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由上海社聯和文匯報社聯合舉辦的“東方講壇·文匯講堂——文學與我們的生活”演講季在思辨中圓滿收官。作家嘉賓、海南省文聯名譽主席韓少功主講《文學的變與不變》。
最近幾十年來，文學發生了很大變化。從1980年代很多青年征婚者自詡“愛好文學”，到今天“文青”在不少場合成為貶義詞，可逆的和不可逆的變化交織在一起，讓我們有必要看清文學的新常態。
在我看來，文學至少已有三大變化：
文學的認知功能弱化
在沒有互聯系網、電視、廣播、報紙的時代，作家幾乎是最重要的社會信息報告人。比如漢賦文體特征就是鋪陳白描，寫到場景多是其上、其下、其左、其右如何如何，面面俱到，不厭其詳。巴爾扎克寫一條街道，托爾斯泰寫一個修道院，也可以有幾頁甚至十幾頁的靜態細節，使文學具有某種百科全書的性質，富含生物學、地理學、建筑學、民俗學等各科知識。那時的文學相當于今天電視的黃金時段或報紙的頭條新聞，散文、詩歌、小說等是讀者了解世界和人生的主要信息工具。但時至今日，我們了解彼得堡不一定通過托爾斯泰，了解巴黎不一定通過波德萊爾，雖然文學還有個性化、具象化、深度化、虛構化等不可替代的文體特長，但強大的新聞業和互聯網呼風喚雨，已經使文學的認知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轉移給新興的信息媒體。
文學的娛樂功能弱化
我小時候逃學和曠課，常常是因為迷上了一本《鐵道游擊隊》或《林海雪原》。那時候娛樂方式不太多，文學就經常成為美酒、節日、快樂大本營，讓很多人沉醉其中。《紅樓夢》里的富二代讀《西廂記》，在正人君子眼里是“不正經”，是“玩物喪志”。朱熹曾誓言“決不寫詩”，陸游曾自貶其詩是“閑言語”，大概都覺得詩歌屬于不正當場所，“高大上”人士在那里偶然出入，一旦被曝光也很失體面。但時至今日，四大古典文學名著、唐詩宋詞等都被歸入“嚴肅”文學，“嚴肅”得幾乎像數學和哲學，連某些文科學子也覺得讀這些東西是一種苦差事，一點都不High。如果不是要應考升學，他們可能更愿意去打電游、蹦迪、自拍、K歌……以至今年全國電游總產值一千多億，相當于四到五倍電影業的全部產值。文學當然還有娛樂性，但沒有經過一定訓練和教育的人對此不一定樂得起來，因此它越來越像“小眾”產品。
文學的教化功能弱化
“教化”這個詞在今天讓很多人煩。但人類與動物有區別，就在于人類是有文化的，有教化的。假如有人說，你叫他親爹，他給你十塊錢，恐怕多數人都不會干;如果這個價碼提到一百萬，很多人可能就扛不住了。前一個事實，無非是證明絕大多數人還是有道德準則的。后一個事實，則證明道德準則高的人不會太多。這個或高或低的彈性準則，顯然是文明教化的結果。古代歐洲的主要道德教化工具是宗教，但中國漢區的宗教傳統偏弱，其替代工具是四書五經，其中有《詩經》，“詩”也成了“經”，成了最高指示。北大老校長蔡元培當年說，中國宗教力量不夠強大，人心很亂，如何教化?他倡議“以美育代替宗教”。這個美育主要指文藝，包括文學。
在宗教或儒學逐漸衰頹的時候，文學的教化功能曾被放大。“上帝死了”，雨果主義、托爾斯泰主義等應運而生，成了上帝的代用品。“打倒孔家店”之后，魯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文藝家的作品，曾是一、兩代人的精神號角，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作家在那個時候被譽之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想想看，能管理靈魂的，不就是上帝或準上帝嗎?但這不像是歷史的常態，至少在眼下，就像作家阿來說的，打開你們的手機，查一下各大文學網站排名前十的小說，恐怕大多數是吃喝玩樂,飲食男女。很多人說，這是一個物質化和個人化的“小時代”，“娛樂至死”是人間正道。作家財富排行榜每年也都炒作得很熱鬧。作為一個作家，我當然希望同行們都吃香喝辣大富大貴，但財富能否作為評價作家成功的一個標準?我們是否也該評選最富的公務員、最富的法官、最富的和尚?甚至最富的新聞記者?如果這些評選太荒唐，那么有關媒體是否覺得前一種炒作也太有土豪意味?
以上認知、娛樂、教化三種功能的弱化，是不可回避的事實。其中哪些屬于不可逆的變化，哪些屬于可逆的變化，不容易看明白，常令人們困惑。由此產生的困境不全是因為文藝界無能，而是因為文化態出現了劇烈變化，作者以及受眾的適應還需要一個過程。我們怎么能知道天氣變冷了是一種可逆的變化，不需要驚惶失措?我們又怎么能知道人死了是一種不可逆的變化，必須順變而為?傳統形式的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的銷售額在下降，但從廣義上說，手機段子不是文學?博客、視頻、流行歌曲、電視劇等為什么不是文學?這些含有豐富文學元素的新型產品，以文學作為重要的支撐和動力，不僅沒有萎縮，反而進入了一個瘋漲的階段，正在迅速地擴張和繁榮。
既然文學并沒有死亡，那么我們也許就應該明白變化中有哪些不變。換句話說，當今時代文學的理由在哪里，再造文學的根本出發點在哪里?
人類永遠需要語言文字
電子數碼技術便于傳達視覺和聽覺，將來甚至可望傳達部分的味覺和觸覺，但即便到那時候，語言文字仍然無法替代，文字之學還是大有作為的。錢鐘書先生說過，任何比喻都沒法畫出來，比如說愛情，說“愛神之箭射中了我的心”，你怎么畫?畫一支血淋淋的箭刺穿心臟嗎?今天的人用“放電”比喻愛情，同樣是不可畫，你畫一些插頭、插座、電線，還是畫電閃雷鳴金光四射?文學的修辭之妙，常常表現詞語的錯接、重組、巧配、虛擬等等，超越物質現實原貌的邏輯，因此不可畫，也不可拍攝，是繪畫和鏡頭夠不著的地方。在另一方面，文字的抽象功能，同樣是超物質和超現實的，比如抽象的“人”、抽象的“社會”、“思想”、“文化”、“代溝”、“生產關系”、“購買力”……也都是繪畫和影視夠不著的地方。我們無法想象，缺少了這些概念，回到一個只有畫面和音響的世界，人類社會會是一個什么樣子。這也就是說，文字工作者們大可放心。我們得承認文學的某些寫實功能不妨移交給電子視聽產品，讓它們去做得更為“有聲有色”，但文字仍然是人類的立身之本，文學甚至構成了文化的基礎產業和核心產業，并沒有夕陽西下。
人類永遠需要有情有義的價值方向
很多人活得較為物質化，好像覺得錢可以搞定一切。這種情況是特殊歷史原因造成。錢當然很重要，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但是達到溫飽線以上，對于個人幸福感來說，錢的邊際效應就會逐步減退。吸毒、犯罪、邪教、精神病等并不全是貧困的產物，相反到是物質財富增多時的常見現象。醫學專家們發現，精神病眼下已成全球非傳染病中的第一大病患，這與價值觀的嚴重缺失和混亂是否有關，值得人們深思。人是一種群居生物，人與人的關系要保持健康，保持溫暖，獲得價值和意義，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得“有情有義”。豈止是人，動物也有情，因此佛家給人和動物共用一個名號，叫“有情”。人更需要“義”，連黑道也是“盜亦有道”，要講一點江湖義氣的。這個“有情有義”是人類基本的價值觀，卻是低成本的和低科技的，不需要秀豪華、秀奇幻、秀驚悚、秀3D、秀大牌明星等等來予以實現。可惜的是，有些專家對高成本和高科技用心太多，對情和義用心太少，對當代生活中情和義的觀察、體驗、表現、創造用心太少。由此產生的文化空心化、泡沫化、快餐化，不成為華麗的過眼煙云實在也難。
好作家永遠需要經驗和學養兩種資源
眼下有一些投資文學的“公司”，似乎文學生產可以工業化，雇幾個“槍手”，包幾間套房，簽下合同，付出訂金，就可以像流水線一樣生產小說、劇本、報告文學了。有些商家和政府首長也相信這種生產方式。要說服他們，說文學不能如此急功近利，說好多“神劇”和“雷劇”就是這樣鬧出來坑爹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文學沒法大躍進，也很難工業化，否則華爾街一定包攬所有的文學獎了，否則那些海灣石油富國就能出幾十個托爾斯泰和卡夫卡了。文學繁榮有賴于各種條件的因緣聚合，包括作家們人生經驗和文化學養這兩種資源的積累，只能厚積薄發，只能積沙成塔。就像前人說的，“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是一個系統性的成長過程，甚至是在困頓和危機中的成長過程。“行萬里路”并不是旅游，而是直接、深入、豐富的社會實踐。但眼下作家們都都市化了，精英化了，甚至職業化了。靠國家供養和市場龐大這雙重福利，不少中國作家活得越來越好。我們肯定不忍心再把他們關進“牛棚”，或逼他們去打仗、耕田、扛包、流落街頭、甚至當海盜……但如果他們對生活的體察，僅僅依靠餐桌上刷段子，街頭的幾張八卦小報，十幾次觀光式的“下基層”，恐怕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他們并無讀書和思考的興趣，我們就算砸下成千上萬的項目經費，把他們送進名牌大學混個三進兩出，戴上博士帽，統統高學歷化，恐怕也還是拔苗助長。
文學要繁榮，必須固本培元。但愿有更多作家同行——當然包括我自己，今后在經驗資源和學養資源的積累上有所增進，國家和社會也為這種增進提供更多創造性的體制保障、政策引導、輿論支持，還有包容和耐心。一種既有活力又有定力的文學繁榮，仍然值得我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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