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東：我何東感覺，最好的名字是“最后的王朝”，僅這個名字，它豈止是反腐一項啊?我到昨天只看了兩集，我馬上要進入，這里頭一包哈德門的煙，精確，這絕對不是一個反腐。您每次的編劇之后，都有一種很有意思的豪賭，據您編劇的經歷和經驗，在一個長篇的電視劇里，究竟放多少百分比的思想性和靈魂性，最容易跟觀眾達到平衡?
劉和平：其實我的創作其實是“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我是先這么有這些比例，我更多是一種文訴求。因為今天我們大家都知道，正是中華民族一個最大的文化轉型期，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每一個人都從家族文化，向社區文化轉型，是吧？祖祖輩輩都是家族文化，突然跑到城市里，住到小區里，開始過西方的社區文化生活。在這個時候，突然我們發現，我們背后沒有文化，我這部《北平無戰事》，我更多地想喚起大家一種文化的回憶和感覺，因為在今天我們這個時代，回頭去看，離我們最近的是兩種文化：一種是辛亥革命清朝滅亡以后，五四運動興起來之后，國民黨建立政權的民國時期的國統區文化，這個文化曾經伴隨著我們的父輩幾十年;一種就是共產黨在根據地解放區，自己興起的解放區文化，后來共產黨進了城，把國民黨政權趕到了臺灣，建立了新中國。
我們新中國人所有的文化，都來自于共產黨的解放區文化，這包括前天習總書記說文藝座談會，大家聯想到毛澤東的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共產黨成功最重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它非常明確，我用一種新的文化來建立一個新的政權，來引導這個民族向這個文化方向去走。但是改革開放以后，突然一下，民國時期的文化沒了，毛澤東建立的解放區文化又沒了，今天大家只認美劇，只認韓劇，只認國外的這些東西，但是又拿不進來，我們這個民族，突然一下失去了文化形態。所以，《北平無戰事》我更大的訴求，一，讓大家感覺到民國時候的文化形態，然后，立刻到最后會感覺到，共產黨為什么能夠取代國民黨，帶來的一種新的文化形態，會引起大家很多思考。所以，一定要說什么，我其實政治訴求并沒那么多，但你說了不是，不說甚至你回避不了，但更多的我的訴求，就是一種文化訴求，而這些文化訴求更多就表現在，點點滴滴的人的生活形態之上，文化是一種活法，不是說寫字、畫畫是文化，就是一種活法。
大家最津津樂道的就是說，崔中石的行賄受賄，那也是一種文化，是吧?大家看了之后覺得行賄受賄。居然感到沒有一點罪惡感，是吧?。它當時確實有這么一種文化，國統區就有那一種文化，但解放區沒有，因為解放區每一個人都不需要錢，它是供給制，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它不需要那個東西，是吧?所以，這才是新中國建立以后，毛澤東當聽到劉青山、長張子善，貪污的時候，毫不猶豫槍斃……（行賄受賄）這不是國民黨的文化嗎？這哪是共產黨的文化？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說，我借你們《非常道》，說一下我的追求，比反腐更大的，就是我試圖引起大家對我們曾經的兩種文化，因為我們還要繼承和發揚下去。學國外的學不來，我們的文化形態不一樣，你不是那樣生活，你沒有那種文化。或者在這里你沒有問我我也要說了，你說我這個像美劇，那完是全兩回事。我說的是中國的文化形態，《紙牌屋》說的是美國的文化形態，只不過我們拍攝手段有時候追求畫質，向美劇看齊，這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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