩個凡是。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后者的出現是沾了前者的光，是活學活用的結果；而且，后者的影響在“場面”上也遠不及前者。
指出魯迅研究有“兩個凡是”者，是魯迅先生上海時期曾經共同戰斗過的茅盾先生。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室編輯的《魯迅研究年刊》1979年號上，有茅盾先生答年刊記者問的文章：
“魯迅研究中也有‘兩個凡是’的問題。比如有人說凡是魯迅罵過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魯迅賞識的就好到底。我看并非如此。”
是誰說的這“兩個凡是”呢？是“有人”。翻譯一下，并沒有人這么說，“一定糟糕”與“好到底”，也不過是為了立論需要而極端化的說法。做魯迅研究的人，我想也不會出現這種不著調的論點來吧。而且，魯迅“罵”過的人，就在先生那里，也從來沒有指認過這些“一定糟糕”，李四光先生算得上被魯迅“罵”過的人了，但是魯迅先生從來沒有對李先生“科學家”的這一面有過非議，新中國成立后，李四光先生在地質學上貢獻，也不會被人他“糟糕”吧。胡風大約算得上是魯迅先生“賞識”過的，就在先生承認“賞識”胡風的文字里，先生同時也指出，“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眾化”。也就是說，先生評價一個人，從來沒有走“好得很”和“糟得很”兩個極端。
就算真的“有人”這樣說（沒有形成印刷的文字），又怎樣呢？難道只要有人說了，就可以不顧事實拿來作為進一步申說什么的基礎嗎？先樹立一個真實世界里不存在的靶子，然后展開批判，好像已經成了一些人的習慣性做法了。我這里不是想說茅盾先生如何如何，他還不至于如此。
與廣為人知的那一個“兩個凡是”論受到了批判熱潮不同，對于魯迅研究的“兩個凡是”論，很快就有反駁的文字出現；而且，魯迅研究的“兩個凡是”論最終也沒有成為某種固化概念。只是，它的精神卻由是發端。就是現今，還能時時見到它的影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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