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此文是作家王梓夫為《曾經的艷陽天：我的父親浩然》（梁秋川著，團結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一書所寫的序言。）
中秋節前后，我認真拜讀了秋川這部寫父親的書稿。這應該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節，應該是一個艷陽高照的金色的秋天，可是卻連日陰沉寒雨，有如我此刻的心情。秋川的文字樸實得如曬垡的土地，又真實得如待割的稻谷。我的閱讀在《曾經的艷陽天》的映照下，溫暖且濕潤，邊讀邊回憶邊感嘆邊思考，想說的話很多，又很難理出一個頭緒來。索性“意識流”，先說一件小事。
我自詡具備一個優秀的品質：不沾賭。在我們這個世界著名的麻將之國，到處都能遇到“牌局”，外出開會游玩休閑，總是有人約打兩圈兒，我總是很抱歉地說不會。不但不會打麻將，連撲克也不會。就是逢年過節，家人或親朋興致勃勃地擺起牌桌，甚至連哄帶拉邀我入局，我同樣以不會為由拒絕。不但我，我的家人及子女，也同樣遠離這些不可須臾缺失的“大眾娛樂”。有人問我，難道學習這些玩藝兒比寫小說還難嗎?是不難，在牌桌上站一會兒便能學會，可是我不學。為什么不學，完全是因為浩然老師的一句話。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們這些懷著文學夢的文學青年經常圍在浩然老師身邊，常常幾天在一起摸爬滾打。浩然老師寫小說、講課，我們則跟隨左右拜師學藝。有一次在通州賓館，我們幾個人很自然地玩起了撲克，浩然老師進來了。我們客氣邀請浩然老師“與徒同樂”，浩然老師卻嘆息著：大好光陰就這么白白地流失掉了。
浩然老師這句話，肯定讓當時的我們很尷尬、很羞愧。我不知道別人怎么樣，反正我把這句話記在心里，同時把當時的尷尬和羞愧也牢牢地記在了心里。從此以后，我再也不沾這些玩藝兒了，像遠離毒品一樣視為“禁忌”。
大運河的文學青年是幸運的，當偏遠地方的人還不知道文學為何物的時候，我們便已經像熟悉親人一樣的熟悉浩然、劉紹棠這些文學巨星了。我們是手捧著《艷陽天》，被兩位大師一左一右攙扶著走向文壇的，猶如牙牙學語、搖搖學步的嬰兒，我們是何等地令人羨慕嫉妒恨啊!
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壇上，浩然和劉紹棠是兩位神話般的人物。那時候的文化人，哪怕是只讀過冬仨月私塾或進過掃盲班的農民，恐怕很少有人沒有讀過《艷陽天》，繼而是《金光大道》，繼而是浩然的其他作品。浩然的名字和作品可以說是婦孺皆知。再說劉紹棠，真可謂是前無古人的神童作家。他在潞河中學讀初中的時候，他的短篇小說《青枝綠葉》便已經收入到高中課本里。在美入仙境的潞河校園里，那些自命不凡的高中生在課堂上聽老師分析著主題思想、段落大意、寫作風格等等之后，便能夠在協和湖畔看見文章的作者竟然是滿臉童真的小學弟。
浩然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他向讀者和中國文壇奉獻的鴻篇巨制，一個是他的“文學綠化工程”。
衡量一個作家的文學貢獻，不在于他出了多少本書，也不在于他的作品有多么大的市場，更不在評論家和理論家的爭辯與評論，而在于他向文學的圣殿里是否貢獻了及貢獻多少“典型人物”。我們可以忘記曹雪芹，卻忘不了賈寶玉和林黛玉;我們可以忘記魯迅，卻忘不了阿Q和孔乙己;我們可以忘記莎士比亞，卻忘不了哈姆雷特……這就是典型的意義，是文學永恒的力量。至少，在傳統文學和現實主義作品中，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衡量標準。
改革開放以來，對浩然的作品確實存在著一些歧義和質疑。究其實質，這些不完全是對浩然作品的歧義和質疑，而是對那個時代的歧義和質疑。任何作家都會生活在一個具體的時代里，并且都會受到那個時代的影響和局限。我們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去挑剔歷史，不能用今天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去否定歷史人物。或許我們已經不記得《艷陽天》的具體故事和主要情節了，但是我們記住了蕭長春、焦淑紅、彎彎繞、馬大炮、馬立本、大腳焦二菊，這些人物就在我們身邊并且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這就夠了，這就足以說明作品的魅力和生命力了。甚至被不少人指責的“高大泉”，難道不也是一個特殊年代的特殊典型嗎?
典型在于真實，在于被讀者認可，被讀者接受?？陀^地說，浩然所處的那個時代是被許許多多條條框框所限制的，在這諸多的限制中寫作，無異于戴著腳鐐跳舞。戴著腳鐐居然能舞動得多姿多彩，舞動出鮮明的個性和無窮的魅力，談何容易?浩然能如此，主要是他對生活的忠誠。他一輩子堅守“寫農民，為農民寫”的承諾，并且把這種信條上升到信仰的程度。觀其浩然整個人生軌跡，他從來沒有離開過農村，沒有離開過農民。“為農民寫”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一種神圣的責任。是土地養育了浩然，是農民成就了浩然，農村既是孕育浩然的襁褓又是他最終的靈魂安放處。浩然是完全徹底的農民作家，中國農民是不會忘記他的。
這是浩然成功的深厚基礎和巨大推動力。
再說浩然的“文學綠化工程”。
浩然對農民的感情表現在他與農民的關系上，表現在他把農民作為文學主題上，更表現在他對農村文學青年的發現與栽培上。
我認識浩然老師是比較早的，因為我生活和工作的地區有許多來自冀東的領導同志，這些人大多是他的同鄉同寅，保持著很深的友誼。我當時所在的馬駒橋公社，黨委書記安魁就是浩然的老朋友;我后來供職在縣委宣傳部，縣委書記趙峰也是浩然的老朋友。再加上浩然曾經在通州地區工作很長時間，他便經常到通州來。1974年春天，浩然為了推動農民的文學創作，建議成立由領導、專業人員和業余作者組成的“三結合”創作組。領導由縣委書記趙峰和宣傳部長劉榮旺參加，專業人員除了浩然外，還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韋君宜及責任編輯許顯卿參加;業余作者則有張樹林、張春昱、徐天立和我參加。
非常幸運的是，這“三結合”的每一方都不是掛名的，都是實實在在參與創作的。浩然和許顯卿跟我們一起深入到農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就是韋君宜，也是經常到農村，一邊了解和指導我們的創作，一邊參加勞動。整整兩年的時間，浩然老師一邊創作他的《金光大道》和《西沙兒女》，一邊具體地參與我們的長篇小說《晨光曲》的創作，從體驗生活、提煉生活、總體構思、創作提綱，都跟我們一起討論。初稿完成之后，浩然老師首先看了，又請韋君宜、趙峰、劉榮旺一起審查，提出意見并且反復討論修改方案。責任編輯許顯卿則更不用說了，他始終跟我們在一起，我們寫一章他看一章，改一章。所以，《晨光曲》出版的時候，屬的是“通縣三結合創作組”的名字，因為確確實實這是一部集體創作的成果。小說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第一版便印了40萬冊，出版后又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應該算是很成功的了，在當時。
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事情，浩然所進行的“文學綠化工程”是一個龐大的工程，《晨光曲》只是一片小小的實驗田。他幾乎跑遍了所有的郊區縣及北京周邊地區，組織文學創作學習班并親自授課，光是在通州，我們當時統計他已經講了19次課了，最后一次課是被唐山大地震震散了，這在秋川的書稿中也提到了。除了辦學習班、講課、給業余作者看稿、改稿、推薦稿，還親自辦起了《通州文藝》、《運河》、《蒼生文學》等文學刊物。在生命的最后幾年便一直在河北三河市，并擔任了三河市文聯主席。
浩然的“文學綠化工程”花費了他大量的心血，耗費了他大量的精力，當然也取得了令他欣慰的成果。
令我們同樣欣慰的是秋川寫了一本書，一本讓人全面認識浩然的書，一本令人感慨萬端的書。
曾經的艷陽天，永遠的艷陽天;曾經的浩然，永遠的浩然。
2013年9月25日
于通州武夷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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