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祿：請您介紹一下，近30年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學理論的基本情況。
王 杰：1980年代至今，中國文學理論界和美學界的主流應該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它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整個文藝理論界和美學界是占主導地位的。很多美學、文學理論的重大問題都是直接從馬克思原著里面的基本觀點的闡發中引申出來的，包括對《手稿》的研究、對文藝與政治關系的研究、文藝與人性的關系研究等。當然，1980年代理論雖然很活躍，但是能夠被歷史留下來的并不多。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西方各種理論大量涌入中國，中國這一段的社會發展和各種理論實際受西方新自由主義一定程度的影響，美學、文藝理論被擠到了比較邊緣的位置。當時文藝理論界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一個是向具體的問題轉化，再一個是審美的日常生活化，或者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問題討論。審美的日常生活化實際上就是美學從原來的啟蒙主義理論轉向現實的人的利益。與此同時出現了另外一個現象，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者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大力介紹，前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影響在逐漸減少。
第三個階段是進入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理論自覺逐漸回歸。學者們開始覺得僅僅介紹“西馬”也是不夠的，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問題重新關注，這就是對全球化語境下的理論本土化的熱烈討論，具體到文藝理論界，越來越關注中國自己的審美經驗，渴望以中國自己的審美經驗為基礎來產生理論，應該說這個趨勢現在正在發展，很有意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優勢
張永祿：您覺得“西馬”哪些東西是可以值得我們學習的？“西方”學者有無需要我們警惕的教訓？
王 杰：我們對“西馬”美學的研究到現在仍然是不夠的，大體上是以介紹為主，真正進入到研究狀態，或者對話，我覺得還很少，而且也很薄弱，這需要一個過程。“西馬”學者大都是博大精深的，從盧卡奇開始，到法蘭克福學派，到阿爾都塞學派，到后來英國的文化唯物主義，每一個理論家都體現了很好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傳統，就是理論始終和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和工人等社會底層大眾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系。威廉斯、霍爾、本尼特等人就是搞成人教育出身的，對工人階級(那些沒有上過大學的人)進行教育。他們跟工人階級聯系密切，跟工人階級的情感保持一致，他們和工人經常聚會，我在英國就參加了很多這樣的聚會。我覺得，這是馬克思主義美學一個很重要、很好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一旦和工人階級運動，和社會底層分離了的話，馬克思主義也就會變成教條主義，也就失去了它的根本意義。
我覺得“西馬”是一個很悲壯的事業。他們很多人都是懷抱很大的理想，也有很大的熱情，但是他們的理想和熱情在現實生活中實現程度是打了大大的政治折扣，這點跟馬克思很相似。馬克思也是有很大的理想，很大的抱負，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是很大藍圖的一個計劃，他完成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還沒完成。“西馬”學者個個哲學很好，有很大的志向，只是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沒有實現自己的理論。應該說這些“西馬”學者得一些社會風氣之先，或者說是走在時代前面的最優秀的學者。他們生前沒有什么物質回報，也沒有得到很高的社會榮譽。例如，本雅明當時發表文章都不太容易，但今天看本雅明的影響力，在世界范圍內可以說是人文學者里面引用率最高的幾個人之一。佩里·安德森說過這是時代的原因，不在他們。
張永祿：你認為目前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王 杰：開展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最大困難在于學理上的困境，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形態涉及到很深刻的學理，對西方學者和中國學者都是如此。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理論實際上是一種思維范式的反思，一種理論反思，一種大的意識形態轉型轉折。應該說從盧卡奇以來，一直到解構主義，經過薩特、法蘭克福學派、阿爾都塞學派、英國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努力，馬克思主義美學才成為受到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理論學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學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傳統里面存在，還不是一種世界性的普遍聲音，阿爾都塞之后馬克思主義美學開始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普遍性的理論模式。這種理論模式的成長很緩慢也很艱難，在學理上有大量的問題需要探討。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要超越的對象——康德理論模式，是非常嚴謹的，學理上是非常自律和自洽的。
從盧卡奇開始就想對康德美學進行質疑。由于盧卡奇受新康德主義的影響很大，他對西方現代派的判斷表面上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實際上是受康德影響。法蘭克福學派也是這樣，糾纏在康德的理論模式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模式之間，而且意識還不太強烈。阿爾都塞是比較明確提出這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在哲學上強調認識論的斷裂，跟馬克思主義是銜接的，在《共產黨宣言》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強調“徹底決裂”的。馬克思主義美學是一種與浪漫主義美學根本不同的意識形態反思。阿爾都塞在《關于藝術的一封信》這篇文章里其實就已經很明確地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從福柯、克莉斯蒂娃到后來的德里達、朗西埃、巴迪歐等都沿著阿爾都塞提出來的問題框架來發展。像巴迪歐現在用“非美學”這個概念，指的就不是康德意義上的那個美學 ，“非美學”不能理解成不是美學，那個“非”指的是它不是康德意義上的美學，它是一種新的美學，如果說阿爾都塞是從法國理性哲學的角度提出問題，那么雷蒙德·威廉斯就是在英國經驗主義傳統里走了另一條路。他從現實大眾文化、從新媒體出發，用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的方法，從經驗的角度去概括和推動馬克思主義美學，這就是影響巨大的英國文化唯物主義，他影響了霍爾、湯普森、伊格爾頓、本尼特等等。到今天，在國際上，不同于康德美學的美學模式基本得到確認，也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但大家意識到了基本理論和學理問題的重要性。
張永祿：如果我們向世界輸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的話，您覺得我們有哪些東西是可以介紹出去的？
王 杰：現在我們從國家層面在推動這個問題，我倒是覺得理論的東西是不可能像經濟一樣輸出的。斯大林領導第三國際的時候主張輸出社會主義，輸出革命，后來失敗了。理論應該是靠它自己的魅力去影響人家。以德里達為例，開始法國學術界并不認同他，但美國人喜歡他，把他請去美國講學，然后英國也感興趣他的理論，他屬于墻內開花墻外香的學者。現在回過頭來看，德里達其實是靠自己的理論魅力影響了美國、英國進而全世界。阿爾都塞也是這樣，他的影響力很大。阿爾都塞絕對沒有有意識地去把他的文章翻譯成其他文字，但當時非洲、拉丁美洲的熱血青年，像當年中國的熱血青年奔赴延安一樣，克服各種困難奔赴巴黎去追隨阿爾都塞。理論的發展就像談戀愛一樣是互相影響的，要靠你的魅力去感動人，不是我要你，你必須愛我那樣，感情這個東西是不能強迫的，理論也是這樣。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的理論現在已經開始在國外有一些影響。我覺得，隨著中國學者越來越多地能夠用英語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然后再加上越來越多中外學術交流的公共平臺的發育，中國美學的國際影響力就會有了，你可能已經注意到美學和文藝理論方面國際性學者互相對話的平臺現在已經在成長，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學術的交流首先要人家了解你，這是第一;第二你要有魅力，這很重要，有了魅力人家才會受你的影響。否則，即使你花錢把你的書翻譯出來放在法蘭克福書展上也沒有人看。
張永祿：您能介紹一下您和國外學術界直接對話的心得嗎？
王 杰：第一、通過閱讀他們的著作來了解他們的思想與親自跟他們對話在理解上，包括豐富性和深刻性程度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別，對概念的理解也很不一樣。比如今年5月，我與國際美學協會前會長阿列西做訪談，他對馬克思主義、對革命、對現代美學問題的理解就跟我原來腦子里的理解有蠻大的區別，雖然我讀過他的文章，還引用過他的文章。你不去對話的話，你對他的文章是很難深刻把握的。
第二、做研究理論，你一定要放在具體的語境里去研究，只有這樣，你才能夠理解他為什么是這樣定位的，他的學術思想的譜系等等，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跟西方學者進行交流對話，是我們真正理解他們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性步驟，有了這個步驟我們才能夠真正對他們有深入的了解。再一個就是，我們原來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是有一個時間差的，比如說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1923年出版，我們是20世紀80年代才翻譯過來了。我們學習了很多存在時間和空間錯位的理論，自然就有了大量的誤讀。比如前幾年，理論界關于文學之死的話題和米勒商榷，我覺得這些文章其實意義都不大。你根本就沒有理解他是在什么意義上提出問題，又是在何種意義上下的判斷，你就去那么簡單的批判，實際上就像堂吉訶德跟風車搏斗一樣，人家根本置之不理。如果是一個真正在學理上能夠擊中要害的批評或討論，他絕對會反應的。當然，翻譯質量不高也是阻礙我們進入西方語境的客觀事實。
第三個心得就是訪談和對話可以幫助我們進入學術的前沿。我剛才講了，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學術發展有一個時間差，我們只有通過直接對話，才能克服這個困難。比如阿列西的著作《審美的革命》這本書明年4月左右將由杜克大學出版，我估計后年、大后年甚至更晚才會有中譯本。等有了中譯本你再去讀，那語境又有一定的差異。在這本書里阿列西闡釋了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理解，如果他的書10年后翻譯過來，那時中國當代藝術本身又發生了變化，那么你看的時候是那個時候的中國當代藝術，但是人家阿列西講的是早十年的中國當代藝術，這就會有所不同，很自然就會有某種理論的誤解。跟西方學者訪談能夠比較好的把握住學術前沿，他們正在想什么，他們現在正在做什么，他們做這個課題的方法和意義何在，這樣你就能夠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發展的學術前沿及時了解，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總是落后幾拍的話，跟人家就總是沒法對話。訪談還有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在學術論文和著作中，對方沒有把他的思想完全用學術的話語表達出來，在訪談中我們是和鮮活的思想對話，具有很強的原生性，有利于激活我們自己的學術思維。
中國現代美學的中心概念
張永祿：您能否談談您對中國模式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看法？
王 杰：中國的文明同其他任何文明都是不同的，從這個文明中長出來的文學理論自然不同于其他文明中長出來的文學理論。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講， 我很自覺探討中國的審美經驗，現代以來的中國審美經驗一方面受西方的影響在不斷的發展，另一方面它自己中間長出了一些東西。我覺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在文學理論和美學方面還是長出了一些東西。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好、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也好，確實有和西方不同的社會生活條件和文化條件。伊格爾頓講的四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模式在中國都有表現形態，比如說藝術生產論、文學反映論等，但整體上不能完全包含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基本問題。我的基本看法，中國馬克思美學基本理論模式就是審美意識形態理論模式，具體講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要成功地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走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另一條現代化過程的道路，文藝領域的領導權是非常重要的，這種領導權的實現，不是通過技術的進步導致審美模式的變化來實現，而是通過藝術家情感和內心世界的改造和進步來實現的。循此思路，我們要嚴肅而清醒地認識到，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審美經驗的基礎不是個體性的自由情感，而是社會性和大眾性的階級(階層)情感、共同的生活經驗和日常生活中共享的文化形式，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情感成為區分藝術作品好壞的標準。也因此，中國現代美學理論的首要任務不是像西方那樣論證現代社會中異化的個體情感的真確性以及與自由境界的曲折聯系，而是表征大眾內在的情感和倫理這一“歷史的必然要求”。這樣一來， 中國現代美學的中心概念就不是“異化”和“陌生化”，而是“認同”和“典型化”。當然，我覺得如果把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跟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做一種平行比較的話，它還有一個突出的弱點，就是它理論系統化的本領不高。
張永祿：20世紀90年代您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做過再解讀，今天您對《講話》的看法有無改變？
王 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實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不可繞開的一個點。關于《講話》的理解，現在分歧很大，矛盾也很多，批評《講話》的人可以舉出很多理由，這個我們大家都熟悉了，但是，現在堅持《講話》的人相對來說做得不夠。現在堅持《講話》的人還是僅僅從《講話》比較表面的意義上來強調《講話》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強調它在實踐上產生的作用。我覺得，對《講話》的理解一個是它在實踐方面的作用，一個是它的學理方面的意義。中國的美學和文藝理論的弱點就是學理的闡發不好，不夠系統，這當然和我們中國文化的特點有關。其實，我注意到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就是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對阿爾都塞學派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包括馬歇雷、朗西埃、巴迪歐等理論家，巴迪歐就講他是在闡發毛澤東的一些思想。西方很多重要的理論家自稱是毛派，并沒覺得羞辱。但在中國，說哪個學者是毛派，好像就是極端分子，我覺得我們要把學理問題和情感問題分開。
《講話》要面對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在物質條件極其落后情況下獲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文化問題。要跨過卡夫丁峽谷，走跨越式發展的道路，在物質條件不具備跨越的時候，就得靠精神來。中國馬克思主義一個很大特點就是強調主觀性，強調意識形態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國際著名學者阿列西也認同這一點。阿列西認為藝術是可以起引領時代作用的，藝術的革命或者說審美的革命可以走在社會的前面，然后隨之而來的才是社會革命。從“五四”到左聯時期、再到延安，其實就是在藝術觀念和審美意義上實現了變革，實現了革命，然后在延安把它定型化并逐步在實踐上推廣。毛澤東的《講話》在我看來，就是對這種審美革命做出理論上的概括和表述，然后在實踐中把它推進，直到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我覺得這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模式的基礎。這跟俄國革命和前蘇聯的文藝理論模式是不同的，跟法國的“五月風暴”模式也不同。
中國革命事實上是成功的。但是這一套“中國經驗”在理論上需要做出系統總結，我覺得這方面的理論工作還遠遠沒有完成。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就是局限在《講話》文本的字面意義作比較淺層的解讀，沒有把《講話》的理論框架和它提出問題的學理搞清楚。現在還有很多人用康德的美學模式來批評《講話》，例如審美的無功利性等等，理論上肯定是錯的。
杰姆遜在《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一書中講到“思想的二次方程”的方法，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即根據思想的后期發展反過來理解原初的思想和理論。馬克思的美學思想有這個特點，毛澤東的美學思想也有這個特點。毛澤東的《講話》有他的新觀念，但這種觀念當時并沒有完全在學理上做出闡發，因為毛澤東主要是解決當時的現實問題，他并不是要做一名文藝理論家，成為一名美學家。他的《講話》是為了要解決當時的問題，即延安時期，從白區來的，從上海來的文藝人跟現實產生了矛盾等等，《講話》努力解決這些問題，很多新的東西自然就包含在里面。
思想的二次方程式是什么?回過頭來看它，經過了阿爾都塞學派的發展，《講話》里面的很多新思想就得到較好地闡發。現在研究阿爾都塞學派就有助于把毛澤東的美學思想從學理闡發上弄清楚。
馬克思主義美學在中國是有生命力的
張永祿：我發現您在最近的一些發言里面對未來充滿了信念，請問您為何重視“未來”？
王 杰：從國際學術界角度講，2008年開始的經濟危機讓整個西方世界陷入恐慌，人們看不到未來是什么。像齊澤克、杰姆遜、伊格爾頓、巴迪歐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在探討“未來”這個問題，這是整個人類都要面對的問題。在英美，新自由主義在很長一段時間是很成功的模式，在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執政之后，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了資本主義的新一輪發展。新自由主義發展得比較好的時候，很多人認為社會主義沒希望了，資本主義就是最好的，未來就這么發展好了，也就是說，世界沒有未來了。現在，大家不得不重新思考“未來”就是很自然的，很多人祈求重新從馬克思那兒獲得靈感。
從中國來講，思考“未來”更重要。在我看來，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是有某種偏差的。120年前的甲午海戰使得整個中華文明受到巨大的創傷和挫折，好的方面是刺激中國社會的變革和發展，不好的就是當時中國人有一個誤判，現代化最重要的是技術和制度，即科學和民主，因此，現代化就是在制度和技術上學習西方。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就是沿著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這個渠道不斷發展。但現代化的過程實際上是整個社會的全面轉型，社會制度和技術只是其中的一個維度。雖然鄧小平講過兩手都要硬，但近30年來實際上我們在文化這一塊是軟的。現在，整個社會形成一種共同的意識，最優秀的學生不考文科，認為學文科可惜了，要學理科才有成就。理科第一能賺錢，第二他以后可以得到較高的社會地位，得這種獎那種獎等等。這是很不好的一個導向。我們現在再回過頭來看，英國的社會現代化過程，除了技術發展，社會制度的改革，它同時也是文學繁榮的一個時代，還是文學批評繁榮的時代。我們現在有點一邊倒，這個現象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憂慮的。
今天討論“未來”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戰略性的問題。如果人對未來沒有信心，這個人就肯定消極了，就滿足吃喝玩樂，或者滿足于其他的享受。還有，如果一個人認為通過艱苦努力去創造美好的未來是不可能的，那他也就完全放縱自己了。如果他認為有一個更好的未來，他就會有很強的動力，我覺得中國現在很需要這個。因為我們不能把宗教作為社會的未來動力，作為社會的終極理念。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的目標受到很大的沖擊，這種情況下對“未來”的研究和思考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另外，談“未來”也是社會的需要，我覺得社會主義仍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希望。資本主義雖然很好，促進了生產的繁榮，也促進了社會制度比原來更加合理，人的生活質量比原來更高，但是它在基本結構上以私有制為基礎，仍然是少數人占有最大利益，大部分人在這個利益結構里面占的份額是比較小的，簡單講是一種不公平的社會模式。我們需要追求一個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狀況。第二它應該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一種追求，一種目標。如果我們僅僅把目標定位在發展GDP，發展物質生活，或者甚至發展強大的軍事，從外交上講有它的合理性，但不是最重要的，都是一種形而下層面上的東西，中國現在需要在形而上層面上重塑價值理念，重塑社會的“目標”。不然，我們就會處于價值紊亂和價值迷失的狀態中。在我看來，“未來”的討論是比較難的，學理上的論證并不容易，學理上做好了能不能成為很多人的共識也是個大問題。這其實是一個發展的過程，要通過很多人的努力，慢慢培育起來。當然，我現在想說的就是從學理上我們要去探討它。
張永祿：接著您這個話題，您覺得馬克思主義美學，或者說人文科學還能不能夠重新成為我們當代社會生活的公共話題？
王 杰：從必要性講無疑是需要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這種社會需要變成現實存在，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因為要成為一種公共領域，成為一種公共話題，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公共性。美學雖然是一種哲學性的思維，但是它實際上還是一種對人的情感的理論表述。馬克思主義美學成為公共話語實際上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的情感問題要成為社會的一種共識，或者反過來說，馬克思主義美學要研究當代社會生活的共同情感。第一個要解決的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自己的學理性。第二，馬克思主義美學是一種有很高社會責任和要求的哲學意義上的學科，它和現實人們的日常生活之間有很多中間環節，包括大眾心理、文藝現象、文學批評、文學組織、文學活動等，比如英國有很多很好的從社會生長出來的社會組織，它是一種情感的共同體，有共同的愛好，共同的趣味，在經驗層面有很多共同性。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是這種公共領域的發育過程，人們有自己的組織和活動方式，在理論上這些發展能夠和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理念有一個連接，因為在學理上對大眾文學和大眾文化真正做出研究的是馬克思主義美學。
最后，要大力培養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方向的學生。馬克思倡導用哲學改變世界，我覺得可以通過教育來改變世界。我們需要培養大量的，在理念上，在思想上而且在專業上都很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家和文藝批評家。只有擁有大量這樣的人，他們分布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分布在各個文化領域，這些人參與社會大量的實踐性活動，這樣，馬克思主義美學才能真的接地氣。如果做到這樣的話，馬克思主義美學不僅能成為公共話題，還能成為強大的改造社會的力量，社會就能有很好的發展。
張永祿：您覺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新儒學之間是否存在對話或者理論融合的可能？
王 杰：我覺得答案是肯定的。在我看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和儒家結合的一個現象，或者說一種形式。毛澤東本人受中國傳統教育影響很深，國學基礎比較好，起碼比我們這些人都好，他把儒家文化的很多東西，不動聲色地融進了他的思想里面。比如他講民族風格、民族氣派，雖然沒有用儒家的話語， 但是用了儒家思想的一些核心理念。毛澤東對待儒家文化的態度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這讓我想到雷蒙德·威廉斯區分三種文化的理論。雷蒙德·威廉斯認為，在每一個時代的文化中都有三種文化同時存在于一個結構中，一種是表征著未來的文化，一種是過去的文化符號、歷史記憶以某種形式仍然發揮著作用，稱之為剩余文化，還有一種當時占支配意義的主流文化，現實的社會文化是這三種文化的結合，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也是這樣。但是，我們現在要警惕，不能把儒家文化抬得太高。現在有一種觀點叫做儒家的馬克思主義，我倒不主張這樣提，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基礎和儒家的社會基礎完全不搭界，儒家文化只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分。
馬克思主義和儒家文化的結合就是要把儒家文化和中國文化中有生命的活的東西結合在一起，而不是簡單地和程朱理學、宋明理學相結合，不是用封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儒家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搞簡單結合。我有一個憂慮，現在的國學熱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傾向，這是不利于現代化健康發展的。我們還是要像毛澤東那樣，走大眾化和民族化相結合的路子，創造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形式。比如大媽們跳的廣場舞，它是大眾化和民族化的一種文化新形式，有很強大的生命力。
張永祿：伊格爾頓曾經說他不是一個后馬克思主義者，而是馬克思主義者。您覺得您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在今天的語境下做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是需要很大勇氣的，如果讓您再重新選擇自己學術研究生涯的話，您還會從事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嗎？
王 杰：跟伊格爾頓一樣，毫無疑問我認為自己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從我的學術研究和所體現的學術立場應該可以說明這一點。現實生活中，我主編《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刊物，又給學生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課，等等。
今天能夠堅持馬克思主義真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第一在今天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人必定受到誤解，第二這個誤解來自左右兩方，左的人也會誤解，右的人也會誤解。加上學生的誤解，在大學里當老師被學生誤解，你的內心是比較悲哀的。所以說我自己也一直長期困惑這個事情。我這個人內心還是比較倔強的，從廣西師大到南京大學再到上海交大，我的碩、博士生招生目錄里面第一個就是馬克思主義美學或者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始終沒有改。當然我還慶幸能招到學生，而且還有很多優秀的學生來考，這說明了情況還沒有糟糕到令人悲觀絕望的地步。
我不主張把馬克思主義當做標簽來用，我覺得應該作為精神實質來用。在訪談和私下里，我曾同阿列西、本尼特等學者討論，感覺他們都是很認真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他們的學術論文、學術著作中，他們并不以馬克思主義者的面貌出現，而是以學者的面貌出現。說到我自己，我不太傾向于把自己貼一個什么標簽，我只想認認真真編好我的雜志，認認真真辦好論壇，認認真真做好一些學術研究，然后好好培養學生，做一些對中國文化建設有價值的事情，能夠做到多少就做多少。
當代文藝批評需要理論支撐
張永祿：您認為今天對一個批評家來說，他的任務是什么？
王 杰：我覺得中國的文學評論和電影評論缺乏理論的支撐或者說缺乏一種從評論中提升出來的理論，我覺得這首先是我們應該做的。應該說，中國的當代藝術從美術作品到音樂創作到文學創作再到電影，已經出現了一種全方位繁榮的局面，這個現象應該說已經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現在中國的當代藝術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們為我們的美學和批評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研究的材料，現在是我們美學和批評要跟上去的時候。不管是造型藝術、音樂、文學和電影，中國現在都有世界一流的東西，但我們缺乏一流的評論。
中國有可能進入一個批評和美學繁榮的時代。有大量的作品可以闡釋，可以做理論的提升和概括，這為我們的批評和理論高峰給出了可能條件。但，有很肥沃的土地，不一定就種得出最好的水果、最好的糧食，也可能長出荒草，長出罌粟花等等，關鍵看你怎么去種植。所以需要我們理論家踏踏實實地做一些研究。馬克思曾經說他是一個對經濟現象最有研究，花了最多時間研究經濟的人，可是他卻是從自己的研究中得錢最少的人。我覺得今天我們理論家，要像中國傳統說的那樣，只顧耕耘，不問收獲，這需要一點純粹的學術態度，純粹的學理探討。
再講批評家，從馬克思主義美學的角度，我認為文學批評很重要。真正的文學作品一定是表征出未來的，表征出一種新的生活的可能性。新的生活的idea一定是通過感性的形式表現出現代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合理性，有一種可能的生活是更美好的。它以不同的感性形式存在，這是藝術的最根本特性。文學批評和美學的任務就是把這些東西闡釋出來，讓它成為大家都覺得有道理，都覺得改變這個世界是可能的和應該的。現在很多人認為改變世界不可能了，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強大到不可撼動的地步，中國學者里面很多人持這種態度，認為資本主義是最合理的制度，資本主義是不可撼動的。其實西方學者里面持這種看法的人，特別是人文學者并不太多。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這個觀念其實是錯的，我們相信世界是可以變得更好的，而且值得去努力。我覺得，這就是批評家可以做的工作，也是他很重要的一個責任。英國的文學批評從啟蒙主義時代到伊格爾頓始終在起這樣的作用，德國從康德到哈貝馬斯到今天的霍耐特，法國從狄德羅一直到朗西埃和巴迪歐其實都是這樣，他們都是在做這個工作，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們令人尊重，他們的聲音也傳得足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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