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在美國拿到文學博士之后，沒有選擇回到中國，而是留在美國教書，除了八十年代初受中國社科院錢鐘書邀請回去一次，再也沒有回去過，直到去世。
我曾因跟夏志清同住紐約，又政治觀點相同，所以幾度見面暢談。2012年冬，我和妻子去探望夏先生時，尤其談得投機的，是對西方左派的厭惡。在他那一輩美籍華人學者中，不僅痛批紅色專制，而且強烈支持美國保守派的，除了夏志清，我還真沒見過第二個。
《中國現代小說史》“填補空白”
當然，夏志清的名氣主要來自他在美國當了近三十年的中國文學教授，他五十年代在美國拿到博士之后寫的那本《中國現代小說史》，成了英文世界這個領域的拓荒之作，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
這本書的成功，跟夏志清最初的職業有關。他畢業之際正逢朝鮮戰爭爆發，被邀請參與寫作一本(給美軍)介紹中國概況的書。他撰寫了《文學》《思想》《中共大眾傳播》等三章。通過這項寫作，原本是念英美文學的夏志清對中國現代小說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刺激他后來寫出《中國現代小說史》這本被稱為“填補空白”的著作。這之前西方沒有系統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書。
夏志清的反共立場使他自然地對那些黨的作家，以及那些意識形態化的作品，統統沒有好感。所以他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注重挖掘了那些不熱衷意識形態的作家，像沈從文、錢鐘書、張愛玲等。這三個作家后來的走紅，都跟夏志清最初的挖掘、稱贊、高度評價有直接的關系。
而夏志清的文學評論，則跟他思想上的反共立場有密切關系。這里的二律背反是，他恰恰是在一種強烈的思想傾向左右下，選擇推崇了“無思想”的作品。
對張愛玲等評價過高
對上述夏先生致力推崇的三個主要作家，沈從文我沒讀過，無法評價。多年前讀過錢鐘書的《圍城》，且不說沒有喜歡的人物，不記得有什么好的情節，僅僅對那種給人以圓滑、玩世不恭感覺的文字、口吻，就很不以為然，過目再不想看。但夏志清卻把它推崇到“無出其右”地步。當然，熟悉夏先生的人都了解，他習慣用“到頂”的詞，不必太當真。比如見到任何反共的人，他都會說，你太偉大了，太偉大了。
如果說對錢鐘書的評價是過高，那么夏志清對張愛玲的評價則是離譜了。他把張愛玲評價為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說“想不到中國文壇會出這樣一個奇才，以‘質’而言，實在可同西洋現代極少數第一流作家相比而無愧色。”五四以來的作家“在意像的運用上，在人生觀察透徹和深刻方面，實在都不能同張愛玲相比。” “美國大學生初讀中國文學，必從《詩經》一直讀到張愛玲。至少在美國，張愛玲即將名列李白、杜甫、吳承恩、曹雪芹之儕，成為一位必讀作家。”
夏志清甚至把張愛玲的《金鎖記》推崇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這是有點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地步了。
我知道張愛玲今天在中國很紅了，但是張愛玲的主要作品《金鎖記》卻是我看過的最惡心、最心理陰暗的小說。其主要情節是民國初年一個叫七巧的女性受盡男權和封建勢力的欺壓，后來她終于媳婦熬成婆，又同樣(甚至加倍)變著法子摧殘兒女——破壞兒子婚姻(折磨死兒媳)，毀滅女兒愛情，屬于那種毒蝎子一類的女人。張愛玲全書就是詳詳細細地描寫這種陰毒、陰森、陰暗。這樣的“七巧”卻被作者稱為她小說世界中唯一的“英雄”。
西方女性名家的作品，幾乎無一例外，統統都有正向、純真、熱烈、向上、美好的女性形像。但看張愛玲的小說，你感覺她好像根本沒讀過西方同行的東西，更別提受他(她)們影響了。正如高行健把中國男人損慘了一樣，張愛玲簡直是給中國女人毀容。
小市民生活本來就是最無聊、最讓人煩的，而張愛玲筆下的小市民，則不僅俗不堪睹，且多是邪門到超過正常人心理接受程度的地步。看過她的小說后，你就能明白，張愛玲為什么封閉自己，最后躺到自家地板上過世，多天后才被發現。她大概是被自己創造的那些陰暗角色的陰魂們給“窒息”了。
胡適不喜歡張愛玲作品
夏志清去世前，把他跟張愛玲的通信集結出版。從通信中可以看出，夏先生推崇備至的《金鎖記》曾被張愛玲改寫成英文投給美國各大出版社( 原信：“大出版公司全都試過”)均不被接受。其中一家出版社(著名的Knopf)的退稿信是這樣寫的：
“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不連共產黨都成了救星。我們曾經出過幾部日本小說，都是微妙的，不像這樣squalid(骯臟)。我倒覺得好奇，如果這小說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評家怎么說。”
這是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里(自己翻譯)引述的。懂英文的人都了解，英文書信一般都比較委婉。看《金鎖記》原稿的那個編輯不氣到火冒三丈，是不可能寫那么不客氣的退稿信的。
隨后張愛玲把《金鎖記》改寫成英文《粉淚》，投稿遭拒。后改成《北地胭脂》又投，再被拒。最后又改成《怨女》也是無疾而終。一部已發表的中篇小說內容又改成“三部英文小說”，不要說給人“江郎才盡”感覺，這個所有美國出版社都拒絕的結果，也反證夏志清的高歌推崇是有問題的。
被美國出版社拒絕后，張愛玲不死心，還托夏志清把小說轉給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Donald Keene(當時美國評介日本文學的權威)，但據夏志清的信，這位文學評論權威“把書稿加以審閱，但他的反應并不太好。”后來《金鎖記》在“英國出版后甚有惡評”。因當時沒有網絡，所以現在也查不到那些“惡評”的內容，或許也像那個美國編輯的退稿信那么“怒發沖冠”，否則不能用中文的“惡評”這么嚴重的詞。
對張愛玲的小說，胡適的看法也很值得參考。這位中國新文學大將曾在張愛玲初抵美國最艱難之際給予援手(介紹她得到一筆文學基金)，張愛玲的通信顯示，她把胡適“視為神明”般敬仰。但她說胡適讀了她的英文小說，“覺得他不怎么喜歡那本書。我別的作品他也都不喜歡。”以胡適的中英文能力、思想和文字，其文學鑒賞當然值得參考。
捧張愛玲貶魯迅的荒唐
我更完全無法接受的是，夏志清在高抬張愛玲的同時貶低魯迅。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高度評價張愛玲有42頁之多，但對魯迅卻只有26頁，而且“評得苛刻”。
張愛玲是完全不能跟魯迅相提并論的作家，更別說超過魯迅了。魯迅作品寫的是大題材，研究的是中國國民性問題。無論是其小說對人物命運的展示，還是其政論對文化、社會的鞭韃，都是華文世界迄今難有人項背的。不能因為毛澤東推崇了魯迅，或者魯迅后期有左傾傾向，就否定了他的文學和思想成就。
雖然后來夏志清也感覺到對魯迅的評價不公，修正說“我對《狂人日記》確實評價過低。”但直到晚年，夏志清還是對魯迅耿耿于懷，對張愛玲愛不釋手，有機會就貶損幾句魯迅。例如他去世前不久接受廣東記者采訪，談到他哥哥的日記如何暢銷時，還不忘說一句“魯迅、郁達夫的日記都很差，都是空的。” “《阿Q正傳》不太好，滑稽太多了。”
《阿Q正傳》所反映的是魯迅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滴血的思考，是對痞子社會、痞子文化的深惡痛絕的鞭韃。這部作品無論從人物刻畫和思想深度上都無愧為中國當代文學之最。夏先生竟認為是滑稽。他真是在狀況外。
我因實在弄不明白夏志清為什么那么推崇張愛玲，就曾半開玩笑地問他，是不是跟張愛玲有私情。這個平常喜歡開男女玩笑的老頭兒非常認真地回答，絕對沒有!我也曾在電話中單獨問一向坦蕩爽快的夏夫人王洞，她也認為絕對沒有。我很遺憾的是，跟夏先生交談的時候，凈是談一些國共、美國左右派的事情，沒有很認真地追問一下關于張愛玲，當時覺得不投機的話題就少談幾句吧。直到夏先生最后一次住院，在病床上簽名送我他剛出版不久的和張愛玲的通信集，我才意識到喪失了就這個問題深入交流的機會(當然，在沒看這本書之前，很多事情也不了解;他這部最后的遺作，讓我更不認同他對張愛玲的近乎荒謬的過高評價)。（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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