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兩日,我在一個朋友的詩作后面寫了這樣一句評論:詩歌是時代的脈搏,詩人是社會的良心。其實,這句話還應當延伸一下才更準確,即:文學藝術是時代的脈搏,文學家藝術家應該是社會的良心。
有什么樣的時代就會產生什么樣的文學藝術。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文藝就是陽光明媚的文藝;國統區的天是霧霾的天,國統區的文藝就是腐朽頹靡的文藝(我這里說的是主流)。新中國前30年是激情燃燒的歲月,前30年的文藝就是熱情奔放健康向上的文藝;改開30年是物欲膨脹的時代,30多年來的文藝就是欲望橫流銅臭彌漫的文藝。
宋代文化繁榮,文學藝術領域出現了許多大家,特別是以辛棄疾、陸游、文天祥為代表的愛國詩人詞家對傳承中華民族的愛國精神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就總體而言,兩宋文化是畸形的,頹廢的。北宋最流行的不是王安石、歐陽修、蘇軾的詩詞文章,而是柳永的淫詞艷曲,“凡有井水處皆歌柳詞”就是當時文藝主流情形的最好寫照。南宋就更不必說了,一首“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將那個時代的文藝狀況乃至整個社會風貌描述得淋漓盡致。宋朝雖然經濟發達,卻成為中國古代最為羸弱的王朝,只要去看看兩宋的主流文藝就能找出其中的原因。
據戴旭講,日本侵華前曾派遣間諜到中國民間考察,當這位間諜在市井看到一個藝人演奏著哀怨纏綿的二胡曲而圍著許多麻木的看客的場景時,他得出了一個結論:國民如此沒有精氣神,中國根本就不可能是日本的對手。然后就有日軍大舉入侵,中國人民飽受日寇凌辱、搶掠、屠殺長達十四年之久。
文學藝術是社會風貌的反映,反過來,文學藝術也會影響一個社會的道德、倫理與意識形態。
屈原詩歌中那種深沉的愛國精神和關心民生的赤子情懷一直影響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激勵著中國人熱愛祖國關心人民,屈子詩也因此成為了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岳飛的《滿江紅》、文天祥的《正氣歌》、譚嗣同的《獄中題壁》、夏明翰的《就義詩》、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這些充盈著凜然之氣的詩文,無不成為一切正義之士愛國志士的精神食糧。“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大刀向鬼子們頭上砍去!”“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一批批仁人志士、一撥撥中華好兒女唱著這些鏗鏘而悲壯的歌謠沖鋒陷陣,保家衛國,成就了一次次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
曾經,一篇《誰是最可愛的人》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一首《學習雷鋒好榜樣》陶冶了數不清的靈魂,一部《閃閃的紅星》讓潘冬子成了無數少年的偶像……在那個純真的年代,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這些文藝作品的流傳,迅速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助人為樂、大公無私、熱愛祖國、崇尚英雄成為了那個時代最鮮明的特征。
反觀近幾十年,主流文學藝術帶給人的是什么?看看吧,人們在《瀟灑走一回》中迷失,在《廢都》中沉湎,在《豐乳肥臀》中遐想,在《赤裸裸》中墮落,在《色戒》中放蕩……于是,精神家園荒蕪了,美好道德淪喪了,信仰大廈坍塌了,亡黨亡國的危機降臨了。
正因為文學藝術的社會作用巨大,所以70多年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才會語重心長地告誡文藝工作者:“文藝是為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主義的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有頗大的勢力。文藝是為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么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在我們,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于人民大眾。”只要看看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服務的文藝在今天有多大的市場,就知道毛主席的這些話仍然有著非同凡響的現實意義。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就應該按照毛主席指出的以“為人民大眾服務”作為根本宗旨,離開了這個宗旨,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
白居易說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文學家、藝術家應該承擔起屬于自己的歷史使命,弘揚真善美,鞭撻假惡丑,傳遞正能量,為人民大眾鼓與呼,這樣的文學家藝術家才配得上稱為社會的良心。如果只是矯揉造作,無病呻吟,制造精神鴉片,甚至將文藝作品用來充當解構民族文化、損毀傳統美德、瓦解崇高信仰的工具,那么,這樣的文學家藝術家就是社會的渣滓甚至是蛆蟲。
對于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而言,文學藝術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習總之所以要召開文藝座談會,親自主持并發表重要講話(凡主要領導講話沒有不重要的),大概也是看到了今天文藝的亂象已經嚴重阻礙了中國夢的進程。但愿隆隆的雷聲過后,會有一陣雨灑下;即便沒有傾盆大雨,能夠有潤物細無聲的微雨也好。
201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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