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新工人美學”的萌芽與可能性

　　我與孫恒、許多、王德志等“新工人藝術團”的朋友認識已有近十年了，在這十年中他們做了不少事情，出唱片，演出，此外還排話劇，拍電影，自2012年開始的“打工春晚”也引起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在這些文藝活動之外，他們還開辦打工子弟學校，創立新工人歷史博物館，創辦同心互惠商店，創建“同心農園”，組織社區工會，組織新工人文化藝術節，等等。他們的文藝與社會活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目光，但是他們的意義尚沒有得到更加深刻而清晰的認識，在我看來，他們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可以為未來中國及中國文藝的發展提供借鑒。

　　首先是他們有著清醒的身份與階層意識，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屬于新工人群體的一部分，他們代表這一群體發言，并試圖以文藝的方式凝聚起他們的經驗與情感，改變這一群體渙散無力的狀態。在當前中國的社會結構中，新工人群體處于城鄉之間、階層之間的巨大夾縫與鴻溝中，他們是當代中國發展的主體與動力，但在現實中他們卻被壓榨、歧視、傷害，甚至難于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條件，這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不公與不義。面對這樣的不公平，很多人視而不見，也有人從中漁利，甚至很多底層青年也都轉身而去，千方百計去追求個人意義上的“成功”。但是“新工人藝術團”不同，他們始終將自己的命運與這個群體聯系在一起，他們自覺地認識到自己屬于這一群體，新工人所受到的壓榨、歧視、傷害他們感同身受，不同的是他們將這些疼痛與恥辱升華為藝術，轉化為改變的動力，他們唱出了新工人群體心中的歌，也在與他們一起探尋著改變世界的途徑與方法。

　　其次，他們的藝術來源于生活，來源于內心真切的感受，他們的藝術也與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組織生活的一種方式，成為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但在現實中，我們更多看到的卻是藝術與生活之間的割裂，很多文藝作品并非來自生活中的真情實感，而是以華麗的形式掩飾內容的空洞。如果我們將“打工春晚”與央視“春晚”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打工春晚”雖然簡陋質樸，但是他們的節目卻都言之有物，是從他們的生活中生發出來的;而央視春晚的很多節目，卻只注重炫目的舞美、燈光、造型，節目的內容卻是蒼白空洞的，無法真正深入人的內心。在這個意義上，新工人藝術團的“打工春晚”可以為將來文藝的發展提供啟示。

　　再次，他們的實踐不僅探索著新工人的出路，也在探索著中國乃至世界的出路。在充斥著消費主義與原子化個人的社會氛圍中，他們堅持“合作”，探尋著將生產與消費結合起來的健康生活方式，探尋著破解城鄉二元對立的新思路。“新工人藝術團”的主要成員在一起共同工作、生活，以類似公社的方式將個人與集體緊密聯系在一起，這可以說是對原子化個人的一種克服，也將理想與實踐結合起來，探尋著新型合作的可能性。再以同心農園為例，在食品安全危機之下，現代城市人對蔬菜水果質量的擔憂愈益加深，同心農園提供小塊土地供他們親自種植，他們還可以親近土地、頤養身心，而這也為同心農園及當地村民帶來了可觀的收入，可以說這樣的探索為構建新型城鄉關系、人際關系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新工人文學獎”同樣如此，創設一個專門獎勵新工人創作的獎項，不僅是要為新工人的創作在文藝界爭得一席之地，而且是要建立一種新的文學評價機制與體系。在作為評委參與評獎工作的過程中，我也深深感到了確立評獎標準的不易，既要考慮到新工人的生活、情感與立場，也要考慮到作品的藝術性，還要敏銳地發現“新工人美學”的萌芽與可能性。在我看來，“新工人美學”不能簡單地以現有的文學標準加以評價，現在的文學評價體系是建立于1980年代初期的，以精英化、現代主義、面向海外為主要特征的“新的美學原則”，以這樣的美學原則來評價新工人的創作，顯然是不恰當的，評價新工人的創作，應該結合1980年代以來的“新的美學原則”與1940—70年代的“人民美學”，結合新工人創作的具體實踐，形成一種新世紀的“新工人美學”。但這一美學顯然仍處于萌芽與未完成狀態，但在這里，我們也可以嘗試著勾勒一下其主要特征：(1)在立場上，“新工人美學”應該站在新工人及底層民眾的立場上，書寫他們的生活經驗與內心世界;(2)在藝術上，“新工人美學”應該創造出自己的高級文化——即可以與經典作品相媲美但又與之不同的新經典，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因為立場正確而忽視美學上的追求，只有這樣，“新工人美學”才足以與資產階級美學相競爭，并在整體文藝生態中處于先進的位置;(3)在與生活的關系上，“新工人美學”應該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來自生活中的真切感受，并在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當然對生活的重視，并非是要否定對經典作品的借鑒，但經典作品只是流而非“源”，我們可以繼承，但不必模仿;(4)在發展方向上，“新工人美學”應該繼承“人民美學”與“新的美學原則”的不同探索，在融會中創造出新的中國文化與中國文藝。

　　以這樣的美學標準來觀察新工人的創作，我們可以看到，大多新工人的作品在立場上及與生活的關系上都可以達到水準，但在藝術上及對美學原則的探索尚不夠，但對處于萌芽狀態的“新工人美學”來說，我們也不必求全責備，或許更重要的是建設性的意見，以下我將結合獲獎作品及相關問題，略做一些分析。

　　首先要說到體裁，在新工人的創作中，詩歌占據著絕大多數。這有著可以理解的客觀原因，新工人大多是在高強度勞動之后的業余寫作，詩歌簡短易學，不占用太多時間，也能抒發他們的情感，或許這是詩歌被新工人廣泛采用的原因。值得關注的是，在擔任評委時，我發現不少新工人還廣泛使用舊體詩詞、順口溜、對聯等形式，這些體裁顯示了一部分新工人的舊學功底，但其內容與情感卻較少新鮮感，或許是舊形式內在的規范性太強，他們很難以此表達出新的經驗與情感，比如打工者的思鄉之情有著豐富的時代內涵與社會經驗，但以舊體詩詞的形式表現出來，便與“鄉愁”、“閨怨”等傳統詩詞中的主題和情緒沒有太大差異了，我們很難從中看出新工人此時此地的獨特體驗，他們的情感似乎被傳統形式“格式化”了，所以在評選時，我基本沒有選擇這一類作品。從最后的評選結果來看，此類作品除《討要勞動合同檄文》之外，也沒有其他作品入選，我想這主要是舊形式無法表達新情感的緣故。這又涉及到如何借鑒與繼承傳統形式的問題，在一般的意義上，我并不反對以舊形式寫新感情，但關鍵在于舊形式很容易束縛、規范情感，抹殺了新工人在新世紀中國打工這一特定主體、時空、事件的獨特性與新穎性，讓他們的經驗與情感歸于“統一”，他們生命體驗中最獨特、最有價值的部分反而得不到彰顯，這便本末倒置了。在我看來，只要能表達出最獨特的經驗與情感，采取任何形式都是可以的，現有的形式難以表達，甚至還可以進行新的創造，舊體詩詞等形式當然也可以采用，但這應該有助于獨特生命體驗的表達，而不是相反。

　　與舊體詩詞相比，新詩似乎更能表達新工人獨特的經驗與情感，在形式上也更加自由，所以在入選與獲獎的作品中也更多。《大地上的素描》、《城中村》、《在遠方(組詩)》、《礦工(組詩)》、《城市山歌》、《麥秸詩十二首》、《阿優詩十首》等優秀作品，讓我們看到了新工人的所思所想所感，以及他們在美學形式上的探索。

　　比如唐以洪《大地上的素描》中的《蚯蚓》一詩：

　　一截流著血

　　從我左邊的身體爬出來

　　另一截，也流著血

　　從我右邊的身體爬出來

　　它們是怎樣斷裂的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這些年，我縫合了

　　很多件破舊的外衣

　　卻沒有針線和辦法將它們

　　縫合在一起

　　我只能裝成一個旁觀者

　　眼睜睜地看著它們

　　分別在故鄉和異鄉

　　蠕動著

　　在這首詩中，“蚯蚓”既是具象的，也是一個比喻，作者通過蚯蚓及其斷裂的意象，生動、深刻地表達了作者內心中故鄉和異鄉的“斷裂”。詩歌的開頭突兀而形象，讓我們以為是在以擬人的手法寫蚯蚓，但從“它們是怎樣斷裂的”到“縫合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所寫的并非蚯蚓，而是內在的自我，縫合與無法縫合，外衣與蚯蚓的對比，更強化了蚯蚓斷裂這一意象，也顯示了內在傷痕的劇烈與創痛，“我只能裝成一個旁觀者”，不是旁觀者，而“裝”成旁觀者，表現了作者面對這一斷裂的態度，既有疼痛與堅忍，又能以平靜的目光觀察自省，而“蠕動”一詞既貼合蚯蚓的動作，也顯示了卑微渺小，以及創傷的劇烈程度。整首詩流暢自然，但包涵著豐富深刻的內在體驗，寫出了打工者在故鄉與異鄉之間生命體驗的斷裂與痛楚。

　　再比如吳開展《在遠方(組詩)》中的《請求》：

　　那些在老家成長的孩子們

　　頑皮天真是你們的天性

　　你們都是好孩子，但你們要聽我的請求

　　不要欺負我的女兒

　　她是你們的同學，好鄉鄰，小伙伴

　　與你們情同秭妹弟兄

　　這些年，她的爸爸出門在外

　　她顯得越發羸弱，伶仃孤僻

　　少了自信。想哭時只能躲進媽媽的懷抱

　　找不到爸爸陽剛的肩膀

　　沒有爸爸在身邊，她少了許多話語

　　快樂，缺了很多技藝和剛強

　　今天晚上，她又在電話里哽咽哭訴

　　把我的心都哭碎了，枕頭都哭濕了

　　我真想丟下手中的機器，回去陪著她

　　回去和你們好好談談心，請你們也一起來

　　關愛她，這個有父親生沒父親帶的孩童

　　這首詩寫出了一位外出打工父親復雜微妙的心情，面對留守在故鄉的女兒被同學欺負，他無能為力，只能“請求”老家的孩子們關愛她，在這首以書信體寫就的詩歌中，既有講理(你們情同秭妹弟兄)，討好(你們都是好孩子)，勸慰(她是你們的同學，好鄉鄰，小伙伴)，也有自責(沒有爸爸在身邊，她少了許多話語/快樂，缺了很多技藝和剛強)，解釋(她的爸爸出門在外/她顯得越發羸弱，伶仃孤僻)，愧疚(有父親生沒父親帶)，也有傷心(把我的心都哭碎了，枕頭都哭濕了)，愿望(我真想丟下手中的機器，回去陪著她)，期盼(請你們也一起來/關愛她)。在一首短短的詩歌里，匯聚了如此復雜而細微的情感，作者似乎信筆下來，但內在的情緒卻飽滿而富有層次感，讓我們看到了一位父親孤單無助的心情及其勉力有所作為保護女兒的嘗試。

　　在這里，還有一個關于題材的問題值得討論，那就是新工人是否只能寫“新工人”這一社會身份帶給他們的經驗與感受?是否可以(或提倡)寫除此之外的情感內容?比如新工人作為一個“個體”對祖國的深厚情感，或者新工人作為一個“人”，面對自然萬物抒發自己的細微發現與感動?從理論與實踐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書寫呈現了新工人的豐富性與層次感，但從“新工人”的身份來說，這樣的作品似乎模糊了特定身份所帶給他們的獨特感受。其實在這樣的作品中也不乏佳作，比如瑤瑤的《冬天的樹》：

　　孤零零地立著

　　任憑寒風

　　吹落最后一片枯葉

　　冬天的樹

　　卸去沉甸甸的負重

　　輕輕地思索

　　昨天 現在 未來

　　這首詩中所表達的情感并不一定與“新工人”的身份及感受直接相關，作者對“冬天的樹”這一意象及情感、色調的描述，為我們展現了一幅蕭索的場景，以及在孤單、寒冷中忍耐及期待轉機的心情。這樣的情緒可以來自新工人，也可以來自其他社會階層的人。那么，新工人是否可以超越自己的身份描繪更為廣闊的世界呢?在我看來，這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新工人立足于個人獨特的經驗，以開闊的視野去觸摸整個世界，這正顯示了他們心靈的開放與完整。但另一方面，我們應該強調類似這樣對世界的感覺，應該是從新工人的視角去看的，尤其在新工人處于弱勢的情況下，如何表達出新工人的經驗與情感是應該最先考慮的，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可能擁有一個更為寬廣的世界。

　　在詩歌之外，此次評選的范圍還包括散文、小說與口述等不同類型。值得一提的是，口述這一體裁或類型，以往很少被納入“文學”的范圍內評選，而只是作為社會史的一種調查方法。但考慮到“新工人”的文化或文學水平，以及他們講述個人經歷的愿望及其社會價值，此次我們特別將之作為單獨的一個類型加以評選，在獲獎的篇目《工人抱團來取暖，集體談判爭權益》、《路到橋頭自然直》、《我的打工生涯》、《一個職業病工友的自述》等作品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到新工人的獨特經歷與體驗，以及他們在殘酷現實面前逐漸團結起來“抱團取暖”的過程，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經歷，也是當代社會發展中富有歷史性的時刻，當新工人逐漸具備自我意識與階級意識時，將有可能改變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

　　散文同樣如此，在獲獎散文《病房七友》、《愛，在工廠的夾縫》、《看燕子壘窩》、《孩子眼里的拆遷》等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總體變遷中新工人的感受，比如《孩子眼里的拆遷》是按“五年級下冊語文書165頁習作要求”，讓學生寫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文中選摘了五位學生對“拆遷”，其中一位叫王子健的學生寫到：

　　“這次拆遷我有很大的感受，那就是我從沒見過拆遷是什么樣子的，這一次我看到了。拆遷就是把你的家拆了，多么可怕的事情。可是拆了，還是有好處的，可以蓋樓房，可是要住上樓房是很貴很貴的，我們住不起，想也不敢想。現在的房子很貴，因為大家都在找房子住。據說剛畢業的大學生工資還不夠租樓房住呢!

　　拆拆拆，拆完什么時候能蓋完，蓋完也很貴，比現在更貴。”

　　這樣的拆遷在我們的社會中已經司空見慣了，但出之于一個孩子的眼中，仍不能不令人訝異、感慨，我們為孩子提供了一個怎樣的世界，他們將為我們帶來一個怎樣的未來?這是我們不忍，也不敢想象的，但我們必須面對。

　　新工人創作的小說也大多是從他們的生活境遇出發的，《死無對證》寫在工廠受傷的劉老漢討要賠償不得，最后被迫自殺的故事，《藍色的星期天》寫一位年長的男工與一位女工之間相濡以沫的故事，他們的之間雖然不無心動，但是純潔的，當女工告訴“我”她的男友來找她時，“我”心中五味雜陳但很快冷靜下來，“我很快找到了答案：和她在一起的星期天，本不應該屬于我，是我的不冷靜而誤入歧途。下個星期天，應該是倆個年輕人和好的好日子，苦盡甘來!”如此簡單而樸素的感情，顯示了新工人內心及生活世界的單純。不過相對來說，小說在新工人的創作中并非長項，或許他們尚未找到一種將自己復雜的生活經驗相對化，并以審美的形式表達的途徑。

　　“新工人文學獎”的獲獎作品并非盡善盡美，但這一獎項的設立，卻為創建“新工人美學”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我們相信，隨著越來越多新工人加入文化創造和文學創作，他們將會為我們提供一個嶄新的藝術世界，這將極大地改變當前中國的文藝狀況，并將為中國與世界探索出一條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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