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2015的賀歲檔，徐克導演的電影《智取威虎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好評。“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取材于曲波的長篇小說《林海雪原》，這部小說是十七年時期的經典作品之一，并于1960年改編為同名影片;文革時期，京劇《智取威虎山》是著名的“八個樣板戲”之一，曾長時期風靡全國。今天，徐克又為我們帶來了他的電影版《智取威虎山》。
為什么“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可以引起不同時代讀者與觀眾的興趣，不同時期的“智取威虎山”在藝術與表達方式有何相同或不同之處，與時代的變遷又有著怎樣的內在聯系?作為一個香港導演，徐克有過《青蛇》、《倩女幽魂》等藝術片時期，也有過《通天帝國》、《龍門飛甲》等大片時期，此次他執導《智取威虎山》，以“大片”的方式正面處理革命歷史題材，可以說是一個具有癥候性的文化現象。徐克的《智取威虎山》上映后，有不少評論與討論，有的評論者將徐克的電影與樣板戲加以比較，認為影片采用了“智取威虎山”的故事，但抽取了其核心內容——比如革命精神，以及共產黨的“群眾路線”，而只是強調故事的傳奇性，以及視覺奇觀的呈現，也有的評論者認為影片的視角是從外部、后輩的視角來看革命故事，基本上是徐克本人的視角，但并沒有還原歷史的“真實”，更多的是想象性的成分。在這里，我認為最值得討論的是，革命文化在大眾文化中占據什么樣的位置，為什么革命故事會以這樣的方式呈現?而要探討這一點，我們需要梳理革命文化的歷史變遷，以及當代文化的總體格局。
我們知道，在當代文學史上最經典的“革命歷史小說”是“三紅一創，保林青山”，即《紅日》、《紅巖》、《紅旗譜》、《創業史》、《保衛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鄉巨變》。《林海雪原》雖然被納入到經典的革命歷史小說之中，但在當時也有爭議，爭議的主要問題就是小說的傳奇性與通俗性，當時的意見認為，《林海雪原》的傳奇性削弱了小說本應具有的史詩性，以及對“歷史必然性”的強調，所以在當時革命文學的序列中，《林海雪原》無法與《紅日》、《紅巖》、《紅旗譜》、《創業史》等作品相比。最近在當代文學研究界，“革命文學”與“通俗小說”的關系得到了重視，不少研究者的視角是“革命文學”如何吸納、收編、采用了“通俗小說”的某些要素與程式，從而為建立新的革命敘事提供新的可能性，在這方面的研究中，《林海雪原》是一部具有重要價值的作品，它向我們展示了革命文學與通俗小說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這種融合是以“革命文學”為主體的，即講述革命故事的需要，讓作者采取了一些通俗小說的一些模式。
在這里，我們應該梳理一下革命文學與通俗文學的關系。我們知道，五四“新文學”正是在批判鴛鴦蝴蝶派、“黑幕小說”等小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革命文學”作為新文學傳統的一部分或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對通俗文學也是以批判、排斥的態度來對待的，直到1940年代，隨著革命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在解放區，“民族化”與“大眾化”等問題得到更加深入的討論與認識，在趙樹理等作家筆下，才開始有一定的融合，在建國后《林海雪原》、《李雙雙小傳》等作品中，才有較為成熟的表現。
在建國初期，“革命文學”擁有絕對的合法性與主體地位，在這個時期的文化秩序中，通俗文學是需要改造、改變的對象，不僅張恨水等通俗小說家，甚至老舍這樣的新文學作家，也需要對創作中通俗文學的傾向做出調整。《文藝報》1949年第1卷第1期，曾刊載一篇報道《爭取小市民階層的讀者——記舊的連載、章回小說作者座談會》，其中談到，“文藝報社九月五日下午邀請過去常寫長篇連載小說的部分作者，開了一個座談會。……主席陳企霞首先說明開會意義在于研究這一類連載的章回體小說的文藝形式的寫作經驗與讀者情況，討論怎樣發展并改革這種形式。過去在報紙副刊上連載的章回小說在形式上很通俗，很適合一般市民的口味，如果能夠把這些經驗總結起來加以研究，并灌輸進去新的內容，那么這種形式的小說是會起相當作用的。……到會者熱烈誠懇地發言，敘述他們在舊社會里寫作的經過，其中大多數都是為了掙稿費而寫，在寫的時候，很少想到這篇東西有沒有價值。它們的內容多是虛構的言情傳奇或武俠偵探，前面已寫出來了，后面的情節還不知道怎么樣……”在這樣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革命文學”在當時的主體地位，不僅如此，在“戲曲改革”以及一系列批判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以革命文藝為中心，重建文化秩序的努力。
但是在當前的文化語境中，問題則完全反了過來。現在的問題不再是革命文學如何吸納、收編通俗小說的問題，而是在以大眾文化為中心的文化秩序中，如何講述革命故事的問題。在這樣一個語境中，革命故事之所以仍然具有吸引力，仍然會得到市場的青睞，主要來自兩個原因，一是革命敘事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正確性”，二是革命故事由于長期傳播所帶來的潛在的市場號召力。可以說正是這兩個原因，使紅色經典改編在1990年代以來的影視劇創作中成為了一個熱點，但是另一方面，以市場為中心的大眾文化在改編紅色經典時，必然也會有其內在的限制與要求，有其時代特點。以《智取威虎山》為例，影片講述革命故事，但其著重點并不像《林海雪原》時期一樣，要論證革命的合法性，要講述革命何以成功的經驗——這是“革命歷史小說”的內在要求與敘述動力，而在徐克版《智取威虎山》中，關注的則是革命故事中所蘊含的奇跡、奇觀，換句話說，正是革命的傳奇性使得“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在我們這個時代，成為其轉換為“中國大片”的關鍵所在，也是它能夠在大眾文化中占據一席之地的原因。當然大眾文化的消費性、娛樂性及其呈現的奇觀，也削弱了“智取威虎山”的嚴肅性與革命性，但只要以大眾文化為核心的文化秩序不改變，“革命故事”的改編只能適應市場的規則，只能適應大眾文化及其塑造的美學趣味。在這個意義上，相對于一些戲說與胡說式的改編，徐克版《智取威虎山》可以說大體上從正面講述了一個“革命故事”，雖然有批評者認為它沒有完全回到《林海雪原》或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的敘述立場與方式，但在當前的文化語境與秩序中，已經可以說是一部難得的紅色經典改編的成功之作了。
在這里，仍然有兩個問題。一個是以革命文化為核心的文化秩序如何轉變成了以大眾文化為中心的文化秩序，或者說革命文化如何失去了主體性，只能憑借其意識形態象征與市場潛力，才能在當今的文化市場獲得一席之地?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這里我們不再具體展開，只是簡單地提示一下，這與當代中國的歷史變化密切相關，也與“革命文化”在1950—70年代所經歷的“一體化”及其在1980年代的解體相關，更與1990年代以來市場化與大眾文化的崛起相關，需要做細致的梳理與分析。另一個問題是，在當前的文化語境中，我們如何講述“革命”的故事?在這方面，我認為徐克的《智取威虎山》為我們展開了一個新的可能性，徐克以“市場化大片”的方式從正面講述革命傳奇，讓我們看到了革命的“奇觀”與“奇跡”，事實上中國革命的成功也正是一個“奇跡”，無論是長征時期的爬雪山、過草地，還是抗戰時期的持久戰與“以弱勝強”，還是三大戰役的運籌帷幄與波瀾壯闊，都讓我們看到中國革命是前無古人的“奇觀”，這樣的故事，以視覺奇觀的方式加以呈現，也并不是一種夸張。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在當今時代，我們是否有可能重建革命文化的主體地位，重建一種新的“人民文藝”?只有在一種新的“人民文藝”的文化秩序之中，我們才能夠更加清晰地講述中國的故事，人民的故事，以及“革命”的故事。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