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于我跟幾位朋友新編的《藝術手冊》)
八面槽教堂
北京王府井“金街”北端路東有一座教堂，人稱“八面槽教堂”，不過，有些老北京或以老北京自居的人愛說“不就那東堂么!”其實，北京的“天主四堂”[1]都有哪幾位，他們未必能說全。八面槽教堂坐東面西，體量既不宏偉，造型也趨中庸，完全沒有許多西方宗教建筑那種拔地通天的架勢，離開一百米，就會掩沒在椿樹柏樹(其左其右兩條胡同名)的葉間，消失在黛瓦灰墻的背后。教堂有三個拱頂，上面立著三個十字架。文革初期堂里的外國修女被紅衛兵揪斗之后押解出境，曾轟動一時。十字架也拆了，夜晚從街上過，看去就像三個黑漆漆的頭盔被射掉了盔纓。文革后恢復宗教活動，十字架又重新登臨教堂的頂端。當春風把天空擦得锃光瓦亮，把白云梳得像條貓尾巴，在日色里熠熠生輝的十字架就像三個小羽人，剛剛飄落人間或正要飛往天堂。
從我記事起的1960到1970年代，這座教堂一直有道白圍墻。圍墻正中有一紅色兩扇的拱形門，門楣寫著“天主堂”，門的一側懸著“八面槽小學”的木牌。當年建設資金短缺、人口增長迅猛，全國廟了寺了祠了的大概沒少改校舍——民國初年興學也是這辦法，詩僧八指頭陀好像就為這事氣死的。北京市教育局和宗教局的領導當年約談八面槽教堂的本堂神父時說：“教育、教堂都姓“教”，一家人嘛，一家人就別分兩處過了!”神父一個勁劃十字，表示這也是主的意思——這當然是我瞎猜。1980年代八面槽教堂和八面槽小學又共處了幾年，但顯然不和平，糾紛都鬧到報紙上去了，為的是小學升國旗的事。國家通過升旗儀式為少年兒童接種愛國主義共產主義信仰，學齡前太小種不上，到初中高中逆反期種還不如不種，小學是最佳年齡段。但經過了十年文革，對于愛國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教育，廣大虎媽鷹爹乃至社會大眾，都會覺得那純粹是瞎耽誤工夫，孩子趕緊學點真本事將來去基督教的故鄉謀發展才是人間正道。所以，當時很多人議論此事，都同情教堂方面。不知道這種同情起了多少作用，反正后來小學校遷走了。忘了當時還是后來，我自己是這么認為的：基督教也好，共產主義也好，都是信仰，一筆寫不出倆“信”字，過去的恩怨就讓它過去吧，如今面對滿世界窮兇極惡的“老錢”“小錢”，彼此就別拆臺了。南非共產黨主席喬斯洛沃說得好：
世界上除了馬克思主義和高尚的宗教這兩個意識形態之外，找不到其他意識形態在倫理內容上能如此相近。同時，也沒有其他兩個意識形態被人歪曲之后對人類帶來那么大的禍害。這兩個意識形態都為解放事業產生了烈士，也都為壓迫制度產生了打手(轉引自李平曄《信仰不同，但我們是朋友——我所認識的丁光訓主教》，載于中國基督教網站“人物春秋”欄，http://www.ccctspm.org/renwuchunqiu/2012/1123/1211231.html)。
當代中國的基督教
在毛時代，基督教可以說介于半死與不活之間，教民多為解放前留下的“宗教遺民”，由于沒有新鮮血液而一派西風殘照光景。政治制度當然是一個原因，不過平心說，十七年并不禁止宗教信仰活動[2]。當年宗教包括基督教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宗教能提供給人民的，共產主義差不多都提供了。即如“終極關懷”，當年老說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當中去”，確能給人一種超越生死的升華感、意義感[3]，類乎佛教的涅槃，道教的飛升，基督教的天國，而且還不用擔心現代科學的攔路檢查。再如宗教的宏法利器——音樂，共產主義手里也有。中國革命的那些“紅歌”用感人的旋律、動人的節奏，把一個新世界的苦難降生與光明未來唱得回腸蕩氣，堪與基督教的贊美歌媲美，甚至有過之也說不定[4]。記得上小學一二年級時有次全校到救世軍禮堂[5]開少先隊員大會，全場訇然齊唱《王杰的槍我們扛，王杰的歌我們唱》，那是我頭一次體驗到一種神圣感，后脖子上下覺得麻麻的，記憶頗深。總之，毛時代的共產主義攜中國革命席卷天下之勢而一家獨大，把中國人的“屬靈”生活基本承包了，宗教能拿到的市場份額微乎其微，而出身于冷戰另一方——西方——的基督教，那些年基本賦閑了。
近代以來在全世界普遍低走的宗教，卻在近三四十年的中國一路上揚。原因還是在共產主義那兒。隨著“文革”泡沫的崩碎，中國革命迅速塌縮為一個單純而牢固的利益結構，即率領大伙升官發財并一馬當先的官僚體制。作為社會關系和價值倫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則留了身“主旋律”的衣服便不知了去向。各路社會思想乘虛而入，幾大宗再度出山。中國重新皈依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基督教由于其與“世界潮流”或“藍色文明”的血緣關系而顯著比其他宗教更入時一些。不過總的說來，1980年代中國社會對宗教信仰的需求并不旺盛[6]，為十億人喊號子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虎狼之道尚未充分展開為虎狼世界，社會流動的渠道也有增無減[7]，幾乎每個人都躍躍欲試，中國人那時需要的還不是止疼片而是興奮劑。而十年后即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社會叢林雖然仍有不小的變數，但已大體分出了勝負，不但打殘了的輸家亟需撫慰自己[8]，打累了的勝者也想松弛一下神經[9]。于是便有了社會與宗教之間購銷兩旺、甚至供不應求的局面——多爛的和尚都有人排隊請他們“開光”，砌個小神龕就能坐收香火錢。最盛的當然是佛教[10]，如今熟人里隔三個就有一個在“破執”，差五位就有一位要“開悟”。不少機關黨委都快成“佛協分會”了，誰又能說現在的黨員干部“信仰缺失”呢[11]?
基督教雖不像佛教那樣隨處可見，但就社會需求和生存環境而言，應該處于或接近其在華史上最好的時期。在人口代碼為386199(即只剩了婦女兒童和老人)的中國廣大農村，一臺電視機加一張麻將桌寫照了那里貧瘠空洞的精神世界。而我兩年前去河南商丘的鄉下，看教民們用地方戲曲排演圣經故事、評判日常人生，簡陋的教堂因人心的升華而富有容光。有位年輕的朋友，在官僚體系窒息的工作環境里受到不少磨難，幸有基督教信仰扶持她一步步走出困境。著名演員孫海英“自從信主以來”每有驚人之見發表在其微博上，已成網上一個笑點，不過，比起滿世界聰明絕頂卻漂泊不定的魂靈，也真該為他近乎癡迷的幸福高興。那天晚上八面槽教堂門口舉行新教徒受洗儀式，我站在一旁看著燭光和淚光中的青年男女，被唱詩班純凈的歌聲領向一個亦幻亦真的美麗世界，心里實在是羨慕[12]。
十字架下的廣場
小學校遷走了，留下教堂前面一片空地，沒給教堂，而是拆去圍墻，給了百姓，改造成一片小型廣場。廣場高出王府井大街約五六個臺階，方磚漫地，沿東西中軸線鋪了稍稍弧起的白石甬道，與建筑渾然一體。廣場周邊圍以花池和木凳，中間兩溜籃形大石花盆，為四百年古意增添了生香活色。這事讓我納悶了好久：政府這是怎么了，干嘛對人民群眾這么好啊?我一直覺得，公園跟私園的比例可以衡量一個社會進步或退步的程度，說明一個政權的性質。八面槽往北500米路西的東廠胡同，有北京，沒準也是全國，第一座公園——余園。那是慈禧手下的大學士瑞麟得風氣之先，把自家的私園改成了公園。如果老佛爺當年也將頤和園對社會開放，那么愛新覺羅氏的后人金復新先生此刻坐在養心殿寶座上給全國臣民群發無厘頭博文，不是沒有可能的。如今多少大官富豪又在以拙政園為遠景、頤和園為愿景，大興土木。那天我經過寸土寸金的故宮護城河邊，看到不知又在給哪位巨公營造巨室，其造型的考究、裝飾的典雅已頗具貴族品質，早不是剛進城時的大老粗恨不在四合院里養豬放羊了。太陽月亮實在是夠不著，否則他們一定會弄自己家去，客廳上頭、臥室外頭各拴一個，由黑貝藏獒日夜看守。我游北海景山時嘗感嘆，那么大的園子，就那么幾個皇親國戚外加太監丫鬟，也太空曠了吧。大觀園要是多進駐些婆子成天嘰嘰喳喳，林姑娘何至于寫出“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詩魂”那樣瘆人的詩句呢?流行于古代士大夫中幽冷枯寂的詩風，跟他們占據過大的地盤的確有一定關系。既不想縮小地盤，又希望增加人氣，于是才有頤和園里的山寨蘇州街，弄得跟橫店影視基地似的。
流動人群
八面槽教堂前的廣場不但對公眾開放，而且富于人氣。這首先得表揚中國的基督教銅臭氣最少(還有回教)，不收費才敢拆圍墻，哪兒像各地的和尚廟，售票箱門口擋著，捐款箱佛前等著，兜里沒有一定的“儲備金”是不敢隨便問津的。其次要說它地理位置好，就在中國心臟的心臟王府井，不似有些小城市把大得沒邊的廣場建在無人區。這里有川流不息的國內外購物及觀光人群，包括溜東安市場溜百貨大樓溜到這會兒兩腿發沉的，東逛逛西逛逛逛到此處眼前一亮的。有一天，一列玩具似的觀光車從我身邊駛過，小喇叭里正在介紹教堂的歷史，有湖北游客嚷嚷停車他要拍照，我正想多聽點鄉音，觀光車叮叮當當就開遠了。還有一天，也在廣場那邊兒，一位外地婦女問我附近有個孫中山故居怎么走，我說住了幾十年就從沒聽說過什么孫中山故居。她拿了張北京游覽圖給我看，果然有沒有的名勝圖上都有，在不在的古跡圖上全在——它們，包括八面槽教堂，已被打造為北京旅游經濟的商標。圣誕之夜，時尚青少年把廣場擠得水泄不通，邊上停了好幾輛警車以防萬一。此外，這里三九天也能見到妙齡女子穿著低胸赤臂的白色長裙，由專業攝影團隊拍婚紗影集。應該說，對以上這部分人群，八面槽廣場只是他們生命相冊中一幀不顯眼的風景，他們之間發生的是一種可愛卻偶然的聯系。
周圍社區
這片廣場同另外一部分人卻有著更穩定的聯系，在他們的生活世界中也占據了更穩固的位置。這一帶老街舊巷密如織網，平房多為四合院出身的大雜院，不少門洞被各家雜物堵得跟焦莊戶地道似的;樓房也基本上是一二十年前建的，陽臺窗臺上堆滿各種零碎兒。新的高檔住宅很難在這里落腳，因為人口過密、拆遷成本太高，如果不能大規模連片“改造”，只建一兩座豪宅，周圍環境高檔不上去也是白搭：胡同只夠自行車鉆來鉆去，路虎進來跟虎落平陽差不多，哪個有錢人會放心兒女在這種地方成長?過去二三十年間中國經濟起飛、城市改造的過程，也是一個社會上的貧富分化、地理上的階級重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少老城區已淪為許多發達國家大都市破舊的downtown。不過，以中國幾十年天翻地覆的速度，以權力推動市場化私有化的強大能力，我想這種格局應該不會維持太久。新興資產階級雖然逃離這類地方沒多少年，他們坐在星巴克、上島、當代Moma里對從前雨天走路濺一褲腳泥、冬天上公廁屁股凍得生疼都還記憶猶新，但他們很快又尾隨著西方游客對門墩門環、老槐老柏——個別人甚至對鐵絲上晾曬的內衣內褲——有了新的審美體驗。不過以平民生活為底色的市井風情，他們倒是更愿意掛墻上面而不是把自己放里面。倒是這些胡同、宅院所鏈接的往事舊聞、尤其是靠近天安門故宮中南海的地理位置，賦予這一地區某種硬木家具的色澤，這色澤無疑會成為暴發戶下一階段的最愛。我想有朝一日，拾階而上的資產階級會以政府為后盾，以開發商為先鋒，以美化首都、弘揚傳統為旗幟，以改善群眾居住條件為交換，而進行整體清場的。往西南一公里的南池子已重建為古色古色的豪宅區。往西北兩三公里通惠河玉河遺址公園西側，一片飛檐斗拱的毛坯也正等著彩繪怡紅快綠，快弄得跟八王府似的了[13]。
八王府的花園里要是沒有妙姬曼舞、玉女吹簫那就不叫八王府了[14]。我看電視專題片《昆曲600年》第一集里介紹蘇州城里某文化新貴的私家園林“南皮石記”，園主已經把國家級名伶弄園子里小聚、在水一方隔著柔波賞玩雅音了。其中有一段園主與“三五友好”的對話頗可玩味：
主人：現在讓文化回歸我們的生活，文化跟著生活走，這是個多么好的想法!
好友：【笑】只能在這個高墻封閉的園林里這樣做?——
主人：我們這個音樂是可以大家分享的，是可以飄過墻的，雖然沒有張生來翻墻，音樂是可以翻墻的…
被中國革命以巨大代價推倒的“高墻”，如今又立了起來，流浪貓能翻進去，灰喜鵲能飛進去，而平等[15]、共享的價值觀就難了。網上的富人及準富人對美國法律允許居民射殺擅入私宅的陌生人——包括張生——特別津津樂道。與資產階級向貴族升級換代的建筑運動一路同行的，是所謂“高雅藝術”越來越像《韓熙載夜宴圖》了。北京東城“皇家糧倉”演出的《牡丹亭》，最便宜的票價360元，最貴則2000元。不少古色古香的表演場所索性改成會員制，成為官腕款小集體的堂會。美術家們的畫室直通富豪的收藏室，難怪他們老把美蒂奇家族掛嘴上呢。
唱的奏的滑的
住在這一帶的居民大多為中低收入人群，包括還在職或已退休的企、事業職工，以及賣水果改褲子做小籠包的外來人員，京腔京韻與南腔北調混為一談。每天晚飯過后，男女老少三三兩兩從四面八方溜溜達達匯聚于此。這個廣場比老的大院空場和新建小區的廣場要更開放，其使用者也更顯形形色色。就說南側龍爪槐下吧，兩年前那里聚著一幫樂手，為自報奮勇的“好聲音”伴奏。樂手中有的人看著面熟，好像在東邊空政文工團宿舍院里見過，應是專業文藝工作者出身。拉手風琴的是旁邊商店的門童，外地人，指法嫻熟，曲子記的也多，就是有點喧賓奪主，有時看不出是他給別人伴奏還是別人給他伴唱。小伙子生得眉清目秀，爹媽給了副好歌喉，練過美聲，有時一嗓子飆到半空不下來，看得周圍小姑娘眼珠都不會動了。有位常來唱歌的高個子老者，西服上衣運動鞋，《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是其保留曲目，只見他腰間別著自備小喇叭，左手保溫杯，右手麥克風，一邊唱，一邊走，一邊俯看左腳邊的野花、右前方的水牛，十分陶醉。他偶爾還用原文唱《外國民歌二百首》里的蘇聯歌曲。有一天遠遠聽到清甜婉轉的女聲，不少人和我一樣加快了腳步，待走近卻發現，歌者的身材、容貌和穿著都屬于早市上最常見的類型。我有一陣常去早市，愛用手機在白如蒸汽的陽光里拍照赤橙黃綠的蔬菜瓜果，順便也為各色人等攝影留形。我發現1980、1990年代還不時現身的“美女”如今在這種地方基本絕跡了。我短信一位“高雅女士”感嘆此景此情，她從巴黎回復道：這點兒，這地兒，除了大糙娘們你還能看到什么!中國這一輪階級分化及分布已大體完成，時間、空間、美色都已各就各位了。不過，到教堂廣場唱歌的倒有些容貌端莊、穿戴考究的中老年女士，兩手放的都不是家常位置，一看就是修過臺緣、練過臺風的。可能住這一帶，也可能路過。
這邊吹拉彈唱的同時，那邊穿著旱冰鞋、踏著滾板的小伙子們在廣場上往來穿梭，跳起跳落。我是1970年代末北京最早滑旱冰的一撥，聽別人反映滑得算是“自由自在”，曾幻想由八個轱轆載著漫游世界。那時的轱轆多為鐵制，滑快了火星四濺，在深夜的空街上，自我感覺不光腳踩風火輪，還“步步蓮花生”，往來仙佛之間。后來騎自行車的升級開汽車，一個個快得就像要趕著見親人最后一面似的，滑旱冰就太像“冒死吃河豚”了。等汽車速度降下來沒那么危險了，路上也堵得沒空子可鉆了。
廣場時空的分配
像道路一樣，八面槽廣場的時空也經歷了一次再分配，再分配的結果也是滾軸滾板滾出了廣場，準確地說，把黃金時段交給了廣場舞，唱歌奏樂也改到了別的時間。關于這次再分配的過程，沒聽說“利益攸關方”之間發生過大的沖突。這首先當然是因為中國人還不太把玩兒的事情當成多了不起的利益，不像公共樓道、公共車位那樣不霸占、毋寧死。廣場這類遠離私人領地的社會空間，其使用權歸屬的背后，隱然可見一些普遍而樸素的原則。先來后到是一條，但也不絕對，上面還有少數服從多數這一條管著。滑旱冰需要的空間太大，二十來人再帶點花樣動作，就能把整個廣場全占了，而廣場舞只要按規矩跳，可以容納三百人。于是，就像雪萊詩里說的You are many，they are few，民主占了上風，自由的歌唱和滑翔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留在這個空間，搬到另一個時間;二是留在這個時間，搬到另一個空間。另外，據組織者——那位大嗓門大塊頭的大姐講，他們可是跟派出所達成協議、承包了治安責任的。幾個外地打工棒小伙本來在廣場西側教授另一款舞蹈，已有不少中年婦女趨之若鶩，聽了這話只好解散，小伙子邊走邊說，“不就看咱們是外地人好欺負么”。其實另一個由北京土著教練的小舞群也被擠走了。倒是西北角有四五對跳交誼舞的，不知道為什么就未被逐客。也許人家跟胖姐是熟人，也許胖姐看人家彩衣長裙穿成那樣不像是好惹的。另外兩小群舞蹈與廣場隔著些距離，沒構成矛盾。有一幫少年跳街舞跳得神乎其神，動靜不小，胖姐嚷過兩回，孩子們挺乖，開小了音量，又退到了花壇(相當于自然國境線)外側，如今已成此處一景。其實舞蹈可以“多元共存”，不共戴天的是音樂，一個人聽著兩首曲子是沒法跳的——怪不得小平同志反復強調中央要“一個聲音”。音樂的版圖就是音量，我發現到后來各個舞群的音量掌握的都相當精準——本圈聽得清，外圈不嫌吵——主場顯得霸道些，但也不算太過分。不同的舞蹈還有一種共存方式，中國人最為拿手，那就是，加入你的秩序，發展我的特色。有些少年，人在主場，跟的也是這邊的音樂，跳的凈是哆哆嗦嗦的街舞動作。
“十六步”
大多數人跟胖姐走、跳廣場舞的根本原因在于，這里的廣場舞從頭到尾都是所謂的“十六步”，一晚上包能學會，最易參與，就連路過的中外游客看得興起，也會跟著手舞足蹈。筆者半輩子對舞蹈別說跳了，看都懶得看，就是因這兒的技術門檻低偶爾試水，發現自己居然還有這兩刷子，跟金星、皮娜鮑什成同行了，遂一發不可收拾。十六步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水平運動幅度不大，前后左右四個方向各動一兩步，也就是一平多米的正方形，邊界清晰，每個人在“境內”活動，互不相擾，卻又能共建并分享集體的氣氛，有點像從前的“大眾火鍋”——大家圍著同一鍋沸湯，在各自的網格里涮各自的肉。廣場舞的另一長處是不追求整齊劃一，允許自由發揮，加之舞雖是一個，曲卻有多支，這就易于普通人結合不同樂曲不同的節奏、旋律、情緒，用簡易的動作抒發自己的心情。有位小伙子，動作不是斬釘就是截鐵，像是要“削”誰，周圍人都閃著他，其實他也就是表現欲強而已，曾跑到前面臺子上一展雄風，被組織者轟了下來。又有位中老年男子，腳不動步不移，腰身跟風中火苗似地亂竄，嘴咧著從頭笑到尾[16]。還有一位被我稱為“抽筋男”的，乍看別扭，越看越覺得他舞姿別致。跳得最歡或者說運動量最大的，多為中年男性[17]。有個被一些女性昵稱為“大個弟”的，已經是全場最高的一位，鞋底跟裝了助推器似的，不斷躍向新高，寒冬臘月跳得只剩一件襯衫。有些年輕人不滿足于獨善其身，還結成類似“一對紅”、“互助組”甚至“初級社”那樣不同規模的小群舞，或對舞或環舞，跟的還是主場的音樂，人均占地面積比一個人跳時并未擴大，甚至還略有縮小。這種己中有群、同中有異的特點，跟偶人機器人似的團體操，跟張洪寶李洪志他們東倒西歪的自發功，都不一樣，倒是恍然馬克思所說“自由人的聯合體”。
廣場舞的組織
廣場舞之所以能一家獨大，除了“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條根本原因之外，組織程度高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胖姐他們在這方面確實有一套。跟派出所聯手的事姑且不論，最可道的是他們形成了一個骨干團隊，即前七排大約一百來人的穩定人群。有了這一百來人就有了氣場，就能控股整個廣場。但問題是，中國人哪個背后不天天控訴領導?哪個不盼望有朝一日法辦了領導?這一百來人憑什么要接受胖姐領導，當她的基本隊伍?答案很簡單：胖姐能滿足他們的需求。這個廣場由于地處鬧市，除了北風吹那幾天略顯地廣人稀，剩下的日子全都黑壓壓的，明擺著人對地皮的過剩“剛需”。經常是吃完晚飯，再洗完碗，再走到這兒，就沒地方插足了。去年春夏兩季我基本上是在臺階下跳的，低人一等不說，關鍵是顯得跟神經病似的。在這樣一種資源緊張的形勢下[18]，先來后到即排隊按說是最公平的分配原則。可誰得了好處不想永久把著?誰不想弄一塊屬于自己的“舞位”——就像釘了地鎖、自己掌握鑰匙的車位?于是，胖姐要隊伍，群眾要特權，兩種需求一拍即合，合成出了擁有前七排固定位舞位的隊員。隊員們統一發了不是驚紅就是駭綠的隊服，陣線分明，其他人一進去就淪為眼中釘——有回他們將一名“異物”驅逐出境后議論紛紛：“往哪兒鉆啊?鉆人窩里來了!”讀者也許會納悶，在一個公共廣場上臨時形成的社會里，胖姐給人特權，可誰給她特許呢?我想沒人給，包括派出所和作為基層政府的街道居委會。她的特許其實是那一百人給的，為了他們的特殊需求——屬于自己的舞位;并且得到另外二百人的默認，為了他們的基本需求——跳容易跳的舞。那為什么會是胖姐呢?因為胖姐有組織資源和組織能力：她能提供功率足夠大的音響設備;她能借用教堂的電路;她能協調禮拜活動和廣場活動的關系，包括有一回率領群眾跟教堂方面理論，并在神父當眾道歉后又帶領群眾鼓掌和解;她能時不時得到商家“贊助”，跳舞結束后發放“擱家嫌鬧、白給誰不要”的小百貨;她能組織核心團隊去外地旅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她還占據了正前方的臺子，弄倆人在上面領舞，看著挺名正言順。在中國，臺子是象征權威的重要禮器，對中國人潛意識的影響力不可低估。她用的擴音喇叭也具有類似的震懾功能，能相當于一個警衛班都說不定。此外，她的體量、音量以及比較橫霸的語言風格，也都構成了這類小型江湖世界或微型叢林社會所青睞的人格魅力。所以，當我有一次公平意識油然而生、破門而出，走過去問胖姐：你們怎么弄得跟終身制似的，不準備搞世襲制吧?她的回答干凈利落：“我可以停了它，誰有本事誰來呀!”停了它，我首先就傻眼兒了。
組織化與積極性
站在一邊觀察整個廣場，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有特權的頭幾排顯著有點無精打采，一些人能把舞跳得跟站樁似的;而后面沒特權的卻一片熱油爆火。這可不是我見仁見智，而是胖姐在臺上訓話時一再指出的問題。胖姐曾揚言收回衣服，甚至威脅要廢除終身制：趕明兒啊，咱這么著，前幾排的到點您不是不來么，那就讓后面的人到前面兒來!在這個群眾自娛自樂的社會空間里，熱情活力與組織化程度的關系十分有趣。二者先是正相關，即攜手同行，因為人的確是社會動物，好多事包括尋歡作樂都得在群體里實現，而群體是有組織的。這里的廣場舞雖不像國標舞或集體舞那么強調舞者之間精確的配合，只要大方向正確，別人往左你別往右造成碰撞就行了，但即便如此，參與者也需要彼此激發、相互感染，需要你追我趕的集體氛圍。人在陽光里存活，在目光里存在——我自己有時在屋里也蹦蹦，但終不像在廣場上人堆里跟服了中華鱉精似的那么有勁兒。不過再往后，組織化程度似乎就跟熱情活力成反比了。“群”越來越成為“己”的負擔。慰勞品發放的越勤越貴，說明負擔越重。有一陣前七排一人一頂能雷死人的帽子，上面還綴了閃閃發光的小燈泡，估計是為了電視臺拍攝時突出“咱們老百姓，是今兒個真高興啊”或“越來越好啦——啦——啦”的主題吧。我發現前面有個老頭帽子老反著戴，不解其意，有天向他請教。老頭說“不戴不合適，戴著多別扭呀!”去年冬天起，廣場前幾排的組織化又上一個臺階，成立了合唱隊。生冷生冷的夜晚，老人家們站得跟共和國衛士似的，一遍遍練歌，據說肩負了慰問演出的任務。挺長一段時間里，他們唱的真不怎么樣，估計也只能慰問聾啞學校，但進入芳菲四月天以來，兩個聲部三個聲部的已經很像那么回事了。這半年中，胖姐不光訓話，還領唱。一條跑調的嗓子何以領出了一支不跑調的隊伍，只有“主”能解釋。每天聽她那聲“橫——斷——山——”或“呼——倫——貝——爾”覺得有點受不了，但哪天要是聽不見了也許還真不適應。前天他們又在給隊員們發電腦本，圍觀的人群微有騷動，大概都想：連這都發?!只聽胖姐談笑風生，“還有人說等著發媳婦，我勸男同志就甭等了，咱們這兒啊，只有老太太!”
社會與國家（或公司）
在組織化的光譜上，一極是個人，魯濱遜或神農架野人那樣的個人;另一極是國家，第三帝國那類國家。八面槽廣場的中后部分是些組織相對松散的扁平社會，沒有明顯的等級結構，目的也比較單純[19]。馬路邊、大商場前、街心花園里那一片片一群群大多如此。而前面的幾排則更為趨近國家或公司，動機構成相對復雜，上下關系清晰可見，胖姐站臺上數落下面跟單位書記、企業老板申斥員工別無不同。今天很多人寄希望于公民社會的建設，他們可能忽略了一點：無組織的社會固然不是社會，太組織的社會也不是社會，而是國家或公司了。一些張燈結彩的“公民社會組織”，進去溜達一圈會發現跟衛戍區或株式會社差不太多，這是需要有心人留心的一個問題[20]：我們是要用很多個國家代替一個國家嗎?另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社會向國家或市場的轉化，是目前相當普遍的現象。一方面，要承認其合理性，不妨理解為國家、市場、社會三者之間正常而良性的互動。從普通參與者的角度，歌也唱了雖然拘著點兒，舞也跳了雖然收著點兒，還能給家里免費帶回點兒禮品，這有什么不好呢?從胖姐的角度，她能兩只腳踩中國社會結構的三大板塊，居間協調，實屬今后中國最需要的領袖型人才;而且這么一個鬧哄哄的場子沒點兒強人作風也真hold不住。但另一方面，也確實要警惕后者對前者的收編或吞并。中國未來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否建立一個健康的、稱得上“社會”的社會，與國家、市場形成牽制、競爭、互補及合作的關系。
離開廣場
我后來發現廣場邊上還有個二三十人的舞群，去了幾次就不太想回廣場了——偶爾也回去跳跳。反思一下為什么不想回去，主要有兩條。第一，雖然理性上理解，但我感情上不喜歡權威，骨子里有個人/自由主義者的一面[21]，記得上高中后就受不了排隊齊步走尤其是喊號子了，覺得跟傻子似的，平日也是能不見領導就不見。因此，對胖姐頤指氣使的一套易生反感，一直沒領他們的衣服褲子。沒更好的地兒呆那兒也挺好，有更好的去處自然就“辦移民”了。第二，主場尤其前幾排有讓人特別掃興的一面，雖然不是經常，但因誰擠著了誰而吵架動手的事也不是沒發生過，有回把110都招來了。擁擠當然是個因素，但還要結合其他因素——貼面舞還就嫌不擠呢。我想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這幾十年利益爭奪的歷史運動已經內化成人與人之間高度的不信任感及防范意識。在“張叔”“劉嬸”的熟人社會如大多數基于單一社區的舞群，平日低頭不見抬頭見，情況會好一些;在由南北東西好幾個社區外加相當數量流動人員構成的這個廣場舞群，情況就會差一些。還要再結合一個因素：這里的居民前面介紹了，屬于中低收入的中老年人群，在社會戰爭的硝煙里呼吸久了，一肚子怨氣易燃易爆[22]。社會對底層民眾的剝奪徹骨徹髓，不光在經濟上搶走本來該屬于他們的財富，還在心理上沒收了他們的陽光心態及月光心境，罰他們一天二十四小時為一點蠅頭小利站崗巡邏、當牛做馬。
換個新群
我新入的這伙與此形成一定的反差。這個群體以三四十歲的中青年女性為主，多為外地來京務工的新北京人，聽他們七嘴八舌說什么“進貨”，什么“老板不在，愛賣不賣”之類的話，應該是售貨員、做點小生意什么的吧——在我們胡同開小菜店和洗衣店的那位河北農村婦女有時也過來。本地人也有一些，有位大家都叫他“F老師”的中老男子，每天駕駛電動三輪摩托，載著外地小保姆(我猜)和三條狗，像一幅畫從胡同的夜色中飄然而至。這里的氣氛顯然比廣場平靜親和，人員密度的確低于那邊，但也有擠的時候，趕上“剮蹭”，彼此報以一笑，覺得是件好玩的事。相對穩定的小群體更容易這樣，但這不是唯一原因。外地人進京求發展走的是上坡路，光明會多于陰影;年輕人入世尚淺來日方長，希望會大于怨懟。這兒的舞蹈比那邊復雜，一支曲一樣舞，什么“24步”、“34步”、“60步”，每天會跳一二十種[23]。幾位“自然形成”的領舞者前一個小時總是帶著跳大家都熟悉的，余下的時間再學些新花樣，讓人感到對多數和后進的關照。這是個沒上沒下的世界，有張羅而無領導，有差別而無等級，平日里無時不在、無處不至、就連單位年終聯歡會也不肯放過的不平等體制在此神秘失蹤。這是個無利卻起早的世界，腿跟著心兒跳個不停，心跟著曲兒飄個沒夠，而由錢啟動、發動、策動、推動、拉動、煽動、運動而沒了錢就一動不動的“自然規律”，也暫時一邊歇著去了。
外來務工者
北京市外來人口已近千萬，“原住民”與“外來客”的關系，雖然比世界上出了排外血案的城市要好，但也不是沒有緊張。有些本地人對外來勞動者(一般人也接觸不到龔愛愛那樣的外來食利階層)心存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24]。記得有一次我在西四十字路口等紅燈，一個外地小伙子騎著自行車，前梁上還坐著一小伙子，他停下來腳沒支穩，連人帶車倒在一位本地大叔腳邊。大叔看著他倆鄭重宣告：“我們北京人，不歡迎你們!”我說了句“我也北京人，您就別代表我了”。小伙子倒是爬起來啥話沒說臊眉耷眼推車走了。在這種歧視、敵意的氣氛里，外地人不把北京當小便池才怪呢。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但尚未得到太正經的對待。記得頭好幾年一些中外先鋒藝術家把外來打工者當一隊毛驢似地牽進他們的裝置藝術，或一人端一塊轉頭，或讓眾人在大橋下疊羅漢，做托起中國狀，嘁哩喀喳拍成攝影作品后給每位道具發50塊勞務費遣散。而在八面槽這兒，外來打工者是主語而不是賓語，尤其不是介詞賓語。這些跳動的主語以嫻熟靈活的舞姿，給這個原本略像老邁的空間注入青春活力。廣場南側一位總穿著背心的外地中年光頭，跳得搖頭晃膀，恣肆酣暢，帶動周圍的姑娘小伙兒，像草原上的馬群奔騰而來，呼嘯而去，極富感染力。我們這個群里，不少跳得好的一張口也是外地口音。有位長得矮矮鼓鼓的外地女性，有幾款舞跳得特別有感覺，曲子一起眾望就歸了她，她也當仁不讓，跑到前排正中習主席的位置上翩翩領舞。在現行的社會不平等體制(包括城鄉二元體制和一二三線城市等級制)及其配套的審美標準所覆蓋的絕大多數社會生活領域里，“魅力”屬于那些由高檔服裝、高檔化妝品、外加鉆石項鏈英語單詞所組成的衣香鬢影，這些穿著樸素、相貌平常的男女是不存在的。但情況到這里有所改變：以身體與藝術最樸素的尺度來衡量，“酷”的是他們，“土”的倒是我們[25]。我有時看她們從不矮的鐵欄桿翻進翻出，感覺要比妝模作樣的中產階級貴婦自然、順眼多了[26]。
身體的“繼續革命”
說得夸張一點，發生在廣場、公園和馬路邊上的群眾舞蹈是身體與舞蹈關系史上的一場“繼續革命”。起碼就中國主體民族漢民族而言，舞蹈脫離絕大多數人的身體已經有千百年了。三六九等的不平等體制把“勞心”供在上面，把“勞力”踩在下面，年深月久，身體能不動就不動成為普遍的價值觀。達官貴人端坐在太師椅上，把舞伎叫來看她們動。就連普通人孝敬父母也是“媽您坐著甭動我來!”其實得益的是他，吃虧的是媽。一個鄙視四體、蔑視運動的文化不盛產“東亞病夫”盛產什么?有時看著官場上的小狗腿子攙著四五十歲的領導上下臺階，真想過去建議他們改攙為歌，讓領導踏歌扭著上去，旋著下來——實在要架，也架著領導走回“太空步”。回想自己從小到大，凈看別人——舞蹈工作者、舞蹈家、還有最近流行的“舞者”——跳舞了，而自己跳舞則只有“迎九大”那次學校組織的“忠”字舞，因為是任務還政治不跳不行，留下的身體記憶跟搬蜂窩煤、摔磚坯子沒太大區別。由于缺少參與，筆者對舞蹈既無欣賞的能力也無欣賞的興趣。有時坐在國家大劇院、天橋劇場、保利大廈，看著那些神仙般的人物做著妖怪才做得出的動作，會生一種很深的陌生感：這一切跟我有關么?它們只跟我的頭部有關，只跟頭部的視網膜以及頭腦中很異化的藝術時尚、極扯淡的文化身份有關，卻跟本來最該有關的四肢百骸無關。我真佩服不少慢三步都走不利落的人，講起芭蕾舞的什么“揮鞭旋”就跟親媽說“我們兒子”屁股上那塊胎記似的。許許多多歪在沙發里輪椅里的業余體評人，也是一輩子球沒碰過水沒跳過。
1970年代末、1980年初交誼舞席卷全國，那其實是中國舞蹈史上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舞蹈與大多數人的身體終于會師了。但這次歷史性“會師”卻被搭載在它之上的另一起“會合”喧賓奪了主。非夫妻、非母子、非父女的兩性身體，在經過了修道院似的的十年文革之后，終于在交誼舞的舞場上“會合”，越獄似的廣大男女如醉如癡地享受“會合”的樂趣[27]，沒有誰會留心“會師”的意義。“會師”不但被“會合”搶了風頭，還受了連累。男人女人想起自己另一半在跟其他人“會合”便怒火燒——人性就這樣，沒辦法。有些紳士淑女候選人試圖超越人性，效但果也不過文火煨心，沒噗鍋而已。有些老爺們兒為阻斷女人和其他男人的進一步“會合”而斷然出手、血染舞場的事情時有耳聞。交誼舞的男女配對兒把本來簡單的事情復雜化了，對于群眾舞蹈的普及它既是動力也是阻力[28]。而后來以迪斯科為基本樣式再加變通的這類廣場舞蹈，不少是以個體為單位，大家雖成行成列，但彼此不挨不碰而且較少配合，這就大大減少了來自技術、心理、人際、特別是婚姻兩性關系上的麻煩，解除了潛在參與者的后顧之憂。遺憾當然也有，那天我從上文提到的中年光頭男身邊經過，他正即興發揮，跟小伙子跳對舞，虎頭肌與虎頭肌相碰之際聽他長太息：“你要是女的就好啦!”性的吸引是所有舞蹈的題中之義，這里也不會例外。不過這里有空氣絕緣，吸到一塊兒的概率要肯定小于握著摟著的交誼舞。
身體革命中的男性
舞蹈回歸民眾身體的說法，尤其適用于男性。以中國的性別文化，不少女孩、女生沒少跳舞跳皮筋，到了女人階段也會參加一些諸如慶“三八”、迎奧運之類的舞蹈活動。而男性一輩子沒跳過舞就像一輩子沒進過女廁所一樣正常。我那天跟賣餡餅的蘇北小老板聊天，問他每天健身不，去沒去南邊廣場蹦的蹦的。他說老板娘有時去，“我可不去，我打沙袋”。男性頂了個“男子漢”“男子氣”的盛名，沒少虧待自己：從小到老的姿勢動作不過伏案、叉腰、背手、散步、鞠躬、揮拳、瞄準、拔刀、抗麻袋、打沙袋、抽耳光、掃蕩腿那些，能不能湊出三十六樣都難說，別說七十二式了，而且弄得自己不是貼著膏藥就是裹著繃帶。人世間不少賞心樂事，就因為一道性壕橫在那兒，讓一半人口可望而不可即。熱天穿裙子搖搖擺擺里面定是清風習習，比褲子勒腿上舒服多了，可哪個男的要是穿了，別人會想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是不是要上變性手術臺?女性大膽開發、勇敢引進讓自己受用的事物，這一二百年間已成為風起云涌的世界性運動，鬧得如今公共場所女的可以穿背心，男的反倒不讓了。不過，男性既非傻子也非自虐狂，在取我所需、找我所樂的路上也沒歇著。舞蹈讓他們中不少人發現身體原來還可以這么動，而且動得既健康又有趣還怪舒服的。這兩年，越來越多的老中青男性加入了舞蹈娘子軍——有的甚至成為黨代表甚至發起人。中國人的性別意識及性別規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我原來覺得天下最丟人的差事莫過于小俊男們歪頭側臉給女歌星伴舞了，如今態度已經平和了一些。但對舞蹈基于性別文化的成見，在我這兒還保留了不少，總覺得不應該是七尺須眉所為。如果哪天來跳舞的男性特別少，尤其是只剩了我一個的話，就會感到緊張，盡量呆在樹影里。我現在跳舞，腿腳已放得很開，據我老娘鑒定，看著不那么“梆梆硬了”。原因之一，可能是這兒的舞蹈多以腿腳動作為主，看著比較中性化吧。那天晚上領舞的在一段舞里加了手臂動作，我就有些遲疑，覺得太脂粉氣了。回家路上經過街邊的另一個舞群，發現那兒的大老爺們正右手叉腰左手招搖，不僅是“輕盈”、都有點“婀娜”了[29]。看著這些身體革命的沖鋒隊員，心里的感激轟跑了嘴角的嘲笑。
重建社會，重建意義
近三十年來，市場經濟快速膨脹為市場社會，財富價值觀對中國人的意義世界進行了瘋狂的掃蕩，垣殘壁頹，尸骨枕藉，只留下一路三樣貨生龍活虎。頭一樣是“錢”，第二樣是跟代金券差不多的“權”，第三樣是越來越等于投幣機的“色”。那些購置了十套百套家居的房叔房嬸房霸們，終日蜷縮在不到一立方米的意義天地里，除了錢什么也看不到，除了搶錢什么也想不到。上層如此，下層也不會別樣，就像我在其他地方說的：既然車頭是朝著福布斯排行榜跑，也就別指望著車廂朝著學雷鋒光榮榜跑。平心說，致富是中華民族近代一項基本任務，改革開放是一次財富上的急行軍。在這個席不暇暖、上氣不接下氣的進程中，財富價值觀以及“經濟人”“理性人”的人性論和方法論等等，起到了軍鼓軍號白干兒白面兒的文化動員作用，不是一點合理性都沒有的。只是這類春藥似的東西，短期內固然能收提速熱身的效用，長期服用就會壞人腦子，并通過壞人腦子進一步壞人身子——喝糊涂了的人覺得越喝越好。而喝了又喝的結果已經明擺著：社會關系創深痛巨[30]，風氣敗壞，道德淪喪，毒搶偷騙幾乎成了生活常態(我家座機每十個來電就有六個是行騙的)。社會情緒風干物燥，社會沖突火星四濺，生活在自己的國家卻時有經過敵占區的感覺。中國確實應轉向更平衡、更全面的發展，應該重建更公平的社會關系、更豐富的意義世界了。其實，就在精英們拿著B超探頭在領導人講話稿上領會來領回去、領會不準“上意”到底啥意思的時候，就在學者們捧著不知道修訂了多少稿的“改革頂層設計”不知道該往哪兒遞的時候，不少民眾已開始在廣場、空場，在公園、街邊，在不斷開拓的社會空間里行動起來，拯救自己的人生、人際與人心了。有一天跳舞前聽一位大姐嘆息生活不易：“可不兒嘛，省著省著，窟窿等著!”又一天跳完舞見一位大姐揚揚而自是：“咱掙得少，可活得好!”
偶爾會從教堂古老門窗中飄出風琴聲和圣歌聲，聽著很遠又很近。它們與廣場及周邊的伴舞歌曲一靈一肉，可謂天差地別;但就翻修社會關系、重建人生意義而言，它們又像同一個工地上的兩個民工。舞曲中有一支男聲《美麗的七仙女》，其中唱道：
美麗的七仙女——
我就這樣愛上你
我這個人老實平凡
真的是配不上你
多情的七仙女——
謝謝你讓我愛上你
我會努力耕田種地
討你的歡喜…
回回聽到這首歌，心里都會生一種人間天上的悲苦和感動。凡塵中，“美麗”、“多情”已漸漸成為一道道佳肴，被川流不息地端上黃金打造的餐桌[31]，而“耕田種地”被尊重、“老實平凡”被欣賞的記憶則像天國一樣遙遠了[32]，但依舊像群星一樣閃耀。人民群眾閃耀的夢想與基督的救苦救世精神渾然無間，踴躍著的廣場和祈禱著的教堂實為一體。
多余的話
近兩年來，除了出差和聚會，我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去教堂那兒跳上一個小時。來回的路上遇上熟人打招呼，我會用“去活動活動”、“剛蹦的了蹦的”來輕描淡寫，其實這一小時對于我的意義比那要大不少。在生命的時間線上，每隔23小時便有一小時像禮花一躍而起，綻放為一個童話般的空間，讓余下的時間也都染上它的笑意。在這個空間里，恒星在頭上閃耀，男女在地上跳躍，白楊樹在風中竊竊私語。還有，還有F老師帶來的三條狗：那只棕色卷毛小泰迪幾個月前動過手術，用毯子裹在車筐里，兩顆淚珠般的眼睛正望著你的眼睛。那只老京巴已步履蹣跚，它選擇了一個可以兼顧F老師和小三輪車的位置，臥在那兒左顧右盼。那只短毛小白狗則跟著舞蹈的人群來回蹦跳。它似乎不滿足于那些簡易的舞步，它飛速的左旋然后右旋，讓人產生一個剛跳到眼前又不知蹦哪兒去了的美麗聯想……
[1]八面槽教堂為“東堂”;“南堂”在宣武門路東北側;“西堂”在西直門;“北堂”在西什庫，義和團當年“吃面不放醋，炮打西什庫”說的就是這里。
[2]但“宗教信仰自由”基本上只涵蓋佛、道、耶、回幾個老字號，其他小門小戶都成了“邪教”而不知所終——應當與抗美援朝及鎮反有一定關系。“一貫道”就是按“反動會道門”在鎮反中被“堅決取締”的。即便是經過了“放大抓小”的宗教信仰，其制度及政策環境肯定也談不上風調雨順。解放初云門寺就因“特嫌”而被查抄，駐錫于該寺的虛云法師都被打了。時已年過百歲的法師是位嚴格意義上的“高僧大德”，他有副對聯“兩手將山河大地捏扁搓圓掐碎了遍撒虛空，渾無色相;一棒把千古業魔打死救活喚醒來放入徽塵，共做道場”，寫得實在是好，順便傳傳吧。
[3]儒家也提供這類終極意義，但對象主要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事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只幾筆，便勾勒出一個生命不朽之境。文天祥的“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獄，上則為日星…”也是如此。
[4]而梵宮里的“佛唄”固然莊嚴清凈，但跟現實的公、私生活交集有限，終覺“隔”的多而“通”的少;道教齋醮音樂，就更不必論了。
[5]那時小學有教室但很少有禮堂，趕上惡劣天氣又要開大型聚會，就臨時借用這類地方。“救世軍”的組織解放后不復存在，但建筑保留至今，就在八面槽北邊一點，從前是救世軍“中央堂”的教堂部分，現改成了“金帆音樂廳”。而從前的辦公部分解放后則成了居民住所，黑黢黢的樓道里堆滿了雜物;而地下室部分如今出租為酒吧，或許是因其地形而取名“半坡”——其實半坡的仰韶文化遺址，建筑只是半地穴式的。
[6] 1980年代初期的氣功健身熱，至1980年代中后期升級為特異功能熱，頗有民間宗教(folk religion)的元素，側重于“遠程搬運”“意念遺物”之類的新版怪力亂神，與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初中全社會都想走捷徑“發大財”的時代氛圍正沆瀣一氣。
[7]知識分子剛隨高考制度一躍而起，待業青年就通過躉西瓜賣蛤蟆鏡成了萬元戶，而糧價提高也讓農民躊躇滿志，“大白饅頭拿腳踢!”
[8]某功“真善忍”的那個“忍”標志了氣功由健身而迷信而宗教三部曲的2晉3。
[9]房地產大鱷任志強先生最為典型，他的微博經常發布兩類情緒：一是不滿黨國沒讓他們民營資本家撈夠(任是國企老板，但以民企自視);二是覺著要撈到什么時候才算是頭啊——“世態炎涼冷眼看，思清心靜知因緣，紅塵喧囂浮云漫，去妄尋根悟真禪”(2013-6-29-07：27)。一些金碧輝煌的大款大腕開始在微博上“靜水深流”“疏云淡月”起來了，估計也是想給自己放放風吧，理解為沿著馬斯洛的需要階梯拾級而上亦無不可。
[10]其實也最濫，釋永信那樣的在僧團中的代表性不會太小，而在家人把禮佛當求吉利、買彩票的也不在少數。
[11]我黨對于廣大黨員吃著這邊兒信著那邊的情況基本上不聞不問，說來也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智慧，不像武松的兄長，終因身高和氣性太不成比例而殞身。當今佛教的盛行，除了其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葉茂、信仰大面積空白而一般旁門小道填補不上的原因，它的非政治化、低組織化，對現有政治架構只“補臺”不“拆臺”的特點，也為它贏得了發展甚至泛濫的空間。而基督教這些年因不少自由派人士紛紛加盟而帶有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政治色彩——我想在當國者眼里。
[12]筆者三十年前偶爾走進西四缸瓦市教堂，頗為其中友愛的氣氛和動人的歌聲所打動，日后參加過幾次查經班，終因無法接受其超自然部分而離去。1999年創作戲劇《切·格瓦拉》劇本、面對格瓦拉的犧牲時，深感佛陀、耶穌、格瓦拉這些拯救者，其實是來自同一個家族、奔赴同一個目標的。
[13]但愿是我誤判，過些時那一帶能紛紛掛出“戲曲博物館”、“漕運博物館”之類的牌子。
[14]中國豪富們的一些私人會所快成肉鋪了。近見報道，有靚女拿著處女證明走街串巷、送貨上門，終于敲開一扇豪門。
[15]精英階級作為貧富分化的受益方，普遍否定平等價值觀，“平等”被他們提起，也只有在“自由、平等、博愛”這種固定短語里。
[16]普通中國人對自我的表達，比起二三十年前變化可謂巨大。從前大家碰上個鏡頭、話筒都是紅著臉往人堆兒里鉆，如今則旁若無人。這種變化不可能不給群己關系帶來新的變化。
[17]這是個有趣的現象，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似乎都跟傳統的男性角色有關。一是男性可以比女性更自由，二是中年男性在別處承受更多的社會壓力，需要到這兒“使勁”解壓。
[18]就這點而言，八面槽廣場的舞蹈不太像其他地方的同類舞蹈，倒更像資源緊張、分配問題嚴峻的中國社會。
[19]不過，廣場前面幾排是不是覺得有些優越感就不得而知了。有天我聽一位本地口音的中年胖婦跟旁邊人說“我不愛來這兒，我一般去舞廳”。我跟朋友聊起這里的諸般好處，也有朋友頗為我“已經加入街頭老太太秧歌隊”“跟農民工早市買菜的混一塊去了”而感嘆。內心的等級秩序依稀可見。
[20]關心中國社會前途的學者們喜歡談論“社會的自組織”，從商會教會工會到紅衛兵到NGO不一而足，其基本思路是用社會組織取代或抗衡國家權力。社會的某些部分無疑需要較高的組織化，否則實現不了自身的目的。但也需要一些部分低組織化，因為平衡不平等體制及其內化的壓力緊張，也應該成為“社會”的一部分功能。總之，對于“社會”應從組織化的角度給予更復雜、更多元的理解。
[21]近幾年公交地鐵上八十歲老漢、五十歲健婦大打出手的報道頻現網絡。我那天在同仁醫院見一個戴眼鏡的七八十歲老頭痛罵問診臺的護士，也是聲嘶力竭，臟話亂濺。這種“為老不尊”的現象既
與特定社會經濟的年齡群體(cohort)有關，同時在一定程度也代表了社會的一般傾向。中國幾十年以拉大差距為導向的高速經濟發展，其社會代價就是在普通民眾日常摩擦中一筆一筆的小額支付——當然國家生活中還有大額的。
[22]近幾年公交地鐵上八十歲老漢、五十歲健婦大打出手的報道頻現網絡。我那天在同仁醫院見一個戴眼鏡的七八十歲老頭痛罵問診臺的護士，也是聲嘶力竭，臟話亂濺。這種“為老不尊”的現象既
與特定社會經濟的年齡群體(cohort)有關，同時在一定程度也代表了社會的一般傾向。中國幾十年以拉大差距為導向的高速經濟發展，其社會代價就是在普通民眾日常摩擦中一筆一筆的小額支付——當然國家生活中還有大額的。
[22]技術難度有助于群體保持相對小的規模，許多利益豐厚的小社會都是有意無意地通過技術上高墻深塹，來維護現有成員的既得利益，使肥水不外流。文化學術小世界也經常用晦澀的術語、概念、
理論等等把人擋外面。這里的舞蹈未必出自高墻深塹的自覺，但確實具有高墻深塹的效果。
[23]技術難度有助于群體保持相對小的規模，許多利益豐厚的小社會都是有意無意地通過技術上高墻深塹，來維護現有成員的既得利益，使肥水不外流。文化學術小世界也經常用晦澀的術語、概念、
理論等等把人擋外面。這里的舞蹈未必出自高墻深塹的自覺，但確實具有高墻深塹的效果。
[23]這是一種縮小版的民族主義，縮到最小，當然就是自我主義(egoism)。
[23]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一個人一件作品所以“美”是因為老看看順眼了(請別拿鳳姐駁我)，一生二，
二生三，無中也能生出有來。占領了視線也就占領了“美”。這是主流藝術家裝沒看見
的美學規律。俗話所謂“情人眼里出西施”以及我以前舉例過的中老年婦女的色情文學，其實頗能說明這層道理。
[24]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一個人一件作品所以“美”是因為老看看順眼了(請別拿鳳姐駁我)，一生二，
二生三，無中也能生出有來。占領了視線也就占領了“美”。這是主流藝術家裝沒看見
的美學規律。俗話所謂“情人眼里出西施”以及我以前舉例過的中老年婦女的色情文學，其實頗能說明這層道理。
[25]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一個人一件作品所以“美”是因為老看看順眼了(請別拿鳳姐駁我)，一生二，
二生三，無中也能生出有來。占領了視線也就占領了“美”。這是主流藝術家裝沒看見
的美學規律。俗話所謂“情人眼里出西施”以及我以前舉例過的中老年婦女的色情文學，其實頗能說明這層道理。
[25]這當然并不意味著她們真有自己的美學。對于電視上“淑女”“貴婦”的模板，她們“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其樸素之美實在是一種自在而非自覺的狀態。
[25]十年文革的禁欲主義為后來的
改革開放提供了巨大的性動力，我們十年前組織過一次“性與中國社會轉型”的研討會議論過此事。見黃紀蘇的會議述評《男女尋常事，風云變幻天》，載于《天涯
》2004年某期，網上可以搜到。
[26]十年文革的禁欲主義為后來的
改革開放提供了巨大的性動力，我們十年前組織過一次“性與中國社會轉型”的研討會議論過此事。見黃紀蘇的會議述評《男女尋常事，風云變幻天》，載于《天涯
》2004年某期，網上可以搜到。
[27]十年文革的禁欲主義為后來的
改革開放提供了巨大的性動力，我們十年前組織過一次“性與中國社會轉型”的研討會議論過此事。見黃紀蘇的會議述評《男女尋常事，風云變幻天》，載于《天涯
》2004年某期，網上可以搜到。
[27]我認識不少當年的俊男靚女居然都從沒學過交誼舞，想必是其中的某些敏感關系不好處理吧。
[27]變化很快，前兩年我遛彎時一路搜索，男性還絕少，有也是那種活到混不吝階段的老頭，而今
年穿著地面的中青年已有不少。
[28]變化很快，前兩年我遛彎時一路搜索，男性還絕少，有也是那種活到混不吝階段的老頭，而今
年穿著地面的中青年已有不少。
[28]經濟跑得四蹄生風，社會卻疼得滿地打滾。很多人注意到了經
濟發展有延緩、掩蓋社會矛盾的一面，希望用飛奔來解決狂奔中產生的問題，經濟問題卻不斷地轉嫁為社會矛盾，發酵為政治危機。
[29]經濟跑得四蹄生風，社會卻疼得滿地打滾。很多人注意到了經
濟發展有延緩、掩蓋社會矛盾的一面，希望用飛奔來解決狂奔中產生的問題，經濟問題卻不斷地轉嫁為社會矛盾，發酵為政治危機。
[30]經濟跑得四蹄生風，社會卻疼得滿地打滾。很多人注意到了經
濟發展有延緩、掩蓋社會矛盾的一面，希望用飛奔來解決狂奔中產生的問題，經濟問題卻不斷地轉嫁為社會矛盾，發酵為政治危機。
[30]網上最近報道武漢富豪相親會，每位富豪要繳10萬元報名費，參與海選的女孩上屆就達到5萬人。據組織者介紹，“皮膚白，臉蛋美，面相善，身材好，氣質佳，這就是富豪們喜歡的美女類型
”。女孩除了相面、答題、廚藝之外，居然還增添了號脈一項，以后不知還出什么花樣。而江蘇電視臺節目“非誠勿擾”中那位美女“寧愿坐在寶馬車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后座上笑”的表白早已聞名天下。
[31]網上最近報道武漢富豪相親會，每位富豪要繳10萬元報名費，參與海選的女孩上屆就達到5萬人。據組織者介紹，“皮膚白，臉蛋美，面相善，身材好，氣質佳，這就是富豪們喜歡的美女類型
”。女孩除了相面、答題、廚藝之外，居然還增添了號脈一項，以后不知還出什么花樣。而江蘇電視臺節目“非誠勿擾”中那位美女“寧愿坐在寶馬車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后座上笑”的表白早已聞名天下。
[31]筆者在戲劇《我們走在大路上》第三幕曾描寫198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巨變，其中有段臺詞：
說你“老實”——可不是夸你
說你“邪性”——可不是罵你
說你“本本分分”
——可不是抬舉你
說你“本本分分”
——可不是抬舉你
說你“乍乍乎乎”——可不是數落你
說你“人挺可靠”——是說發家致富靠不上你
說你“混蛋一個”——是說將來混得好的，可能還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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