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潤為：迎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春天

　　必須老老實實地向老師和同學們交底：我從未參與過高校文藝理論的教學，只是因為工作的關(guān)系了解到一些情況，所以對于端正高校文藝理論教學方向的問題沒有太大的發(fā)言權(quán)。在座的曹桂方、董學文、曾鎮(zhèn)南教授，才是真正的專家。至于我呢，就是一塊磚，你們的黨委書記李建強教授先把我拋出來，目的大概在于引玉，引出三位教授的上等好玉。

　　大家都知道，在最近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發(fā)表了很好的講話。這個《講話》既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承續(xù)，又是新時代文藝實踐的科學總結(jié)，不僅為發(fā)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yè)提供了新的指導思想，也為改進高校文藝理論教學指明了方向。

　　一個時期以來，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潮充斥大學講壇，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則被驅(qū)逐到邊緣地帶，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今，像河北師大這樣堅持開設(shè)馬列文論課的高校已經(jīng)很少，研究馬列文論、講授馬列文論的老師在相當程度上成了被冷落、被嘲笑的對象。至于專攻這個專業(yè)的研究生，工作難找、待遇偏低，也是較為普遍的現(xiàn)象。凡此種種，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極不正常的。我聽說，在座的曹桂方教授對此是痛心疾首的。不過，現(xiàn)在好了，有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堅強領(lǐng)導，有了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教”與“學”再也不會陷于過去那樣的尷尬境地。“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我們應(yīng)當抓住機遇、乘勢而上，用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去迎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春天。

　　為什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

　　有人或許要問，各種主義多的是，為什么偏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呢?這是一個屬于大前提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就談不到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問題。必須說明的是，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絕不是因為像吸毒、抽煙一樣有了這份“癮”或“癖”，也不是出于上帝的安排，從一出生便注定要給馬克思主義當牛作馬。大凡人類，都希望自己活得明白一些、活得好一些。我們信仰馬克思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正是出于這兩個目的，換句學術(shù)性的話說，就是出于認知需要和價值選擇。應(yīng)當承認，迄今為止，還沒有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比馬克思主義更高明，更能科學地解釋自然世界、人類世界和心理世界。我的一位朋友是搞量子力學的，他不大在意政治問題、意識形態(tài)問題，但是他說過，現(xiàn)代物理學的每一個新發(fā)現(xiàn)，都未能推翻唯物辯證法，反而是給唯物辯證法提供了新的證明。現(xiàn)代物理學認為，物質(zhì)，就像我們現(xiàn)在使用的桌子、椅子、茶杯等等，只是能量存在的一種形式。還有的科學家據(jù)此提出大膽設(shè)想：將來科技發(fā)達到一定程度，人們出國旅游，再也不需要乘坐輪船或飛機，可以先把旅客轉(zhuǎn)化為電磁波，到目的地再還原成人的存在形式，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這樣有血有肉的樣子。我們說，能量盡管看不見、摸不著，也是客觀存在呀，或者說像水之于冰、雹和雪，是物質(zhì)的基本存在方式，并未顛倒物質(zhì)與精神、存在與意識的邏輯關(guān)系呀。當然，倘若有一天證明了是精神決定物質(zhì)，馬克思主義就算是被徹底推翻了。不過，這在客觀上是不可能的，充其量不過是一些人的虛幻愿景。在價值取向上，迄今為止，也沒有任何一種價值觀更符合全人類的根本利益。與普世價值不同，馬克思主義追求的不是少數(shù)人的好，而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具體路徑是通過階級斗爭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解放無產(chǎn)階級和其他勞動大眾，進而實現(xiàn)包括剝削階級在內(nèi)的全人類的解放。因此，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讓勞動大眾以至全人類活得明白的哲學，讓勞動大眾以至全人類活得好的哲學。這么好的東西，我們?yōu)槭裁床蝗猿帜?當然，如果有人說，我從來不想大多數(shù)人的事、全人類的事，我就是為自己和自己的小圈子好，那我也無話可說，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

　　還是從大家身邊的事情來說吧。各位同學都關(guān)心畢業(yè)以后就業(yè)的問題。那么，怎樣來競爭崗位呢?無非三種辦法：一種是“拼爹”，看誰的老子有權(quán)有勢;一種是“拼富”，看誰家最有錢;另一種是講公平、公正，拼個人的德才。“拼爹”是權(quán)貴主義，“拼富”是資本主義，拼德拼才是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同學們愿意選擇哪種主義呢?我想你們當中的絕大多數(shù)都愿意選擇馬克思主義。你們說是也不是?

　　當然，堅持馬克思主義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是因為特定的社會存在往往限制了我們的視野和認識程度。比如馬克思主義講，人們的私有觀念是它的物質(zhì)根源——私有制的產(chǎn)物，隨著私有制的消失，人們的私有觀念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說實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我對這一論斷是困惑不解的。不但愚人如我如此，即使連哲人如李澤厚先生也不能免俗。前些年，李澤厚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說，如果沒了財富上的比拼和斗爭，人活著還有什么滋味?這種困惑來自我們的狹隘的社會存在。正如莊子所說：“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后來，我對這個問題總算有了一點點感悟，這得益于我的“社會存在”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有人請吃飯我是非常高興的，可以說樂此不疲。如果當時有人告訴我：將來有一天，人家請你吃飯，你會感到很煩、很不情愿，我是絕不肯相信的。可是，這一天真的來了，至少從本世紀開始，如果誰請我吃飯，不但沒有快樂，反而覺得是一種負擔。為什么呢?我的“經(jīng)濟基礎(chǔ)”變了，已經(jīng)超越 “溫飽”的初級階段了。由此我悟到，存在對意識的限制，真是厲害得很!今人不能理解后人無私，后人也可能不理解我們?yōu)槭裁磿榱艘稽c錢財爭得死去活來，甚至不憚鋌而走險、鋃鐺入獄。馬克思、恩格斯比我們高明，從一定意義上說，就在于他們的精神具有巨大的超越性和穿越性，能夠既從眼下的社會存在出發(fā)，又能突破有限社會存在的限制，把人的認識能力、創(chuàng)造能力發(fā)揮到極致，充分表現(xiàn)出人之為人的偉大。我們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解馬克思主義，就要不斷拓展社會實踐的廣度和深度，并且在這個過程中有意識地培養(yǎng)遠大眼界和開闊胸懷。

　　二是因為我們的知識儲備和文化素養(yǎng)的局限。僅以方法論為例。關(guān)于唯物辯證法，恩格斯下過兩條經(jīng)典定義：1、“關(guān)于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484頁);2、“關(guān)于普遍聯(lián)系的科學”。(同上，第4卷第259頁)但是，熟記了這兩個定義并不等于我們拿到了解決問題的萬應(yīng)靈丹。要讓這種科學的方法論結(jié)出新鮮的研究成果，必須有相應(yīng)的大量知識儲備。比如中國古人論詩，喜歡講含蓄，講“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不著一字，怎么會盡得風流呢?讀者又是怎樣從詩中體味到這種風流的呢?研究這個問題，唯物辯證法只是指引我們從普遍聯(lián)系去中去進行考察和分析。至于主體與客體、作品與讀者、讀者經(jīng)由作品與作者等等諸多方面聯(lián)系的具體情形，就不只是方法論所能解決的問題，還必須借助心理學(包括格式塔等現(xiàn)代心理學)、美學、文藝學以及從平日閱讀、閱歷中獲得的大量知識。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列寧說，只有用人類創(chuàng)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chǎn)主義者。

　　在這里，我想送同學們兩句話：學習、學習再學習，實踐、實踐再實踐。話雖陳舊，卻是我們嫻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不二法門。

　　恢復和發(fā)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端正文藝理論教學方向，絕不是說只要在高校恢復了馬列文論課，就可以鞭炮齊鳴，歡呼馬克思主義的勝利。如果只是恢復了馬列文論課的教學，其他文論的教學依舊是各拿個的號、各吹個的調(diào)，那個馬列文論課的恢復，大抵就是一個形象工程，一個為賣狗肉而掛出的羊頭。恢復馬克思主義在高校文藝理論教學中的指導地位，不僅要恢復馬列文論課的教學，而且要恢復馬克思主義在古代文論、西方文論、現(xiàn)代文論、當代文論等一切文藝理論教學中的指導地位。也就是說，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觀察、分析、總結(jié)人類的一切文論成果。其根本目的，是不斷完善和發(fā)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

　　不能說我們沒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早在1942年，毛澤東發(fā)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的輝煌創(chuàng)造。這篇著作盡管是針對當時延安及其他解放區(qū)的文藝實際講的，不可能像教科書那樣面面俱到，但是基本上揭示出人民文藝的本質(zhì)及其內(nèi)在聯(lián)系。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等等，盡管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基本上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比較完整的敘述方式。說我們沒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大抵也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文藝上的歷史虛無主義。

　　問題在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不是一個封閉、僵化的系統(tǒng)，而是一個開放、鮮活的系統(tǒng)。一方面，它是不變的。它的靈魂(為人民服務(wù)的根本屬性)及其主干(如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文藝與階級等等)不能變，變了就不成其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另一方面，它又是變的，總是隨著時代變化和文藝實踐的發(fā)展不斷地進行新陳代謝，或者叫自我更新。如果不是這樣，它就會因活力的闕如而喪失對文藝實踐的指導作用。變與不變，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的對立統(tǒng)一。正是在這樣的矛盾運動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才能像無盡的長河和長青的大樹，永遠奔騰向前，永遠葆其美妙之青春。

　　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來俯瞰今天，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既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zhàn)，又恰逢新發(fā)展的絕佳機遇。為什么這樣說呢?就是因為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既積累了豐富的成功經(jīng)驗，又有了深刻的“左”、右兩方面的教訓，而時代的變化和社會主義文藝的發(fā)展，又強烈呼喚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以適應(yīng)新的時代特點和文藝實踐的面貌發(fā)揮指導作用。以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文論為指導，建立新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然而，這是一項龐大、復雜的的系統(tǒng)工程，需要從多個角度、多個層面進行長時間的艱苦努力。在這里，我只能談?wù)勂渲泻苄〉囊徊糠止ぷ鳌?/p>

　　一、對60多年來的創(chuàng)作實踐進行深入的總結(jié)。這方面的工作雖然已經(jīng)做了很多，但是還不能說已經(jīng)將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的精神貫徹到底。比如庸俗社會學，以往我們只是把它當作前30年的東西。其實，這類東西不僅前30年存在，后30年也同樣存在。回頭去看，被稱為新時期小說濫觴的《愛情的位置》、《班主任》(劉心武)等，就是概念化的作品。這類東西在當時產(chǎn)生反響，絕不是因為藝術(shù)上的成功，而是因為它們是當時政治要求的傳達者或呼吁者。如果說這些作品所傳達的觀念尚與當時中國的歷史走向同步的話，那么《習慣死亡》(張賢亮)、《為人民服務(wù)》(閆連科)等，則是錯誤政治觀念的異常淺露、異常粗鄙的傳達方式。與其說是小說，毋寧說是大字報式的“大批判”。既然如此，我們僅僅把庸俗社會學歸結(jié)為極左思潮的產(chǎn)物就是不太妥當?shù)模阂皇遣蝗妗?ldquo;左”的傾向可以產(chǎn)生庸俗社會的東西，右的傾向以至于正確的傾向也可以產(chǎn)生這類東西。如果我們以為只要消除了極左傾向，就可以把庸俗社會學連根拔起，就可以讓好作品像蝴蝶那樣聯(lián)翩飛來，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其二是流于浮淺。文藝政策、文藝導向上的失誤，固然是產(chǎn)生庸俗社會學的重要原因，但是更為深層的恐怕是內(nèi)因，即作家藝術(shù)家自身的問題。其中，起碼有兩個問題是應(yīng)當注意的：一是作家藝術(shù)家的生活積累、情感積累和藝術(shù)積累貧乏，不足以溶解所要傳達的觀念，進而使其從場面和情節(jié)中自然地流露出來，《愛情的位置》、《班主任》當屬此類;二是想要傳達某種觀念的動機過于強烈，以至于形成一種偏激的沖動。這樣一來，用觀念取代生活真實、剪裁生活真實、歪曲生活真實也就成了必然的選擇。《習慣死亡》、《為人民服務(wù)》就是這種失誤的典型。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還可以追溯到半個多世紀以前。李準是一位肯于深入生活的作家，但是在緊跟“窮過渡”、“共產(chǎn)風”的動機驅(qū)使下，竟寫出了《李雙雙小傳》這樣一篇雖有生活氣息卻違背廣大農(nóng)民意愿的作品。

　　又比如對于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試驗。內(nèi)蒙古老作家扎拉嘎胡的試驗是成功的。在他的長篇小說《嘎達梅林傳奇》中，莫名的預(yù)感、離奇的夢境、無由頭的遭際、不可理喻的偶然等等，與真實生活場景是那么妙合無垠地交織在一起，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莫言的試驗則是失敗的。《生死疲勞》中的那個地主，無論變驢變豬變狗，都僅僅是推進主觀訴說、演繹政治觀念的一種小手段，與具有豐富民族、地域文化內(nèi)涵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還有十萬八千里之遙。兩個作家的試驗，其成敗得失為何這樣判若云泥呢?一是文化態(tài)度不同。前者深植于培育自己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土壤(那種文化中本來就有比較豐富的神秘主義的成分)。后者則是東施效顰。培育你的那個地方，盛行的是儒文化。《論語》的記載非常清楚：“子不語怪力亂神”，哪有多少魔幻的東西呢?本來是一塊高粱地，偏要去種榴蓮，那怎么成呢?二是創(chuàng)作態(tài)度不同。前者和馬爾克斯一樣，為的是揭示本民族的命運，弘揚本民族的精神，為本民族的自由幸福而吶喊;后者則是出于玩弄花樣的藝術(shù)動機和迎合某種國內(nèi)外情緒的社會動機。說到這里，有人或許要問，那為什么莫言能獲諾貝爾獎，而扎拉嘎胡卻無此殊榮呢?在這里，我要說：諾貝爾文學獎給誰，那是西方的事，根本不能代替我們的評價尺度。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評判作品，總結(jié)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教訓，才能保障最廣大勞動人民的文化利益。

　　二、把馬列經(jīng)典文論中一些被搞亂了的問題搞清楚。只有把這些問題重新搞清楚，才有可能實現(xiàn)理論自信和理論自覺。比如文藝評價的標準。毛澤東提出政治標準第一、藝術(shù)標準第二，這與恩格斯提出的美學的和歷史的標準是一致的。馬克思、恩格斯批評拉薩爾劇本《濟金根》中的錯誤悲劇觀，恩格斯批評哈克奈斯的小說《城市姑娘》是現(xiàn)實主義而不是充分的現(xiàn)實主義的，都是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著眼于推進工人運動的大局。

　　從資歷上說，文藝比階級要老得多。在無階級的原始社會，文藝僅僅是人們表達情感、相互交流的工具。文藝既然有表達、交流的功能，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統(tǒng)治階級就不會不利用它來影響人們的思想，除非他是司馬衷皇帝那樣的傻瓜。既然要拿文藝來影響人們的思想，當然要往有利于他們統(tǒng)治的方向走，而不可能用讓它來砸本階級的鍋。這樣一來，政治標準就不可能不放在第一位。奴隸主階級如此，封建主階級如此，資本家階級同樣如此。如若不然，為什么會有“文以載道”一說?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禁書、焚書以至文字獄之類的事?眾所周知，在中國歷史上，《水滸 》屢屢遭禁，絕不是因為它的藝術(shù)水平太差;在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白勞德、史沫特萊等75位作家的作品全被列為禁書，甚至連馬克﹒吐溫的作品也被打成“危險書籍”，也不是因為麥卡錫等極右政客是一批藝術(shù)至上主義者。既然哪個階級都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為什么到了勞動者階級這里就不可以了呢?這完全沒有道理。進入新時期以來，那些反對“政治標準第一、藝術(shù)標準第二”的人，貌似忠實于藝術(shù)，實際上只要察其言而觀其行，就不難發(fā)現(xiàn)，在他們手里，舉得最高的還是政治的標尺，只不過是另外一種政治，一種與廣大勞動者的利益背道而馳的政治。他們?yōu)槭裁粗肛熚何　墩l是最可愛的人》囿于黨派和民族的偏見，為什么說魯迅是“魯?shù)?rdquo;?這是藝術(shù)的標準嗎?在這里，我勸大家千萬不要上“純藝術(shù)論”的當。堅持“政治標準第一”，我們絕不輸理，絕不要有任何心虛、猶豫和彷徨。

　　政治標準第一，不等于唯政治標準。這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對于一些作品，主要的評價尺度并非政治的。毛澤東曾說:“李白的《蜀道難》寫得很好，有人從思想方面作各種猜測，以便提高評價，其實不必。不要管那些紛紜聚訟。這首詩主要是藝術(shù)性很高，誰能寫得有他那樣淋漓盡致呀!它把人帶進祖國壯麗險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帶到神奇優(yōu)美的神話世界，讓人們仿佛也到了‘難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二是對作品的評價必須兼顧政治和藝術(shù)兩個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強調(diào)“莎士比亞化”而反對“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傳聲筒”，強調(diào)“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nèi)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jié)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都深刻體現(xiàn)了文藝批評的辯證法。列寧說高爾基的長篇小說《母親》是“一本及時的書”，在肯定其積極政治傾向的同時，實際上潛含著對其藝術(shù)性不足的委婉批評。總之，必須堅持政治標準與藝術(shù)標準的統(tǒng)一。抽掉政治標準，就無法判斷一部作品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進步的還是倒退的，從而也不可能從意識形態(tài)方面保障最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抽掉藝術(shù)標準，文藝作品就不成其為文藝作品，文藝批評也就因此失去了對象。但是，二者如何統(tǒng)一起來，需要經(jīng)過怎樣復雜、曲折、微妙的過程，還需要我們做深一步的研究。三是文藝評價標準呈現(xiàn)出動態(tài)的特征。比如梁實秋、周作人的閑適小品文，在今天，我們完全可以比較從容地去閱讀它，但是在民族危難、國破家亡之時，人們似乎就沒有這份閑情逸致。著名歷史學家金沖及曾經(jīng)說過：他年輕的時候，讀這類小花小草、小貓小狗的東西，就像吞了蒼蠅一樣惡心。為什么呢?全民憂患，舉國抗戰(zhàn)，你卻在一旁擺弄這些玩意兒，討厭不討厭呀?

　　三、對西方現(xiàn)當代文藝理論下一番“洋為中用”的工夫。第一步是挑挑揀揀。比如新批評理論。必須老老實實承認，我們對作品文本的分析沒有新批評那么細密。它的結(jié)構(gòu)—肌質(zhì)、語境、反諷、張力、隱喻等理論主張和分析方法，對于我們深化對作品的分析認識都有不少的啟發(fā)和幫助，對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絕不是一種聰明的態(tài)度。但是與此同時，我們還應(yīng)當清楚，它掐頭去尾，不管作者與讀者，把文本作為一種孤立的存在，甚至提出“意圖謬見”和“感受謬見”，這就陷入了形而上學。所以，借鑒新批評取得很大成績的葉嘉瑩先生說：既要有文本分析，又要“知人論世”，實現(xiàn)中西方的融會貫通。又如接受美學，它反對唯本文傾向，仔細研究審美接受的社會心理機制，強調(diào)讀者接受的主觀能動性，重視作品的社會效果，所有這些都具有積極的價值。但是，它回避藝術(shù)的本質(zhì)，否定作品對接受的客觀制約性，規(guī)避作家藝術(shù)家的社會責任，因而帶有唯心主義的氣息。又比如葛蘭西的“文化霸權(quán)”說，福柯的“權(quán)力—知識”說，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等，盡管在理論上都不徹底，但是都為我們反對西方文化霸權(quán)主義提供了新的視野和思路。第二步是消化吸收。即使是對我有益的東西，也不可連盤搬來。生吞活剝、生搬硬套，那些東西就無法轉(zhuǎn)化為我們的營養(yǎng)。“得魚忘筌”、“得意忘言”的原則，同樣適用于西方文論的引進。換句話說，就是要善于取其精要，而不必買珠帶櫝，吃了香蕉帶著皮。第三步是再創(chuàng)新。在這方面，我們不僅應(yīng)當向老一輩馬克思主義者學習，也應(yīng)當向古人學習。佛家文化本是一個外來品種，卻被我們的老祖宗成功地改造為一種國貨。一是與本土的儒家、道家融合，“事君事親，也能成佛”，就是明顯的一例。二是進行簡易化、大眾化的處理，把佛由心外移到心內(nèi)，由此佛也就不再高不可攀，從而適應(yīng)了重視現(xiàn)世生活的中國人的需要。大家都知道，出身寒門的六祖慧能懂得草根的心思，對佛教大眾化作出了杰出貢獻，所以毛澤東說他的《六祖壇經(jīng)》“是老百姓的”。正是因為實現(xiàn)了這樣的再創(chuàng)新，佛家便與儒家、道家一樣，成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一大流派，在對中國文化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同時還遠播海外。當然，佛家中國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其間經(jīng)歷了漫長、曲折、反復的過程，但是中華文化泰山一樣的獨立性和大海一樣的包容性，畢竟戰(zhàn)勝了虛弱、自大、偏見和僵化。我們是開創(chuàng)未來的一代，應(yīng)當有更堅強的文化自信和更寬廣的文化胸懷，應(yīng)當比古人做得更好一些。

　　四、梳理一下新時期的文藝思潮。這一時期文藝思潮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亂”。不徹底地把這一團亂麻梳理清楚，建立新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就無從談起。首先是要把好東西挑出來。什么是好東西呢?就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他嚴肅文論家回答新挑戰(zhàn)、新實踐的新成果。例如在座的曹桂方、董學文、曾鎮(zhèn)南三位教授的著作，我們都要很好地進行研究。其次是對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錯誤思潮逐一進行認真的剖析。這項工作我們以往已經(jīng)做了不少，但是還應(yīng)當進一步深化，務(wù)求解剖徹底、分析透徹，從根本上剝奪它們的市場空間。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yīng)當特別注意學習魯迅的智慧戰(zhàn)法。1927年，梁實秋在《晨報副刊》發(fā)表《文學批評辯》一文，說“普遍的人性是一切偉大的作品之基礎(chǔ)”，并以莎士比亞為例，斷言“文學當描寫永遠不變的人性，否則便不久長”。很明顯，對于這樣一種抽象人性論的錯誤論點，如果從理論上去反駁，是要耗費很大工夫和很長篇幅的。魯迅的高明之處，在于輕松地繞開繁難的論證，以異常簡潔的方式解除了論敵的武裝。首先是用歸謬法，順著論敵的邏輯把它推到荒謬的極端：并不流傳的作品，現(xiàn)在的人們肯定看不見，既然你沒有看過，又怎能知道它們寫沒寫普遍、不變的人性呢?二是用類比法，即用眾人皆知的實例導出論敵的荒謬。譬如出汗。凡人都必出汗，所以出汗似乎是普遍、不變的人性。“然而‘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那么，你是去寫“香汗”呢還是去寫“臭汗”呢?只要一具體，就不可避免地要有階級的分別，哪里有普遍、不變的人性呢?這樣的駁論，顯示了一種居高臨下、玩論敵于股掌的恢宏氣度，不僅讓讀者一看就懂、一看就信，而且會產(chǎn)生一種茅塞頓開的快感。在今天，這種戰(zhàn)法也有很多用場呀!新時期的一個重要思潮就是高喊表現(xiàn)自我，否定作家藝術(shù)家的社會責任，說什么“不屑于表現(xiàn)自我以外的一切豐功偉績”。對于它的批評，我們不妨也使用一下歸謬的方法。“喊”要耗費熱量吧?熱量來自食品吧?食品是哪里來的呢?是農(nóng)民種植、工人加工出來的。離開了工農(nóng)，喊聲都要“失落”，還怎么能夠“表現(xiàn)自我”呢?中國人講究的是禮尚往來。既然工人、農(nóng)民供你衣食住行，你怎么能不為他們做一點什么呢?怎么能不屑于表現(xiàn)他們的豐功偉績呢?同學們想一想，這樣一分析，那個論點還能不能站得住腳?當然，我在這里強調(diào)魯迅戰(zhàn)法，并不意味著否定常規(guī)的理論辨析。理論辨析是不可缺的、永遠必要的。可以先用魯迅戰(zhàn)法駁倒論敵，服了、認錯了，我們再坐下來慢慢講理論;也可以兩種戰(zhàn)法并舉，各取所長、各盡其妙。總之，以徹底解除錯誤思潮的武裝為目的。

　　以改進文風為抓手

　　從一定意義上說，高校文藝理論教學與研究中的一切問題，幾乎都表現(xiàn)在文風上。文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就是不說中國人的話。具體地說，就是試圖從語言、思維方式、價值判斷上全盤后現(xiàn)代化。然而，他們又沒有“化”透，因為在這個“化”的過程中，他們?nèi)M了不少對后現(xiàn)代主義“誤讀”的東西，以及自己生造的不倫不類的貨色。準確地說，這套東西應(yīng)當叫中國學院特色的后現(xiàn)代化，或者叫偽后現(xiàn)代化。裝腔作勢、自命高深，思維混亂、玄虛空泛，不知所云、莫名其妙，是這種文風的共同特征。

　　它起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那個時候，西方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的東西大量涌入，成為模仿的對象，而翻譯的低劣，又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以后，這種趨勢則愈演愈烈，一發(fā)不可收拾，以至連一些搞馬列文論的教授也逢迎其間。

　　其實，這是一種價值取向上的倒錯。一位以操此文風而著名的教授曾這樣傾訴衷腸：“在當今時代，中國知識分子要取得話語權(quán)力，要成為中國文化的象征之物，就有必要得到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文化權(quán)威包括海外漢學家的指認和命名。本土的文化權(quán)威已經(jīng)頹然死去，人們也沒有耐心聽取同樣的破落者的聲音。一個經(jīng)濟和精神雙重困窘的族類，它無法指望其他結(jié)局，也許這是最好的出路。我們的文化早已把我們置身于這樣的境遇，我們已經(jīng)沒有奔赴這一目標和那一目標的自由，連逃脫也注定了落網(wǎng)，這就是我們的文化歸屬。”我費了好大工夫才猜到他的大意：中國的文化已經(jīng)沒戲了，除了皈依西方，沒有別的出路。怎么說這位教授也算是中國人，好好的一個中國人，你不為弘揚、發(fā)展中國文化出力，偏要一門心思地去討洋人的好，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這還是寫作動機上的倒錯。文章是寫給人看的，目的是讓人們接受你的思想觀點。看的人越多，接受你思想觀點的面越廣，你花費的心血就越有價值。但是偽后現(xiàn)代的東西似乎不是為了給人看，而是為了唬人和欺人。你看不懂了吧，沒學問吧，自卑了吧?偽后現(xiàn)代就是這樣以荼毒讀者來反襯自己的高貴，說是一種學術(shù)貴族主義似乎并不為過。由于你不尊重絕大多數(shù)，所以這類東西出了校門、出了小圈子，是沒有多少人理睬的。那么，這類東西在學院之內(nèi)、在他們的小圈子，情形又是怎樣的呢?其實彼此的東西也是相互看不懂，還在那里煞有介事地交流、討論，就像皇帝的新衣，“穿”的人覺得很美，看的人也跟著起哄。到頭來，這無用之“用”便只剩下一種：獲取地位、名譽、實惠的敲門磚。我曾問過人大的一位博士生：很明白的問題，為什么非要用洋詞繞來繞去?他苦笑說：其實我也不愿意這樣寫，問題是不這樣寫，畢業(yè)論文答辯通不過。這個事實表明，在高校里面，這種文風已經(jīng)成為一種固化的寫作模式、一種學術(shù)專制的戒律、一種進入“學術(shù)殿堂”的綠卡。你要畢業(yè)么?你要評職稱么?你要當研究生導師么?就得順著這一套東西來。國家每年把大把大把的錢投入高校，投入科研項目，結(jié)果竟弄出這樣一些百無一用的東西，這和古代蓄養(yǎng)方士又有什么區(qū)別?

　　有道是“真佛只說家常話”。我聽過星云大師講佛。令我欽佩的是，他不用艱深的佛學概念，更不發(fā)超度鬼魂之類的妄語，而是從百姓日常生活講起，告訴你佛家提倡怎樣的生活態(tài)度、道德操守和行為方式。比如他引用近乎大白話的古代詩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在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jié)”，說只要有了這樣的感覺，就是實現(xiàn)了內(nèi)心和諧，就進入了覺者的生活境界。我們的教授們身居學術(shù)殿堂之高，當然要做高深的學問，但是學問的表述不一定非要高深的方式。表述不明快、不簡潔、不平易，反倒顯得我們有些呆頭呆腦，這與學者的智慧形象是很不相稱的。我們應(yīng)當記得古人的話：“能于淺處見才，方是文章高手。” 換成今天的話說，就是要接地氣，要講點群眾路線，要有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很明顯，只有糾正了教學與研究中的不良傾向，才有可能出現(xiàn)這樣的文風;如果哪一天這樣的文風占了主流，也就實實在在地表明：文藝理論教學與研究的方向已經(jīng)端正，新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建設(shè)已經(jīng)走上康莊大道。

　　同學們，你們都知道：在上世紀的第一個年頭，梁啟超先生發(fā)表過氣勢如虹的《少年中國說》：“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中國的命運與少年的強弱永遠聯(lián)系在一起。你們應(yīng)當自覺把握所處的歷史方位，以扎實的學術(shù)成果推動新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的建設(shè)，以推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建設(shè)的實際貢獻來證明自己的水平、實現(xiàn)自我的價值。我們在臺上坐著的幾位，都已垂垂老矣，干不成什么大事，但是愿意為你們當一個小工，愿意給你們搖旗吶喊、擂鼓助威。同學們，加油!

　　(注：此文整理時有所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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