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談話，回應了文學藝術創作的一個重大課題，即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的走向。
當下文藝異化，低俗庸俗的作品充斥，惡俗敗俗的作品并不鮮見。有些文藝走離了文藝，成為市場的跟班，甚至成為腐蝕人心的鴉片。以文學為例。隨著消費文化的崛起，不少文學作品包括影視劇，大寫人性的丑惡，大寫赤裸裸的性欲，大寫無所不能的金錢關系，竭力夸大人的動物性;或者過分取媚大眾，插科打諢的“戲說”大行其道，把無聊肉麻空虛當有趣，追求極端的娛樂消遣與點擊率收視率的票房。
文學總要有利于世道人心，有效于社會“美刺”。文藝家原本就應該是社會的良心，原本就應該以服務人民為天職。然而，文學的這種日益私人化、庸俗化，消解了文學原有的凈化心靈的作用。文學塑造精神世界的職能日漸消退，崇高的人文關懷和對人生的探索精神也日漸喪失。習總書記在講話中重提“人民”，號召文藝家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中，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觀賞家和評判者。這些重要講話很有針對性，切中時弊，也為大家指明了文藝健康發展的康莊正道。
毋庸諱言，“人民”離我們的文藝遠了，“人民”被不少的文藝家們遺忘了。脫離人民而沒了源頭活水的文藝，成為無根的浮萍，成為沒有靈魂的軀殼，要么無病呻吟，要么搔首弄姿，要么奚落崇高而嘩眾取寵，要么扭曲經典而胡編亂造，要么尋求奢華而太過包裝?？墒牵承┪乃嚰覅s把這種粗制濫造而出不了好作品的原因，歸咎于社會政治，歸咎于創作不自由。他們所謂的“創作自由”，說白了就是無所禁忌地展示“性”、不知廉恥地公開某種“個人隱私”，等等。他們把文藝誤判為滿足好奇心和窺視欲的媚俗與賣弄。
文藝自有文藝的規范，它不是只顧一己悲歡的自說自話，更不是像神志不清的醉漢，以嘔吐為快感，吐出來就是文藝。比如，在文學領域，可以說不少作家編故事的水平已不在卡夫卡、馬爾克斯等大師之下了，但是因為脫離了源頭活水，他們才智萎縮，人性猥瑣，不可能獲得或徹悟生活真諦，從而缺乏本民族文明資源的深度，也迷失了精神向度。相反，他們盲目推崇西方創作自由，膚淺地認為那些經典文藝就是“以丑為美”的，卻根本不懂這是一種“化丑為美”的文藝;他們自身更不具備“化丑為美”的理解與功力。
文藝家必須具有強烈的文藝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不辜負我們的時代與人民。服務人民、貢獻社會，這是他們必備的素養，是文藝家的天職。無論自覺與否，只要是一個真正的文藝家，他總是以人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在場。優秀的文藝家應該擁有強烈的自我意識，然而，這種“自我”不能漠視或拒斥社會和時代的需求。如果遠離了社會和大眾，也就是遠離了文藝本身;如果遠離了時代與人民，必然會使自身陷入困境，必然會被時代與人民所拋棄。
習總書記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了具體要求：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文藝家存在的重要理由，就是作品。沒有作品，文藝家就沒有立身之地;拿出了精品，文藝家才能不辜負時代與人民。在現在的環境下，作家、藝術家的文化身份得到了人民的空前尊重，這也為他們多出好作品提供了外部的充分保證。在這樣良好的契機下，我們沒有理由不拿出像樣的文藝精品來。什么是好作品?“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要做到這三個“精”，絕非易事，這是文藝家應該努力與奮斗的方向。
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問題。習總書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賦予其嶄新的內涵，也意在解決新的問題。可以說，習總書記的講話與72年前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的講話一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將會產生深遠影響。
(作者系南通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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