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歸來》應該是一部非常不錯而且非常煽情的愛情電影，但因為它被導演張藝謀作為控訴文革以及所謂極左政治的工具，而不得不對添加一些私貨，使之充滿了邏輯錯誤，也許，憑陳道明和鞏俐的表演，以及鋪天蓋地的營銷宣傳，可以令一部分觀眾灑淚電影院，但有些事被想明白以后也會覺得很可笑。
比如，陸焉識到底因為什么當了右派?
電影中說陸焉識從1957年到1977年當了20年右派，一直在青海勞改，但卻沒有交待他為什么被打成右派，因為在這部電影的立意里，當時的右派都是被冤枉的，其實這種立意已經早就過時了，茅于軾自己就承認當年自己被劃為右派是不冤的(而且從茅于軾現在的言論看，當年受到懲罰也是不冤的)，當然，電影表現對當年右派的同情沒有問題，但沒有準確交待(干脆就沒交待)陸焉識被劃為右派的原因，不過是忽悠當下觀眾廉價的同情心和毫不值錢的眼淚罷了。
而回到真正的歷史中，在當年那種特殊時期，在所有被劃為右派的人里，肯定有一部分是合理的――當然，這仍不能回避那些被劃成右派的人所受到的懲罰之嚴重，還是冤枉的。
而且，電影提到陸焉識被打成右派一去就是20年，其實原著中是因他出身風流公子，不諳世事，一次次在建國初期的政治運動中激越出頭，而被一次次延長刑期，也就是說，陸焉識既是一個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也是政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只因他最后失敗了，才值得同情。
與此相同的例子還有老舍，我們現在都說老舍當年因受到政治迫害才選擇沉湖自殺，但亦有當時資料顯示，老舍當年也曾參與政治運動，只是或因為文人氣質太多，最終被別人斗倒――換句話說，如果當年陸焉識真的在政治運動中贏了，那該值得同情的肯定就是被他斗倒的人了。
無論是當年的反右，還是后來的文革，中國電影的導演們一直在塑造一批圣嬰一樣的無辜受害者，這是文革結束之后傷痕文學的路數，如果到現在，文革已結束近4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到成熟，《歸來》的反思仍顯得有些幼稚，這種反思對于真正的歷史來說，也是意義不大的。
很顯然，《歸來》是不會這樣描述陸焉識的，因為如果將陸焉識如原著中一樣描述為一個當年激越的政治運動參與者，那他和他的家庭的命運在當下的觀眾眼里十有八九就會變成咎由自取。
陸焉識的女兒丹丹一開始時對右派父親的恨——電影想用它表現文革時代中國人正常的倫理關系被破壞的狀況，但電影里的丹丹，就為了能在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里擔綱主演，即出賣了十幾年未見面的父親，這種巨大代價與些微獲得之間的不平衡更多也會證明她的自私品性，其次才是大時代的扭曲。
而且，更可笑的，是張藝謀在用這個情節控訴文革的時候不知想沒想過，丹丹遇到的這種事，如果這事兒放在現在，只需跟導演和領導來一次“潛規則”就完全搞定了，這種事在當下的娛樂圈是多么的司空見慣，如此想來，你看文革時代的人際雖然受政治掛帥的深刻影響，但與現在相比，至少還是純潔的、公平的、道德的，可能導演想不到，他想用丹丹在《紅色娘子軍》事件里的遭遇，本意想表現文革對文藝天才們的摧殘之烈，卻可能更加襯托出當下這個時代文藝界某些方面的敗壞得遠比文革嚴重得多。
這話，會有人同意嗎?
還有，我很吃驚，在陸焉識被打成右派20多年的時間里，他的妻子和女兒雖然政治上受其所累，但仍然可以在那座城市里擁有一間在當時應該是條件中等的住房，而且是樓房，屋里還有一架即使現在的人看來都很羨慕的鋼琴。
試想，如果陸焉識家的這種遭遇發生在現在會怎樣?
家里最主要經濟收入來源者若被判刑入獄20年，還會有一個如馮婉瑜和丹丹這樣的家庭可以20年如一日地“安居樂業”嗎?那些源于住房、教育、醫療上的現實壓力，在現在，馮婉瑜一個人可以承擔得下來嗎?我們在電影里看到的，是馮婉瑜在從1957年到1977年間，一直在毫無生活壓力的情況下與被發配遠方的老公互訴衷腸(也算浪漫)，他們惟一的女兒也能順利地學習芭蕾，并進入芭蕾舞團。
若此事發生在現在，恐怕馮婉瑜連這樣浪漫的機會都沒有了，為了全家能住上房子，為了女兒能得到好的教育，為了自己生病可以得到治療，恐怕早就得改嫁他人——是啊，現在，確實再沒有了令陸、馮二人遠隔天涯的政治打擊，但你能說這對夫妻若在今時今日，在經濟和現實困境的強大壓迫下，他們的愛情結果一定會比電影里強嗎?
想想，可以令馮婉如20年如一日思念、懷念陸焉識的，難道真的不需要現實條件的支持嗎?
兩年前，曾有一部叫《鋼的琴》的電影問世，內容就是表現1990年代末國企改制中下崗的一位沈陽工人為女人打造了一架全鋼鐵鋼琴的經過，當我看到20年分離之后，陸焉識從容坐在那架舊鋼琴前為心愛的女人彈起最熟悉旋律的時候，我就想到，即使再過20多年的1990年代，中國仍然有數量更巨大的工人家庭如《鋼的琴》里所表現的那樣，還根本買不起一架鋼琴。
可以說，雖然該片將這個愛情故事拍得很浪漫，但為了營造這些帶著憂傷的浪漫，又不得不令另一種現實生活的邏輯發生扭曲。
還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陸焉識平反之后，為什么不去原單位上班?
電影里，據馮婉瑜之口說，陸焉識應該是大學教授，以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而丹丹只有3歲估計，陸焉識應在30歲左右就當上了教授(副教授)，這在那個年代一定是學術地位相當崇高的，熬過20年刑期，到1977年平反后恢復工作，再按當時的政策，他一定會獲得相當不錯的補償，無論是經濟上的，還是事業上的，事實上，那年代的事多如此。
而且，更好的經濟條件的改善一定會對為失憶的馮婉瑜治病大有好處，這是用腳后跟也想得明白的道理，但令人很不理解的是，陸焉識居然為妻子放棄了這一切，在平反之后的數年和十數年里，我們看到他放棄了大學工作，也放棄了該獲得的經濟補償，許多年如一日地陪馮婉瑜到火車站去接“陸焉識”，最后的鏡頭是一個蒼老的老頭騎著一輛破三輪車拉著一個蒼老的老太太站在雪地里，等待。
這個鏡頭讓我想到張藝謀的成名作《紅高粱》的那個結尾，余占鰲牽著兒子站在火紅的太陽下，身上映著紅高粱的陰影――但我絕對不相信一個文革前已身為教授的大知識分子，在經歷20年右派生涯的煎熬獲得平反之后，又過十幾年會落到這步田地，最起碼打個出租車接送老婆的能力一定還是有的。
再者說，他憑什么要拒絕因20年被劃右派而得到的精神和物質的補償呢?現實中這種可能有多大?
最后一個畫面仍然相當冰冷而煽情，但很遺憾，為了制造如此的冰冷而煽情，張藝謀的鏡下要歪曲一些現實邏輯。
而且，如果真如電影中所表，陸焉識確實為了妻子，放棄了被恢復的工作，那也會使他的家庭悲劇的成因中加入了“自己的選擇”一條，而不只是“時代的迫害”;同時，這個家庭悲劇的來源，很重要一條還是因為馮婉瑜患上了“心因性失憶癥”，這是一種十分罕見的選擇性反常遺忘癥，病患的發生是極為偶然的，也就是說，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馮婉瑜是不會患這種病的，而若她不得這種病，則夫妻相認以及之后過上祥和安樂的晚年生活，以及展開一段“夕陽紅”式的愛情，那才是理所應當的。
一種偶然患上，而不是普遍患上的疾病是無法完成對文革或極左時代的集體控訴的，所以我說，本片可以是個不錯的愛情悲劇故事，但難以承擔起控訴時代大悲劇的“重任”。
陸焉識1977年獲得平反歸來，來接他的居然不是妻子，而是女兒，我以為這一點也是違背生活邏輯的，雖然此之前1年多，馮婉瑜已經得了心因性失憶癥，但也并不是誰都不認識的，只是選擇性遺忘，因此，憑什么丹丹就能斷定母親是不會認出父親的?她背著母親將父親先接回了自己在紡織廠的宿舍，意思是想先跟父親交待清楚母親的病情，以免父親產生不適。
在接下來的劇情里，我們看到，馮婉瑜仍然認得自己的女兒，仍然認得居委會主任(閆妮飾)等人，所以，在這對恩愛夫妻沒有真正見面之前，丹丹是不可能知道母親一定不會認識父親的，故而，最合乎常情的邏輯應該是她與母親一起出現在火車站迎接父親，也許客觀上那是令馮婉瑜認出丈夫的最好機會。
當然，如果劇情真這樣合理地編排，這個悲劇也不可能再有了。
其實，無論是失憶癥，還是什么心因性失憶癥，這者是被用濫的大俗套戲劇手段，與于正、瓊瑤的劇集水平基本出于一路，尤其是馮婉瑜所患的心因性失憶癥里，馮其實是按著張藝謀的需要，對哪些人還能記得，和哪些人必須遺忘進行著取舍，而肯定不是按照心因性失憶癥生理病癥的規律進行記得和忘記的取舍，說到底，都是為了制造情節，堆生悲情罷了。
但，不管怎么講，《歸來》作為一個愛情故事仍然是很感人的，馮婉瑜與陸焉識之間那種海枯石爛、執著專一的愛情，放在任何年代都會令人唏噓，而這樣的愛情，無論是放在一個政治運動多生的過去，還是在一個一切向錢看唯利是圖的現在，都將是一出悲劇，正如中國的梁山泊與祝英臺的故事，與英國的羅蜜歐與朱麗葉的故事，它們都是一出感天動地的愛情悲劇，但你難以說清，它們所發生的時代哪個更為罪惡，而且，這些亦不是創作者的本衷所在。
《歸來》也出現了兩個對我來說非常不陌生的來自當年西寧某農場的基層官員，由祖峰飾演的鄧指導員和由劉佩琦飾演的劉同志，在西寧接受勞改的陸焉識半路逃跑，鄧指導員和劉同志接踵而至找到馮婉瑜的家里，事實上他們的意料是準確的，而且后來丹丹向鄧指導員舉報了父親。
祖峰飾演的鄧指導員雖然只有短短幾分鐘的露面，但仍然讓我覺得如此的似曾相識，當年我的家族里就有如是的前輩，做著同樣的基層工作，辛辛苦苦，勤勤懇懇，削瘦精明，忠于職守，電影里他們帶人在火車站“緝拿”陸焉識的行動很暴力，但說實話，在新中國的60多年歷史里，如陸、馮這樣的知識分子家庭，固然成了時代的犧牲者，而與他們相比，如鄧指導員這些真正來自基層社會的人與家庭，他們為中國的運動、進步所承受的代價其實更大。
可以想像的是，若到今日，經歷改革開放之后的陸焉識，一定是比經歷改革開放之后的鄧指導員日子過得好得多，這也是我觀《歸來》，只覺得它是一出愛情悲劇而并不是什么時代悲劇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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