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以長征為題材的電視劇可謂多矣!《十送紅軍》之前，我印象最深的一部是唐國強擔任主演的《長征》。因為此前古月等扮演毛澤東的特型演員，只是勉強做到了形似，而唐國強則由于他的學養和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神似，演出了一代偉人的智慧和霸氣，令人不由得眼睛一亮。
不過，在去政治化的大背景下，電視劇《長征》最大的缺點是屏蔽了國共斗爭、毛蔣斗爭的政治內容。看《長征》和看《三國》差不多，都是不同軍政集團間的縱橫捭闔，文爭武斗，而它們之間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反動的差別，則基本就被淡化于無形了。
6月10日由央視在黃金時段隆重推出的《十送紅軍》在表現長征方面，則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我這么說，并不僅是因為該劇的“全明星陣容”，也不是因為該劇的戰爭場面拍的氣勢恢宏，堪比美國大片，而是因為該劇觸及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蘇維埃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土地革命，以及紅軍能夠歷經千難萬險，死不旋踵而終不潰散的一個重要心理原因——對毛澤東的擁戴與信仰。
應該說，在《十送紅軍》中，涉及到這兩點的鏡頭可謂驚鴻一瞥——一個是在湘江之戰萬分危急的時刻，指揮員仍然下令要尋回散失的地契檔案，因為“這是蘇維埃共和國對農民的承諾”;再一個就是幾乎每一個犧牲的紅軍戰士，都在傳遞一張有毛澤東的合影照，“希望毛主席能夠在上面簽名”，這張照片經過無數烈士的手，在紅軍到達陜北后終于傳到了毛澤東手中——不過，鏡頭雖然不多，但卻至關重要，因為有了這兩點，慷慨赴死變得真實可信，而最后的勝利也就變得完全可以理解了。
先說土地革命。中共之所以能夠在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蔣介石的屠殺政策中生存下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抓住了土地問題，這是當時中國的根本問題。根據相關的資料，民國時代的中國，和歷代王朝末期一樣，都出現了嚴重的土地兼并，“占人口戶數8%左右的地主富農，控制著70%-80%的耕地”，租種土地的佃戶則要把產出的70%-80%交給地主。
土地資源的嚴重失衡，給中國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嚴重后果：一是國民普遍的貧困，無力消費工業品，而極少數的富裕人群則只消費“洋貨”，這導致民族工業由于沒有市場而遲遲無法啟動;二是地主及官僚買辦把剩余資金主要投向購買土地而不是民族工業，這使中國的工業化嚴重缺乏資金——由于這樣的原因，中國被牢牢地鎖定在農業國地位上，受盡了各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壓迫，始終無法以平等的一員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國民黨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而毛澤東和共產黨卻在武裝反抗國民黨伊始，就在革命根據地開展打土豪、分田地運動。1928年12月毛澤東制定了根據地第一個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1931年春，毛澤東總結土地革命的經驗，制定出一條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為了保證土地革命的順利進行，中央蘇區的縣、區、鄉各級都建立了土地委員會，調查土地和人口，劃分階級;發動群眾清理地主財產，焚毀田契、債約和帳簿，把浮財分給農民;丈量土地，重新分配。
土地革命使廣大貧雇農在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證。為了保衛勝利果實，他們積極參軍參戰。在中央蘇區，到處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爭相當紅軍的動人場面。比如興國長岡鄉，青壯年男子80%去當了紅軍。瑞金下肖區有紅軍家屬800家，在前方的紅軍戰士有1100余名。這個區的一戶農民，8個兄弟一齊報名要求參加紅軍，所以《十送紅軍》中劉威扮演的鐘石發，四個兒子全部當了紅軍是有充分事實依據的。據統計，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央蘇區在擴紅運動中，贛南蘇區13個縣，總人口約241萬人，其中參加紅軍的人數就達33.1萬余人。
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雖然因抗日戰爭的爆發戛然而止，但在解放戰爭中，卻以其升級版——土地改革的方式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行，到1952年底，新中國的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和某些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外已基本完成，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了4600多萬公頃土地和大批生產資料。在此基礎上，中國延宕了100多年的工業化進程終于開始啟動，中國今天能夠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夠不無奢侈地做起“中國夢”，追根溯源，還是拜土地革命所賜，這是毛澤東和中共對中華民族的最偉大的貢獻之一。
再說紅軍對毛澤東的信仰。在中央蘇區和紅軍長征期間擔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元帥，后來在《回顧長征》一文中寫道：“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中，全軍振奮，好象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
劉帥的回憶真實的反映了當時紅軍將士的心理狀況：遵義會議前，他們渴盼毛澤東出來指揮;遵義會議后，軍心大振，對勝利充滿了信心。毛澤東也果然不負眾望，不僅帶領紅軍勝利完成了長征，而且建立了新中國，帶領中華民族走出了近代陷阱。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毛澤東，中國不是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的問題，而是很可能根本就走不出黑暗。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如果不是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部隊開赴井岡山，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獨特道路，中共再經歷幾次城市武裝起義的失敗，其領導力量就會消耗殆盡，很可能會像印尼共產黨那樣幾十年都翻不過身來，奪取政權就更是遙遙無期了。
過去我們經常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現在看來，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很顯然，陳獨秀、王明等領導的共產黨，是不可能建立新中國的，只有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才可能建立新中國。
毛澤東在當時紅軍中的威望，并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自井岡山建軍開始，他一直對紅軍進行正確領導的過程中積累的。毛澤東不僅通過三灣改編、古田會議等為紅軍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人民軍隊性質的建軍原則，而且還迅速總結出了一整套符合紅軍實際情況的戰略戰術，帶領紅軍發展壯大，從勝利走向勝利。
總的來看，如果說中國革命勝利的客觀條件是社會矛盾的尖銳化，那么主觀條件就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正確指導以及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如果說黨、人民軍隊和根據地是中國革命的“硬件”的話，那么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革命的“軟件”。以革命歷史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如果能正確的反映這一點，則為真實，不能正確地反映這一點，則為虛假。
遺憾的是，這些年來類似題材的影視作品，如果不是刻意回避這一點，就是故意扭曲歷史。似乎中國革命的勝利不是靠毛澤東思想，而是靠一群類似李云龍、石光榮、谷子地之類的“爺們”憑著哥們義氣搞成的，這些嘩眾取寵的作品盡管可能一時取得不錯票房或收視率，但終究要淪為歷史笑柄。
在這樣大背景下，《十送紅軍》能夠逆勢而上，客觀展示紅軍戰士對毛澤東的信仰是他們敢于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的主要精神支柱，這的確是紅色題材影視劇的一個重要突破。
當然，我們在肯定《十送紅軍》是一部相當優秀的作品的同時，也不必諱言其在細節上也有一些瑕疵。比如，劇中鐘石發奉毛主席和軍團長的命令，要把四個全部參加了敢死隊的兒子帶回一個到中央縱隊，以便“為鐘家保留一點骨血”。觀眾就不難看出這是對《拯救大兵瑞恩》的借鑒。但當時紅軍所面臨的嚴峻的形勢和美軍度假式的海外作戰是完全不同的，白軍對蘇區采取的是“房子要過火，石頭要過刀”的政策，紅軍的任何遲疑和軟弱都可能招致極其慘烈的后果。湘江一戰，主力紅軍從八萬多人銳減至三萬多人，距離全軍覆滅只有一步之遙，就連軍團長林彪也幾次拔出手槍，像普通一兵那樣和沖上來的白軍戰斗，所以這種“拯救大兵”式的奢侈，紅軍實在玩不起的。
不過，盡管有一些細節上瑕疵，但瑕不掩瑜，《十送紅軍》由于做到了本質真實，仍然是近年來難得的優秀紅色題材作品。
20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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