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的變革、創(chuàng)新與成功之路

　　詩以立志，詩以踐志，詩以遂志：

　　毛澤東詩詞的變革、創(chuàng)新與成功之路

　　——兼論毛澤東詩詞對屈原楚辭的繼承和發(fā)展

　　易 禮

　　“詩言志”最早見載于《尚書·堯典》。《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據(jù)此，我們可以對“詩言志”做這樣一個簡單的解構(gòu)：“志”是“詩”的內(nèi)容，“言”是“詩”的形式，“詩”是“言”與“志”的結(jié)合。朱自清先生視“詩言志”為中國文學批評“開山的綱領(lǐng)”，這是可以成立的。[①]《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的“季札觀樂”，不僅“可以說是古代最早的比較完整的文藝批評”[②]，因詩樂合體，也可以說是古代最早以“詩言志”為理論根據(jù)所作的文學批評。我們知道，重慶談判期間，毛主席曾為徐遲題寫“詩言志”，建國后，又為《詩刊》題寫“詩言志”。我們還知道，毛主席有句名言，“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筆者認為，“詩言志”正是毛澤東詩詞研究應該緊緊圍繞的主線，必須牢牢把握的綱領(lǐng)。因此，擬分別從“詩”、“言”、“志”三個方面，談一談毛澤東詩詞對我國傳統(tǒng)詩詞的變革與創(chuàng)新。本文側(cè)重談“志”，是其中的第一篇。

　　據(jù)聞一多先生考證，“志與詩原來是一個字”，“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朱自清先生進一步考證認為，“到了‘詩言志’和‘詩以言志’這兩句話，‘志’已經(jīng)指‘懷抱’了”;“這種志，這種懷抱是與‘禮’分不開的，也就是與政治、教化分不開的”;在“作詩言志”階段，“屈原的《離騷》《九章》，以及傳為他所作的《卜居》《漁父》，雖也歌詠一己之志，卻以一己的窮通出處為主，因而‘抒中情’的地方占了重要的地位——宋玉的《九辨》更其如此”;“漢興以來有所謂‘辭人之賦’，‘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漸漸走向了“詩緣情”的路子，但“詩緣情”總是掩飾在“詩言志”下，因此，“詩言志”的舊傳統(tǒng)“始終屹立著”。[③]換句話，“詩言志”成了“詩緣情”的招牌和幌子。一般認為，詩之“志”，主要“指志意懷抱而言，著重在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和態(tài)度。”[④]政治性和社會性，正是毛主席詩詞最顯著的特征。其文載道，詩亦載道。

　　拿“一己的窮通出處”評斷以身殉志的屈原，顯失客觀公正。“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屈原列傳》)放在“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以及漢賦樂府、唐詩宋詞的作者們身上，倒是相當中肯。請看“詩仙”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覺來眄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再請看“詩圣”杜甫的《初除戶曹喜而言志》：“我有平生志，醉后為君陳：人生百歲期，七十有幾人?浮榮與虛位，皆是身之賓。唯有衣與食，此事初關(guān)身。茍免饑寒外，馀物盡浮云。”再請看君臨天下的宋真宗趙恒的《勵志篇》：“當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jīng)勤向窗前讀。”這種“詩心”幾乎就是“私心”的基本狀況，直到毛主席詩詞才有了根本改觀。正如李捷會長所說：“毛澤東詩詞秉承‘詩言志’的傳統(tǒng)，又賦予強烈的時代精神，實現(xiàn)了中華詩詞從‘小我境界’向‘大我境界’的飛躍。”[⑤]

　　筆者的一個粗淺體悟是，毛主席沒有將“詩言志”停留在述懷明志的層面，而是將詩詞創(chuàng)作融入革命事業(yè)，不僅“詩以言志”，而且詩以立志、詩以踐志、詩以遂志，創(chuàng)造了詩人合一的至美境界，開辟了前無古人的成功道路，達到了令人嘆為觀止、望而怯步的人生高度——“一個詩人贏得了一個新中國”。[⑥]粗淺論述如下，敬請各位領(lǐng)導和專家批評指正。

　　一、詩以立志，高揚理想旗幟。

　　毛主席詩詞給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大氣。大氣魄，大氣象，大氣勢，大氣度。大胸懷，才能產(chǎn)生大氣魄;大氣魄，才能生成大氣象;大氣象，才能呈現(xiàn)大氣勢;大氣勢，才能形成大氣度;大氣度，才能包納大世界。簡而言之，心大，詩才大。當然，得是真心、實心、公心。毛主席胸懷大，不是因為別的，是他心里真真切切、實實在在、滿滿當當?shù)匮b著人民，裝著人民的天下。換句話說，毛主席詩詞的大氣，源自毛主席的大志。屈子問天天何在，斯人求道道于氓!毛主席的大志，就是為勞苦大眾謀利益，讓勞苦大眾做主人。以詩立志，高揚理想的旗幟，是毛主席詩詞顯而易見、一以貫之的主線，是毛主席詩詞對傳統(tǒng)詩詞最根本的變革與創(chuàng)新。試將“偏于豪放，不廢婉約”的毛詞與蘇詞、李詞作一個簡單比較。

　　請看毛主席《念奴嬌·昆侖》：“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依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huán)球同此涼熱。”在詩人毛澤東的眼里，“橫空出世”的“莽昆侖”不僅有情，而且對人間有深情：“閱盡人間春色”。還有義，對人間有大義：“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抒情主人公不僅關(guān)心人類的福祉，關(guān)注人心的向背，而且立志破解千古難題：“安得依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這樣，詩人的“小我”之“志”便融入了、化作了民族的、國家的、乃至人類世界的“大我”之“志”——“太平世界，環(huán)球同此涼熱。”

　　試比較“豪放之祖”蘇東坡同調(diào)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fā)。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fā)。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雖然豪邁，卻顯得無情：“大江東去”，將“風流人物”一淘而盡，“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那些普通戰(zhàn)士自然是過眼煙云，罹難百姓更沒有放在心上，更不會寫進詩里。“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fā)”，著眼的無非是個人功名。此詞為貶謫黃州時所寫，其囿于“一己的窮通出處”的立意和基調(diào)，同期的名篇《赤壁賦》可以相互佐證：“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再請看“婉約之宗”李清照同調(diào)的《念奴嬌·蕭條庭院》：“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閑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 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被冷香銷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煙斂，更看今日晴未?”真是好一個百無聊賴、多愁善感的易安居士。此詞作于南渡之前，別本題作《春恨》、《春情》，“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又“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不能說她沒有“言志”，也的的確確“別是一格”，然而，卻正是、不過是掩飾在“詩言志”下的“詩緣情”的路子。

　　面對滾滾長江，蘇詞觸景生情，“一尊還酹江月”，不過是發(fā)了一番“早生華發(fā)”、“人生如夢”的悲嘆。遙望莽莽昆侖，毛詞借景立志，“安得倚天抽寶劍”，要實現(xiàn)“環(huán)球同此涼熱”的共產(chǎn)主義理想。同為豪放一派，毛詞無處不見“大我”，蘇詞無處不是“小我”。至于李詞，拘身于“蕭條庭院”，除卻“種種惱人天氣”，自然“別是閑滋味”。因蘇詞多發(fā)豪言壯語，李清照竟苛責為“句讀不葺之詩爾”，如果面對毛詞的豪情壯志，其評價可想而知。由此，正可以看出毛主席詩詞對傳統(tǒng)詩詞創(chuàng)作的一大變革和創(chuàng)新。

　　明確而堅定且一貫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詩人，歷史上不僅自屈原始，似乎也只有屈原一人。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以民為本的“美政”：“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他的《離騷》，“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司馬遷贊嘆：“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同時又感嘆：“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屈原列傳》)毛主席說：“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屬于浪漫主義流派，對腐敗的統(tǒng)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⑦]“無論在國內(nèi)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⑧]毫無疑問，毛主席本人就是屈原生命長存的一個最偉大的見證。

　　二、詩以踐志，實現(xiàn)詩人合一。

　　毛主席詩詞之所以具有特別強大的藝術(shù)震撼力，一個極重要的原因，就是偉大的詩篇后面矗立著一個同樣偉大的詩人。寫昆侖，功業(yè)巍巍蓋五岳;詠雪，傲骨錚錚比寒梅。詩人的人格不僅可以極大地提升詩的品格，甚至可以說從根本上決定了詩的品格。正如清人沈德潛所言：“有第一等學識，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詩。”[⑨]又如清人紀曉嵐所言：詩以“人品心術(shù)為根柢”，志乃“人品學問之所見”。[⑩]“真詩”和“心術(shù)”的概念，極值得品味。筆者認為，踐志是言志的應有之義。因為，“詩”本來就是“志”，不過借“言”以“道”罷了。做人應該言行一致，作詩同樣應該言行一致，否則，難免流于文字游戲。比如，宋玉《大言賦》寫倚天劍：“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為什么寫它?“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高談闊論而已。毛主席《念奴嬌·昆侖》也寫倚天劍：“安得倚天抽寶劍”，干什么?“把汝裁為三截”，為什么?“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huán)球同此涼熱。”詩中蘊含著共產(chǎn)主義理想，孕育著三個世界理論。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就是倚天仗劍，替天行道，發(fā)揚國際共產(chǎn)主義精神，無私援助第三世界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實踐“無產(chǎn)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并因此被抬進了聯(lián)合國，改變了世界的基本格局，締造了長期的世界和平。

　　陸游《書憤》詩云：“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guān)。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元人方回評論說：“悲壯感慨，不當徒以虛語觀之。”[11]這個點評未必確當，但表明了一個基本事實：古人作詩多發(fā)豪言壯語，卻鮮有豪情壯志。比如清人陶宗亮的《秋暮遣懷》：“人生天地一葉萍，利名役役三秋草。秋草能為春草新，蒼顏難換朱顏好。籬前黃菊未開花，寂寞清樽冷懷抱。秋風秋雨愁煞人，寒宵獨坐心如搗。出門拔劍壯槃游，霜華拂處塵氛少。朝凌五岳暮三洲，人世風波豈能保。不如歸去臥糟丘，老死蓬蒿事幽討。”單看出門、霜華、朝凌三句，不知意氣多么豪邁，接看人世、不如、老死三句，簡直可以說是人格分裂。“秋風秋雨愁煞人”一句非常著名，因為它被秋瑾書作了絕命詞，是秋瑾慷慨赴死、從容就義改變了它的內(nèi)涵，增添了它的神采，提升了它的格調(diào)。李清照也寫過“悲壯感慨”的《夏日絕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豪氣干云，何讓須眉。人們除了連稱好詩，甚至拍案叫絕，夫復何言?毛主席在《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lǐng)南京》中也寫到項羽——“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人們卻會自然而然、情不自禁地讀出“詩史”和“史詩”來。這不是因為人言的輕重，而是因為毛主席詩詞具有“踐志”的秉性，其志與詩，詩與人，人與行，行與事，事與詩，詩與志，連環(huán)相扣，彼此匹合。

　　再以常見的登臨述懷為例。先請看杜甫的《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guān)山北，憑軒涕泗流。”吳楚、乾坤二句，意象不可謂不大，視界不可謂不寬。“詩圣”由此聯(lián)想到什么呢?“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至于“戎馬關(guān)山北”，既非詩人之志，也非詩人之行，“徒以虛語”，“憑軒涕泗流”，才是詩人之狀。哪有一點點天下為懷、先憂后樂的“圣人”情結(jié)?試看毛主席的《菩薩蠻·黃鶴樓》：“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 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茫茫、沉沉二句與吳楚、乾坤二句是類似的社會狀況和詩詞意象，面對遭受嚴重損失、陷入嚴重危機的革命形勢，毛主席的心情應該遠比杜甫的心情更加蒼涼悲壯，但他卻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并沒有消減“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革命豪情，更沒有拋棄“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革命理想。當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領(lǐng)導秋收起義，中國革命從此走上了工農(nóng)武裝割據(jù)、農(nóng)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全國勝利的正確道路，把心中的澎湃詩潮化作了革命的洶涌浪潮。如果天下真有“詩圣”，毛主席才是知行完備、名符其實的“詩圣”。

　　以詩踐志者，歷史上不乏其人，聲名最著者當屬屈原。聞一多說：“端午是一個人民的節(jié)日，屈原與端午的結(jié)合，便證明了過去屈原是與人民結(jié)合著的，也保證了未來屈原與人民還要永遠結(jié)合著”，因為，“最使屈原成為人民熱愛與崇敬的對象的，是他的‘行義’，不是他的‘文采’。”[12]梁啟超說：“屈原不死，屈原惟自殺故，越發(fā)不死。”“這汨羅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幾倍權(quán)威，成就萬劫不磨的生命，永遠和我們相磨相蕩。”[13]由此可見人品與詩品、人格與詩格，作詩與做人、言志與踐志的關(guān)系。陸游有兩句人人樂道的名言：“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如果只是面對“數(shù)仞李杜墻，常恨欠領(lǐng)會”(《示子遹》)，注定是寫不出“第一等真詩”的。誠如清人趙翼《論詩》所言：“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lǐng)風騷數(shù)百年。”詩以踐志，才是真正的詩外功夫，是毛主席詩詞對中國傳統(tǒng)詩詞的又一大變革和創(chuàng)新，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詩人”屈原的真?zhèn)鹘^學。沒有這等真功夫，豈敢、豈能放出“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的豪言?沒有這等真功夫，所謂“俱往矣，數(shù)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那就不是詩人言志，而是癡人說夢，與《大言賦》無異了。

　　三、詩以遂志，助推革命事業(yè)。

　　毛主席詩詞之所以具有特別強烈的藝術(shù)感染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詩中的豪言壯語無不兌現(xiàn)，簡直就是神奇預言，不能不令人浮想聯(lián)翩。比如“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等等，毛主席在世時就一一實現(xiàn)了，如今更是處處可見。這不是事后諸葛亮，成敗論英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主席開宗明義地說：“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guān)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fā)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xié)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jié)合起來。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jié)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14]把自己的詩詞當做革命和建設的武器，以鼓舞斗志，震懾敵膽，團結(jié)軍民，引領(lǐng)航向，毛主席是人類歷史所唯一僅見者。

　　重慶談判期間，將《沁園春·雪》抄贈柳亞子，就是一場以詩友唱和形式開展的文化戰(zhàn)。請注意兩條時間線：詞作于1936年，講話是1942年，談判在1945年;10月11日毛主席返回延安，11月11日《新華日報》刊發(fā)和詞，11月14日《新民報》刊發(fā)原詞。柳亞子跋云：“中共諸子，禁余流播，諱莫如深，殆以詞中類似帝王口吻，慮為意者攻訐之資;……余意潤之豁達大度，決不以此自歉，否則又何必寫與我哉。”[15]吳祖光按說：“客有抄得其《沁園春·雪》一詞者，風調(diào)獨絕，文情并茂，而氣魄之大乃不可及。據(jù)毛氏稱則游戲之作，殊不足為青年法，尤不足為外人道也。”[16]綜觀時間、題跋、按語(著重號為筆者所加)，結(jié)合柳、吳二人與中共的關(guān)系，《沁園春·雪》的發(fā)表顯然是極策略、極巧妙的安排。毛主席自注：“雪：反封建主義”，“末三句，是指無產(chǎn)階級。”[17]“俱往矣，數(shù)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末三句，正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詩意表達。這是毛主席在《論聯(lián)合政府》中針對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提出的著名論斷和政治宣言。《沁園春·雪》充分展現(xiàn)了毛主席的人格魅力和共產(chǎn)黨的政治文化“軟實力”，使蔣介石和國民黨大輸文采，大遜風騷，大失民心，大挫銳氣，影響巨大，意義深遠。有首和詞，可管中窺豹：“休想獨裁，還我民主，朽木之材不可雕。去你的，看人民勝利，定在今朝。”[18]

　　毛主席詩詞的主動傳播，“非正式”發(fā)表，一直存在。詩刊社寫給毛主席的征稿信說：“我們希望在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您的八首詩詞。那八首大都已譯成各種外國文字，印在他們的《中國詩選》的卷首。”那八首，當然不是誰擅自外傳的，《七律·長征》便是通過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傳遍世界的。1941年2月初，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便從當?shù)亍度A僑日報》轉(zhuǎn)載的一篇文章中讀到了《七律·長征》和《清平樂·六盤山》，以及朱德的三首太行詩。[19]顯然，這也不是誰能夠私下搜集到的。實際上，《詩刊》創(chuàng)刊，毛主席同意《詩刊》發(fā)表其舊作，就是為了貫徹實行“雙百方針”。1957年1月12日回信，2月27日即發(fā)表了《關(guān)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第八個方面的問題就是“關(guān)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20]1964年1月，毛主席同安娜·露易斯·斯特朗談話時說，在同現(xiàn)代修正主義者的爭論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幾首詩。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的個人武器。”[21]其中的名句，如“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lián)Q新天”，“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飛渡仍從容”，“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軍民團結(jié)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等等，膾炙人口，婦孺皆誦，不諦于一顆顆“精神原子彈”，對敵人以極大的蔑視，給人民以極大的鼓舞，賦詩以攻心，不戰(zhàn)而屈敵，引美日諸國競來朝，真乃善之善者也!

　　屈原也很重視“詩教”的社會政治功能。“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愿俟時乎吾將刈。”這是他“率其賢良，以勵國士”，教育培養(yǎng)人才的隱喻。“哀眾芳之蕪穢”，“眾皆競進以貪婪”，雖然當時沒有成功，但其“驚才風逸，壯志煙高”，“衣披詞人，非一代也”(《辨騷》)。“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毛主席詩詞便繼承、發(fā)揚和光大了屈原楚辭的戰(zhàn)斗精神和傳統(tǒng)。既是大詩人又是大政治家的歷史人物不少，真正將作詩與為政融為一體，并同時取得巨大成就的，毛主席是古今中外第一人。“推翻歷史三千載，自鑄雄奇瑰麗詞”，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制度，才是詩人毛澤東真正的杰作，前無古人，迄無來者。后世或有來者，后世應有來者，但不知何世會有來者。

　　魯迅先生曾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圣’，大可不必動手。”這是給“獎譽過度”者復信時說的自謙話，當不得真。“一部中國詩史，詩歌發(fā)展就曾多次‘翻出如來掌心’。從《詩經(jīng)》的四言，到《楚辭》的雜言，到漢詩的五言，經(jīng)六朝化育，定型于唐詩的五七言近體，又有唐宋詞及元曲的相繼興起，每一種新的詩體出現(xiàn)，都形成新的詩風詩境，產(chǎn)生新的典范之作。相對于四言為主的《詩經(jīng)》，雜言的《楚辭》即已‘翻出如來掌心’;相對于五七言‘近體詩’，詞曲即已‘翻出如來掌心’”。[22]毫無疑問，毛主席就是“翻出如來掌心”的詩界的“齊天大圣”。毛主席詩詞不是在“新的詩體出現(xiàn)”后“形成新的詩風詩境”、“產(chǎn)生新的典范之作”，而是在傳統(tǒng)詩詞等舊的詩體中“形成新的詩風詩境”、“產(chǎn)生新的典范之作”，這就尤其地、特別地了不起。毛主席是怎么做到的呢?打個不一定恰當?shù)谋确剑?ldquo;詩言志”就是他的如意金箍棒，詩以立志、詩以踐志、詩以遂志，則是他“詩言志”這根金箍棒上三道耀眼的金箍。

　　僅言志，可以形成浪漫主義，非立志、踐志、遂志，不能形成革命的浪漫主義，更不能形成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xiàn)實主義結(jié)合，是毛主席詩詞與傳統(tǒng)詩詞本質(zhì)的、最大的區(qū)別。“詞有婉約、豪放兩派，各有興會，應當兼讀。……我的興趣偏于豪放，不廢婉約。”[23]毛主席詩詞的創(chuàng)作“偏于豪放，不廢婉約”，既長于“言志”，又擅于“緣情”，情理兼?zhèn)洌槔斫蝗冢槔砭忝馈Ｎ闹幸龅睦樱⒉皇且磳唾H低“緣情”的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通過未必十分恰當?shù)膶Ρ龋苍S可以給我們這樣一個啟示：

　　緣情，固然是可以與“天光云影共徘徊”的詩的半畝方塘;言志，才是真正能夠“與日月兮齊光”的詩的廣闊天地。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也應有作為。

　　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第13屆年會論文集

　　[①] 朱自清：《詩言志辨·序》，《詩言志辨》，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3頁。

　　[②]《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019頁。

　　[③] 朱自清：《詩言志》，《詩言志辨》，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1、2、3、25、33頁。

　　[④]《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019頁。

　　[⑤] 李捷：《“毛澤東詩詞與中國詩歌的發(fā)展道路”學術(shù)研討會暨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第十二屆年會開幕詞》，《毛詩研究會通訊》2012年第2期。

　　[⑥] 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前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頁。

　　[⑦] 付建舟：《毛澤東詩詞全集詳注》，伊犁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17頁。

　　[⑧] 尼·費德林：《毛澤東談文學：〈詩經(jīng)〉、屈原……》，《光明日報》，1996年2月11日。

　　[⑨] 劉慶霖：《正確解讀“學識襟抱”》，《詩人說詩》，中華詩詞研究院編，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1頁。

　　[⑩] 朱自清：《詩言志》，《詩言志辨》，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27頁。

　　[11] 張新民：《古詩人薈萃》，新華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392頁。

　　[12] 聞一多：《人民的詩人——屈原》，《聞一多全集》第一卷，開明書店，民國三十七年，第260頁。

　　[13] 朱碧蓮：《梁啟超論屈原》，《還芝齋讀楚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312頁。

　　[14]《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三卷，第847、848頁。

　　[15] 麓山子：《毛澤東詩詞全集賞讀》，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49-150頁。

　　[16] 麓山子：《毛澤東詩詞全集賞讀》，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51頁。

　　[17] 臧克家主編：《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20頁。

　　[18] 安立志：《蔣介石評〈沁園春·雪〉：毛澤東來重慶是為稱帝》，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1_07/05/7440564_4.shtml。

　　[19] 楊建民：《胡適讀毛澤東詩詞》，《新華月報》2013年2月號下。

　　[20]《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2版，第388頁。另：1951年，毛澤東為中國戲曲研究院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1953年，毛澤東就中國歷史研究問題提出“百家爭鳴”的主張;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fā)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shù)的方針。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長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識界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

　　[21] 麓山子：《毛澤東詩詞全集賞讀》，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291頁。

　　[22] 毛翰：《“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了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6625220100hg1o.html。

　　[23] 臧克家主編：《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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