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我在百度上查到的著名女作家嚴歌岑的情況。注意到她比我小三歲，是在1958年出生，因此文革停課的時候她才上小學一年級，當然對文革什么的經驗是很少的，反而我當時正上四年級，已經可以觀察到許多社會上的事情，包括也可以看大字報，看傳單，甚至對大字報的內容評價一番。
嚴歌岑早年加入人民解放軍，這一點和莫言的經歷相當，人民解放軍是培養著名作家的搖籃。此外，她能夠參軍這一點，就已經說明了她根紅苗正，家庭出身良好，家里沒有階級敵人。我也是這樣啊，我家庭出身是貧農，因此對于中國革命的態度，我按世俗的觀點，那也是共產黨毛主席對我家有恩，我也應當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否則豈不是也被稱為道德淪喪?
其實從百度百科搜到的嚴歌岑的詞條中，專門講到她父親，是這樣說的：“肖馬(1930.11.18～2011.10.10 ) 原名嚴敦勛，廈門人，作家。1946年加入上海市立工專學校學習。1948年因從事學生運動被開除，隨即赴蘇北解放區。先后在華東革命大學、皖北區黨委農村工作團等部門從事文化工作。1957年后調到安徽省文聯工作。現為安徽省文聯委員、作協理事、中國作協等。解放初開始發表作品，主要作品有《哨音》、《破壁記》等。”
不出我之所料，她父親既沒有被打成右派，也沒有被當成反革命抓起來，所以嚴歌岑才能夠當兵嘛。而且她父親是老革命，是在解放前就從事地下反抗國民黨的工作的，當然后來也是老干部，甚至就算是老干部，這個詞條中都沒有“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字樣。其實這也正常，因為畢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知識分子沒有被打成右派和被當成反革命抓起來，即使在文革中，毛澤東的指示也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因此她父親顯然是在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人。
另一方面，嚴歌岑這個人發展得比我好，或者說她的衣服扣子扣的順序正確，我敢說她很快就在人民解放軍中入了黨，而我呢?這一輩子就是一個落后分子，在軍隊試圖入黨入不了，入不了就算了嘛，中國人大多數都不是共產黨員。而且我后來也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且對那些老了還入黨的人激動萬分感到不解。因此，嚴格說來，我是沒有在黨旗下宣誓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經歷，反而嚴歌岑是一定有過這個經歷的。但是加入美國籍后，我相信她放棄了共產主義信仰。而且，我認為她現在基本上是反革命思想。
當我在2014年提到嚴歌岑是個反革命的時候，和當年提到完全不一樣，我是站在中性立場上的客觀描述，正如北大教授尹保云其實所持的思想也是反革命思想一樣。我可以站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客觀地說這么一個事實嘛。我也沒有認為反革命就是壞人，也不過就是政治觀點是傾向于認為毛澤東是壞人，中國革命是很壞的很負面的事情，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是很令人遺憾的事情，這樣的觀點當然是反革命觀點，并不是說我就主張把他們都抓起來或者槍斃什么的。
此外，我也可以選擇反革命啊，至少我現在有這種可能不是?無所謂的嘛。尤其是我還沒有在黨旗下宣過誓。我覺得選擇哪一方不過就是象斗地主的游戲那樣，可以隨意地選。
不過呢，如果我選擇反革命，加入資產階級行列，那么我就要認為我的父親和爺爺的出身很壞?他們怎么那么壞，居然是窮人?窮鬼?我要和他們劃清界限?那么也許可能有泛愛主義者認為這都不對，一個大富翁不應當和他的窮人父母劃清界限，一個窮人也不應當和他的富老爸劃清界限。
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那些努力描黑毛澤東時代的作家，如嚴歌岑，他們其實從歲數上看，基本上在文革時期才出生，或者才是一個上小學的小孩，因此完全沒有毛澤東時代的深入生活，不過就是根據一些資料的預先的設想而構思他們的神話小說罷了。
比如說，嚴歌岑從小在馬鞍山長大，在文革后期當了兵，還是文藝兵，參軍的時候才十二歲，她怎么可能有在大西北生活的經歷呢?而且她寫的小說那個反革命犯陸焉識，是在1960年被打成反革命的，因為，只有1980年才能夠被平反，三中全會是在1979年底才開，那嚴歌岑怎么可能有1960年的生活呢?當然不可能。因此這些場景，都不是她的親歷，不過就是她根據其它的一些資料胡編亂造的故事。比如陸犯的妻子什么時候失憶，不就是由嚴歌岑決定的嗎?
另一方面，講到什么催淚，我以為反革命文藝也是完全可以做到催淚的。我在當年當兵的時候，看過《智取威虎山》也看過朝鮮的電影《賣花姑娘》，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一家，嬰兒被匪徒活活摔死，媳婦也被匪徒打死，總共死了兩個人，死得都很慘。而《賣花姑娘》到了結尾的時候，花妮一家總共只死了一個人，就是她的母親，而且是得肺結核而死，這在當時抗菌素還沒有發明的時候，基本上是不治之癥，因此也算死得正常，但是我當時看著淚就花花地流。
我就在當時想到了這么個問題，李勇奇一家死了兩個人，而且都是被活活殺死，那花妮一家總共才死了一個人，是得肺結核而死，我為什么會為后者哭得厲害?而在看《智取威虎山》的時候，看到李勇奇一家兩口人被殺害就沒有象看《賣花姑娘》電影那樣流那么多的淚?
由此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藝術上描述的“悲慘”這事情，和實際如果用理工科的辦法測量的“悲慘”這事情，是完全不一樣的，有可能一個特別悲慘的事情，但是在藝術上沒有什么話可說，而一個不太悲慘的稍好的事情，在藝術上卻可以描述得驚天動地的，讓人眼淚流成河。
比如說吧，如果嚴歌岑在小說中描述那個陸犯一開始就被當成反革命一槍崩了，那她就寫不下去了，張藝謀也就找不到催淚彈了，雖然被槍斃從測量學的角度更悲慘，但是從藝術角度講，沒有什么可說的。
但是革命政權沒有槍斃陸犯這個反革命，不是說明了革命政權更為溫和嗎?應當是的，當然，還有更溫和的革命政權，但是更溫和的革命政權，歷史上要數巴黎公社，溫和之后是個什么下場呢?是集體被處決。但是集體被處決肯定要比在大西北活個二十年更悲慘，但是這是從測量學上講的，從藝術角度講，那就簡單了，不能夠催淚了，不過就是哦，一大堆人被槍打死了。
比如說吧，在中國解放前，聞一多是被暗殺的，但是暗殺，就要比在大西北生活二十年要悲慘得多，但是張藝謀和嚴歌岑何曾有計劃要用藝術作品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呢?那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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