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七歲——第三次西南新左翼文藝筆會

　　第三次西南新左翼文藝筆會

　　我的十七歲

　　序: 陽光不蝕，陰雨不侵

　　孩兒立志出鄉關，

　　學不成名誓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

　　人生無處不青山。

　　——毛澤東

　　這首詩是1910年初秋17歲的毛澤東走出韶山沖到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時留給父親的，踏出鄉關的這一步，在毛澤東的人生中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他已經用他隨后的一生來闡釋，甚至到今天他遺留的思想依然具有光的神奇。

　　每個人的17歲都有不一樣的精彩，不一樣的人生，不一樣的感悟，影響到每個人不一樣的未來。或混沌、或早慧、或獨立、或糊涂、或立志，成年之前的這一歲的狀態對我們的整個人生作用之重要，如醍醐灌頂，怎么說都不為過。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時代烙印，這個烙印深深的嵌入到每個人的生活和人生歷程中，并在個人漫長的道路上發揮它自己的作用。

　　17歲的雨季，這是十幾年前的一部風靡青年學生群體的連續劇，只是我沒有認真看過，劇情也模糊難記了，雨季這個涵義可能就是成長中的磨難的意思吧，既有陽光的明媚也有陰雨的泥濘!

　　驀然回首17歲，不一樣的體驗，不一樣的反思，也有不一樣的心情。有尷尬后的釋然，有茫然后的思考，也有不以為然后的驚喜，它們都是沉甸甸的人生收獲，指引著我們面對27,37,47,57,67...人生的若干個7!不管是陽光坦途還是泥濘難行，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認識自己內心本質：追求真理，永葆純真，陽光不蝕，陰雨不侵，才是我們的本心。

　　這是我們西南新左翼文藝群第三次筆會，群里有理論專家建議我們寫寫自己的往事，以此打開我們新左翼文藝的創作之路，畢竟寫自己的往事與完全憑空地去創作對我們這些業余的文藝愛好者比較而言還是要容易一些。于是在我們最近的一次文藝評論交流的時候就有群友明確提出寫自己的17歲，寫自己青年時代的一個片段。大家頗為認同，于是便有了這個命題：我的17歲。

　　2013年6月16日一早，我們六個人筆友一起去到新津，參觀了那里的觀音寺。下午，一個正在新津辦事的老群友也趕了過來，和我們一起討論了很多文藝問題。

　　（主持人：田鋒）

　　楊豆霜：自己思想

　　1981年我十七歲，生理和心理都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因為有日記，回顧起來不算難。腦海里三件大事，則需要記下來，立此存照。

　　春天，反對分田單干。我回到農村過五一節，耳聞目睹頭等大事就是回到小農時代分田單干，我家二個半人的責任地和自留地，那是媽媽和妹妹，外加同二媽平后分奶奶那份。多年來，我們歡蹦田間地頭唱《我是公社小社員》，可如今集體被瓦解，總不信個體勞動會比大兵團作戰更有力量。集體干活，點著200瓦白熾燈分糧，小兒四面高呼：“溝上溝下的，搞起點擔挑籮篼來分谷子啰!”“坡上灣頭的，搞快點挎起背篼來分花生啰!”“房前屋后的，趕緊甩起提篼來分芝麻啰!”孩子們爬到糧堆上鉆洞藏貓打滾，那些笑聲再也無法打撈了。我氣得拒絕巡視責任地，要是兒時出遠門回到生產隊，我首先巡游團山頂下、鸛頸坳內、合意渠邊三分自留地，看看天星莧紅花花兒長老了沒，太陽花結餅了沒。每到排水溝，免不了肅立先祖母墳前，默致孝思;蹦入院壩：“奶奶、二爺、媽、媽媽，洪二娃回來啰!”各位親長，挨一挨二地去親候到。從原始氏族到人民公社都興集體勞動，現在退回核心家庭個體刨食，比封建家族的生產單元還小，閹割工農聯盟，個體農戶賣力氣對沖工人崗位，人也被異化，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哪有你好果子嘗!

　　夏天，反對《決議》明褒暗貶毛主席。天氣熱了，火炭一樣的少男少女穿得單薄，內江財貿學校一堆男生在過道上奇形怪狀拿腔拿調推推搡搡，故意去撞美麗女生高聳的乳房，她們臉蛋紅得像一撲撲雞冠花，急急閃開。一會兒，走廊上掙膘扯怪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響遏行云，惹出抗美援朝歸來鐵塔一樣的學生科科長李邦葵同志，嚴厲訓斥推撞事件暴徒，三令五申不準再唱，中央已經否定文化大革命了。沒幾天，塞給人手一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劉老師拿著講課，講到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嚴重錯誤，我撐的就站起來，高聲武氣和他唱反調，侏儒自己沒遠見，心胸狹隘，鼠目寸光，卻埋怨高個子太高了，把高人的遠舉污蔑為大錯!我本來很乖，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毛主席之后我不佩服，喜歡獨立思考，不再無條件服從。

　　秋天，電影迷拒絕迷戀電影，不肯接受視覺強暴，一頭扎入圖書館貪婪閱讀，自己思考。從歲多大人背去看露天電影起，16年間看過有印象的可以說出片名的電影246部，多數是免費。5歲那年，爸爸給買了一張5分錢電影票《沂蒙頌》，我獨自闖資陽縣人民電影院，卻不會對號，急得要哭，一位漂亮阿姨招呼我：“小弟弟，你幾排幾號啊，來我帶你去入座!”落座開映，心想這么乖傷了的女子要是抱著我一起看并講解該多好啊，哎呀啥也沒記住，就記得嫂子乳汁給解放軍傷員解了渴，嘖嘖。我少年買票觀看美國故事片《惡夢》，寫警察奸污黑姑娘，說是揭露資本主義罪行。連看幾部，都是形批實販，從此扎氣不進電影院，除非學校和機關單位包場，再后來，包場教育影視片也能躲就躲，精神食糧要自己找，缺啥補啥，你那些惡夢、巨貪并非稀缺資源，犯不上人人進補。

　　放棄了電影、戲劇欣賞，沉浸在中外文學名著里。小農哺育乳兒，花生米呀核桃仁呀嚼碎了喂，母親如有口臭、牙病，幼兒就苦不堪言;待他換牙，唾棄嚼來喂，自帶粉碎機，親齒啃來吃，謝絕別有用心的喂飼，要多舒心有多舒心。

　　那年我十七歲，迷戀文學，節衣縮食，日以繼夜，非讀即寫，立志做一個無產階級的文學家。回顧往事，年華沒虛拋，作為一個天良未泯的立言者，我手寫我口，我口說我心，人腦殼沒長在狗腦殼上，不是他人的倒影和傳聲筒，因此很自豪，很欣慰，我就是我。

　　(2013-6-15 成都合江亭)

　　倪劍雄：我們出行的起點

　　我們這次筆會，是去新津看那里觀音寺的壁畫。

　　新津是個小縣。過去那里民風非常淳樸。這對一般人來說，就是你能隨處感覺到那種待人的寬厚和溫暖。那里是我的老家，小時候放暑假我常常回去。80年暑假，我和一個同學終于拿到了各自家里的自行車，頂著盛夏的烈日，騎車去了一次新津。

　　整個少年時代，我都非常向往能夠獨自騎自行車出門遠行。而這次去，已不再為了到那里去放肆的玩耍和惡作劇，成天就跟一幫娃娃去河邊釣魚、游泳;找一個根柔軟的藤條當鞭子，把人家剛拳頭大的冬瓜抽下來;用鋤頭把村外田埂上一株“屁那么大”的青杠樹鏟掉;或者躲山坡上去躺草地上抽煙;然后跟村里的娃娃吹牛，夸耀我們城里的學生，一天到晚如何調皮搗蛋等等。這次我已十七歲，已不再是為了這些小孩子的玩樂，而是為了另一個目標：坐飛機。

　　小時候，每次趕車路過花園機場，我總愛翹首張望草坪上停放的雙翅膀教練機，心里充滿了向往。那時候，別說一般人沒機會出門旅游，沒條件坐飛機，就一般干部，也要上了級別才能買到飛機票。而我那個同學他舅舅，正好是那飛機場的政委。所以我們才有條件去搭坐一下教練機。那時提前好久，他就給他舅舅寫了信，他舅舅也非常歡迎我們去。我們興沖沖騎車到那里時，他舅舅還叫一個大小伙子帶著一個小妹妹遠遠到營房大院外面來接我們。現在已不記得這個小伙子是他們家什么人了。那天晚上，我就住那里。睡前我們還偷偷摸摸到我們的寢室后面去抽煙。同學他舅媽裝沒看見，不理我們。

　　第二天上午，因為暫時沒有合適的機會登機，我們相約去了一趟老君山。

　　這個老君山現在也是新津的一景。凡去新津的人，都能遠遠能看見南河大橋頭的寶資山后那座黑森森的山。一叢高大的柏樹非常突兀地立在山頂，遙望似有可觀之景。但那次登上山我們才知道，那里其實索漠之極。除了柏樹、雜草，就一座早已廢棄的道觀的殘垣斷壁。當時好象正在修復，荒草漫生的大門前堆放著好多石板。一個老石匠坐在那里慢條斯理地鏨石碑。我們幾個娃娃也按照和今天搞筆會一樣的、不知道哪來的規矩，一起勾頭去看看那些碑上正在鑿出的文字：“昔駕青牛過函關……”。其實關我們屁事!那老石匠大概一個人在那里勞作終日，也煩悶之極。見終于來了幾個活人，頓時高興，也沒顧大小之別，直跟我們客氣：“喝茶、喝茶……”

　　然后我們下山，吃了碗豆花飯即分手。我去鄉下舅舅家住兩天，臨行約好時間返回機場趕坐飛機，“去天上轉一圈”。結果回機場那天上午，我舅舅非要買點“船釘子”給我吃。這“船釘子”是當地的一種野生魚，也是我吃過的真正的美味。它身體象一根指頭大小的釘子，屬于深水魚吧，學名叫什么不知道。

　　就為了買這個“船釘子”，我上午跟我舅舅一起騎車到一個很遠的場鎮去了一趟，開始了我平生第一次那么長時間的騎車跋涉。

　　那天我們去買魚的那場鎮地處蒲江，騎自行車來去，已經中午。興致勃勃吃了飯，我又騎車往機場跑。當時倒還沒覺得累，只是下午烈日當頂，我已經一臉的汗水。騎車到了花園鎮穿越機場時，卻把我累得夠嗆。原來頭天晚上下了雨，雨水剛好淹沒自行車膠帶，不下公路光看那寬闊機場綠油油的草坪，倒也覺得非常宜人;天氣又那么好，機場對面柳蔭掩映下的營房也似近在咫尺。可下到草坪，車輪立即帶起草叢中的一溜水花，并發出嘩啦啦的聲音。我一下就感覺車登不動了。雖說“淺水才覺沒馬蹄”，但它形成的阻力卻非常大，以至我必須站起來使勁一腳一腳往前登。我當時穿的皮鞋，下來就只能站在淹過腳踝的水里，因此肯定只能堅持穿過機場，決不能下來。結果那一路真的是玩命地登啊，簡直把我雙腿都登疼了。

　　臨近營房大院門口我上了正道，還在心里慶幸，結果又忽略了進門下車，被門口的衛兵攔下來。我說我剛才騎車太累了，疏忽了。那個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兵成心想刁難我：“舒服，想舒服呆家里別出來——哪有那么舒服的事!”然后嚴肅地上下打量我好一陣，想處罰我一下，又不知道怎么處罰，沒辦法才讓我進去了。可到了我同學舅舅家，在洗衣臺洗衣服的他舅媽仰臉告訴我，上午他已經搭車回成都了。當時電話尚沒普及，確實沒法聯系，他們走也沒法通知我。

　　沒坐成飛機，我一點不失望。獨自長途騎車的自由感，象夏天的風一樣鼓蕩我心。為寫這篇文章，我借助網絡計算了一下我當天騎自行車的里程，大約一百公里多點。要不算穿越機場一段特別的勞累，這些也不算什么。雖然當天烈日當頂，曬得我回家就蛻了一層皮。

　　在返回成都的途中，偶見有人賣水——還不是大碗茶，是用食用色素兌成的紅紅綠綠的糖水，用玻璃杯陳列在一張方凳子上，杯口蓋著一塊玻璃片。今天想來也許非常不衛生。但當時我想買，居然不敢買，因為想節省身上的幾毛錢。因此我第一次獨自一人在途中幺店子坐下來喝了口茶。

　　那時，我看到身邊那些拉架架車過往的農民，借吃午飯，在店鋪門前水溝打濕毛巾洗洗臉，飯后多坐一會兒歇口氣。我幸福地享受我的自由，很愜意地抽煙，正滿懷自得，渾身來勁。長途跋涉的樂趣，大概就在吃苦。我后來也搞過好幾次這樣差不多算“極限運動”的事。只是在那個過程當中，人腦子雖然因生理的極度釋放而顯然很亢奮很清醒，但實際上大概不一定會有什么思考。因此我對身邊這些拉車農民的辛勤，自是渾然無覺。

　　然后我繼續上路，在酷熱的陽光下奮力登著自行車。我看見湛藍的天空鋪灑下耀眼的陽光，把寬闊的、綠油油的農田生機勃勃地呈現在我面前;泛著泥土芬芳的風撫過我火熱的面頰;我看見偶爾路過的帶人的加重自行車;看見挑著菜筐赤腳行走的農民;看到在竹叢淹沒的小村莊里游蕩的狗;看到走在路上大嫂手里拿著正在納的鞋底;直到漸漸看見遠方市區的輪廓出現，我終于興奮地回到車水馬龍的嘈雜的城區，再次被我身處其間的實際淹沒，我一直沉浸在對自己精力充沛、潮氣蓬勃的自我體驗中，沒有思考。思考被青春的幸福感埋沒了。

　　那種感受，本來當時我就想好好寫一下。但沒想到，這個文章直拖到今天。

　　很多人出行或者旅游，都不寫自己當時的感受，往往是將事后思考所得敷衍成章。而有的人，還有掉書袋的習氣。磕完瓜子回家了，再找很多資料來湊文章，表明自己是文化人。這個可笑的習氣是有點來歷的。我在報社當編輯的時候，看到過一個搞旅游地質學的專家寫的關于瀑布前觀瀑亭建造的文章，知道這些我們不關心的事也有很多名堂。但我們素常就是不愛關心這些。我們這次去新津觀音寺，說是看壁畫，其實因為天氣的原因，當時不僅沒看清楚多少，回來還立即就忘記了它到底畫了些什么。而因此留給我的困惑是，我們到底能從那“著名”的、“國家級保護文物”上看到我們需要的什么?我們需要嗎?我們需要什么?

　　回想80年那次去新津，其實我并不那么在乎坐飛機“上天去轉一圈”，我要享受青春的自由。我得到了。但如果深入一點想來，是不是我們普通人，就只能享有完全個人的自由?我想起現在很多人旅游，去一個風景區，但卻幾天聚集在賓館里打麻將，對當地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根本漠視。這個算回復到我們“非文人”的真實了嗎?

　　在過去30多年以后，寫這個涉及到新左翼文藝筆會和我老家的文章，面對是應該拋棄實際上不屬于我們的那些舊文人習氣，還是該享有個人放任的自由的問題，我感到非常迷惑。

　　——我想了很久。

　　也許在這里，我們忽略了最重要的思考起點，就是那些我們常常看到的身邊的普通人——那些普通農民。

　　由此，我想起我老家的親戚們，我的親人們就是那些極普通的農民。

　　想起那年，我外爺跟我外婆在一月內先后餓死在家里。我舅舅當時才十四歲，就獨自一人負責料理他們的喪火。那天他上街去排隊，希望買點肉。前面還有幾個人，肉架上的肉就快沒了。他鼓起勇氣沖到前面去，一把把那塊肉奪過來，然后流著淚對那些排隊的人說：“我老漢我媽都死了，我要拿點肉回去給他們打喪火。你們哪個家里也死了媽老漢，這個肉你們就拿去!”

　　我哥哥見過我外爺，他聰明能干、力大無窮。過去那種只得依靠強體力勞動才能支撐的粗糙的農村生活，造就了他們的粗獷性格。他憑著技藝，就能徒手在河水里抓魚;我舅舅對我講述過外爺性格的強悍，他心非常細，但罵人也非常兇;我大舅因為抗婚，被罵到了成都，進了當時的軍校，后來他去了朝鮮，再沒跟我外爺見過面。那次回來，面對外爺外婆的墳墓，70多歲的大舅也哭得象個孩子!

　　而我的外婆，她一生連名字都沒有……

　　外爺他們那時候為了到成都賣豬，因為途中有土匪，因此總要邀約幾十個人一起出發，用雞公車把肥豬推到成都。我想象他們半夜剛過就起床，幾個男人一起，把生豬從石頭累起的豬圈強拉出來，用麻繩把它緊緊地捆在雞公車上，然后帶上沉甸甸的蓑衣，也許還得在腰間的草繩上別一雙草鞋，這才各從自己家出發，一路吆喝著慢慢走成一排，在那時的泥巴路上，推車徒步走整整一天。那個雞公車，我試著推過，但即使是空的，我也推不好。它不僅特別沉重，沒操練過足夠的時間，平衡也很難掌握。我徒步走過都江堰，在周圍朋友的夸贊中，還以為自己是個英雄，而一想到用那沉重的雞公車推著一頭甚至兩頭肥豬，躬著背脊在泥路上行走40多公里，我們今天的人，根本無法勝任!

　　每當我想起，跟我外爺一樣的過去那些普通農民承受的繁重而艱辛的生活，我就感到我們今天自詡的文化，始終顯得那么輕浮。想象我的先輩們那種堅韌和頑強，就不得不叫我這個無知的后輩由衷敬佩!

　　（2013-7-13 寫于成都）

　　張建華：水

　　當越軍第五次炮擊后，617高地已被一層厚厚的灰土覆蓋，空氣中彌漫著嗆人的硫磺味，讓人感到呼吸難受。

　　“各排各班，檢查傷亡人數，以及彈藥損耗。”連長耿大炮大聲地命令著。各班、排戰士迅速地從地上站起來，半蹲在掩體內，馬上清點著槍膛、彈夾中所剩的子彈和手雷。

　　“報告連長，一排傷二人，陣亡一人。”一排長于小軍高聲地報告。

　　“報告連長，二排傷五人，陣亡二人。”二排長周山報告著。

　　“三排呢?三排長報告情況!”耿大炮一連聲地催促著。但陣地上死一般沉寂。耿大炮又是一陣雷鳴般的吼叫：“三排長王成軍，你他媽的死了?啞巴了?耳朵讓驢毛塞住了!立即報告人數……”

　　連長吼叫過后，又是兩三分鐘的沉默。在散兵坑附近的八班長孫波慢慢站起身子來，手里抓著一頂軍帽，低聲報告說：“報告連長，三排長犧牲了……”

　　“什么時候、咋犧牲的?”指導員王連富急切的問著。八班長孫波擦了擦眼睛，低聲說，就是在炮擊前，二排長為了觀察敵情，被敵人的炮彈活生生削去半個腦袋，連哼一聲都沒有，就一頭載倒在戰壕里。血和腦漿跟泥土攪合在一塊兒，殷紅的一片，叫人感到驚恐。

　　連長耿大炮沖上前，抬腿就給了孫波一腳，罵道：“他媽的，你就不會拉他一下!都老兵了還不知道，炮擊時緊急蹲下，抱頭……”

　　副連長向連長和指導員通報了戰后情況，全連這次陣亡八人，傷十二人。彈藥消耗較大。目前，每個戰士攜帶量還基本保持在三至五個基本數之內。但要命的是，紗布、藥品和水已用完。

　　我們連是在十天前奉命接防老山617高地的。617高地是老山的側峰，同時也是我軍在老山插入敵陣的一個楔子。攻可以沿山谷兩側穿插到敵那塘地區，退可以積極掩護我主鋒安全，是一個戰略支撐點。

　　全連從十天前進入陣地后，一共參加戰斗二十余次，共殲敵二百余名。我連也有三十幾名戰士傷亡。狡猾的越軍每次進攻，都是采用游擊和偷襲戰術，他們憑著地理熟悉、戰術靈活、老兵多等優勢，也給我軍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和傷亡。但好在越軍的火炮在我軍的炮火面前不占優勢，一直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故而，當每次越軍進攻失敗后，為了掩護其隊伍撤退，反而要用炮火攔阻我軍的追擊。只是每次越軍的炮火掩護暴露后，都立即被我軍的炮火所消滅。所以到了84年，越軍已不再敢輕易使用火炮。這是我軍打擊的結果。

　　在這次炮擊當中，在我軍陣地上落彈約二百余發。好在我工事建得巧妙堅固，且隱蔽性好，故人員傷亡不大。但由于飲水儲存被敵炮火破壞，導致從這次炮擊之后，到撤離陣地時，我們連基本上無水可飲，成了新中國在西南前哨的第二個上甘嶺之役。

　　晚上，連支部召開了干部會議。連長通報了全連情況。為了堅守陣地，連黨委決定，全連每個黨員、干部、共青團員都積極行動起來，除戰斗值班之外，每人每晚負責采集草木露水集中給傷員飲用，連部派通訊員到團部要求后勤支援。

　　一排長和指導員帶領三個戰士成立了飲水戰斗小組，在天黑后到山谷中尋找水源和甘蔗，以解危機。

　　老山地處西南邊陲，被炮擊后的陣地空曠而濕熱，風也是帶著絲絲的潮氣和熱浪。人在狹小的散兵坑中，就如坐在蒸籠里一樣，悶熱難耐。再加上亞熱帶叢林中的旱螞蝗和螞蟻、蚊蟲的叮咬，更讓人感到黑夜的難熬。

　　當滿天星星升起的時候，已是子夜。指導員和一排長帶領三個戰士，身上掛著水壺，背上背著砍刀，輕輕的一躍，出了戰壕。順著陣地之間的草叢向下快速的移動，直到他們的身影在我們戰友的視線中消失……

　　我在連部指揮所抱著槍，注視著連長耿全民，看著他一邊嘴里在叨念著什么，一面焦急的來回踱著步，時不時還罵上那么兩句粗話。過了好一陣子，我慢慢在地上蜷成一團睡著了。

　　快到天亮的時候，在陣地的左側，響起了密集的槍聲。我猛的一下撐了起來，抓起槍就向陣地跑去。由于跑得急，頭重重的撞在了巖石上，撞破了頭皮，血順著額頭流了下來。剛到二班的散兵坑時，就見一排長背著指導員一路叫嚷著跑過來，“讓一讓，指導員受重傷了……”我趕緊側身，一排長背著指導員已經沖進了連部指揮所。后面的兩個戰士拿著槍，手里、身上掛滿水壺，一陣風似的也跟了進去。這時，陣地上的槍聲也跟著漸漸的稀疏了下來。

　　水!終于有水了!

　　當各排把水送到陣地上的傷員身邊時，也就那么一兩壺。這時，除傷員外，其他的黨員、干部、戰士都沒有份。大家只能摸摸自己由于長時間干渴已經開裂的雙唇，默默地忍受著，都不會向連長要一滴水。

　　在分水后，連長和連干部們都沒有出現在各排、各班，他們一直守護在指導員身邊。看著他斷折的雙腳，連長只能用毛巾一遍一遍的幫著擦一下他臉上不斷滲出的汗水和留下的血跡。副連長和一排長用自己的雙手緊握著指導員的兩支手，深怕他此刻離去。

　　大家聽一排長講，在他們取水回來時，由于地形復雜，為了繞開敵軍狙擊手的設伏點后，指導員不幸踩到了地雷。那是美制T28步坦雷。當時指導員就被氣浪拋起幾米高，又重重的摔在地上。在一排長的掩護下，他們邊打邊撤，終于回到了我軍陣地。敵人也因為是在夜間，所以也不敢派人追擊。這次行動，另一名戰士也負了傷。

　　就在當天上午不到八時，指導員因傷勢過重，雙腳鼓動脈破裂，失血過多而犧牲了。

　　正當全連為指導員的犧牲傷痛不已的時候，連長忽然把我叫到連部。他從水壺里倒出一小杯水遞給我，和藹的說：“小張，喝杯水吧。”

　　我搖搖頭，說：“我不能喝，傷員都沒分到多少水。我又是黨員，不能違反連支部的決定。”

　　連長拍著我的肩膀說：“喝了吧。我理解你們的心情。但今天是你十七歲的生日啊，得給你祝賀吧?”然后又說這是命令。

　　我這才接過這小半杯水。我手捧著這透著絲絲清涼氣息的水，眼淚慢慢的涌出眼眶，打濕了我兩頰。我知道，這杯水是全連戰友對我的深情祝福，也連長這個長兄的關懷。我捧著水杯，雙腿一軟，一下跪在了指導員留下的軍帽前……

　　（2013-7-12 成都）

　　陳茂文：17歲，我剛懂事

　　17歲那年我剛上高二，正好分科。

　　因為高一努力不夠，成績一塌糊涂，數理化尤其差。父親本擅長數理，力勸我讀理科，但是自己考慮到數理成績太差，升學困難，可能讀文科通過背書，反而有翻盤上大學的可能。于是父親在和我爭執幾次無法改變我之后還是就遵從了我的選擇。不過后來到高三后我自己才發現其實父親的勸告還是有道理的，原來最差的數學居然成為學的最好的學科，而背書的政史科目成績平平，這才發現自己其實是適合學習數理推理，不適合去背書硬記，但為時已晚。雖自己沒有后悔，但是也認識了一個成長規律，父輩的眼光畢竟還是要遠一點，看的準一點，也是我成長醒事之后的第一個較深刻的印記。

　　那時讀書最恨就是英語。初中尚可，但到了高二,英語已經徹底沒轍，大量需要記憶的單詞和句型讓我徹底找不到北，現在回想起來和我努力不夠相關，也和我不擅長背書有關。后來到了高三心里不服輸，一心還是要努力爭取考個大學，但是英語在耗盡了我大量的時間后依然成績慘淡，相反的是用時間不太多的數學反而步步上升。這個巨大的投入產出效應使我對英語非常的憤怒，花了大量的時間卻幾乎沒有收獲!尤其是后來英語對自己幾乎沒有什么用途，更是感到學生時代耗費到英語上的學習時間，完全是巨大的智力浪費!直到今天我都百思不得其解，為何國家要強制學習英語，并成為社會人才選拔的一種必須的科目，難道這樣強制學習英語就能強國?現在看來恰好相反，不顧國家實際條件的全民強制學習英語，在一定程度上矮化了自己的文化，導致了崇拜西方文化的社會心理泛濫，也是今天自己的政治傳統出現危機的文化根源。

　　整個高二年級，我耍的時間是主要的，學習的時間相對還是比較少些。整個班級基本上都是這樣一個狀態，除了從農村出來的同學要刻苦些，我們這些城市里住家的學生相對就要貪耍得多。于是在班級中就經常邀約幾個男女同學一起郊游，聚餐，聚會。經常在周末晚上和幾個男同學在學校操場邊上的雜草地里聊天到凌晨，或者是到同學家幾個人在一張床上睡通鋪，在鋪上就是不停的玩笑折騰，有時候甚至鬧騰到天亮，同學和我床鋪都被弄垮了好多次，現在看來總覺好笑，那時候精力旺盛，思想單純，就這么折騰也是樂此不疲。父母也是無可奈何，像后來一個電影《大話西游》中那個唐僧似的不停地念叨抓緊學習，學習要緊，但我們很難去重點關注學習。青年人的友誼就這樣在折騰中不斷的加深，又在不斷的折騰中看到彼此的缺點和優點。我最好的朋友和主要的朋友也是這個時期交往上的，盡管后來大家天各一方，甚至人鬼殊途，回想起來這段時光都是越來越甘醇，彌久宜香!

　　高一階段的時候，特別希望能碰上有學識的好老師，但是結果很失望，為高考服務的教育制度決定了大多數老師都只能照本宣科，許多老師的能力和方法都呆板缺少生趣，我對學習的興趣很快就掉到了地板上。有一段時間特別討厭語文老師，上課就念書，從上課念到下課，最后逆反心理發展到她進教室開始念書我就在教室后面喊“出去”或者就睡覺。這種狀態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但是老師很寬容，雖然知道我搗蛋但是沒有找我麻煩，現在想來還是頗有些歉意。高二的分科與分班改變了我周圍環境，也調整了我的心態，不再關注老師，而是關注與同學的友誼，也不再和老師搗亂了，更重要的是這種友誼調整了我的精神狀態和心理狀態。隨著與同學的交往，鬧騰的持續，閑話，空話，廢話所有的話都基本說完了，二年級也快結束了。

　　一天晚上，我們幾個男生又像往常一樣在足球場的邊上閑聊。月光分外清晰通透，沁涼的暈光淡淡散在身上，四周的蟲鳴此起彼伏，我趟在地上看著天上那遙遠的月亮，不由自主的說了一句：你們想上大學么?大家都沉默了許久，我突然意識到自己要為自己負責了。從關注老師到關注同學最后到關注自己，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是如此繞了一個大彎，我是屬于醒事比較遲的。第二年畢業，我們玩的好的七八個同學帶著幾瓶白酒和鹵菜到江邊喝的大醉，我被他們幾個抬回了家。那年我們這群人里只有我一個人考上了大學，走出了大山。

　　青年人需要友誼，友誼會催化人的成長，也會帶給青年人對自己的反思。今天城市的孩子業余交往時間更少，學校里每天的作業和學習占據了全部時間，學校基本不培養孩子的社會交往和協同做事的方法和能力，更不給孩子這個時間，我感覺現在的孩子越來越不太會玩了，也越難與陌生人交朋友，常常看著孩子作業到半夜，眼睛也越來越近視，心里暗暗嘆息：我們的教育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到底是在育人，還是在毀人呢?

　　(2013-7-12成都)

　　韓非：那首令我心動的歌

　　十七歲是一個蓬勃向上生長的年齡，十七歲是人生的花季剛剛開始的時候，十七歲的人，腦海里充滿了夢想，因為人生的畫卷剛剛在他們的面前展開，他們有時間在心中描畫未來的藍圖。

　　我十七歲那年，有一首歌最令我心動，這就是《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那優美的旋律至今還記憶猶新：“年輕的朋友們，今天來相會，蕩起小船兒，暖風輕輕吹，花兒香，鳥兒鳴，春光惹人醉，歡歌笑語繞著彩云飛。啊，親愛的朋友們，美妙的春光屬于誰?屬于我，屬于你，屬于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我們懷著無比欣喜地心情經常在校園里蹦蹦跳跳地唱起這首歌。那時的我們由衷地感到自己和祖國一起成長，趕上了好時光。在我們的心中對自己生活的這片故土充滿了期望。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漸漸地感到物質供應越來越豐富，過去一些需要限量供應的東西，也開始不受限制的可以隨意買到;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計劃體制還延續著，還沒有出現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人們受過去思想教育還在起作用，所以那時人的思想仍然還很淳樸、向上，大眾的幸福指數普遍很高。

　　然而，沒有想到的是：原來美好的期盼會變得越來越遙遠，我們國家這艘航船會越來越偏離社會主義的主航道，而駛向別的航道。在“接軌”聲中，有意無意地撤掉社會主義的“軌道”，換上別的“軌道”，幾千萬產業工人被迫下崗，失去穩定的勞動的機會。

　　那首歌的第二段是;“再過二十年，我們重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鄉村處處增光輝……”其實我的真實感受是那時的春光比現在更明媚，那時我們在市內經常能看到平原周邊起伏的山脈，天空是那樣的純凈湛藍，水也是那么清澈甘甜……

　　而現在要看到那么美麗純凈的藍天幾乎是一種奢望，取而代之的是灰蒙蒙的霧霾，能見度很低，PM2.5這個詞漸漸地為大家所熟悉。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全國約80%城市不達標，看看PM2.5的數據，你會是發現每天吸入的不是空氣而是可怕的東西!我們的肺越來越像個任勞任怨的吸塵器，它將空氣中的粉塵等有害物質吸入，沉淀在肺泡上，然后呼出氣體。

　　再耐用的吸塵器也會有極限的時候，更何況人體的肺臟，那些嬌嫩的肺泡膜，日復一日地吸入PM2.5，肺泡膜會逐漸地失去彈性和活力，最后喪失其換氣的功能。據流行病學資料顯示，目前，肺癌是我國癌癥第一大疾病，每年因肺癌死亡人數總量第一，每五個死亡人群中就有一個是肺癌患者。

　　普京說：“住房，教育，醫療，應該像空氣和陽光一樣的送給人民，如果一個政府不能這樣，就是一個沒有良心的政府。”而我們連呼吸清新的空氣都變成了一種奢望。

　　幾十年過去了，當我們回望過去，再次聽到這首歌時，心里不免有些傷感和失落，但那豪邁的旋律永遠留存在我們這代人青春的記憶里。

　　（2013-7-16 成都）

　　李牧檄：來自星空的少年

　　天邊有流星劃過，抬頭看著漫天星辰，我張開雙手想飛翔，卻發現沒有翅膀，欲轉身，一揮手，一道光芒劃破了星空，回頭又看見了那個少年，他微笑著從天空走來，身上的光芒如朝日，染白了漆黑的夜空。

　　少年在我身邊坐下，開始講述他的故事。

　　少年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綠色蔬菜，生活在一個出門不怕車撞，逛街不怕小偷，走路不怕警察，在學校不怕校霸的世界。

　　少年有一顆童心，在山梁，在樹梢，在峰頂，處處有他身影，面對著連綿的青山，翠綠的山谷中回蕩著他的呼喊，他是大山之子。

　　少年相信人生而平等，只是分工不同，總是為對城管低頭哈腰的小販，對領導低眉順眼的職工感到迷惑。

　　少年不懂愛情，為癡男怨女驚異，堅定的告訴父親，此生獨此一人。

　　少年是孤獨的，投身書海，在遙遠的星空中飛翔，在歷史的長河中漫步。四方上下為宇，古往今來為宙，渺小的他面對漫無邊際的宇宙不知所措。

　　看著少年如清泉般迷惑的眼神，我也迷惑了，為什么如此熟悉，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動，猛然，迸發。

　　醒了，卻發現在夢里，也會想起那個天真善良執著的少年，理想不知何時已展開翅膀飛走，只留下我孤零零的在地上。我東奔西跑，四處尋覓，卻再也找不到它的影子。回不去了，那是永遠的17歲。

　　（2013-7-16 成都）

　　老蝸牛：青春回憶——我的知青生涯

　　在人生的經歷中，有人以當過兵而自豪，有人以當過官老爺而驕傲，也有人以當上了啥“星”之類的為榮耀，還有的人以發了橫財而炫耀，這些輝煌的經歷當然都算是人生的閃光點，值得他(她)們這般如此。我的人生經歷則非常平淡，可圈可點之處甚少，確實沒啥值得自豪、驕傲、榮耀的地方，炫耀就更談不上了。不過回想起來，也有一段值得懷念的日子，那就是我走出學校、邁向社會的第一步——上山下鄉當知青。

　　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位作家寫了一部小說，名叫《蹉跎歲月》，反映了六、七十年代男女主人公的一段知青生活，后來被改編成了電視劇，其中有一首主題歌當時非常流行，歌中唱道：青春的歲月象小河，歲月的河，匯成歌……，一支歌，一支憂傷的歌，一支蹉跎歲月里難忘的歌……。曲調有點悲傷凄婉，其“傷痕文學”所表達的主題我并不完全贊同，但劇中主人公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卻引起了曾經一代知青的共鳴。

　　我五歲就上小學，又讀的是第一屆五年制試點班。記得母親帶我到小學報名時，學校認為年齡太小，怕跟不上教學進度，勸母親將我送回幼兒園廝混兩年再來。母親答曰：試試看，若真跟不上進度再到幼兒園回爐不遲，結果非但跟上了進度，而且成績還不錯。讀完五年小學，十歲就跨進了中學的大門，陰差陽錯地“誤入”了特定歷史時期“老三屆”的行列(即66、67、68這三年畢業的初、高中生)。記得進中學時還戴著紅領巾，在班上年齡最小，個子最矮，比我高出一個腦袋以上的同學比比皆是，有的在我心目中已經是“大人”了，不等老師安排座位我就理所當然前排就座。記得一次上課前，我站在一位姓潘的同學面前聽他們胡侃，該同學突然發現了新大陸一樣謂大家曰：你們看，這家伙站著還沒有我坐著高呢，同學們嘩然大笑，實在有傷自尊，但事實又的確如此，不得不服。

　　初中只讀了一期，文革開始，學校就停課了。當時我年齡雖小，又是出了名的調皮，但學習成績特好，記得期末考試下來，數學老師氣得哭，原因是全班一半以上同學考試不及格，只有四名同學得滿分，我便是其中之一。英語考試全班只有我一人得滿分，所以老師對我印象非常深刻，幾十年過去了，相逢時提起往事仍記憶猶新。

　　隨著“文革”開始，各校學生都起來組織宣傳隊、戰斗隊，校園內外傳單、大字報滿天飛，大街上經常有游行的學生隊伍。后來，學生組織又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兩大派別，由于觀點不同，經常進行辯論，通常是在大街上放一張乒乓球桌，兩派學生代表上臺針鋒相對、唇槍舌劍，表達各自的觀點，臺下則跟著起哄，你爭我吵，非常熱鬧。當時我年齡太小，不懂事，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干些啥玩意兒，就連跟著起哄的資格都不夠，所以稀里糊涂地一味玩耍，爬墻上房，撒尿和泥，上樹掏(鳥)窩，下河摸魚，無所不及。折騰幾年后，隨著上山下鄉運動的掀起，便響應號召，下鄉插隊落戶，開始了我的知青生涯。

　　記得是1969年，毛主席發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全國各地掀起了“上山下鄉”的高潮。那時的“知識青年”，就是特指“老三屆”學生而言的。

　　當時，毛主席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非常高，很多事情只要中央發一個文件就能達到積極響應和貫徹執行，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最強的時期。很多“老三屆”學生都主動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農村插隊落戶，每一批知青下鄉，縣里都要舉行隆重的歡送儀式，敲鑼打鼓，夾道歡送，還要給下鄉的知青們戴上大紅花，場面非常熱烈。

　　我的很多同學都響應號召上山下鄉去了，一般都是幾個或十幾個知青在同一生產隊落戶。白天出工，晚上大家在一起做飯休息，娛樂取鬧，非常自由。我也不時到他們那兒去玩上兩天，見他們離開父母后自由自在的模樣，心中甚是羨慕，巴不得自己也早點下去自立門戶，與現在的年青人總想脫離父母管束是同樣的心理。

　　1970年初，我還差半年才滿16周歲，在家實在無聊，便主動向父母提出，要求提前到農村去插隊落戶，理由是“老三屆”知青反正都要下，到了年齡也躲不過去。父親覺得也是這個道理，表示同意，還說男子漢就應該下去吃點苦，經歷一點人生磨難對今后有好處，并說了一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之類的經典。母親無奈，只得煞費苦心在一個叫“雙河口”的地方給我聯系了一個生產隊。該生產隊屬于下渡公社管轄(注：公社即現在鄉的建制)，與縣城相隔一條岷江河，且距離縣城不遠，僅幾公里路程，過河后大約步行一小時左右就到了。

　　記得下鄉那天，天氣真好，陽光明媚，風和日麗，我象一只即將脫離束縛的小鳥一樣興奮不已，感覺自己似乎就要融進藍天，獲得翱翔的自由，一路上不切實際地憧憬著未來自由自在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真是膚淺，少不更事。

　　母親親自送我到生產隊報到，一起下去的還有另外兩個知青，都姓王，個子高的我們喊大王，個子矮的就叫他二王，他們兩個都是高小畢業生，本不屬于必須下鄉的范圍，是他們自己主動要求下去的。到生產隊后，母親將我們交給生產隊長，并向隊長再三囑咐，說我年齡小，不懂事，會給大家增添麻煩，望隊長大人多多關照云云。母親離去時，我隱約看見她眼中閃爍著淚水，但當時根本體會不到身為人母那份復雜的心情。

　　我下鄉的地方全稱叫下渡公社雙河大隊第一生產隊，因有兩條小河溝在此相匯，故得其名，又簡稱雙河一隊。該隊是由原來的四個生產隊合并而成的，這四個生產隊因地理位置相鄰，但土地資源相差懸殊，有的水田多土地少，有的正好相反——水田少土地多，特別是第四隊，水田很少，土地多為山坡地，若是獨立核算，恐怕一年到頭只能以雜糧為食，很少吃上大米了，所以公社在搞試點時，將這四個隊合并為一個生產隊，以平衡其生產水平，宿小地域差別，共同過上好日子。以現在的眼光看，顯然不符合總設計師“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觀點。這四個隊合并后，分別叫一組、二組、三組和四組，我們一行三人落戶的地方是三組，因此，該生產隊也稱為雙河大一隊。隊長姓吳，約40歲，瘦高個子，背有點佝僂。另外接待我們的還有生產隊會計、保管等“隊級領導”，以及一部份前來看熱鬧的貧下中農。

　　國家對下鄉知青是有政策扶持的。剛下鄉第一年，由于還沒有參加分配，國家每月要補助糧票和現金，記得是每人每月十二元錢，三十斤糧票，期限是半年，由國家撥給生產隊，再由生產隊按月發給我們，并且還要給我們添置部份基本生活用品，如被子、棉絮等，另外還要負責給每個知青配置勞動工具和修建住房，當然，錢也是由國家撥給生產隊的。

　　剛下鄉，隊里還來不及為我們修建住房，我們也沒有鍋碗瓢盆做飯吃，于是生產隊就將庫房騰出來讓我們三人暫時居住。每天收工后就在一戶貧下中農家自己燒飯吃，吃完飯再回庫房睡覺。當時，大一隊其它組已經有了十來名知青，有的已經下鄉兩三年了。整個雙河大隊的知青共有二十多人。

　　生產隊的庫房約有七、八十平方米，只在收獲季節晾曬糧食時作臨時儲存用，一旦交過公糧和分配給社員后，庫房就空了，平時也就是放一些勞動工具。我們在庫房一角放了三張床，一張桌子，作為我們的臨時宿舍，床和桌子當然也是生產隊提供的。

　　庫房墻壁是用泥土夯起來的，約有一尺厚，冬暖夏涼，但由于修建已久，墻壁上已經裂開了不少縫口，離地面兩米高的地方開有約半個平方米的“牛肋窗”，光線很暗，只有太陽偏西的時候才能透進一束陽光來。屋頂上蓋的是厚厚的稻草，下雨天可隱約感覺到一股稻草發霉的氣味。庫房門口有一個很大的地壩，約三百平方米，主要用來晾曬谷物和小麥等，平時也成了我們進行戶外活動的場所。農閑時，我們曾在地壩邊立上一根柱子，柱子上掛一只沒有底的籮筐，將地壩當作籃球場，又用節省下來的伙食錢買了一顆籃球，精力過剩的時候就在地壩中蹦噠幾下，但籃球很容易飛出地壩，滾到很遠很遠的河溝里去，老半天才能撿回來，非常不爽。農忙一來，就再也沒有精力瞎胡鬧了。

　　生產隊也給我們分了兩塊自留地，面積不大，約兩分左右，離我們住的地方不遠。開始我還有種自留地的興趣，種過四季豆、玉米、番茄、地瓜等，但都不成氣候。番茄還沒紅就摘來生吃了，地瓜不到拳頭大就刨出來吃了，玉米還沒成熟也掰下來煮了。后來整天忙出工，累了下來，自留地也不想種了。

　　記得出工的第一天，隊長安排我們與婦女和“半勞”們一起挑土，也就是將山上風化后的泥土挑到相對貧瘠的地頭去，以增加土壤厚度。這活兒不很累，因為沒有規定每人必須要挑多少，全憑自己自愿。那時的人自覺性都很強，通常不會偷奸躲懶，再說挑少了自己也不好意思，今后評工分時也會受到影響，所以我們還是很盡力，但第二天起床時肩膀痛得不得了。盡管如此，有些長嘴婆還說我們是到農村來討奶吃的，我們聽了很不服氣。

　　冬天一般都是農閑季節，農村每年都要利用這段時間搞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改田改土、維修水庫溝渠等，有時也要開山放炮，從山坡上平整一塊土地出來，以增加土地面積，多產一點糧食。

　　我最喜歡開山放炮的活兒，覺得特新鮮、特刺激。放炮前，先用鋼釬和大錘在巖層上打上約一米深的炮眼，然后裝上炸藥、雷管和導火線，一般要裝上十多個炮眼時才開始點火放炮。打炮眼的活兒不輕松，一人握鋼釬，另一人甩大錘，然后互相輪換。開始我不敢甩大錘，只能握鋼釬，但也不能老讓別人吃虧，還是得上。甩大錘是力氣活，既要準又要狠，而且要揮動雙臂從后面往前甩，名曰“翻山錘”，這樣砸下去才有力量，但若是下錘不準，沒打在鋼釬上，則很容易砸在自己的腿上，非常危險。好在學起來也快，但就是體力消耗太大，甩不了多長時間，就渾身酸痛不已，第二天胳臂抬起來都困難。

　　打完炮眼，接下來就是裝炮。當時用的是白色的硝氨炸藥，是公社按各生產隊開山改土面積計劃安排的。先將導火線裁剪成一定長度，然后將其輕輕插入雷管中，放在炮眼的最底部，上面再裝上炸藥，最后用泥土將炮眼封死，只有導火線的一截露在外面。裝炮的人身上不能帶火柴和香煙，特別是裝雷管和線火線的時候更要輕手輕腳，防止發生意外。

　　令我興奮的還是最后一個節目——點炮。一般每個人要負責點三至五個炮眼，這是一份非常危險的活，但對我很有新鮮刺激感，所以每次我都要爭取點炮。點炮前要詳細分工，那些人負責點那幾個炮眼，不能亂套，否則很容易釀成事故。我們預先將一支香煙點燃候命，聽到哨聲一響，便迅速用煙頭將導火線一根根點燃。有一次，我已經點燃了三根導火線，第四根卻老是點不著，心里一慌，手也在不斷地打抖，聽見已經點燃的導火線在旁邊吱吱地燃燒，心中發怵，害怕一旦爆炸跑不贏，豈不小命休矣，心頭更是緊張的不得了，那知心越慌，手就越抖得厲害，旁邊的人也在不斷地催促。好容易將最后一根導火線點燃，趕快抱頭鼠竄。幸虧導火線長度都是經過計算的，時間都很充足。跑到事先選定好的躲藏位置后，心情更是緊張，當聽到一聲聲炮響，看見石頭和泥土被炸得飛起數丈高，那興奮勁兒簡直就不用提了。爆炸時，還要默數炸了幾響，如果爆炸聲小于裝炮的數量，就說明有沒爆炸的“啞炮”，必須將其排除，以免造成安全隱患。排“啞炮”是個十分危險的活兒，一般都派有經驗的基干民兵上，不讓我們知青去，害怕萬一出了事不好向上面交待。

　　農村出工很自由，除農忙季節外，平時想出就出，不想出就不出，沒有誰會強迫你。記分員按每個人出工的“歇”數記工分，以五“歇”為一個工。通常是早晨天剛亮就出工，大約九點鐘左右才收工吃早飯，這段時間算一“歇”;吃過早飯，十點鐘左右又出工，中間休息一次，到下午二、三點鐘才收工吃午飯，這段時間算兩“歇”;吃過午飯后再出工，中間同樣要休息一次，直到天黑才收工回家吃晚飯，這段時間也算兩“歇”。出滿全天就是五“歇”，剛好一個工。

　　雖然同是一個工，但每個人的工分值卻不一定相同，要根據各人的勞動技能和勞動表現進行民主評議，也就是所謂的評工分，一般每半年評議一次。評工分時，場面非常熱鬧，由生產隊長主持，因為涉及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全生產隊男女老少都要到場。評議時，會計按名冊順序點名，點到一個大家便評議一個，最高分是8分(有的生產隊最高分為10分)，誰應該評多少分，大家都可以根據他的勞動技能和勞動表現發表意見，但被評議的人不能發言。有時遇到對某人的意見相左時，發言相當激烈，不會顧及誰的面子，都是直言相向，有啥說啥。生產隊長、會計、保管、記分員也一樣參加評定，一樣遵守規矩，不能搞特殊。當然，勞動技能高的或平時干活買力的工分值自然就評得高，反之則低。我認為這樣的分配方式非常合理，真正體現了多勞多得和民主作風，不知后來為何有人會說這是吃“大鍋飯”，要改革。盡管改了幾十年，我還沒發現那家企業的分配方式比這更合理，都是他媽的官老爺多吃多占，下面活兒干得再多銀子也只及官老爺九牛一毛，讓人想不通。當時我還未滿16周歲，個子也很小，加上什么農活都不懂，力氣活兒更不可與貧下中農相提并論，所以只評了5.5分，也就是干滿五“歇”就算5.5分。

　　農村的工分是按勞動技能和勞動表現來民主評議，但實物分配則是平均主義，不管你是干部還是群眾，也不論你是大人還是小孩，都是按人頭分。年終結算時，根據生產隊的收入分攤在工分總額上，然后按各人的工分額計算，該進錢的就進錢，該找補的就找補。當然，出工多的一般都進錢，出工少的自然容易倒補，非常公平合理，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我的工分值雖低，但由于很少回家，出工時間多，下半年評工分時又長了一分，所以一年辛苦下來，居然也進了十幾元錢，這是我獨立生活后掙得的第一筆收入，自然印象深刻，萬分珍惜。

　　年初，山里氣候還非常寒冷，晚上風很大，睡覺時，不時有涼風從墻縫中透進來，冷得令人打顫。當時農村沒有電，更沒有電熱毯之類的玩意兒，我們只能將被子裹得緊緊的以抵御風寒，除此之外，別無它法。晚上照明靠的是貧下中農贈送的一盞小油燈，火苗隨著陣陣寒風一閃一閃，一會兒亮，一會兒暗，象鬼火般飄忽不定，令人毛骨悚然。一旦上了床，我們誰也不愿意起來滅燈。那時煤油是按計劃供應的，每人每月半斤，必須節約使用，否則用完就沒有了，所以誰起來滅燈就成了一項“艱巨”的任務。當然，最合理的辦法應該是輪流作業，但我們誰都不愿意打頭陣，總想躲別人的懶，于是大王出了一個餿主意，晚上睡覺時，大家躺在床上輪流講一個故事，要求故事情節一定要違反常規、荒誕離奇，胡編亂造，不合邏輯，故事內容不限，可以自己瞎編，反正是東拉西扯，越荒誕越好，最后大家來評議，誰講的故事情節最不荒誕，就該他起來吹燈，我當然十分贊成這個提議。大王在這方面是高手，不然他也不會出這個餿主意，但沒想到我這方面的水平與他是伯仲之分。我自小就喜歡看小說，小學三年級便將父親的《說岳全傳》、《三國演義》、《水滸》等帶到課堂上偷看，雖然有很多字還不認得，但故事情節基本上能看懂，結果多次被老師發現并沒收充公，回家還挨了父親幾頓臭揍。我時常將看過的故事講給班上的同學和街坊的同齡們聽，經常是大家席地而坐，聽我開講，常常是我講得眉飛色舞，大家聽得津津有味，講起來沒完沒了，臨別時還意猶未盡，并約定下次再來。長此以往，自然練出了三寸不爛之舌。二王就慘了，不但學歷最低，且口語表達能力也最差，每晚都是我倆的手下敗將，吹燈之事只好由他全部“承包”了。每當看到他哆哆嗦嗦起床吹燈，冷得渾身打顫的模樣，我倆就假惺惺地鼓勵幾句，要他努力上進，明天想出一個最荒誕的故事來，爭取“解放”自己。但口才畢竟不是一時半會就能練出來的，N次吃虧后，二王也動起了腦筋，白天休息的時候找來一根竹竿，將中間的節巴打通，做成一根“吹燈筒”，晚上聽完我倆的故事后，也不必煞費苦心地拍腦袋磨腦汁，順手將床邊的“吹燈筒”拿起來，對準油燈使勁一吹，便大功告成，這辦法非常實用，免除了他受冷受凍之苦，體現了“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但下來卻鬧了一個大笑話。

　　起床吹燈怕冷，可以耍賴躲懶，但晚上起床“方便”誰能代勞?生產隊的保管室不是城里的高級賓館，當然是沒有衛生間的，晚上要方便不可能隨便灑在屋內，那豈不臭了自己，所以必須溜出大門繞到屋子后面去，這比起床吹燈不知又要“艱苦”多少倍。還是我的腦子好使，一貫善于搞“發明創造”，我發現保管室后墻的裂縫可加以利用，但裂縫很窄，“射擊水平”不可能達到滴水不漏，于是我打起了那根“吹燈筒”的主意，心想此時正好發揮它物盡其用的價值，只須將“吹燈筒”伸出墻縫，再將“槍口”伸入筒內，一陣猛射便功德圓滿，然后再將“吹燈筒”輕輕放回二王的床邊。第二天，我又將此“發明創造”無私奉獻給大王，大王高興得不得了，言之講義氣、夠朋友，能夠有福共享，隨即表示“虛心接受”我無私轉讓的“專利成果”，當晚便如法炮制，自然受益菲淺。話說二王開始幾天還沒啥感覺，晚上仍用這“吹燈筒”表演他的上乘氣功，幾天過后，才覺得有些不大對勁，說這竹筒上咋有股尿騷臭?我與大王便忍俊不禁，掩鼻而嘻，后來實在是忍不住了，轉而捧腹大笑，他才知是我倆的惡作劇，罵了一陣娘，只好重新做了一根“吹燈筒”專用了之。

　　大王下鄉前就參加了鹽廠的招工體檢，不到一個月通知下來了，于是大一隊三組就只剩下我和二王。不久，又來了一個高中68級的知青，姓劉，年齡比我倆都大，大家都稱他大劉，這樣我們便又繼續上演“知青三人行”。

　　三月份，天氣漸漸轉暖，二王提出一個建議，說我倆合伙買幾只雞來養，以后好吃雞蛋和雞肉。我對養雞養鴨之類的事沒有興趣，再說干活干累了誰還有心思照顧這些小家伙，便說錢我可以出，但我不養，你負責養好了，到時吃雞肉你多吃點就行。于是我們從貧下中農那里買了幾十只小雞，那知后來卻惹出了大禍。

　　當小雞長到半斤左右的時候，就要進入農忙季節了，農活也越來越多，二王也感覺沒精力再侍候這些小精靈了，便向我提出將小雞分了，各人養各人的，我只好同意，將自己分得的十幾只小雞交給關系較好的貧下中農，請他們代養。二王則將他的小雞帶回了城里，因為他家住的地方有一個空地壩，可圈一部份起來放養。殊不知當年城里鬧雞瘟，二王的十幾只小雞全部染上了雞瘟，他連忙又將這十幾只小雞帶回鄉下。所謂雞瘟，可能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禽流感”，傳染性極強，一旦染上幾乎無藥可救。結果不但二王自己的雞全部死光，而且將全生產隊所有的雞都感染上了雞瘟，造成全軍覆滅，我托貧下中農飼養的十幾只小雞也未能幸免。貧下中農一年到頭就靠雞、鴨蛋換點錢補貼油鹽，這一下可好，落得雞死蛋亡，幾個貧下中農老嫗攆上門來將二王罵了個狗血淋頭，且連續罵了好幾天。二王自知理虧，只好做了縮頭烏龜，忍氣吞聲，不敢回應。那段時間，貧下中農家里天天吃辣椒炒死雞肉，我們也吃了，但居然沒有傳染，真是萬幸。

　　四、五月份是農村最忙的“雙搶”季節。所謂“雙搶”，即指搶種和搶收。搶種主要是種紅薯、玉米和栽插水稻(俗稱栽秧子);搶收則是收小春作物，如豌豆、胡豆和小麥等。“雙搶”中數栽秧子最為辛苦，一般情況下婦女們不下田，負責搶收小麥、豌豆、胡豆等，男人們則必須下田栽秧，因為要搶季節，所以總是要忙到兩頭黑，即早上出工時天還沒亮，晚上收工時已經天黑多時了。記得早晨我們還在夢中，隊長就在屋外扯起大嗓門喊出工了，那時我們既沒有鬧鐘，也沒有手表，只有永遠也睡不醒的瞌睡，雖然聽見叫喊，卻不想起來，總想賴在床上多迷糊一會兒，直到隊長和老鄉們三番五次地叫喊，才極不情愿地爬起來，臉不洗、被子不迭，光腳下地，一邊走一邊揉著睡意惺松的眼睛，深一腳淺一腳地趕到田邊，抬頭一看，月亮還掛得老高呢，鬼知道現在是幾時幾刻了。

　　在農村，栽秧是一門技術活，插秧插的好的叫“秧師”，插得特別好的叫“大秧師”。“秧師”們能在田間插出很多花樣來，隨秧田的規格、大小、邊矩、形狀不等，插法有“橫平豎直”，有“隨彎轉彎”，連續翻過幾塊相鄰的田都保持一條直線的栽法叫做“鴨兒翻坎”;在一塊大田的正中央先插出一行直線叫“打樣”，其它人再比照著這條直線依次插下去。栽秧也要分幾種類型，有“鏟秧”、“抓肥秧”、“白水秧”之分。“鏟秧”是在播種前，先在育秧田底部墊一層農家肥，再將上面的泥土平整后撒下稻種，待秧苗長到約十厘米左右時，用鐵鏟連帶底部的肥料一起鏟起來，栽秧時連底肥一起分成五、六株秧苗一小塊，再按間距移植到水田里，由于是帶底肥移植，后期長勢一般都比較好。“抓肥秧”則是將秧苗從育秧田移出來，洗凈根部后一捆一捆地送到要移植的水田里，每個插秧人身邊放一個木盆，盆里面裝著伴好的農家肥，一般是豬糞和牛糞，插秧時將秧苗分成三、五苗一束，再抓一把盆里的肥將秧苗根部包裹起來，然后栽插到水田里，這樣的秧苗有肥料作基礎，也能保持較好的長勢。由于肥料有限，插得最多的還是“白水秧”，也就是直接把秧苗移植到水田中，靠后期施肥促長。

　　因為要搶在季節前完成插秧任務，所以工期抓得非常緊，經常很晚才能回家吃晚飯，吃完晚飯往床上一倒，聽見屋外水田里的青蛙還在呱呱亂叫，迷迷糊糊似乎還沒有入眠，外面又在叫喊出工了，只得從床上爬起來，就象夢游一樣的往外走，直到下田被水一驚，才立即清醒過來。這時，來得早的已經將秧苗擺放在了田間了，動作快的已經插了很長一列了，趕快使勁追趕。苦、累和勞動時間長不說，最要命的是腰因長時間保持彎曲狀態而苦不堪言，彎一會兒就酸痛得不行，趕快直起來緩口氣，時間長了就更不容易直起來，必須慢慢地伸展，如果用力過猛，會痛得鉆心透骨。最大的盼望就是隊長發話喊歇氣了，這時我馬上就會從秧田中爬起來，不管田坎邊上是干是濕，一下子就睡在上面，那感覺，比躺在現在的高檔“席夢思”上還要舒服若干倍。

　　插秧雖用不了多大力氣，但要掌握一定的技巧，要講究手法。除了力氣活之外我學啥都來得快，栽秧當然也不在話下，主要是講究橫平豎直，保持好間距，并不要求會背多少幾何定理，所以沒幾天我就上了手，與“秧師”們一樣插得又快又好，既平又直，速度上也不落后，有時還與個別“秧師”一比高低，但一天下來也確實夠嗆，不僅腰部難受，而且全身酸痛，幾次想找借口回家休息兩天，但一想到那些“長嘴婆”說我們是來討奶吃的，自尊心立馬涌上心頭，一咬牙還是堅持下來了。

　　插秧期間，我們幾個知青都沒有時間做飯，便在貧下中農家中搭伙。農忙季節，國家會給農村安排供應少量豬肉，記得是每人四兩臘肉。當時城里人吃肉都是按計劃供應，大概是每人每月一斤。農村家庭一般都要養豬，既可解決農業用肥，也可解決肉食需求，所以除“雙搶”季節外，平時是不供應豬肉的。

　　一天，隊長安排我到公社開上手續，然后去縣食品公司將供應的臘肉挑回來，去的時候隊長還特意交待“選肥一點的”。肉挑回來后，當天晚上就分給了大家。記得第二天，想到中午有臘肉吃，活兒干得特別帶勁，就是覺得時間過得太慢了，插完好幾塊田了，隊長那兒還沒動靜，一想起臘肉的味道就口水直流，我便厚著臉皮沖隊長喊道：“哎，隊長，啥時候了，還不吃飯呀”。接連催了幾次，好不容易才聽到隊長發話了，這時，我腳上就象安裝了彈簧一樣，立馬從水田中“蹦”起來，來不及洗掉腳上的泥就往回跑。那天的臘肉真香!吃得嘴角流油，四兩臘肉居然一頓就吃了個精光，那饞勁兒回味起來簡直比現在的海味大餐享受多了。

　　說實話，現在的豬肉確實也沒有那時的味道好。那個時候養豬都是用青草和粗糧，非常“綠色”，根本沒有人工飼料和“瘦肉精”之類的玩意兒。豈止豬肉，隨便啥食品都是安全無毒害的。自從“摸論”、“貓論”、“先富論”大行其道后，不僅豬肉沒以前好吃了，而且吃啥東西都不放心，毒奶粉、毒大米、毒鴨蛋等事件層出不窮，還有注水豬肉、殘留農藥超標的蔬菜等，受害者眾，不過也讓大家來了個化學知識大掃盲，知道了啥叫甲醛、啥叫蘇丹紅、啥叫吊白塊……。這不，就在我胡亂涂鴉的時候，又發生了毒奶粉導致嬰兒腎結石事件，又知道了“三聚氰胺”這種化工原料居然可以加在牛奶中冒充蛋白質。日子過得戰戰兢兢，謹小慎微，似乎不把人人都培養成為鑒別假、冒、偽、劣的高手誓不罷休。物質雖豐富，但心頭活得累，沒有安全感。

　　當時物質雖然匱乏，但物價很低，記得大米每斤0.138元，大白菜每斤兩分錢，西紅柿每斤四、五分錢，豬肉每斤0.66元(憑肉票購買)，魚國家沒有統籌，可到河邊或集市上買到，每斤的價格比豬肉略高。雖然肉食供應很少，但農村河溝里的魚鱉蝦蟹之類還是不少的，我們幾個知青就經常到小河溝里摸魚捉蝦，有時還能捉到幾只小螃蟹，當然不是為了改善生活，主要是好玩。另外水田間的泥鰍和黃鱔也不少。所謂黃鱔，也就是大家叫的鱔魚，這些東西當時根本不管錢，泥鰍基本上就沒人吃，嫌有泥臭。鱔魚也不貴，大概兩、三角錢一斤。一次插秧時，一位老農還在田里捉到一只大烏龜，當時就問我要不要，拿回家給父母熬湯喝。那時當然沒有現在的“飲食文化”發達，本地也不大吃烏龜之類的鱉甲動物，況且我也不知道該怎樣烹飪，于是我回答不要，結果該老農上街趕集時買了三元錢。

　　插秧前，有時晚上很無聊，我們也會與貧下中農一塊兒到田間捉鱔魚。貧下中農告訴我們，一到晚上，鱔魚都會從泥土中鉆出來休息，只要拿火把一照，就會看到很多鱔魚在水中一動不動地躺著，然后用一個竹子做成的夾子，一條一條地夾起來，裝進“笆簍”(一種用竹子編織的容器)中就行了。我們拿著火把到田間一看，果然如此，一個晚上往往能捉上好幾斤呢。鱔魚捉回來以后，大家一起動手，剖的剖腹，剁的剁酸菜，燒的燒火，非常熱鬧，當天晚上便將其消化進肚子里了。

　　插完秧后，整個生產隊稻田一片碧綠，站在山頂，看著青山綠水交相輝映，一眼望去，綠裝素裹，漫山碧透，那舒心的感覺就是一個字：爽!

　　剛插完秧，接著又與婦女半勞們一起收小麥。收小麥比起插秧來要輕松多了，插秧時間長，腰也彎得難受，加上成天站在水田里，腳趾頭泡得翻白脫皮，腳趾間還長了“水銹”，又癢又痛，那滋味確實不好受。收小麥用不著下水，且又是男女老少一起上，場面更是熱鬧。有的老農干活時喜歡說“葷段子”取樂，其它人也紛紛插科打諢，“葷話”連連，婦女們也敢于厚起臉皮，當仁不讓，你來我往，不分伯仲。只有年青的未婚女子不敢接話，只能偷偷掩嘴，或一言不發地埋頭干活。我們幾個知青雖然文化相對較高，但面對這帶著濃厚鄉土氣息的“葷話”，根本無法參與。我當時屁事不懂，只認為他們是在說“壞話”，當然也就體會不到這份樂趣。現在回想起來，才覺得有點味道。試想，在那遠離城市喧囂的鄉村山野中，伴著和煦的陽光和清新的空氣，眾多男女老少圍著一塊麥地收獲勞動果實，笑語歡聲與豐收的喜悅交織在一起，不斷地在山間回蕩，笑聲不僅沖淡了勞動的疲乏，也表達了一分收獲的心情，確實是一幅鮮活生動、令人難忘的畫卷，這才是真正的和諧社會。可惜，在私有化的改革下，這種集體豐收的熱鬧場景再也看不到了。

　　俗話說，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隨著氣溫一天天升高，秧苗也在節節成長。清晨，當太陽升起的時候，秧苗中央就會看到凝結的露珠在陽光下一閃一閃反射出彩色的光芒，說明其長勢良好。看到這，老農們就會發出會心的微笑，預示著今年又是一個好收成，但當時我們沒有如此深刻的體會。

　　貧下中農還有一句俗話：“莊稼一支花，全靠肥當家”。當時國家的化肥產量很有限，公社每年只能給生產隊安排少量化肥，其余肥料來源全靠各家各戶積蓄的農家肥，以豬糞和牛糞為主，屬于地地道道的有機肥，所以那時的糧食和蔬菜都是真正的綠色環保食品，口感非常純正。那時有一種說法：“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化肥廠”。農村家家都養豬，有機肥并不缺。牛屬于生產隊集體所有，分給勞動力較弱的農戶喂養，但隊里會給養牛戶折算工分。豬糞和牛糞都要定時收集，然后專門派人到各家各戶過磅，根據重量折算成工分，記在投肥農戶的帳上。

　　一次，隊長安排我到各家各戶給肥料過磅，這活兒很輕松，就是扛一根“大桿秤”挨家挨戶竄，竄到哪一家，哪家就要負責將豬糞和牛糞收拾在一起，一筐筐地過秤，然后再將其運到生產隊指定的田間地頭，我則將每家過秤的數量登記在案，交給會計核算，年終決算時一并兌現。

　　農村的“大桿秤”確實大，一米多長，直徑約小孩的胳膊粗，秤砣也碩大無比，約十多斤重，生產隊分糧食、上公糧等都用它作計量工具。

　　到各家各戶竄門我倒是喜歡，就是有一點心里不踏實——怕狗。農村的住房很分散，這個山頭上一家，那個山灣里一家，家家都有養狗的習慣。養狗并不是專門為了看家守院，貧下中農說，如果沒有狗，晚上會很寂寞，所以聽雞鳴狗叫是農村的一大特色。我們這些從小在城里長大的知青平時很少見到狗，對狗有一種天生的畏懼感，特別是有些狗非常欺生，一見生人從門口經過就狂吠不已，甚至沖上前來又叫又咬。后來才知道，它們實際上并不是真正想咬你，而是通過這種方式向主人討好——看，我多賣力，以表示“護家有功”，好領點獎賞。這一點，倒是與某些人的品性相似，平時在官老爺面前也是這般動作，得加以提防。時間長了，貧下中農也教會我們一些對付狗的辦法，那就是做一個下蹲動作，那狗以為你要撿石頭來對付它，立馬產生條件反射，落荒而逃。如果還不管用，你就真撿起一塊石頭給它扔過去，那牲畜當然也知道狗頭沒有石頭硬，自然有所收斂。這法子十分靈驗，屢試不爽，時間一長，我也不怕狗了。但這一招只能對付平時光叫不咬，好做面子的狗。俗話說“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不叫的狗才是最難對付的。這一點，也與某些人的品性相似，別看平時與你磕磕絆絆、格格不入的人，他不一定會背后下你黑手;若遇到平時對你笑逐顏開，巴結不斷，且非常下小，沒事也要與你套套近乎、拉拉關系，表面上對你百依百順、恭敬有加的人，很可能在關鍵時候會從背后捅你刀子(官場上這類家伙就不少)，所以對付這種類型的狗要特別小心。

　　我就有過這樣的遭遇。話說那天我扛著“大桿秤”走在田垠上，快臨近一家農戶了，所以小心翼翼，左顧右看，見確實沒啥動靜，就放心大膽地往前走。正走著，不知幾時掛在背后稱桿上的秤砣突然滑了，十多斤重的秤砣順著我的后背和腳彎滑下去，我一驚，正害怕砸在腳后跟上，卻聽得后面一聲悶叫，轉身一看，巧了，滑下去的秤砣正好砸在一只狗頭上，打的那狗歪歪斜斜、跌跌撞撞地轉身就跑。過后那老農才給我講，他家這條狗就是一條“只咬不叫”的啞巴狗，平時是不叫的，當要咬人的時候才象電影《平原游擊隊》中的鬼子一樣，“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直到咬了人才會發出幾聲悶響。老農說，你以后走我這兒來一定要先喊我，讓我把它拴好了你才進來。乖乖，好險!若不是秤砣在關鍵時刻莫名其妙地滑下去，我腿上一塊肘子肉恐怕就會變成狗嘴大餐了，真是阿彌陀佛，菩薩保佑。

　　不過，這只狗最后也沒能逃脫死亡的噩運。一天，我們在這位老農家附近干活，大家又提起這條狗，都說該將它除了，免得日后傷了人不好辦。該老農覺得也是，但又舍不得自己下手，于是對我們說：“你們三個知青若能將我的狗打死，我就請你們吃狗肉”。我們正愁沒新鮮刺激的事兒玩，當即應允。歇氣的時候，我們三人手提扁擔跨進老農的院壩，那狗一瞧，嘿!這不又是該“掙表現”的時候了，于是眼露兇光，呲牙咧嘴,上前來又撲又咬。豈知狗東西這次失算了，我們一起掄著扁擔打過去，那狗一看不妙，來真的了，立即進屋，鉆到桌子下面拼命嚎叫，我們馬上將大門關上，免得它一旦跑出去就不好辦了，真正是“關起門來打狗”。農村的堂屋(相似于城里的客廳)室內空間不大，我們也害怕萬一躲避不及被那廝咬住，于是三人一起爬上桌子，用扁擔不斷往下面一陣狠打，那啞吧狗見主人不在，不能“狗仗人勢”，想往外逃，大門又被關上了，無路可遁，只好圍著屋子打轉，背上接連挨了好幾扁擔，終于發現墻角有一個小洞，一頭鉆了進去，豈知洞口太小，頭進去了，身子卻無論如何也過不去，成了典型的顧頭不顧尾，我們趕快跳下桌子上前一陣猛揍，最終結果了它的狗命。看來凡是咬人的狗都不會有好下場，這大概是歷史規律。當天的午飯由大劉親自主廚，我們與貧下中農一起飽餐了一頓粉蒸狗肉，外加一大鍋狗肉壯陽湯。

　　當秧苗長到約三十厘米，也就是在六月份左右，就要進行追肥和薅秧，我到現在也鬧不清楚為啥要薅秧，但這活兒十分有趣，不是用手，而是用腳，十多個人站成一排，每人負責五行秧苗，也就是四個空隙，然后一只腳站立，另一只腳在秧苗空間蹬，猜想可能是把田間的雜草給“蹬”掉。由于勞動強度不是很大，所以男女老少皆可參加。薅秧的時候，貧下中農喜歡唱薅秧歌，邊薅邊唱，節奏與腳的運動合拍，歌中所帶的鄉土氣息特別濃，原汁原味。有時是一人領唱，眾人隨和，曲調優揚婉轉，歌聲在田間起伏回蕩，這塊田剛落，那塊田又起，特別有味道。遺憾的是我沒有王洛賓先生的才華，否則收集起來加以藝術整理，說不定也會成為膾炙人口的鄉土佳音。

　　我們知青不會唱貧下中農的薅秧歌，但會唱“革命樣板戲”，于是扯起嗓子照唱不誤。說來也怪，一唱起來便精神抖擻，越唱越起勁，越唱越帶勁，完全沒有了勞累的感覺。加上“革命樣板戲”唱腔本就慷慨激昂，鏗鏘有力，意氣風發、催人振奮，不像現在的流行歌曲，都是些軟綿綿的腔調，愛的死去活來，也讓人聽得惡心嘔吐。

　　夏天，在陽光的哺育下，秧苗開始抽穗揚花，隨著時間一天天推進，結出了沉甸甸谷穗。當時國家大力推廣良種水稻，我記得生產隊種的是公社安排的矮種稻，名字我已經忘了，只記得這種稻子長得不高，但稻稈非常強健，不容易被大風刮倒，而且結籽多、產量也高，抗病能力也很強，屬于當時的優良品種。這時的農活主要就是追肥和管水。追肥要選擇好時間，不能在暴雨前進行，否則容易將田里的肥水沖走，造成浪費。遇到下暴雨的時候，也要專門派管水員將田里多余的水放掉一部份，以防止澇秧。我也曾與管水員一起冒著大雨到田間巡視。

　　農村最艱苦最勞累的活兒就是收水稻，又叫“打谷子”。一般在八月份立秋后進行，不但天氣炎熱，而且也要搶時間，否則谷子成熟過度就會掉進田里生秧或爛掉，所以必須象栽秧時一樣，加班加點地搶季節，但勞動強度比栽秧時大多了。

　　所謂打谷子，就是在田間放一只大木桶，農村稱為“拌桶”，直徑約兩米左右，木桶內有一個斜放的方格型木架，打谷子時，將收割下來的稻穗高高舉起，用力向木架上摔去，隨著“砰、砰、砰”的摔打聲，稻粒便脫離稻穗，掉進“拌桶”之中。一束稻穗要摔打好幾下才能將稻粒全部摔下來。摔的時候還要注意技巧，摔一下就要提起來抖動幾下，使夾在稻穗中的稻粒全部掉進木桶里，如果動作幅度過大，稻粒則會飛到木桶外的水田中去，就不可能一粒粒撿起來了。

　　在農村，秋收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收割前要專門開會，將人員分成若干個小組，哪些組負責收割那些田，都要作具體安排。隊長本來安排我與婦女們一起曬谷子，可我自尊心很強，非要參加打谷子不可，見我執意要上，隊長無奈，只好將我安排進一個小組。

　　立秋那天，各個小組都到了田間，稻子也割下來堆在了“拌桶”旁，但是還不能動手，必須讓生產隊長打“第一響”。(當然這不能算是搞特權，如果硬要說是特權的話，也只能算是勞動的特權)。這時，隊長拿起一束稻穗揮臂高舉，扯著嗓門，拖著長長的尾音高喊“打……響……了……”，隨著“砰”的一聲，重重地摔在“拌桶”內木架上，各個田間地頭便高聲回應“打……響……了……”，砰、砰、砰、砰……，摔打聲便此起彼伏，奏響了當年的豐收序曲。

　　打谷子時，天氣非常炎熱，氣溫通常在攝氏三十多度。這時，水田里大部份水都已經排掉了，少量的水和淤泥被太陽曬得發燙，雙腳插進水田中，上熱下涼，又粘又膩，真不是滋味。收割后留下的稻樁非常堅硬，特別容易戳傷小腿，稍不注意就會在腿上戳出一道道傷痕，再經泥水一泡，痛得不得了，還很容易發生感染。貧下中農畢竟是久經鍛煉，根本不在乎這些，在田間活動自如。我們則戰戰兢兢，生怕戳在稻樁上。由于沒有婦女們在場，貧下中農通常光著上身，只穿一條內褲，有的連內褲也懶得穿，僅在面前系一條圍裙，光著兩個屁股蛋就下田，照樣干得老歡。我們這些從小在城里長大的知青皮薄肉嫩，雖苦不堪言，但也不能逃避，必須硬著頭皮堅持下去接受煅練。

　　一般每個打谷組又要分成幾個班，輪換著收割和打拌桶。輪到我打拌桶時，摔不了幾下，手心就被稻稈拉出了水泡。飛揚的稻芒粘在皮膚上奇癢難忍，而且經常劃出一道道紅紅的傷痕，被汗水一浸，又熱又癢又痛，難受極了。由于缺乏鍛煉，速度自然跟不上，眼看收割下來的稻穗越堆越多，貧下中農只好請我“開路”。這時，我才真正體會到“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此言不繆也。但我還是不服氣，輪到下一班時還要再上，有一股男子漢大丈夫不肯輕易服輸的勁頭，否則就會被安排去與婦女們一起曬谷子，自尊心當然受不了，所以再苦再累也必須咬緊牙關堅持下來。幾天過后，慢慢就適應了，但還是不如貧下中農動作熟練，仍不時享受貧下中農的“優扶政策”，畢竟先天不足，但總算沒有被淘汰出局，也算是一個小小的勝利。看來毛主席要“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再教育”和鍛煉，確實是非常有必要的。

　　整個秋收一直要持續十多天左右，這十多天，是我對農活磨練人印象最深的一段時間，也為我的人生積累第一筆寶貴財富。參加工作后，我經常回顧這段日子用以鞭策自己，只要是吃過了這樣的苦，還有什么樣的苦吃不下去呢?

　　糧食屬于計劃商品，谷子晾曬干了，首先要交公糧，即將國家規定上交的糧食送到就近的國家糧庫，當然，國家會按計劃價格付錢給生產隊。當時生產隊沒有汽車，送公糧全靠人力肩挑。立秋后的天氣仍然很熱，但是送公糧的場面更熱烈。那幾天，公路上各生產隊的送糧隊伍就象秋天遷途的大雁，一隊一隊地落驛不絕，一路上都會遇到很多送糧的隊伍，扁擔在人們肩上閃悠閃悠地發出有節奏的“吱吱”聲，象是在不斷重復演奏相同的音符。送糧者個個揮汗如雨，但人人精神抖擻，行走如飛。貧下中農喜歡在頭戴一頂草帽遮擋太陽，頸上搭一條擦汗用的毛巾，我則啥都不用，只想盡量減輕點負擔。不同生產隊送糧隊伍的見面時，總要熱心地招呼“哎，某隊的，你們送了多少了?”或是“喲，某哥子，你今天跑了幾趟了”，顯得親熱無比，和諧無間。

　　送公糧時，也不要求每個人必須完成多少任務，體力好的多擔些，體力差的就少擔些，送一趟就算一“歇”，送滿五趟就算一個工，誰挑得多，誰挑得少，也沒見那個有啥意見，奇怪的是也沒有人偷奸躲懶。記得生產隊有一個綽號叫“莽子”的，力大無比，每趟要挑200斤，不知他為何不少挑一點，我想就是裝150斤也沒有人會說他的不是，聽貧下中農講，他原來還挑過250斤呢。在吃“大鍋飯”的年代他居然不吃，那時我們都說他是先進，按現在的眼光無疑就是個大傻帽，兩個時代觀點如此反差，不知究竟那個時代的價值取向正確。當時我個子矮小，力氣也不敢與貧下中農相比，每趟只能挑六、七十斤，且一路上歪歪倒倒，象是學走路的小孩。由于肩膀壓得痛，只得不停地左右換肩，有幾次真想當逃兵，因為交公糧的糧庫與縣城隔河相望，河對面就是家，隨時都可以腳板底下抹油——開溜，也不會有誰來監督指責你，但強烈的自尊心還是促使我咬緊牙堅持了下來。

　　送完公糧后，其余的糧食就可以分配了。分糧的場面分外熱鬧，大家都集合在生產隊庫房前，男女老少幾乎都到了場，挑的挑籮筐，背的背背簍，提的提口袋，大人笑，小孩跑，人群熙熙攘攘，個個笑逐顏開。隊長每點到一家人的名字，會計就報上該戶人口多少，平均每人應分多少，一共是多少(前面提到過，生產隊不論分任何農產品都是按人頭分，不論大人小孩子一視同仁)，然后由保管員過稱，逐家逐戶地分。分到糧食的，全家就歡天喜地往家里搬，然后就忙著煮當年第一頓新米飯吃，以示慶賀。

　　秋收前，為了騰出庫房裝糧食，我們已經分別搬到幾戶貧下中農家暫住，我住在一位回鄉青年的家中。所謂回鄉青年，就是指戶口在農村但在縣城念書，后來又回到農村務農的初中或高中生。

　　該回鄉青年姓吳，年齡比我大，是大隊的“赤腳醫生”。當年毛主席批評國家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只為城里少數人服務，不為農村的廣大貧下中農服務，并發出了“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當時各地市州和省城的大醫院都要下區、縣設立醫療點，醫生也要輪流下基層服務。大隊一級(現在的村級)都成立了“合作醫療站”，由衛生學校培訓出來的“赤腳醫生”擔此重任，以解決農村常見病、多發病以及小傷小病的基本治療和疾病預防。當然，如果得了大病還得上縣以上的醫院治療。農民朋友對“赤腳醫生”都非常尊重，親切地尊稱他吳老師，我們則叫他的小名“懷兒”。

　　別看這小小的“合作醫療站”，還真解決了不少農村人看病難的問題。搬到吳家后，與“懷兒”關系自然十分融洽，因為大家都屬于“知青”，有共同的語言，所以相處甚密。

　　農村“合作醫療站”當時是個新生事物，由國家撥一部份資金，各大隊再從生產隊的提留中抽調一部份資金，用于購買藥品。“赤腳醫生”沒有工資，只在隊里記工分。社員看病也不用交現錢，每次看病抓藥后，“赤腳醫生”只須登記一下，有誰在某年某月某日看過啥病，登記一次只收五分錢的“掛號費”，但不用當場兌現，從年終從決算中扣除即可。而且看病也不用專門跑醫療站，只要托人帶個口信，“赤腳醫生”就會上門服務，非常方便。

　　有一次，我陪吳老師一起到一姓陳的農民朋友家出診，該農民朋友胸前長了一塊膿瘡，腫脹多日，已經化膿，痛苦難忍，好幾天都沒有出工了。到他家后，吳老師立即給他施行了小手術，先注射麻藥，然后用手術刀在腫脹的瘡口下方切開一個小孔，將一只小碗接在切口邊上，一邊擠壓膿腫的部位，一邊接住流出的膿液，擠完膿液后，又清洗瘡口，然后將浸過藥水的紗布條慢慢往瘡口里面塞，直至塞滿為止。我在一旁看得心驚肉跳，那膿腫的部位比茶杯口還大，擠出的膿液有小半碗。手術完畢后，該農民朋友說舒服多了，也沒有以前那么痛了，然后吳老師又打開藥箱，給他包了兩天的消炎止痛的藥。回去的路上吳老師對我說，他這種情況是相當危險的，若控制不好，造成感染就麻煩了，甚至會殃及性命。還好，幾次出診下來，該農民朋友很快就康復了。看來“農村合作醫療”在維護貧下中農的健康和醫療方面確實起了很大作用，只是后來“改革”給改沒了，真可惜。現在農民朋友看病越來越難，醫藥費越來越貴，大病只能在家等死，我也弄不清這是“改革”還是“折騰”。前段時間國家有關部門公開承認了醫療改革失敗，算是說了句老實話，其實是成功還是失敗，小民百姓們心里早就有數了。現在農村搞起了“新醫保”，有沒有當年的“合作醫療”受農民朋友歡迎，還要拭目以待。

　　我經常陪吳老師一起出診，不管是到哪個農民朋友家，都會得到殷勤的招待，家常便飯是少不了的，有時還會殺一只雞來款待，我自然也跟著沾光。我很喜歡吃一種紅薯做成的窩窩頭，特有風味，做法是將生紅薯切成小塊的顆粒，待晾曬干后用石磨碾成粉，再加水做成窩窩頭狀，然后放在蒸籠里蒸熟即可。其口感非常好，帶有紅薯的甜和軟，又有紅薯的滋潤和芳香。幾十年沒有吃過了，現在提起來仍有口齒留香的感覺。

　　送完公糧，接著就是收玉米和紅薯。我們這兒稱玉米為“苞谷”這活兒也不是很累，每人背一只直徑約五十公分的大背簍，鉆進玉米林中，將其從桿上掰下來扔進后面的背兜里，一人負責左右兩行，順著地溝一路向前掰。越往前，背上的重量就越重，掰到地頭，將背簍騰出來，專門有人負責往保管室挑，然后再鉆進另一塊地里繼續掰。活兒雖不很累，但玉米葉片邊緣有鋸齒，經常在手臂割出一道道血痕，被汗水一浸，同樣不好受，我只好穿上長衣長褲，以防止皮膚被割傷，寧愿受熱，不愿挨痛。

　　收紅薯全靠鋤頭挖，挖出來當場就分給大家。紅薯不容易保管，如果露天堆放很容易壞，貧下中農都是在住處附近挖一個地窖，將紅薯藏在地窖里面，這樣就不容易壞了。如果當年紅薯收成好，分得多，還會拿一部份制作成紅薯干來保管。我們沒有地窖，也不知道如何保管，貧下中農就幫我們挖了一個窖，將分得的紅薯全部裝了進去，留待以后慢慢吃。

　　秋收過后，除了犁“板田”活兒多一些，其它農活就比較少了，這段時間又叫小農閑，生產隊一般會放幾天假，讓大家稍事休息。看見貧下中農犁田，我覺得很好玩，興趣又來了，非要親自嘗試一下不可。貧下中農也不吝賜教，要我首先學會使喚牛，說只要牛愿意聽你的話就好辦了。說來也怪，這么大一頭牛，居然被人使喚得規規矩矩，叫它干啥就干啥，難怪人們要用它來形容老實人。只要對它“吁……馳”一聲，它就會使勁兒往前走，叫一聲“崴”，它就會停下來，真比人還聽話。美中不足是在犁田的時候，它的尾巴老是甩個不停地，濺得我全身上下都是泥漿，于是我找來一根繩子，將它的尾巴捆起來，又將繩的另一頭拴在牛角上，這樣它的尾巴就甩不動了。但貧下中農不滿意，說你不讓它甩尾巴可不行，蚊蠅會咬它的屁股，咬痛了它就會發脾氣，不再聽你使喚了，哎!看來再老實的東西都是有脾氣的，不可欺之過甚也。

　　一天，生產隊放了假，我正準備趁機回家休息兩天，“懷兒”聽說我要走，跑到我跟前小聲地對我講，你能否不要忙著回家，幫我一個忙。我問啥事兒，他不好意思地回答曰：明天我結婚，你能否幫我去迎一下親。哈哈，這鄉下的婚禮場面我可還沒見過，這正是大開眼見的機會，豈能放過，何況還是好朋友相求，豈有推辭之理，我便欣然應允。

　　農村的婚禮風俗真是有趣，男女雙方家長選定“黃道吉日”后，到了那天，通常要由男方的迎親隊伍到女方家去迎親，女方家則要準備豐盛的宴席款待男方家來的人。宴畢，男方家迎親的隊伍要抬上女方家精心打置的嫁裝，如衣櫥、柜子、床、箱子、被子等，一路浩浩蕩蕩，招搖過市地往回走，以顯其隆重，有些陣容豪華的還有嗩吶等器樂相伴呢。女方家除了新娘外，則還有好幾個甚至十來個伴娘與新娘相隨，一起送新娘到婆家。伴娘們個個都穿得光鮮閃亮，新娘則混跡其中，讓大家認不出誰是真正的新娘，路邊調皮的小兒便亂猜亂指，常常弄得張冠李戴，令人啼笑皆非。有經驗的人則看伴娘隊伍中誰的臉羞得最紅，以此來辨認真正的新娘。

　　那天的天氣不太好，前幾天下了些小雨，鄉下的泥路又濕又滑，走起來必須小心翼翼，否則很容易摔倒。“懷兒”的娘家離咱們生產隊有十幾公里，由于道路濕滑，我們趕到娘家時已經遲到了，娘家的人顯然有些不滿，我還聽見“懷兒”的岳母在一旁偷偷罵娘呢。不管它，看在一頓美餐的份上，我們也不做聲，“懷兒”自然也不敢不恭，只顧低頭吃飯。飯后，我們便抬上嫁裝出發了。由于路滑，我怕摔跤，摔了自己是小事，弄臟了嫁裝可不得了，我只得脫下鞋子，用腳趾使勁地抓緊地面，光腳前行，回到生產隊時已經是下午四點多鐘了，自然又享受了一頓婚宴大餐。

　　除了農忙的時候，平時生產隊也會組織社員們學習。學習的形式也有幾種，通常是趁大家坐在田間地頭歇氣的時候，隊長從懷中拿出一張最近的《人民日報》或《四川日報》讓我們幾個知青輪流給大家讀，男人們一邊抽煙一邊聽報，婦女們則從懷中取出鞋底一邊納一邊唧唧喳喳地拉家常，噪音一大，隊長便會發脾氣，對著婦女們咆哮一通，這群“鬧山雀”馬上就安靜下來了。我們幾個知青也調皮，為了休息時間長一點，故意慢條斯理的讀，而且盡找長篇文章來讀，讀完一章不加停頓馬上又轉到下一章，一讀起來就沒完沒了，故意拖延時間，隊長也不好說啥。但有時隊長也會打斷我們，說大伙兒已經抽完兩只煙了(貧下中農抽的是葉煙，又粗又長，不象現在的香煙幾分鐘就可抽完一支)，沒讀完的明天再接著讀，大家趕快干活兒，今天得把這塊地做完才能收工，我們只得打住。

　　另外一種學習形式，就是早上安排我們一個知青提著話筒到生產隊最高的山峰上對著大家干活兒的方向讀報。那時的話筒是鐵皮做的，只是一個從嘴邊向外逐漸擴大的喇叭口，不用電，全靠人聲喊話，讀起報來相當吃力，聲音小了根本就聽不見，聲音大了嗓子很容易發啞，所以早上讀報的時間不是很長，一般只讀四十分鐘左右就可以收工了。

　　還有就是晚上組織全隊社員學習，這種情況雖不經常，但幾乎每月都有一次。農村收工本就很晚，大家回去吃過夜飯后已經就更晚了，但再晚也要到生產隊的地壩上參加學習，除了讀報，就是聽生產隊或大隊的干部們講話，通常講的是與國家形勢相關的內容。另外就是傳達近期的中央文件。別看貧下中農文化水平不高，但講起話來沒完沒了，講上一兩個鐘頭也不嫌累，我們聽得睡意朦朧，有時真不知道他們講了些啥，待到散會時，基本上已經是次日凌晨了。

　　有時大隊也要組織民兵搞活動，活動內容主要是緊急集合以及短途拉練。每個生產隊除了老弱病殘之外，所有的社員都屬于民兵的范疇，其中青壯年則屬于基干民兵。

　　一天半夜，我正睡得朦朦朧朧，一陣軍號聲將我驚醒，我不知道發生了啥事，仍只顧睡我的覺，這時聽到窗外傳來一陣陣急促的腳步聲，有人喊：“快起來，到四組地壩背后的山頭上集合，今晚搞民兵演練，遲到了要挨批評的喲”。我本不想參加，但在外面再三催促下，我還是懶洋洋地爬起來，隨手抓起門邊的扁擔往山上跑。雖然是半夜，但月亮很好，又大又圓，完全能看清鄉間的小路，只是夜晚的風讓人感覺有點寒意。大概跑了二十幾分鐘才到達集合地點，一看山頂地壩上已經有一百多人了，個個手中都提著一條扁擔或鋤把，有的婦女背上還背著嬰兒呢。真是一聲號召，全民皆兵，若是每人發一支槍，那才真正是“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怪不得那時社會治安非常好，貧下中農家大門上基本都不上鎖，入室偷盜或搶劫的現象幾乎沒有，比現在倡導的“和諧社會”還要和諧。我想那時如有人想做“防盜門”、“防盜欄”、“防盜報警器”之類的生意，不喝西北風才怪呢。集合完畢后，民兵連長(同時也是大隊干部)給大家講了話，總結了這次緊急集合演練的重要意義，對表現好的班組進行了表揚，接著又要求各班組按分配的路線進行夜間巡邏，待巡邏完回去睡覺時，東方已經開始發白了。

　　播完小麥后不久，生產隊來了一個工作組，究竟是啥工作組我也不清楚，只知道組長姓古，個子不高，但很精神，拉得一手好二胡，與我們一樣住在貧下中農家，大家都親切地稱他古隊長。古隊長一來，就與我們知青相處的非常親密，詢問我們生活上有沒有啥困難，農活吃不吃得消等，并鼓勵我們好好向貧下中農學習，鍛煉自己吃大苦、耐大勞的意志，認真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十一月份，又將我們雙河大隊的二十多名知青集中起來，組成一支文藝宣傳隊，利用這段農閑時間排練節目，以活躍農村文化陣地，豐富貧下中農文化生活，我們當然也非常樂意。

　　過去的教育重視德、智、體全面發展，所有的知青多少都有一點“文藝膿皰”，排練節目也不難，主要以革命樣板戲為主，也排一些農民喜聞樂見的歌舞、相生、小品等，都是以宣傳毛澤東思想和中央政策為主的內容。

　　文藝宣傳隊分為表演和器樂兩個組，知青中間人才濟濟，有會拉二胡的，有會吹笛子的，二胡和笛子都是知青們自己帶下鄉來的。大隊也拿出了一個大鼓、一雙鈸和一面鑼，那是過去跳豐收舞扭秧歌時用的，現在正好派上用場。表演的節目都是自己編排，樣板戲片段則是靠記憶來摸仿電影中的一些鏡頭。

　　記得在排練舞劇《白毛女》片段時，有地主管家帶著狗腿子到楊家強搶喜兒的一幕。一位長相非常漂亮的女知青扮演喜兒，大劉扮演楊伯勞，還需要幾個扮演地主管家和狗腿子的演員，有人點名要我客串一下。我從小受教育就知道狗腿子不是好東西，欺軟怕惡，為虎作倀，所以堅決不愿意。大家反復給我做工作，說這是表演，又不是真的，你上場后只是拉住“喜兒”的手往幕后拽就行了，又沒有臺詞，不過一分把鐘時間。我仍然不干，堅持只演正面人物，不演反面角色，思想相當不“解放”。若是現在，有拉扯漂亮女主角的角色，用不著誰來動員，恐怕拼了老命都會去爭取，說不定拽手還嫌不過隱，要求導演“深化改革”，最好改成抱起來親吻的鏡頭也。

　　當年我很喜歡唱樣板戲，八個樣板戲的主要唱段都會，唱腔還算不賴，高音部份也高得上去，在排練《智取威虎山》片段“深山問苦”中我扮演了一個主角——楊子榮。另外我們還排練了《沙家浜》片段中的“軍民魚水情”，由大劉扮演新四軍指導員郭建光，加上其它歌舞小品等節目，演出時間近兩個鐘頭。我們在大隊學校的操場上搭起了一個非常簡陋的舞臺，沒有大幕，沒有布景，就只用一盞煤氣燈作為照明，先后演出了幾場。當時農村文藝生活比較貧乏，一聽說有“戲”看，大家都喜出望外，不僅本大隊的社員都來捧場，附近大隊的貧下中農也打著火把趕來觀賞，演出大獲成功。年底，我們還參加了公社組織的匯報演出，獲得了很高的評價，為咱們雙河大隊和工作組掙足了面子。

　　文藝宣傳隊這兩個月，是我知青生涯中最快樂的時間，二十多個年青人在一起唱唱跳跳，歡樂無比。當天在哪個隊排練，中午就由那個隊的知青管飯，生產隊是沒有補貼的，只記工分。管飯其實也很簡單，就是煮上一大鍋紅薯，再燒一大鍋菜湯，大家紅薯就菜湯，邊吃邊喝，說說笑笑，氣氛非常熱鬧。

　　年底前，農村家家戶戶都要殺過年豬，不管是那家殺了豬，都會請要好的幾家人一起去吃飯，農村叫做“吃泡湯”，我們也經常受到邀請。貧下中農講究實在，“吃泡湯”時，在地壩中擺上幾張桌子，大家圍桌而坐。用一只大土碗裝上滿滿一碗白酒，象梁山好漢一樣輪流轉著喝。桌上擺著一盤盤、一碗碗的豬肉，有燒的豬血，燉的豬內臟，還有大片大片的回鍋肉，通常一片就有一個巴掌大，厚度也幾乎有巴掌厚，挾在筷子上閃悠悠的，又肥又大，吃一塊算一塊，非常實在。

　　過年后，生產隊為我們修好了新房，但我們還來不及喬遷新居，公社就下發了通知，要求每個生產隊必須派人到幾十里外一個叫 “三岔河”的地方修建水庫，且吃住都在工地上，時間要一直持續到下一個農忙季節。聽說水庫工地上知青特多，我們也想湊熱鬧，主動要求參加。生產隊認為我們干農活反正也不很在行，不如將我們送去頂名額，只要能向上面交差就行。這種想法大概所有生產隊都不謀而合，所以水庫工地上成了知青云集的地方，全縣的知青大多數都集中在那兒。我們大隊的二十多個知青也打起被蓋，浩浩蕩蕩地步行幾十里，前往“三岔河”水庫工地。

　　三岔河水庫位于兩個小鎮的交界處，離縣城約二十多公里，林木蔥郁，風景秀麗，水道從橫交錯，寬闊的地方水面直徑有好幾百米，中間還聳立著一座座孤島，令人聯想起神話中的仙山瓊閣;窄的水道僅能通過一條小船，且兩邊懸崖峭立，怪石磷磷，陰暗無比，劃著小船穿行其間，讓人遐想聯翩，似乎一直往前，會通向一個神秘的世界。這個地方如果開發出來搞旅游一定是個不錯的項目。

　　我們二十多名知青被安排寄宿在水庫附近一戶農民家的閣樓上。該農民家其實也不寬敞，只好將閣樓中間的木板抽掉，男女知青分別安排在兩邊席地而睡。上樓時，順著一只木梯往上爬。睡覺時，男女之間如同牛郎織女般可以隔“河”相望，只是跨不過去而已，實在有點不雅。幸好當時的人都很單純，不但沒有非份之想，反而覺得新鮮好玩，當然也沒有發生啥桃色新聞以飽諸位眼福，實在有點對不起讀者。晚上睡覺時，大家都興奮異常，男女雙方躺在鋪上相互對歌，就象電影《劉三姐》中的場景，比在文藝宣傳隊的時候更加熱鬧，只是苦了樓下住的貧下中農，夜半三更不能入睡，三翻五次招呼不聽，罵人又不敢，拿我們沒辦法。

　　第二天出工，我們的任務是挖土方，將挖起的土方裝在一個個大籮筐里，等船來后，便一筐筐地往船上抬，裝滿一船就運往大壩工地，再由工地上的人負責壘壩。

　　那個時代，修水庫和搞其它農田基礎建設國家投入的資金很少，大部份活兒都是由各生產隊義務承擔，國家只負責規劃和技術方面的指導，所以修建成本相當低。如果按照現在的統計方式，把這部份投入折算成算GTP，那就是一筆天文數字了。當年全國著名的“紅旗渠”等工程也是用這種方式修建起來的。

　　參加修水庫的人要自帶糧食，我們知青都圖方便，不愿意背幾十斤大米走幾十里山路，于是將生產隊分的糧食弄回家，換成糧票帶到工地上，再到附近小鎮上去購買。糧食好解決，蔬菜就不那么容易解決了，附近小鎮人口稀少，本身就不可能供應大量的蔬菜，只好買回一大缸辣豆辦醬，每頓打一碗米飯，舀一瓢辣豆辦醬就著吃，由于缺乏維生素，時間一長，嘴角上便起了泡。日子雖苦，但人多心齊，樂趣多多，加上那時的人思想單純，也就不覺得苦和累。

　　休息時間，各大隊的知青都喜歡聚集在一起，相互問候，打探對方的生活情況，打聽舊時的學友現在何處何方，一起回憶學生時代的往事，遙想將來的出路，暢談人生與未來。也有個別知青在農村干些偷雞摸狗的事，當然這是極少數。

　　閑時，我們幾個要好的知青劃上一條小船，沿著水庫漫無目的地游蕩。一次，竟然劃到了大壩跟前。大壩上熱鬧非凡，各個地方裝運土石方的船隊都集中在這里，用人山人海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只見一批批人馬不停地將船上的土方往壩上抬，傾倒在大壩的各個角落，另有兩隊人馬用又粗又長的麻繩拉著一個大石碾，將填上的泥土壓緊，大壩已經壘起十多米高了，還在不斷地往上壘。三十多年了，直到現在，該水庫仍然在發揮著蓄水灌溉的功能，通過數十條溝渠滋潤著周邊數萬畝農田。時至今日，我們仍在享受著毛澤東時代艱苦創業的成果，不禁讓人唏噓感嘆。

　　在水庫工地上大約干了一個多月，終于盼來了一個好消息，國家開始用招工的方式解決知青回城了，大家都高興萬分，話題自然老往這方面扯，都希望自己運氣好一點，能爭取到一個名額早點回城。記得第一批到下渡公社招工的是一個代號叫103的企業，具體是做啥的單位當時大家都不清楚，只聽說是中央企業、保密單位，所以感覺挺神秘的。于是大家都爭先恐后、想方設法地打聽有沒有自己的份兒，第一批走的都是幸運兒，讓人羨慕的不得了，我們大隊也走了幾個，后來才知道是一家建筑企業，去了的人都有點后悔，后來都落落續續想辦法調回來了。

　　一天下午，我正與一位本隊二組的知青在抬筐裝船，一個農民帶來口信，說是公社通知，要我倆趕快回公社去拿招工體檢表，第二天到航運公司造船廠報到，參加招工體檢。我想能當一名造船工人也不錯，于是立馬回到宿舍，簡單收拾了一下，背上行李便馬不停蹄地往回趕，幾十里路幾乎是一路小跑，當晚便趕回公社，拿到了招工體檢表，第二天又順利地通過了體檢，成為了一名造船工人，從此結束了我一年多的知青生涯。

　　說實話，知青生活對我來說是非常短暫的，僅有一年多的時間(有的知青在農村呆上了七、八年)，但留給我的記憶卻非常深刻。毛主席曾說：“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此言確實富含哲理。通過這段經歷，不僅煅煉了我的體質，磨練了我的意志，充實了我的思想，同時也豐富了我的經歷，為我平淡的人生添加了一頁值得回味的記憶，最重要的是讓我懂得了在任何時候都應當尊重農民，尊重一切靠正當勞動手段生存的人，盡管他們和我一樣不是高官，不是大款，不是學者名流，不是社會精英，在某些人眼中僅屬于下里巴人或引車買漿者流，但只要他們的勞動是誠實正當的，是一個健康的社會所需要的，在社會上都應當受到同等的尊重。

　　（2008年9月20日 寫于犍為）

　　(完)

　　：以上攝影作品由“丹頂鶴”和姜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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