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1948年國共諜戰的電視連續劇《北平無戰事》播出不久即引發熱議。與一般國共暗戰的故事不同，這部劇的亮點在于呈現了國民黨內部的反腐斗爭，尤其是把之前國共劇中很少出現的蔣經國及其領導的“鐵血救國會”塑造為打擊國民黨貪腐和全心全意拯救“黨國”于危難的力量，只是這些精忠報效黨國的力量并沒能挽救日暮西山的國民黨。
如果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告別革命”、冷戰終結以來，國共和解、國共聯合抗日、國共一家親成為后冷戰時代的主旋律，那么以《北平無戰事》為代表的新國共影視劇，則實現了從國民黨內部視角重述國共內戰歷史的“新境界”。在大眾文化的想象中，國民黨不僅從“反動派”敘述恢復了其在民國史中的所謂“正統”、“合法”位置，而且實現了“現代中國”的民國化。人們以民國為鏡，可以順暢地完成對當下中國一些問題的反思和批判。
被重新講述的國共關系
新世紀以來，民國歷史已經從民不聊生、社會黑暗的舊時代變成了風姿綽約、大師林立的黃金時代。這種方興未艾的民國文化熱、民國“范兒”與19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轉型有著密切關系。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歷史轉折使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革命路線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路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激烈對抗的冷戰邏輯也隨之瓦解，中國進入后冷戰、后革命時代。一種與國家主導的現代化進程相契合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話語成為1980年代以來的主流價值觀，中國、中國人和中華民族作為新的歷史敘述的主體取代了1950到1970年代的階級斗爭史觀、革命史觀和人民史觀。1990年代末期這種現代化的、發展主義的國家富強之路又被概括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遠景，而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崛起，這種“落后就要挨打”的近現代悲情史終于轉變為中華民族不斷走向復興的“復興之路”。
伴隨著共產黨從“階級認同的革命黨”轉型為“民族國家認同的執政黨”，重新講述國共關系變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民族國家的意義上解釋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內戰成為一種必須克服的意識形態難題。新世紀以來，出現了三種重述國共關系的影視劇類型。第一種是抗戰劇，凸顯國共聯合抗戰、淡化內戰歷史。如新世紀以來熱播的新革命歷史劇《亮劍》(2005)中主要講述八路軍李云龍與國民黨楚云飛并肩“打鬼子”的故事，到了內戰時期，李云龍立馬“負傷住院”，從而避免與惺惺相惜的楚云飛兵戎相見;第二種是諜戰劇，把國共正面戰場的對抗轉化為地下斗爭的諜戰故事，這也是2005年以來諜戰劇盛行的重要原因。這些無名英雄的暗戰無需涉及國共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而且不管是中共“地下黨”，還是國民黨“特務”，都變成“有信仰的人”。就像2009年最成功的諜戰劇《潛伏》里共產黨余則成和國民黨李涯各自忠于內心的信仰，而甚至一心為“黨國”鞠躬盡瘁的李涯更讓觀眾感動。在這里，信仰被相對化和抽象化，諜戰劇也演化為辦公室政治的職場劇。
第三種是家族劇，把國共歷史放在一個大家庭中來講述。比如在抗戰劇和諜戰劇中，“化敵為友”的國共往往被書寫為同胞兄弟，這就把冰火不容的國共沖突變成了血緣家庭內部的兄弟之爭。與這種國民黨為兄、共產黨為弟的想象相伴隨的是，曾經在“五四”時期作為封建象征的老父親和大家族重新出現了。如果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歷史小說(如《白鹿原》等)用家族史來重構近現代歷史，那么新世紀之初的家族劇(如《大宅門》、《喬家大院》、《闖關東》等)則清晰地把大家族與白手起家的商戰故事聯系在一起。于是，這些家國情懷、家國故事的“家庭”并非平頭百姓的小家庭，而是集政治權力、經濟實力和傳統文化(如儒家倫理)于一身的大家族。
對于成熟的大眾文化來說，很少有單一類型的作品，往往是不同類型的復合體。國共題材影視劇也是如此，一般是家族劇、諜戰劇與抗日劇結合到一起。像《北平無戰事》就是家族劇、諜戰劇與反腐劇的“組合拳”。首先是家族劇，哥哥方孟敖和弟弟方孟韋分別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而父親則是留學美國的中央銀行北平分行經理，是政商背景深厚的權貴之家;其次是諜戰劇，不僅在各個要害部門有地下黨，而且出現了“無間道”式的雙重間諜，如廖凡扮演的潛伏在中共內部的鐵血救國會成員梁經綸;第三是反腐劇，正面呈現了1940年代末國民黨自身的腐化墮落以及蔣經國帶領鐵血救國會所展開的反腐行動。從這里可以看出，國共和解的前提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都變成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政黨，也就是說代表不同階級的政黨變成了代表中華民族的“黨國”。相比抗戰劇所高揚的抗日民族英雄以及諜戰所塑造的“有信仰的人”，以《北平無戰事》為代表的國共劇最重要的改寫在于，站在國民黨的角度來講述1940年代中后期的國共決戰，從而實現了“現代中國”的民國化。
現代中國的民國化
在革命史中，中國近現代史一般被講述為從“近代”到“現代”到“當代”的歷史，當代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中國時期)不僅是對現代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批判，更是一種超越。隨著1980年代對現當代歷史的反思，對現代中國與當代中國的講述發生了微妙變化，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19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以及新世紀之初加入WTO被作為是對現代中國歷史的延續。這使得當代史合并到現代中國歷史中，20世紀歷史變成了從辛亥革命到改革開放的連續歷史。這種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建構完成的現代中國史，又自新世紀以來在大眾文化中“變臉”為“民國史”。
這些念茲在茲的民國范兒無心也無力搭建一條連接近代、現代與當代的高架橋，反而傾心于裝飾一座民國化的主題公園，讓人們在文武北洋、民國先生、民國女人、民國大學等系列櫥窗中流連忘返。在這個民國櫥窗中有3個文化模特，分別是玉樹臨風的民國先生、雍容華貴的民國女人和正義凜然的民國軍人。這樣3類典型的民國形象在《北平無戰事》中也能找到。相比1990年代的大眾文化推崇自由、獨立的知識分子形象(如顧準、王小波、陳寅恪等)，新世紀以來的民國先生則大多擁有留洋(美)背景，并在民國政府中擔任要職，還保留著傳統文人風雅和趣味，可謂“腳踏政治、文化兩只船”。這些特征從《北平無戰事》中燕京大學校長何其滄、其學生梁經綸以及北平分行經理方步亭等身上可以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他們都是畢業于美國的金融學博士，被國民黨委以重任的社會精英，而且有著精湛的國學教養。而劇中少有的幾個女性角色也基本上是知書達理的大家閨秀，如方步亭的老婆、何其滄的女兒等。
與民國范兒中把赴緬作戰的中國遠征軍作為民國軍人不同，《北平無戰事》里塑造了另外一批國民黨的正面形象，這就是蔣經國及鐵血救國會成員。這股國民黨內部的“正能量”與國民黨內的腐敗、特權利益階層展開了殊死搏斗，他們都是不畏犧牲的、忠于領袖的、“黨國”利益的堅定捍衛者。如果說之前許多國共影視劇變成去政治化的“黨國”(如抗戰劇和諜戰劇)，那么《北平無戰事》則在此基礎上把國民黨共產黨化，這不僅體現在中共地下黨全力配合鐵血救國會的反腐行動，而且鐵血救國會臥底梁經綸最終說出共產黨言論來。正如地下黨給方孟敖的指示是執行國民黨的“孔雀東南飛”計劃，而鐵血救國會給梁經綸的指示也是執行共產黨防止大學生學潮的方針。面對國民黨的貪腐集團，鐵血救國會與共產黨的立場是一致的。不過，這幕“黨國”自我拯救的大戲，始終在一種帶有民國范、貴族范、美國范的上流社會的視野中展開。
誰的人心？
在民國范兒的歷史風景中很少講述民國失敗的歷史，因為民國的失敗使得民國范兒多少有點捉襟見肘，如此“高大上”的民國好風光怎么能被一群泥腿子打敗呢?在這一點上，《北平無戰事》沒有回避這個問題，反而積極探討民國失敗的原因。按照“建豐同志”(蔣經國)的部署，“一手堅決反共，一手堅決反腐，一次革命，兩面作戰”的根本目的在于收買人心，也就是和共產黨爭民心。值得追問的是，“建豐同志”所指的人心又是誰的人心呢?
劇中呈現了忍饑挨餓的北平大學生、大學教授等中上層社會精英是如何一步步喪失對“黨國”信心的，也就是說，1940年代后期國民黨的腐敗和“金圓券”改革徹底損害了城市市民及中產階級的利益，以至于連以方步亭、何其滄為代表的民國名流們都處在朝不保夕的狀態，更不用說其他普通市民了。正如反復唱起的那首民國味道濃郁的歌曲《花好月圓》也無非表達了一種渴求家庭團圓、戀人美滿的小理想，可是這份“團圓美滿今朝醉，輕淺池塘鴛鴦戲水，紅裳翠蓋并蒂蓮開，雙雙對對恩恩愛愛”的情感在民國根本不可能實現。顯然，這里的人心主要指城市中產及上流階級的人心。因此，以方步亭為代表的國民黨上層精英對國民黨及蔣經國的失敗有一種悲涼、悲傷和惋惜之情。
就像民國范兒中無法講述革命、八路軍、根據地的故事一樣，這種國民黨上層精英的歷史視角也無法“看到”以共產黨為代表的底層民眾的人民主體，這正是民國精英史觀的局限所在。如果聯系到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領導人所采取的反腐高壓政策，這部講述國民黨內部反腐的情節劇無疑具有現實針對性。按照劇中的邏輯，國民黨敗走臺灣主要是因為其內部大面積貪污腐敗，從而喪失了民心，這種“亡黨亡國”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只是這種從“黨國”內部來拯救“黨國”江山的方式，如蔣經國的鐵腕反腐和“打老虎”行動在1949年的國民黨并沒有成功，從國民黨當時面對的內外環境來說，表明了一點：如果不改善國統區普通民眾的民生問題，即使反腐成功同樣會失掉人心，更何況彼時的共產黨早就通過土地改革贏得大多數底層民眾的擁護，這恐怕是比反腐更重要的歷史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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