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言大哥管謨賢的《莫言小說中的人和事》有一段寫到“高密東北鄉”的“社”外人——“單干戶”,內容如下——
【在莫言的長篇新作《生死疲勞》中寫了一個至死都不肯加入農業社的單干戶藍臉。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家鄉原河崖人民公社,確有2戶不肯加入公社的單干戶。一戶在陳家屋子村,一戶在窩鋪村。
這兩家的成分并不高,不是貧農,也是下中農。他們不但堅決不肯加入初級社和高級社,直到人民公社了,他們還在單干,其倔強的勁頭實在罕見。其中陳家屋子那一戶,在動員加入初級社時,因不堪村干部的催逼,竟鋌而走險地不斷上訪,他吃準了一條:中央的政策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據說官司打到省里,省里給了他一個書面答復,認定他不入社不犯法。他把省里的答復鑲在鏡框里,掛在墻上。從此有了尚方寶劍,放心大膽地單干起來。
單干,對他們來說可能糧食打得多一些,一九六0年可能少挨一點餓。但承受的壓力,尤其是政治壓力是很大的。記得每當看到窩鋪的那個單干戶趕著牲口,扛著農具,從膠河河堤上向我們村子東面走去干活時,連我們小孩子都像看出土文物一樣看他們。事實上,整個社會都把他們打入了另冊,把他們當成了另類。這當中,最倒霉的莫過于他們的子女,不但入黨、入團、當兵沒有他們的份,走到哪都受歧視。記得窩鋪村那家的孩子在高密二中念書,校長就曾經在大會上講話,要他回家動員父母入社。公社化后,有一段時間,每個學生的口糧都由所在公社往學校里統一調撥,這個學生當然無從調撥,只好自己每周2次回家背干糧,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學生不久就退學了。
當時,公社的生產隊里干活是大呼隆,十幾個人,幾十個人一起,到了目的地先吸袋“地頭煙”,然后上午休息2次,下午休息2次,休息時,男男女女,打打鬧鬧,說說笑笑,干活時,東拉西扯,嘴也不閑著,不知不覺就是一天。晚上到隊里記工,又是轟轟烈烈,連吵帶罵,有人唱歌,有人打鬧。而那單干戶干活,全家幾口人,當然是死氣沉沉,碰到大人不高興,少不了挨罵。所以,生產隊對青年一代有極大的吸引力,可惜這一點在《生死疲勞》里沒有體現。因此,等到這兩家單干戶的老一輩去世了,其子女都加入了人民公社,時間大概是在“文革”前。要是活到了“文革”,恐怕批斗是少挨不了的。】
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也說到這個事——
【記者:在《生死疲勞》里的主人公,莫言說這是有原形的,這個原形是來自于您父親還是什么?
莫言大哥:不是,我寫過一篇文章,莫言的小說里的人和事。我們公社里過去叫河野(音)公社。公社里起碼有兩三戶是貧下中農,堅決不參加人民公社。一個臥鋪村(音),我當時在高密二中讀初中,參加人民公社以后,我們那時候雖然把戶口轉學校了,但是有一階段是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各個公社把自己公社所有學生的糧食調撥到二中學校里入伙,這個同學他不參加人民公社,他爹堅決不參加,越是成分好越不參加,因為共產黨拿他沒辦法。
我們校長沒辦法在會上點名,你回家動員你爹加入人民公社,走社會主義康生大道,別走獨木橋,不然的話你的飯解決不了。沒辦法他退學了,這是一個例子。我們那時候小,但是每一次看著他用一個農村的舊拖車,趕著一頭小毛驢,趕著一頭牛,到我們村東頭走十幾里路到那兒種地,我們感覺像出土文物一樣,感到非常奇怪,這還單干呢。他的子女入黨、入干,提干都沒事,到參軍也沒事。
再一個很典型的,莫言的夫人,她也是貧下中農,堅決不入社,當時我們黨的口號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她就為這個事上訪,上訪到省人民政府,省政府給她一個書面的答復,你不入社不違法。她就拿著這個貼在墻上,干部動員我入社你就自己看,她就不入社。后來到老一輩死掉了,子女才入社,那時候干活很熱鬧,很輕松,你單干戶干活,非常沉悶。】
雖然管謨賢說的與寫的有些小差別,如前面寫的“陳家屋子那一戶”的事跡,原來就是莫言夫人家里的故事,或者說就是莫言岳父岳母的故事。在這里,又要感謝莫言的哥哥管謨賢,因為這些故事在不經意中,用事實肯定了一個長期以來被人們忽略了的問題,就是中央“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政策是一直有效的。只要“吃準了一條”,你不入社,不參加集體,誰也奈何不了。既然“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是一直有效的,那么小崗村“坐牢殺頭”按血手印是不是就太夸張了?
現在一說到人民公社,有些人就把它說得很恐怖,好像都是強迫農民加入的,不入社就會坐牢殺頭。管謨賢講的這些證明了不是這么一回事,干部來做工作甚至催逼是難免的,但是只要你自己堅決,誰拿你也沒辦法。實際上,當年農民對共產黨和集體是很相信的,絕大多數農戶入社都是自覺自愿高高興興,非常積極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全國基本上實行公社化不但是很迅速的,而且也是很順利的。
再就是這些故事說明了公社化管理和集體生產對農民來說還是有競爭力吸引力的。如果真像小崗村理論說的單干那樣有威力,集體越搞越貧困,那么這些單干戶干了那么多年,豈不是早就富起來了?如果早就富起來了,莫言如實把他夫人家堅持單干發家致富的故事寫出來,豈不是比小崗村的血手印會更有說服力。不過,按管謨賢說這個事的口氣,估計他們堅持單干了幾十年也沒有干出什么名堂來。否則,等到這兩家單干戶的老一輩去世了,他們的子女也不會加入了人民公社了,說明他們認為還是入了人民公社好。
據說莫言在獲獎時,諾獎組委會說,全世界很多大學生會讀他的作品,請他推薦一部。莫言推薦了那年在瑞典的出版的《生死疲勞》。莫言說,這本書的創作是基于現實生活的,“我六七歲的時候,在我們學校旁邊就有這樣一個農民,他以個人的力量與公社化這個農民運動相對抗,一直堅持到最后。歷史證明了他是正確的。這樣一個人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卻顯得非常極端和另類,被很多人打罵,他為了堅持自己的觀點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甚至跟自己的兒子、女兒都分道揚鑣,但他依然沒有屈服。我走上文學道路之后,覺得這個人物遲早會進入我的小說,所以這本小說寫得非常快”。
大于在網上找到他這個《生死疲勞》,看了幾段就感到那種水平的文字實在看不下去,也不想浪費時間去看了。但是,大于認為,莫言說那個單干戶“他以個人的力量與公社化這個農民運動相對抗,一直堅持到最后。歷史證明了他是正確的”是說不通的。第一,莫言寫的這個單干戶的“單干”,與小崗村打“擦邊球”的“大包干”,不管實際上是怎么干的,至少在定義上還是有區別的。所以,莫言的“正確”過不了中央政策這一關。第一,莫言寫的這個堅持與公社化這個農民運動相對抗的單干戶“正確不正確”,還要通過他是不是靠“單干”富起來了的實踐來檢驗。事實上,全國堅持與公社化這個農民運動相對抗的單干戶還有一些,有的甚至堅持到“大包干”時代。但是,至少大于是沒有看到過一則有誰靠“單干”了幾十年富起來了的報道。倒是靠“集體”富起來了的例子舉不勝舉,而且富得讓“單干”們分外眼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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