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西曼教授的女兒張小曼對藍英年有著特殊的判斷，將藍的個性歸結為 “不誠實”。她在新浪博客對敝人的評論回復中寫道：“謝謝，你看得很準，藍英年不誠實，我也想不通他為什么要編造謊言欺騙大眾!。”
所以，我們有必要探討一下藍英年的“不誠實”的原因所在。
下面通過藍英年肆無忌憚潑污水的《金星英雄》這個個案，作一個剖析。
《金星英雄》與《磨刀石農莊》幾乎是所有的蘇聯文學史中都有提及的小說，現在被稱為“垃圾”了。
《金星英雄》在一般文學史中被稱為“無沖突論”的代表作。不過，這是否是《金星英雄》的真正的罪狀?
沒有沖突就不能成為小說嗎?那么，契訶夫的小說《草原》里有什么沖突?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有什么沖突?這些小說把很大的精力放在自然與人性的描寫上，并沒有專注于對現實的關注，但并不影響它成為經典名著被人津津樂道。
《金星英雄》中究竟有沒有沖突?
其實我們看一看小說，還是發現了小說中有著相當程度的沖突。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小說主人公謝爾格依與他的上司之間就有著鮮明的沖突，當謝爾格依回到鄉村的時候，看到的是鄉村里按部就班的死氣沉沉，官僚主義的重重疊疊，上下級之間的勾搭連環，特別是小說中，描寫到謝爾格依與前任區委會主席之間的沖突，不可謂不尖銳，甚至充滿著火藥味，實際上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官僚體系已經達成了內在的網絡化，謝爾格依回到鄉村，他首先要做的是打破這種關系網對活力的制約與塵封，可以看出，謝爾格依進行的是一場破除現行遲緩體制的一種改革行動。謝爾格依的出發點是用戰爭的手段，來沖擊和平年代里的死水一潭的鄉村體系，這在很大程度上讓我們想到“改革也是一場革命”的現行的套語式的理念。同時，我們還看到，謝爾格依在進行他的建設計劃的時候，還遇到了社會惡劣風氣的狙擊，比如為獲得資源，他不得不通過人情網絡到上級機關去進行說合，小說里提到的那個善于社交的供銷社主任在類似于中國式的“跑部進京”行動中，可謂是鞍馬勞頓，利用關系，利用財物進行打點，都可以看出，作者揭示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可以通過“暗箱手段”的潛規則獲得更多的計劃傾斜，小說里可以說很真實地記錄了那個時代的社會陰影面，這并不能用小說里的昂揚的主題就可以來遮掩的，就像我們在肖洛霍夫的《新墾地》中看到了作者的謳歌，但同時我們也肯定了作者對陰暗面的發掘。同樣，《金星英雄》里也對當時的現實生活進行了全景式的觀照式的反映，這里面可以看到一個社會的縱橫的立體層面，在它的表層的陽光的后面，其實作者還是如實地反映了社會生活中的弊端。
我們再看看謝爾格依在基層生活中遭受到的沖突狙擊。在小說描寫的集體農莊里，我們看到各式人等，有的領導喜歡吹牛皮，做形式，比如魯村的村長大搞形式主義，在開展建設的時候，虛耗集體財力，在山頂上建筑了一個模擬的“司令部”式建筑，達到好高騖遠、大造聲勢的浮夸目的，而對實際的生產組織卻不聞不問，專門向上級索要資源，抱怨困難。即使在小說里被寫成扎實工作的村長拉古林，在上報糧食產量的時候，也是一再加碼，直到產量高到他自己都覺得懷疑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想到了“浮夸風”已經在這種建設的名義下達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再看戰友之間的沖突。小說里的謝爾格依的戰友謝明，落戶鄉村之后，很快收獲了愛情，也滋生了營建安樂窩的思想，準備建房架屋，廝守著自己的妻兒，在這里享受世外桃源的悠然時光。這其實反映了鄉村的未來走向的問題。我們不能超越時代去評判人物的價值取向，即使在今天，我們的社會主流意識還是積極倡導工業文明，鼓吹用建設來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由此可以看出，《金星英雄》里的主題沖突在今天仍然沒有失去其正確的意義。
而小說里的愛情沖突同樣也是風聲水起，蕩人心魄。謝爾格依在回到鄉里之后，遇到了一位漂亮的“黑姑娘”，由此展開了他的愛情攻勢，但這一愛情，很快卷入三角戀愛的復雜糾葛中。謝爾格依的幼年伙伴、工程師維克道爾，在少年時，就與謝爾格依是一對三角關系中的兩角，當時他們同時追求村里的姑娘索尼亞，不過都沒有成功，索尼亞遭遇到了一段失敗的婚姻，謝爾格依在回到故鄉后，還特地與昔日的戀人有過一段重逢后的邂逅，他斬斷情絲，另覓純潔的農村姑娘。但是，隨著這一愛情的發展，謝爾格依的童年伙伴維克道爾也加入到追求伊林娜的行列，而小說里構想的村婦們謠傳的謝爾格依嫌棄伊林娜的傳言，也一度為這一段愛情掀起有驚無險的風波，最終雖然風平浪靜地化險為夷了，但還是給小說里的人物的情感糾葛帶來了起起伏伏的波痕。
可以說，一部小說里的愛情的描寫質量，往往決定著一部小說里的文學品位。在《金星英雄》中，我們可以看到，小說里對愛情的描寫具有經典文學的深厚的文化品味，對男女人物的性心理也有著比較透徹的把握，令我們在這里讀到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這些俄羅斯大家們的對人物情感刻劃的那種深邃與深度。比如，謝爾格依與女友伊林娜的相遇時，一方面是謝爾格依的窮追不舍，另一方面是女孩的欲拒還迎，小說都用輕松的喜劇化的筆觸，作了富有情趣的點染。而在男女主人公遭遇到誤會的騷擾的時候，對他們的心理與心境的描寫，都繼承了俄羅斯文學傳統中不惜筆墨深入到人物心理大作鋪陳的解析風范，令人覺得把人物卷入情天恨海中的情感波動寫得縱橫捭闔。這些對人物情感的描寫，我們可以看出，小說作者并不是不懂文學，作者可以說繼承了俄羅斯文學的深厚底蘊，對社會現實與人情現狀的描寫，都吻合進俄羅斯的文學傳統體系與軌道。
我們不妨再看看小說中濡染著俄羅斯文學的文學風格，比如，小說在描寫謝爾格依回到故鄉的時候，多處描寫到他觸景生情，產生一種“美麗的憂傷”，這種憂傷感，可謂深刻地烙印上俄羅斯文學中隨處可見的擾動人們心靈的意境。像《戰爭與和平》中，娜塔莎在舞廳外面的大段大段生發出的快樂之下的憂傷感，彼埃爾無時無刻地對生與死的反思與聯想，都集中地反映出俄羅斯文學的對心理秘境的探尋興趣，而這種興趣，在《金星英雄》里同樣存在著。
比如第一部23章中描寫謝爾格依的心理時，寫道：“……但是跟著快樂而來的，是一種對他還是生疏的苦痛——他第一次感到離開部隊的遺憾。‘為什么我會在這個有著松樹氣息的山峽里呢?’他問自己，卻找不到一個答案。”
這樣的疑問，可以說是經典的俄羅斯式的，是俄羅斯心靈的集體無意識。
《金星英雄》與《磨刀石農莊》相比，可能都被掛名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名下，其實用“主義”來概括文學是一件相當無聊與沒有意義的事。“主義”無關任何的文學。像《悲慘世界》被通常地認為是浪漫主義，但小說里對現實的鏡像式的復現，帶有相當程度的油畫式的逼真的真實感。《戰爭與和平》與《靜靜的頓河》屬于什么主義?如果它們都是現實主義的作品，但其實兩個作家的文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專注于心理，后者專注于白描。文學中的“主義”，就像把“男人”與“女人”打亂秩序，然后確定“浪漫的人”與“現實的人”一樣，遠比“性別”本身來得更加的指向混亂。同樣的“主義”里的作品，可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文學作品。其實在文學體系里，“心理”與“白描”倒是兩個更為科學的分割文學特征的指標與因素，心理描寫是注重于人物的內心的感受，而白描則專注于社會的外部描寫，這兩者其實是水火不容，雖然一個作家可能同時運用這兩種方法，但是憑著這兩種方法，倒是很容易鮮明地分界出兩個作者的不同點來。托爾斯泰的小說里，幾乎在每一個人物出來的時候，都不厭其詳地交待出他的內心活動來，而相對而言，人物的外部描寫卻相對縮減，而肖洛霍夫的小說里，卻對人物的心理盡量進行模糊化，而專注于人物的外部動作，這也是肖洛霍夫的人物心理難以捉摸的原因，研究者只能根據作者的對人物的動作與行為的描寫，而了解人物的性格。托爾斯泰與肖洛霍夫形成了兩種典型的不同風格的描寫。
對于《金星英雄》與《磨刀石農莊》，雖然都被劃入到一樣的文學作品體系(“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里，但兩者的文風是完全不一樣的，從中我們正好可以看到這正是托爾斯泰式“心理”描寫與肖洛霍夫式的“白描”描寫之間的迥異差別一樣。
《磨刀石農莊》在語言風格上非常接近于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對人物進行粗線條的勾勒，著重表現人物的外部動作與言行，對心理剖析卻不著一詞。而《金星英雄》則走的是一條托爾斯泰式的敘述路線，它每時每刻都注重于人物的心理流程，情節也經過梳理與重新編織，比《磨刀石農莊》的散漫傾向要來到精致與集中得多。它注重矛盾沖突，注重人物在矛盾的進展中的各自反映，注重敘述的均勻性與平衡性，這一點上，是與托爾斯泰的風格相一致的，而卻與《靜靜的頓河》的那種散點式風格完全背道而馳。從某種意義上講，《金星英雄》與《磨刀石農莊》構成了兩種完全不同風格的小說，兩者都凝聚著俄羅斯經典文學的不同風格的精華可以供我們咀嚼。
由此可知，《金星英雄》里并不是沒有沖突，也不缺乏對俄羅斯經典文學要素的繼承，但是他為什么會遭到眾口一詞的詬病呢?
其實這個原因再明白不過，就是小說對斯大林進行了無微不至的歌頌。
比如，小說里寫到村里進行選舉，除了選出謝爾格依之外，還選了斯大林。小說里也提到，斯大林不應該在他們這個選區，但是人民對領袖的熱愛，使得斯大林的名字還是被列入選舉名單中。小說中謝爾格依的父親，還專門進行了對斯大林事跡的講演，他自己也用自己的生活經歷，比對斯大林的生命歷程，進行了大段大段的反思。
這些原因，必然是導致這部小說獲得斯大林青睞的原因。
但是，我們必須明白一個原則，就是：你可以說斯大林的任何的不是，但你不能說斯大林是愚蠢的。
斯大林贊賞這個小說，如果僅僅是因為小說在歌功頌德這方面的不遺余力，而不承認小說里的文學價值，那么，這樣的結論，只能得出斯大林是愚蠢的這個必然的結論。
然而，我們恰恰相反感受到的事實的是，用愚蠢來闡述斯大林，將會使評論者遭遇到無以復加的尷尬。
其實我們應該看到，藝術作品對人性有一種慰藉的功能。特別是災難結束的時候，我們在文藝作品中往往不是需要對災難的復述與演繹，而是在遮掩災難的基礎上，表達人們的樂觀心態。不僅蘇聯文學如此，美國的文學藝術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秀蘭鄧波爾的溫馨的小女孩的虛幻的美好，起到了慰藉民眾心理的特別的作用。《巴頓將軍》中也沒有去直視戰爭中的殘酷，而是竭力神化了人物的強悍的精神氣質，這也是與電影拍攝年代美國所處的國際地位有關。在九一一發生后，好萊塢幾年沒有拍攝這類影片，即使在后來拍攝的影片中，也沒有像好萊塢科幻片所擅長表現的那樣，去渲染災難的細部，而是著重表現了在災難面前的人性的光輝，可以說也是一種“無沖突論”的好萊塢版。巴巴耶夫斯基的小說《金星英雄》出現在二戰結束后的滿目蒼荑、內心重創的情境下，小說里洋溢著溫馨的情調，其實蘊含著一種對于民眾的失調的心理的修復的動機，對于災難的透視與正視，只有在心理健全之后才能有勇氣與面對，這也反映了人類心理中有一種自我調節、戰勝憂郁情志的自我拯救力量，如果一味地去追求所謂慘淡的真實，那么，這樣的人的心態，實際上等同于一個抑郁癥患者，這種文學只會導致人的毀滅與精神的崩潰。我們可以有這種的讓人去“死”的文學，但我們從人類的存在的意義上講，我們沒有理由去大力倡導這種反人類的“死”的文學，畢竟人及其人類的最終目的還是要“生存”下去，為了生存的目的，人類一直在制造著假象與虛幻劑，宗教是一種，它保證了人類有著生存下去的動力。我覺得，這才是《金星英雄》能夠在那個時代出現并被當政者斯大林激賞的原因。
藍英年雖然號稱是蘇聯文學史的研究者，但他的思維方式是有缺陷的，甚至他在這種重新對歷史的解讀中，不懈用他的“不誠實”來扭曲歷史。
我們覺得，藍英年的不誠實之處，恰恰是他有一個先驗的跟風走的天賦，就是他確認斯大林是一個愚蠢的傻瓜，然后就可以把一切愚蠢者才可干出的不可思議的愚蠢行為，加諸到斯大林身上。
所以，藍英年的所謂重寫蘇聯文學史，只是達到渲染斯大林是一個愚蠢者的目的。藍英年用他的東方式的狡黠的思維方式、市儈式的陰暗想象、承繼覬覦皇后膀子的中國式低級趣味傳統，對蘇聯文學用“斯大林是愚蠢的”梳子進行了一番全程的梳理，然后，他站在一只他自以為被他打死的老虎身上，洋洋自得地宣布，他成功地向老虎的額頭上，施加了最后的一拳最有效的打擊。
那么，我們繼續追問一下，藍英年的“不誠實”的個性究竟是如何產生的?應該說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的低級趣味想象，是他的立論的基礎與支撐，而他受教的斯大林時代的文化氛圍恰恰導致了他個人質素上的見風使舵、投機取巧的劣根性。在藍英年想象他筆下的那些溜須拍馬之徒包括馬雅可夫斯基、巴巴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時候，實際上，藍英年很大程度上代入了他自己經歷那個時代的那種唯唯諾諾又見縫插針攫取好處的那種陰影心態。永遠把自己的思想與認識，跟進到時代需要的潮流之中，從來沒有自己的獨立的思考與堅守的準則，這就是藍英年的思想潛意識。
而藍英年對中國低俗文化如“三言”、“兩拍”中的庸俗化人生的思維習慣，則形成了藍英年現象的最表層的容易獲得國人們認同的基礎框架。
用演義的方式與街談巷議的張家長李家短的風格，來對歷史事件進行庸俗化演繹，這是最容易在中國獲得反響與出彩的技法。《知音》體文體的甚囂塵上，恰恰可以這種簡單的人生寫意，能夠獲得社會最通俗的回應。而藍英年本質上的中國文化積淀，為他得天獨厚地推進他步入他的庸俗化、惡俗化想象歷史，提供了最完備的強力引擎。
我們來看一看藍英年的《“金星英雄”話今昔》的文章，便可以看出，藍英年是如何發揚他的“不誠實”的本性的。
在這篇文章里，藍英年駕輕就熟地任意地在真實事件中，加進他的庸俗、低俗的想象，為中性的事件，加入進由他一手包辦與取舍的道德的評價。
在中國的文化體系里，有著一些約定俗成的道德認定。而藍英年巧妙地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道德評判系統，人為化地把《金星英雄》的作者巴巴耶夫斯基拉入到“小人”的行列。
首先，藍英年諷刺了《金星英雄》為“吃飯”而寫作。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向來有“著書不為稻糧謀”的傳統，這其實是一種愚蠢的假道學的思想傳統，但畢竟很容易獲得中國人的潛移默化的認同。于是藍英年在攻擊《金星英雄》作者的時候，首先認定巴巴耶夫斯基對《金星英雄》的寫作是出于清高的中國士大夫不屑與認為可恥的“吃飯”。
請看藍英年在文章中以演義小說般地的風格寫道：“巴巴耶夫斯基是衛國戰爭即將結束時開始寫《金星英雄》的。戰爭結束后他返回農村，生計窘迫，老婆孩子吃不上飯。于是他決定到莫斯科出版《金星英雄》，碰碰運氣。”
在這個因果從句里，我們看不到一個作家對文學的熱愛，對表達感情的需要，而完成是因為饑寒交迫才去寫小說的。藍英年成功地從這個因果句的取舍中，表達了中國式的偽道學對蘇聯作家的潛在的鄙視。因為巴巴耶夫斯基觸犯了中國人的大忌：著書是為了稻糧謀。
其次，藍英年諷刺了《金星英雄》作者的貪欲行為。藍英年繼續像是生在巴巴耶夫斯基肚子里的蛔蟲似的，想象著巴巴耶夫斯基的鉆營與貪欲的心態。在文章中，藍英年寫道，當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受到肯定，被上級領導問及需要什么的時候，巴巴耶夫斯基“頭昏眼花，一時想不起需要什么，便回答沒有任何要求。……但很快后悔不已，失去一次不可復得的機遇。他應當像那些一步登天的作家那樣，向日丹諾夫要汽車，在莫斯科要套住宅。現在只好罵自己是傻瓜了。”
這里可以看出藍英年下筆一貫的“不誠實”，藍英年最擅長的攻擊與污辱人的技巧，就是讓當事人自己為自己潑污水，世界上沒有什么“有罪認定”比來自于自己心理活動更富有打擊效果了。“文革”期間的“挖掘靈魂深處”的自我交待的方法，對藍英年的影響可謂入木三分，使得藍英年在之后的文學史評析中，經常運用這種大批判式的攻擊性語言。在藍英年的這段話里，他成功地把自己妄圖界定“巴巴耶夫斯基”為傻瓜的想法，安插到作家的心理活動中，借助于作家的自我否定而成功地實現了藍英年信手拈來的“栽贓”。
“傻瓜”一詞，成了巴巴耶夫斯基的自我認定，有了這一次的認定，那么之后的巴巴耶夫斯基的作品也只能算是一個“傻瓜”的作品了，而贊賞這樣作品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也理所當然、順桿爬蛇地成為一個“傻瓜”了。藍英年成功地為歷史兜售了他的私欲。在這一段話里，我們還看到，藍英年所獲得的道德制高點，是他認為一個人的貪欲是可恥的。好像巴巴耶夫斯基心里想著寶車與豪宅就是一個可以釘上恥辱柱上的心態，但實際上，作家寫作的時候，有哪一個不是出于金錢的目的?中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坦言他當初寫小說的目的，就是掙稿費可以買一只手表，那么，按照藍英年的這種潛在的邏輯推理，莫言也應該被釘在了恥辱柱上了。通過道德的否定來達到政治意向的指認，藍英年可以說是爐火純青地繼承了姚文元式的思維方式。
第三，藍英年諷刺了《金星英雄》作者的學歷低下。藍英年可能身份是教授吧，對低學歷者是十分瞧不起的，這是一種典型的貴族與精英的心態，但無法否論的事實是，在文學領域里，恰恰是學歷與地位是難以起什么作用的，一些著名的作家，恰恰是低學歷者。中國作家莫言連高中都沒有畢業，但卻是他獲得了世界性的文學大獎。
藍英年無視常識地繼續祭起他的愚腐的中國式的精英心態，對巴巴耶夫斯基的低學歷進行的諷刺。在文章中，藍英年寫道：“巴巴耶夫斯基由半文盲一躍而成為作家，并在戰后出盡風頭，是斯大林、日丹諾夫一手造成的，因為他符合斯大林一個時期的政治需要。”
在這里，藍英年鐵板上釘釘子地認定巴巴耶夫斯基是一個“半文盲”。
實在不明白什么叫“半文盲”，這樣的對巴巴耶夫斯基的認定，又是來自于什么樣的歷史資料?這完全是藍英年的信口雌黃，胡說八道。看一下巴巴耶夫斯基的履歷，他在二十歲的時候，已經成為一個職業新聞工作者。他還在莫斯科高爾基文學研究所學習過。無論如何，有著這樣的工作經歷的人，也與“半文盲”劃不上等號。如果這個“半文盲”是因為沒有學歷教育，那么，我們看看肖洛霍夫又是什么樣的學歷?肖洛霍夫只上過小學，沒有畢業，中學也沒有畢業，十五歲就走向社會，可以說，按照藍英年的判斷標準，肖洛霍夫也是一個典型的“半文盲”。那一句對巴巴耶夫斯基的“半文盲”的判斷句，如果換成是肖洛霍夫是否同樣成立?
從藍英年的來自骨子里的傲慢與偏見來看，一方面他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雅俗的理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對文學本質缺乏基本了解，所以，藍英年對文學的最大貢獻，就是他翻譯了幾本俄蘇文學而卻沒有自己的文學創作，所以，他根本不能理解一個文學家的創作的甘苦，也不能夠判斷出一本文學著作的價值意義，他只能用他的隨風倒的政治理念來藏否人物，指點江山，他的一個重要的尺碼，就是不是就文論文，而是用道德評價體系來否定作品的文學價值。
由此我們延伸一下，文人的可貴之處，或者叫可恥之處，是可以對歷史的呼風喚雨的人物進行“意淫”。中國文人的一大美好的意淫愿望，就是在想象中吊皇后的膀子。同樣，對故去的歷史人物進行隨心所欲的加害，也是一些中國文人的傳統，不幸的是，藍英年繼承了這樣的傳統。實際上，藍英年的見風使舵有著相當深厚的歷史淵源。據他自我介紹，當年在文革期間，他為了自保，曾經貼出攻擊何其芳的大字報，并且在日后沾沾自喜于當時自己的機智聰明，從而有效地躲過了暴風雨的沖擊。可以看出，他出于對自己有利的一面的考慮，可以給被冤枉的文學前輩踏上一腳，同樣，在八、九年代的形勢下，他同樣出于投機的目的，可以給歷史人物再次踏上一腳。而斯大林就是藍英年重點踩上一腳的人物。
藍英年給斯大林戴上的是一個愚蠢的帽子，而這個帽子恰恰不應該屬于斯大林。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藍英年顯現出現他的“不誠實”的天賦。藍英年的評點蘇聯文學實際上就是一個潑污水的過程，其技巧或者慣例，主要有三類：一是以偏概全。比如，在評點《金星英雄》的時候，所用的事例，是他在蘇聯遠東的時候，一個讀者對《金星英雄》的嗤之以鼻來證明《金星英雄》的沒有價值。很難想象，一個讀者會關心遙遠年代的小說，即使是《靜靜的頓河》，又有幾個普通讀者放在手里讀來讀去呢?二是虛構心理。過去的年代，曾經有“思想罪”，藍英年深諳此法，他要毀滅哪一個人，便采用代人法，為那個人物虛構一段此人的內心的陰暗的思想，然后自然而然地就可以加上他套上去的罪名了。他采用這種方法，成功地把高爾基等一些蘇聯作家打入了地獄。本質上，他的此類“欲加之罪”的手法，還是中國式的道德審判的愚腐教條，從道德上對人物進行徹底的否定，來達到對人物藝術作品的否定。雖然藍英年很暢快地推翻了他自小到大一直仰視著的高大的偶像，但是，他的這種破壞欲，究竟是來自于他經歷的年代對他的感化，而是內心里的陰暗的本能?我們不愿意像藍英年那樣，做人家肚里的蛔蟲，不對此進行“有罪聯想”。三是移花接木。雖然藍英年批判前蘇聯有“陰謀文藝”，但藍英年實際上采取的是一種“陰謀評論”來達到他的反擊目的的。他為了達到他的立論的表面上的鏈條完整，不惜改變歷史的原貌，進行歷史年代的前后位移(如他改變了《磨刀石農莊》的發表時間與受到斯大林欣賞的時間順序)，對人物的履歷進行想當然或者惡意的篡改(如把巴巴耶夫斯基定位成一個“半文盲”，以襯托斯大林時代的荒唐與愚蠢)，實際上都已經違背了一個史學家必須提供給人真實信息的基本道德，完全出于立論的私欲目的，為所欲為地玩弄、戲弄歷史，與一個史學家的“品德”可謂是十萬八千里，為害無窮。
在藍英年對巴巴耶夫斯基的評價中，他通過一連串的“蛔蟲式”的心理描寫，揭示了一個弱智的傻瓜竟然獲得了斯大林的青睞，由此證明斯大林也是一個傻瓜。然而，你把斯大林界定成任何的類型，是一個人的自由，但是把斯大林界定為一個傻瓜，那是完全沒有說服力的。如果藍英年僅僅出于個人的小人心態與不誠實的人性習慣，強硬地改寫歷史人物的個性與性質，那是他的自由，但是，他這種試圖把把玩歷史人物、否定他們的評價，把他們拉入到“愚蠢”的評價體系中，除了自欺欺人達到自淫高潮的目的，沒有任何的意義。其實隨著俄蘇文學的進一步向我們走近，當年藍英年那些對俄羅斯文學揭秘式的評價，已經日益顯示出淺薄與幼稚來。而現在中國的很多的俄蘇文學的評論還來自于藍英年的只言片語，只能說明我們這樣的一個民族的文化判斷能力是多么的貧困與可憐，與一個獨立的以著自我感性訴求的國家風范還有著很大的距離。藍英年在顯現中國文化的劣根性與小字方面，是有他的功跡的，這種功績就是他以顯見的小人心態，干預了一個國家的理性的判斷。很多情況下，這恰恰是中國二十多年來的文化亂象的一個典型性的癥候，藍英年在俄蘇文學評價的混亂大業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覷，也必須引起我們的足夠的警惕與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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