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埃德蒙·威爾遜：美國文人

　　圖：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國作家。

　　美國文人傳統

　　我最初對埃德蒙·威爾遜發生興趣是大約十年前，在朋友處得到一本印數極少的《西方現代詩論》，里面收有威爾遜成名作《阿克瑟爾的城堡》的第一章《象征主義》，雖然只有短短幾頁，但我已經知道這是一位值得閱讀全集的作家。但是和威爾遜在美國的巨大影響力不同，中國的翻譯界對他卻一直頗為冷漠。1993年威爾遜論述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文學的名著《愛國者之血》作為他的首部中文譯著被介紹到中國，可是很不幸，作為“美國文學史論譯叢”的一種，它的風頭完全被《伊甸園之門》和《流放者歸來》蓋過，后兩部著作甚至夸張地成為某種程度上的小資讀物——兩部書書名起得太好了，一望而知的叛逆和流浪的氣質使它們在不求甚解的小資讀者中迅速流行。但是這些年來，我沒有看到過任何一篇中國人寫的《愛國者之血》的書評，甚至沒見到有人提到過它。今年初李歐梵教授將威爾遜早期名作《阿克瑟爾的城堡》作為他主持的“西方現代批評經典譯叢”的一種出版，而這也僅僅是這位美國大批評家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二本著作。所幸，臺灣出版界和大陸出版界有著迥然不同的嗅覺，早在1977年臺灣志文出版社就曾出版過威爾遜的《文學評論精選》，2000年臺灣麥田出版社又出版了威爾遜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及發展的名著《到芬蘭車站》。有這四本書，威爾遜的形象在中文世界總算有了一個大致的輪廓。

　　簡言之，威爾遜是一位典型的美國文人，是美國文人傳統中重要的一環。文人在許多時候可不是褒義詞，尤其它的前綴是“中國”的時候。中國文人“優雅”地賞玩一切的虛假姿態，令人深惡痛絕，他們留戀在物的所謂的客觀世界里，而內心的熱情正悄悄地稀釋以至于麻木，最后只留下空洞的自戀的囈語。中國文人實質上是以表面的姿態掩蓋內心的怯懦，他們通常是出世的，因而也是安全的，并不露痕跡地成為強權的同謀。而美國文人傳統則迥異于中國文人，他們多半以美國繁榮的報刊為陣地，以流暢優美的文筆迅速對文化文學的各個方面展開犀利的批評，他們涉獵極廣、眼光獨到，而且從不掉書袋。更重要的是，他們通常從文學的審美批評旁溢到社會批評，高超的審美能力使他們的社會批評有一種奇特的柔軟的魅力，而寬廣的社會批評視野又使他們的文學批評別具一種純粹的學院派批評家所不具備的粗獷奔放的力量。在威爾遜之前，美國文人的代表正是威爾遜年輕時極為推崇的門肯，“他是現代美國，他的知識、他的才智、他的趣味的開化意識的化身，認識到現代美國的風俗和心智的粗俗，而且是在驚恐和懊惱之中發出的吶喊。”威爾遜當年對于門肯的評價今天看來就像是在評價他自己。而當威爾遜在另一處推崇門肯是愛倫·坡以來“我國最偉大的從事新聞工作的人物”(門肯多年供職于二十世紀初著名的雜志《時髦圈子》)，威爾遜分明想到了自己，因為那時他正是《新共和》雜志的副主編。在威爾遜之后美國文人的代表我以為是已經馳譽中國知識界的蘇珊·桑塔格，她在晚年以充滿道德熱情的評論為她在世界范圍內贏得極高的聲譽。他們都是激進的左派，極具批判性同時對審美極為敏感，而且對于學院派批評有一種自覺的警醒。他們都不是學院中人，這不是簡單的巧合，而是和他們主動的選擇有關。

　　威爾遜的淵源：法郎士和馬克思

　　威爾遜早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就讀，和小說家菲茨杰拉德是同學，曾給予菲茨杰拉德最初的激勵和批評，可是自從離開普林斯頓以后，威爾遜沒有再回到學校。1920年以后，威爾遜開始他的記者生涯，先后在《名利場》(1920-1921)、《新共和》(1926-1931)、《紐約客》(1944-1948)和《紐約書評》任編輯。威爾遜憎惡被人稱為評論家，而是強調自己是文學記者，這不僅和他的任職經歷有關，更主要的是因為他對奢侈地談論形式的炫學的學院派批評風尚不以為然。和威爾遜同時期在美國占主流地位的正是“陣容強大”的新批評，威爾遜幾乎是憑一己之力在對抗強大的新批評。我們可以從新批評主將韋勒克對威爾遜不乏醋意的評價中反證出這一點。在韋勒克的巨著《近代文學批評史》第六卷，鑒于威爾遜巨大的影響力，韋勒克不得不給他專章的篇幅，并且開首便承認：“在美國他是(確切說曾經是)一位一言九鼎的人：一代文豪，一位首席社會批評家。”請注意括弧里的插入語，微妙地反映出這位老學究對于威爾遜復雜的態度，然后他又不惜篇幅，抱怨“威爾遜從未詳細探討過任何一位新批評人物。”其實這再正常不過，威爾遜感興趣的只是社會和文學，這里的文學當然只是指小說、詩歌和戲劇，他報道和評判許多國家的作品和作者，而關于“批評的批評”威爾遜通常是避之唯恐不及。這本身就是一種態度，新批評對于文本的過分關注，以及非歷史主義的傾向，威爾遜顯然是不會認同的。威爾遜是二十世紀美國文壇上少見的“老派人物”，他的思想其實深深扎根于19世紀的人文傳統中，他是廣泛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法國19世紀文壇上的重量級人物法郎士則是他的另一個偶像。在《到芬蘭車站》的序言里他曾經寫道：“我最近重讀法郎士的《當代歷史》一書合成一冊的新版本，我覺得比第一次初讀時更加喜歡，書中所描寫十九世紀法國的政治和社會，正是我們這個時代和社會的真實寫照。”在書中，他又對法郎士的社會理想被后繼的象征主義者所擯棄而感到痛惜：“法郎士在政治上的興趣及社會意識，到了他們手里也都一概不見了。象征主義者相信社會孤立，甚至連一點改造社會的幻想都沒有了。”而在早《到芬蘭車站》十年出版的《阿克瑟爾的城堡》中，威爾遜的語氣要強烈得多，他嚴厲指責瓦萊里在法蘭西學院院士就職禮上對于自己的前任法郎士的詆毀。威爾遜顯然頗為贊同法郎士放下文學后對于政治的涉足，而對瓦萊里遠離政治、扮演疏離的智者的形象則大為不屑。最后他總結道：“法郎士那一代的力量，來自于對社會事物的廣泛知識，對人類富有同情的興趣，與民意的直接接觸，以及通過文學參與公共生活的熱情。”事實上，這正是威爾遜為自己設計的道路，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三十年代他會丟開為他贏得巨大聲譽的文學批評，轉而去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起源。

　　對于馬克思，威爾遜的態度則要復雜得多，他花費數年心血寫成的巨著《到芬蘭車站》某種程度上正是基于馬克思主義起源的細致的觀察和辨析?？傮w而言，威爾遜深為感動的是馬克思在批判當時的工業化社會時所表現出來的人品、奉獻精神和道德熱情，而且從馬克思主義中威爾遜也已知道“在培養人們的理想以及以后在渲染他們的文學的過程中，經濟和社會勢力確實起到的作用超過多數人樂意承認的程度”，但對于兩大關鍵性馬克思主義學說剩余價值和辯證法卻不那么信服。這種矛盾的態度在他描述馬克思主義和文學的關系時表現得最為明顯，威爾遜當然首先是具有社會理想的文人，但他在維護文學自身的尊嚴上也毫不含糊，他曾說過：“帶著駕駛轟炸機的印象去追求文學事業是毫無意義的。”在著名的論文《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中，他先是通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盧那查爾斯基等馬克思主義者自身的論述，來闡明保持文學自由的重要性，而后則激烈批評試圖把文學降格為宣傳工具的傾向：“這種做法最終不得不敗壞精神生活的每一個部門，直到嚴肅的人，有人情的人和有眼光的人都只能沉默無言(假如他們能夠這樣做的話)。”和當時許多文人一樣，是慘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股市暴跌促成了威爾遜的左傾，但是蘇聯歷次大清洗使他震驚，并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更為深刻的反思，這一轉變頗具代表性，也是人性在這位社會和文學的雙重洞察者身上生動的體現。

　　威爾遜有著濃重的19世紀思想淵源，但作為文人，他必得通過文章說話，他的那些富有洞見的思想當然也是通過一個個具體的詞語達成的。在晚年威爾遜寫過一篇《英語問題》的文章，批評英語寫作水準整體性的滑坡，他甚至以他特有的直率批評杜威的文章“那才叫一塌糊涂”，順便威爾遜也帶出自己文風最初的締造者——他的父親，“他(指威爾遜父親)的語言總有那么一種擲地有聲的清脆感。”后來韋勒克從側面證實了這種影響：“不過作為大眾批評家他(指威爾遜)卻主宰了二十世紀中葉，那種擲地有聲是任何新批評派人物所無法比擬的。”在我看來，威爾遜的文風是我喜歡的兩位美國大批評家艾略特和龐德的混合體。艾略特縝密的語法和邏輯性，以及龐德熱情、果斷、甚至有點魯莽的文風，奇妙地交織在威爾遜的文章中，讓人頗有欲罷不能的閱讀快感。奧登名篇《論閱讀》里的名言——不要評論劣書，因為有損人品云云——現在中國頗有市場，成為中國批評家只寫吹捧文章的最好借口。可是威爾遜沒有這樣的禁忌，他在推崇某些作家的同時，從不掩飾自己的負面意見，比如他在《阿克瑟爾的城堡》中對于艾略特和瓦萊里的尖銳批評極具眼光，而且也可以見出威爾遜坦蕩的胸襟。

　　報刊批評的杰作

　　作為文人，威爾遜的興趣極為駁雜，除了《到芬蘭車站》，他還寫有報道1929年席卷全美股災的《美國人的恐慌》(1932)，《死海古籍：1947-1969》(1955)，《向易洛魁族印第安人致歉》(1959)，以及《啊，加拿大：一個美國人論加拿大文化的筆記》(1965)。威爾遜為雜志撰寫的影響巨大的文學評論主要收在《三重思想家》、《傷與弓》、《經典作品與商業作品》等三部書中，而他最早的批評性著作《阿克瑟爾的城堡》則是充分展示威爾遜文學批評能力的著作，這部作品和威爾遜大多數評論發表在大眾雜志上一樣，最早是在《新共和》雜志上連載的。

　　這是一部試圖概括二十世紀上半葉西方文學思潮的書，評論了當時引起廣泛爭議的幾位作家——葉芝、瓦萊里、艾略特、普魯斯特、喬依斯和斯泰因。威爾遜敏銳地發現他們共同的來源是象征主義詩歌運動，這在當時來說是極具眼光的。要知道《阿克瑟爾的城堡》1931年出版的時候，這幾位作家的影響力和現在比有天壤之別，據說不少普林斯頓大學1927年的文科畢業生當時都不知道普魯斯特、喬伊斯為何人。除了普魯斯特，幾位所評作家依然健在而且正處在他們的創作高峰期，甚至像喬依斯的《芬尼根守靈夜》，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尚未寫出，而對于“當代”作品的判斷是最困難也是最考驗一個批評家膽識的，如今這幾位作家經典的地位早已堅如磐石，而給他們的寶座打上最初的鉚釘的正是《阿克瑟爾的城堡》。當然，斯泰因稍遜一籌，但是威爾遜給她的篇幅也相應最小(只有十二頁)，而且對其的評價也最為嚴厲。

　　第一章《象征主義》，概述了象征主義的緣起以及與浪漫主義的復雜關系，“坡通過堅持培植浪漫主義的某些方面，成功地把浪漫主義轉變成某種不同的東西”。在這一章末尾，威爾遜坦率指出：“戰后文學的優點與缺點都很自然地源自象征主義詩人，并且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窺見端倪。”隨后則是對具體作家的評論，開頭三位便是二十世紀初的三位大詩人——葉芝、瓦萊里和艾略特。我不知道韋勒克憑什么貶低威爾遜的詩歌批評能力?是因為他始終不屑采用新批評的方法(細讀、張力、反諷、含混論)解讀詩歌?在我看來，威爾遜同樣是精通詩歌的批評家，而且他很善于將詩人的傳記資料恰切地融入他的文章之中，如同戴維·洛奇對他的評論一樣，威爾遜的“研究方法是一種憑經驗寫的描述性的文學史”。最精彩的是對艾略特的評論，他先是考察了兩位早逝的法國象征主義詩人科比埃爾和拉弗格對于艾略特的重要影響，“艾略特幾乎是在逐句模仿拉弗格的不規則格律”;隨后則展開對于《荒原》的精辟評價：“現代大城市中可怕的陰郁氣氛，就是《荒原》之所在······數以百萬計的無名者正在進行著索然無味的辦公室例行公事，在不間斷的操勞中把靈魂磨蝕凈盡卻無從享受任何對他們有益的報酬——人們的享樂是那樣齷齪和脆弱，以至于比他們的痛苦更形哀傷。”這些為以后數十年的《荒原》評論定下了基調。威爾遜對于兩位小說家普魯斯特和喬依斯的評論則最為評論界所激賞。在這兩章，威爾遜展示了他超人的“細讀”能力，當然不是像新批評那樣牽強附會地尋找意義，而是像一個耐心的農人抽絲剝繭般拆解開作家有意無意設置的文學迷局。在威爾遜細致的筆觸下，《追憶似水年華》和《尤利西斯》這兩部現代文學史上公認的晦澀的作品漸漸顯露它們的原形：“喬依斯緊抓住他的客觀世界，不容有失，他的作品堅實地建立在自然主義的基礎之上。”

　　我很高興在書的最后一章看到了蘭波，因為那是我多年來一直熱愛的詩人。“另一個象征主義的先行者與英雄人物(指蘭波)，卻是既與世界對抗又能存活下去的——雖然他并非以詩人的名義存活，但他的整個事業生涯展現出了一種戲劇性的光芒。”威爾遜詳盡地描寫了蘭波的生活狀況，語調中毫不掩飾對于他的欣賞，“這個生命感動了我們。”威爾遜對于蘭波的偏愛其實不難理解，盡管他承認象征主義打破了舊有的機械化規條，令想象更有彈性和自由，但是威爾遜根深蒂固的人文主義思想使他對遺世獨立的象征主義者的態度總是持有一種揮之不去的疑問，而蘭波勇猛的詩篇和處世態度顯然更能引起威爾遜的共鳴：“蘭波的人生似乎比他同時代的象征主義作家更令人滿意，比那些后來的象征主義作家更為理想，因為他們只是終日留在家中創作文學作品。”由此可見，早在寫作《阿克瑟爾的城堡》的時候，一種面向世界的沖動就已在威爾遜的胸中激蕩，一種介入社會、批判社會的態度已然成形，日后他逐漸成長為“首席社會批評家”實在是水到渠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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