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林文藝討論會：你們要遠離物質主義的毒害

　　白果林文藝討論會（16-0）

　　美好理想和殘酷現(xiàn)實的碰撞

　　——評泰戈爾1924年在清華大學的演講

　　[按語：]

　　第十六次白果林文藝討論會共有七位同志推薦了討論作品，經(jīng)過大家投票，決定學習討論石頭群員推薦的泰戈爾訪華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你們要遠離物質主義的毒害》。石頭推薦的理由是：化杜甫詩句感慨為：“如若國盛華理壞，同枉城春草木深。”在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當下，不似以前的“國破山河在”，就是經(jīng)濟發(fā)達，國力強盛，如果我們自己的東方文明衰落了，因繼承誠意不足，不得要領等甚至消失了，那么我們依然難于面對城春草木深，而會心生辜負感，和物種的消失一樣是追悔莫及的。

　　本次討論會采取了網(wǎng)上和網(wǎng)下同時進行的方式。但是，因為各種原因，網(wǎng)上討論沒人參加;而2013-10-27日的網(wǎng)下討論會也只有兩個人參與。

　　從本次討論會參與討論和發(fā)表文章的情況看，大家的觀點是有分歧的。其主要表現(xiàn)是：基本都欣賞、稱贊泰戈爾的演講內(nèi)容和他的人格品質，但對詩人超現(xiàn)實的理想主義提出了不同意見，有稱好的，更有批評的。對于產(chǎn)生的這些不同的意見，主持人認為，這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一個嚴密的組織里的人，都要分出左中右，更何況一個沒有組織形式、僅僅靠信仰、理想走到一起的文藝愛好松散的小團體呢?但是，為了我們左翼文藝的健康發(fā)展，主持人希望，每一個參與其中的同志，應該加強思想和理論素質培養(yǎng)，明確自己的左翼立場，用階級的觀點去看問題、寫作品。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逐步統(tǒng)一思想，減少分歧，才能團結一致的真正的去為工農(nóng)兵寫，為工農(nóng)兵歌;才能成為問心無愧的左翼文藝積極分子。讓我們以魯迅先生為榜樣，為振興我們的左翼文藝而共同努力吧。

　　本次討論會主持人：項 仁

　　（西南新左翼文藝群：225174960）

　　李永康：你們要遠離物質主義的毒害

　　——讀“不歡而散的文化聚會-泰戈爾來華講演及論爭”

　　隨著“川渝新左翼文藝”各地成員與日俱增，已經(jīng)超越了地域界線，有群友提議，為更好地體現(xiàn)海納百川的精神，決定將其名更改為“百果林文藝群”，以暗喻百花綻放、百果薈萃、群木參天的屬性和意境，得到一致認可。

　　更名后第一次筆會，即要求大家推薦一篇作品并寫評論。俺老漢向來懶惰成性，一直未曾參與作品推薦，若再不發(fā)言，則對不起朋友矣，于是隨手拈來正在觀賞的《蘇聯(lián)亡黨亡國二十年祭》湊數(shù)，結果投票未獲通過，故只好克己服禮，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接下來，從群共享中下載大家一致通過的《泰戈爾來華演講》之“你們要遠離物質主義的毒害”認真學習，然后再談談老夫的一孔之見。

　　此文是泰戈爾先生1924年5月來華期間，對清華大學驕嬌學子們的演講，題目即叫做“你們要遠離物質主義的毒害”。

　　泰戈爾先生全名拉賓·德拉納特，1861年出生于印度加爾各答一個富有的貴族家庭，在印度等級森嚴的種姓制度中，屬地位較高的“婆羅門”。青年時曾赴英國留學，著作等身，集詩人、文學家、劇作家、藝術家、哲學家、社會活動家、民族主義者、人道主義者、愛國主義者于一身，193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俗話說，人微言輕。按理，老漢這等地位卑微的家伙是沒有資格評價這位文學泰斗的。不過既然上了船，就要遵守船上的規(guī)矩，那怕趕鴨子上架，也要有不怕獻丑的精神，故而不自量力，濫竽充數(shù)，胡亂評論一番，反正打胡亂說是不上稅的矣。

　　應該說，作為詩人、文學家、哲學家，泰戈爾此番演講，其語言華麗多彩，激情澎湃;其措辭優(yōu)美而富有哲理，憾動人心，不愧一代文學大師之英名。毫無疑問，這個演講，可以說是針對物欲社會的一副令人清心的洗滌劑，既包含了對物質至上、拜金主義的蔑視，也表達了對“唯物主義”的不屑與批判，更是對人性貪婪與欲望鞭撻，而且對中國青年寄托了“一個廣博的未來”，希望他們能夠在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和發(fā)揚中，遠離物質主義的毒害，重拾精神和信仰的追求。此番演講，應當說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但作為一名社會活動家、人道主義者、愛國主義者，其觀點無疑缺乏一種積極因素和正確的目標。他雖然強調東方文化優(yōu)于西方文化，卻沒有對兩者進行剖析與對比，東方文化優(yōu)在何處?西方文化又劣在何方?以讓學子們比較、鑒別、批判、吸收或揚棄。在對唯物主義進行批判的同時，沒有上升到辯證唯物主義的境界，使其得到更加至善盡美的高度。

　　此番演講中，泰戈爾先生將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寄托于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希望借助于傳統(tǒng)文化喚醒民眾，使其“遠離物質主義的毒害”，樹立起精神方面的追求，以拯救中國乃至整個亞洲。但事實證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根本就是一條死胡同。如果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真有這個能量，為什么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一直沒能讓中國人民走出水深火熱的圍城?沒能讓中國擺脫世界列強的蹂躪和瓜分?因為舊中國歷朝歷代統(tǒng)治者無一不是對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推崇備至的呀。所以在當時一批提倡救亡圖存、科學救國為宗旨的中國知識分子眼中，泰戈爾的此番言論無異是一種消積的“不抵抗主義”，甚至被稱為“一種亡國奴哲學”。因此，對泰戈爾的這番演講，有人滿腔熱誠地歡迎，有人則提出嚴肅尖刻地批評，一場圍繞泰戈爾的文化大論爭也就在所難免，此次演講才會被冠以“一次不歡而散的文化聚會”之說。

　　認真探究，我們還會注意到這個演講的具體對象和時間。

　　從聽眾對象來看，此命題似乎也有幾分道理。清華乃中國象牙塔之最，我不知道當時是否“教育產(chǎn)業(yè)化”。不過按照現(xiàn)在“改革家”的邏輯來推斷，應該是“產(chǎn)業(yè)化”的，否則他們就不會四處嚷嚷“改革”還不徹底，還要繼續(xù)“深化”，而且他們的一切改革目標均為一個指向——市場化、產(chǎn)業(yè)化、私有化。正如今天的清華，雖然尚未完全市場化，但貧寒學子屈指可數(shù)，能入清華者，決非“等閑”之輩。毫無疑問，泰戈爾此番演講的對象，僅是當時“象牙塔”中的那部分衣食無憂的“天之嬌子”，從這個對象來看，應該是有一定積極進步意義的。

　　但讓老夫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泰戈爾先生在演講中說：“你們中國人不是個人主義的。你們社會本身的基礎就在你們共有不私有的本性。你們的不是那唯物主義的利己心的產(chǎn)物，不是無限制的爭競的混淆，你們不是不承認人們相互的關系與義務”。

　　我沒看出泰戈爾先生以上這段話是正話反說，還是在進行委婉的批評。如果他是認真的，說明他對中國歷史缺乏了解，對中國文化的劣根性缺乏認識。如果“你們中國人不是個人主義的。你們社會本身的基礎就在你們共有不私有的本性”，那為什么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私有制社會竟然占據(jù)了幾乎整個歷史階段(新中國三十年除外)?幾千年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以及三十年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約束，“私”竟還有如此強大的生命，以致私有制會在“特色”的幌子下輕而易舉地死灰復燃!

　　另外，從時間上看，1924年，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混沌的階段，中華民族仍在帝國主義列強的鐵蹄下掙扎，中國人民正在飽受侵略者與國內(nèi)反動勢力的蹂躪，神州大地狼煙四起，軍閥混戰(zhàn)，列強入侵，外患內(nèi)憂，民不聊生，生靈涂炭，滿目瘡痍，哀鴻遍野。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但并未給國家?guī)韽团d的跡象，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年青的中國共產(chǎn)黨也正處于幼苗時期，大多數(shù)有識之士還在黑暗中摸索，尋找一條振興中華、強國富兵的道路。在這樣的環(huán)境條件下，能具備“遠離物質主義的毒害”基礎的只能是極少部分官僚和社會精英，而這個聲音對他們來說，恰恰又是非常微弱，甚至反感逆耳的。

　　老漢認為，人類對物質的追求并沒有錯，人的本質即是由物質構成的，物質的進步代表了人類生產(chǎn)力的進步。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物質第一性，精神(意識)第二性，物質決定精神(意識)，精神(意識)也可以反作用于物質，二者之間是可以互為作用、相互轉化的，“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區(qū)別即在于此。

　　其實人人都有追求物質的要求和欲望，錯誤在于人性的自私與貪婪，對物質無止境地、超過自身需求的一種獨占式、無限制性的貪欲和索取，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正如泰戈爾先生在演講中所言：“污損的工程已經(jīng)在你們的市場里站住了地位，污損的精神已經(jīng)闖入你們的心靈，取得你們的欽慕。假使你們竟然收受了這個闖入的外客，假使你們竟然得意了，假使因此在幾十年間你們竟然消滅了你們這個偉大的天賦。那時候剩下來的還有什么?那時候你們拿什么來盡你們對人道的貢獻，報答你們在地面上生存的特權?”即是一個真實的寫照。

　　另外，在他的演講中，我們也不難看出其濃厚的人道主義和宗教主義色彩。

　　泰戈爾生長在印度，印度是一個全民信教的國家，特別是佛教，具有非常深厚的人文基礎。從泰戈爾先生的演講中可以感覺，他無疑也受到了一些佛教文化的熏染。

　　釋迦牟尼創(chuàng)建佛教，普度眾生，告誡人們要“放下”世間的一切“癡心、分別、妄想”，進入“六根清靜”、“四大皆空”、“無為”的精神境界，以至脫離肉體凡胎，進入一個純精神的“極樂世界”，忘卻世間的一切痛苦與煩惱。這正與泰戈爾先生的演講主題不謀而合。他在演講中說：“物質文化，雖然負有光圈的表面，但卻不如精神生活有活潑自然的愉慰，能給人以真的充實的生命”。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進行分析，此言當屬于唯心主義的觀點，即割裂了物質與精神的相互關系。

　　不得不承認，佛教雖然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但它還是包含了一定的哲理，具有一定合理的成分。它講究因果關系，但卻將苦難的原因歸結于前世，將希望寄托于來世，所以其因果之間的邏輯關聯(lián)是不科學、不嚴謹，同時也是非常消積的。泰戈爾先生在演講中說：“我們沒有智慧也沒有機會去調和世界的趨向與我們自身的發(fā)長”，所以在這個基礎上談“遠離物質主義的毒害”，只能是一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而已。

　　“眾生”要從“悟”進入“禪”的境界，以至忘卻所有現(xiàn)實的痛苦和煩惱，“遠離物質主義的毒害”并不是那么容易。人類要生存下去就離不開基本的物質基礎，所以大多“眾生”只能在“迷”的幻想中徘徊，真正得道的高僧為數(shù)極少，能達到如虛云、凈空、惠律等大師級別境界的更是屈指可數(shù)。

　　真正大師級的人物，不但自身“遠離物質主義的毒害”，而且還須負擔普渡眾生、拯救靈魂的責任。泰戈爾先生此番演講，雖然提出了問題和要求，但其指點迷津、普渡眾生的目標和方向僅是“東方文化優(yōu)于西方文化”，并寄希望于東方文化的復興。但他的目標又是模糊的。他在演講中說：“我們還不十分知道前途是何等的光景”，“保持著生命的全部的一顆種子，并不知道它包含著的完全的真理。就在那莖籜豁裂的俄頃，我們也不能斷定這里面生命將次滋長成什么方式，更無從知道它將來結成的什么果實”，正是一種模糊和不確定的概念，因而無法向“天之驕子”們指出一個正確的目標和方向。

　　正因為如此，泰戈爾的此番演講，也就難免會引起一場文化界的激烈爭論，其爭論焦點正如茅盾先生指出的：“我們絕不歡迎高唱東方文化的泰戈爾;也不歡迎創(chuàng)造了詩的靈的樂園的泰戈爾;我們歡迎的，是實行農(nóng)民運動(雖然他的農(nóng)民運動的方法是我們所反對的)、高唱‘跟隨著光明’的泰戈爾”。

　　綜上所述，泰戈爾先生的此番演講，脫離了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最主要的是缺乏階級分析的觀點，所以不能為中國民眾指出一條正確的目標和光明的途徑。

　　真正的大師是毛澤東。

　　一位得道高僧是這樣描繪毛澤東的。他說：

　　魔鬼要把人類領入物欲和淫欲中去;把人引入地獄;因人類社會現(xiàn)屬“減劫”;正邪斗爭很激烈!道消魔長，魔鬼污蔑誹謗毛是因果!

　　毛主席是文殊菩薩轉世，入世作無畏布施。因其作無畏布施“鎮(zhèn)邪驅惡魔”，故離世后當遭到妖魔鬼怪污蔑誹謗，這是因果!

　　毛砸毀很多木偶菩薩和香火廟，是“真菩薩施霹靂手段”，因廟里的和尚求財貪嗔癡，施主求佛只為自家的名利富貴，這些全都是壞佛法的!佛說過：“以形象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

　　文殊菩薩代表智慧和指出人類光明方向!這個方向就是禪宗的“大破大立”，改造人性，拯救人類——破資產(chǎn)階級思想(自私、貪婪、享樂、淫亂);立無產(chǎn)階級思想(無私、無畏、勤勞、奉獻精神);用健康的精神去創(chuàng)造財富才是人類文化的正確出路!佛學的本質是“直指人心”，而不是拜木偶求名利富貴!(——摘自《隱世高僧談毛澤東和文革》作者不祥。)

　　因此，泰戈爾先生僅僅要求大家“拿出你們的光亮來，加入這偉大的燈會，你們要來參與這世界文化的展覽”顯然是不夠的。

　　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雖然博大精深，悠久燦爛，但仍含有不少泥沙與糟粕(比如婦女裹腳這類極其丑陋的文化)。傳統(tǒng)文化并沒有拯救中華民族于危難水火，中國歷朝歷代尊孔的統(tǒng)治者也沒有讓中華民族強大起來。相反，只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chǎn)黨才讓“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讓中國人民有了“遠離物質主義的毒害”、齊心協(xié)力地建設人類美好社會的信仰，繼而塑造出雷鋒、王杰、焦裕錄、王進喜等千千萬萬不計個人得失、甘愿無私奉獻的歷史人物，這正是泰戈爾先生宣揚的傳統(tǒng)文化中所不具備的。

　　所以，我們決不能躺在傳統(tǒng)文化的溫床上沾沾自喜，我們必須認真地掂量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分析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以毛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思想為指導來振興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另外，我們還須要創(chuàng)新，要揚棄，要革命，要推陳出新，要“直指人心”，要“改造人類”，要“大破大立”，才能將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發(fā)揚光大，將我們的國家和人民以及世界帶向幸福和光明的前景。

　　（2013-10-20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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