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青年藝術團成立于2002年，是由孫恒、許多等打工者組成的一支為打工者提供義務文化服務的演出團體。自成立以來，他們堅持“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的方式，從要為打工者發出聲音的打工青年藝術團，發展成了為工友提供文化教育及權益維護的公益機構——工友之家，從分散在城市邊緣的點滴活動，到建立了文化基地，創辦打工文化博物館，在短短的幾年時間中，走過了一條曲折的發展道路。
在這條發展道路上，打工青年藝術團首先堅持的是以“大眾文藝”的方式，通過歌聲，歌唱“勞動最光榮”，確立打工者的價值觀，引導打工者的文化自覺。同時，面對打工群體的現實需求，他們將打工者的群體利益放在首位，以組織的形式，協助工友維權，提供日常服務。2008年他們創辦的打工文化博物館，更是承擔了為打工者書寫歷史、建設打工者文化認同的重要使命。值得注意的是，打工青年藝術團的發展道路，一直是在社會秩序的框架中，隨著現實的變化，調整自己的工作方式，與基層政府保持著良好的互動，摸索著發展道路。
打工者這個特殊的群體連接著城市與鄉村，同社會的發展、城鄉的建設具有緊密的關系，而打工者的組織建設與文化建設，是城鄉互動、城市建設與鄉村發展中的重要環節。為此，我們特別邀請了打工青年藝術團的核心成員、打工文化博物館館長許多，從他自身參與的打工青年藝術之家的發展道路入手，描述打工者文化建設與組織建設的動態過程。
從“藝術家”到打工者的身份認同
打工青年藝術團(編注：現更名為“新工人藝術團”)的成員來自全國各地。我們來北京，和廣大進城打工的工友們一樣，無非是為了“求個生存、圖個發展”。不同之處僅僅在于，打工青年藝術團的核心成員都有些文藝愛好，來的時候，都帶著些“藝術家”的錯覺。
演員王德志是我們中最早到北京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帶著對相聲的熱愛與向往，偷了家里為數不多的幾百塊錢，踏上了進京的火車。一下火車，他打聽著路直奔中央電視臺，到了央視的大門口，經過一番自我勉勵，他鼓起勇氣向門衛傾訴了自己的心聲?？砷T衛對他說，春晚的節目是早就定好的，像他這樣是根本不可能參與的。失落的王德志在北京街頭徘徊許久，最后只好進了一家飯館干起了雜工。在我們幾個核心成員中，王德志干過的工種最多，這在他后來創作的相聲作品《漂》中有過生動的描寫：“我是東城干過飯館，西城修過水暖，朝陽跑過廣告，宣武掏過下水道……”
藝術團的團長孫恒和我有些相似，當初都是受了些搖滾樂的誘惑，覺得家鄉太壓抑，“逃”到了北京。我們的想法很簡單：生活在別處，因此拼命地要去掙脫地面的一切枝枝蔓蔓，要飛到天空中去。可是，當我們似乎真的自由自在地飛進了天空，卻發現天是空空蕩蕩的，四處滿是望不到頭的迷茫。后來，孫恒離開了北京，去各地流浪。我則把自己關在屋子里，透過墻上的窗，想象著外面的世態萬千，然后閉門造車，去街頭、地下通道、地鐵站，彈著吉他孤獨地唱著自己的憂傷和憤怒。
2001年夏末，我遇到了流浪回來的孫恒，他流浪歸來后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學校教孩子學音樂，我深受啟發，也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當音樂老師。到了這時，我才發現，原來生活不在遙遠的別處，意義不在自由得只剩下自己的天空中，生活的意義在腳踏實地地前行中，在擁擠的人群之中;我們也不是什么高高在上、自我陶醉的藝術家，我們是要靠雙手來養活自己的勞動者、打工者。
當我們回到地面，回到腳踏實地的生活中，我們便有了種子找到土壤的感覺。于是，我和孫恒決定要成立一個為打工者演出的文藝隊。2002年五一勞動節那天，我們用三輪車馱著一個大堂鼓和兩個既小又破的音箱，背著吉他，從北五環外一直騎到二環路內的雍和宮附近，參加在那兒的一家為外來女工服務的公益機構舉辦的聯歡會。就是在這次演出中，我們的“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宣布成立了。
從高高在上的“藝術家”，到認識到自己是普普通通的“打工者”，這個過程所包裹著的既有我們鮮活的生活體驗，也有我們身份認同后的理性思考，體現了我們對社會、對生活的重新認識。
像我們這樣生活在城市邊緣的異鄉人，剛到北京的時候，總有種強烈的羞辱感。我們在郊區的村子里租房住，最怕的就是聯防來查暫住證。有時候在屋里睡覺，也得把門從外面反鎖上，制造屋里沒人的假象。出去唱歌時，我們也生怕被罰款，更怕被收容。
最開始，我是用一種藝術的審美來消解這種羞辱感的，用一種個人的、搖滾的憤怒來發泄，用一個所謂的藝術家中立的身份，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而這，只能讓我沉浸在一種自我的審美快感之中，時間長了，連憤怒都被稀釋掉了，只剩下傷感和迷茫。
而當我們打破了“藝術家”的幻象，真實地回歸到一個勞動者、一個打工者的身份認同時，我們便找到了現實生活中一個鮮活的主體，確立了一個真實有力的立場。有了這個主體，確立了自己的立場，我們猶如找到了土壤的麥種一樣，扎根進結實的泥土中，麥芒鋒利地向上生長，我們對現實有了全新的認識。
這種成長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我們當時創作了一批全新的作品。王德志根據自己的打工生活創作了相聲《漂》;我和孫恒的歌，也都不再強調以自我為中心的憂傷，而是抬起頭來寫周圍工友們的生活;曲風不再自我陶醉，而是變得樸實粗獷。當時孫恒創作了《打工打工最光榮》《團結一心討工錢》《天下打工是一家》，我創作了《打工號子》《走南闖北》等歌曲，我們還根據真實事件創作了一個反對身份歧視的短劇《月英的故事》。
從藝術團到草根NGO：
確立勞動價值，建設打工文化
2003年春天，我們得到了樂施會的支持，添置了一批演出設備，準備五一時去南方作一次巡演。在排練的過程中，不斷地有新人加入我們，演出隊開始壯大，于是，我們就將“演出隊”更名為“打工青年藝術團”。
雖然那一次巡演因為非典的原因而被取消了，但在非典過后，我們就帶著自己的節目去工地、工廠、社區、學校給工友們義務演出。藝術團的口號是“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我們演出的主題是“反對身份歧視”。像這樣由打工者自己發出的聲音，在當時的環境中，非常稀少。或許也正因如此，很快就有媒體自發地對藝術團的活動進行報道。為打工群體發聲的打工青年藝術團，就這樣進入了大眾的視線。
打工青年藝術團，是在實踐一種大眾文藝，它與精英藝術絕對無關。一方面，藝術團就是要為廣大打工者提供一個發聲的平臺，讓工友們有權利、有機會來表達自己的心聲。因此，我們從來都沒有把藝術形式與技巧放在第一位。孫恒演出的時候經常會說：我們的歌唱得不好，我們唱歌也會跑調，但我們唱的是這個群體真實的聲音。另一方面，在為工友們演出的過程中，我們也是和工友們一起建立打工群體自身的文化。我們把真實的生活寫進歌里，力圖打破主流文化對工友的“洗腦”，希望他們打破生活的幻想，直面現實，認同勞動的價值，認同自身的價值，互助合作，維護權益。
在為工友們演出的過程中，我們不斷遇到了工友們的許多實際問題。比如，工友們下了班沒事干，想學習又沒有合適的地方;權益受侵害了，不知如何維權;在城市里，工友們經常感到孤獨，但也無處可去，等等。面對這些實際問題，我們逐漸意識到，許多問題已經超越了藝術，也超越了藝術團的承載能力?，F實對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們也沒有回避這個要求。于是，打工青年藝術團擴展成為“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這是個專門為工友提供文化教育及權益維護的公益機構，這個機構的性質是時下人們常說的NGO——只是當時我們并不知道NGO這樣的概念，我們在成立了“工友之家”之后，有人說這是家NGO，我們也就說這是NGO了。
移民社區的文化建設
工友之家最開始就將打工者集中居住的社區作為開展工作的地點。工友們工作的工地、工廠，一般都很封閉，而工友們居住的社區，相對來說，就有自由得多的空間和時間。所以，我們決定立足社區，然后再向外輻射。
我們在社區的工作首先是在打工子弟學校展開的。在學校里，通過學生，可以和工友們建立親密聯系。2003年下半年，我們把自己的活動地點搬到了海淀區肖家河社區的一所打工子弟學校。開始的時候，我們每周六、日舉辦一些活動，這些活動包括打工青年文藝小劇場(說是“文藝小劇場”，其實就是工友們把生活中遇到的事情現場再現出來，然后大家一起討論的簡單表演形式)、工友論壇(由工友來主講自己的人生經歷)以及文藝聯歡等活動。活動雖然簡單，但工友們還是在這里感受到了平等和尊重，開始勇于表達自己。他們感受到了集體的溫暖和力量，也增強了自信心。慢慢地，我們的活動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陸續在這里辦起了工友互助圖書館、工友電腦教室，還和工友們一起創辦了《社區快報》。不久，我們以三方(居委會、社區打工子弟學校和工友之家)共建的方式，成立了“肖家河社區打工者文化教育協會”，并在民政部得到合法注冊。
我們在肖家河社區的實踐中，探索出了一個在移民社區開展打工者文化教育活動的可行性模式。肖家河社區是個很大的移民社區，大約有兩萬外來打工者居住在這里。在這樣的社區，外來工友的人數一般都會超過本地居民的兩三倍，社區的移民問題因而也是基層政府、居委會面對的新問題。因此，我們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一直積極地和社區的居委會建立良好的聯系，進而向上滲透到街道、區市政府部門——這后來也形成了我們的工作模式，以自下而上的倡導，努力爭取各級政府的認同和支持。
除去文化教育之外，工友之家的活動也介入到為工友維權的活動中。2003年，在溫總理為打工者討工錢之后，打工群體工資被拖欠的問題浮出水面，政府也相繼出臺了維護打工者權益的相關政策。我們認為，作為一個沒有官方背景的民間組織，此時也可以大力開展打工者維權工作。2004年下半年，我們在朝陽區東壩的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內新設了一個辦公地點，成立了打工者問題協助中心。我們還開設了工友熱線，展開針對打工者權益問題的個案協助工作。在協助工友維權的過程中，我們并不只是關注一個維權個案是否成功，而是希望通過我們的協助，增強工友維權的能力，也希望在這樣的過程中，將一些工友培養成維權骨干，日后可以協助更多工友，增強打工群體的維權能力。
面對現實問題的自主發展道路
隨著工作的展開，我們想建設一個具有更多自主性的根據地，于是決定創辦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為什么選擇建設學校呢?一方面，一般的打工子弟學校只能保證孩子們有學上，而我們卻想更深一步，探索一條更適合流動兒童發展的道路;另一方面，隨著學校的自我運轉，我們也可以以此為根據地開展具有更多自主性的活動。
恰好在2004年9月，藝術團發行了首張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我們也得到一筆版稅。于是，我們就用這微薄的版稅作為了學校的啟動資金。經過艱苦的籌備，2005年下半年，我們在朝陽區皮村創辦了“同心試驗學校”，隨后就把工友之家的主要辦公場地也遷到了這里。白天，孩子們在學校上課，晚上，我們在學校里開辦工友夜校，為工友們開設了大眾文藝課、法律課、社會基礎課等等。學校逐漸成為社區的學習中心。
有了這個根據地，開展活動就變得更為自主了。在隨后的幾年中，我們在這里做了兩件重要的事：一是開辦了“同心互惠”二手店，二是建立了“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
開辦“同心互惠”二手店，是因為我們注意到：在消費主義主導的城市，城市人的物品更換很快;而工友們的消費水平有限，必須務實地消費。我們就想搭建一個資源流動的平臺，將城市人過剩的資源轉移到工友手中。于是，我們就去學校、居民小區募集各種閑置物品，然后將各類物品加以整理，再拿到二手店，以低廉的價格出售給工友。這個二手店的確降低了工友們的生活成本，非常受他們的歡迎。對于我們來說，二手店的所得盈利可用來支持工友之家的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每個二手店又是一個為工友提供服務的窗口，它與工友之家一直以來所倡導的理念價值及其他服務相鏈接，這也是我們把這個店取名為“同心互惠”的用意。之后，有學者跟我們說，“同心互惠”二手店的這種模式叫做“社會企業”。
如果說開辦二手店，是我們想探索一種通過和工友們的日常需求相結合的工作方式，既協助工友解決生活問題，又能完成自我造血的發展模式，那么，創辦“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則是為了打造一個能夠輻射全國的打工群體的文化陣地。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設在離同心小學不遠的一個院子中。2008年五一勞動節，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正式開館。博物館首先要承載的任務，是記錄打工群體的文化及歷史變遷——沒有文化就沒有歷史，沒有歷史也就沒有將來。我們用不著等待學者來記載我們的文化，我們自己也可以保存我們的歷史。我們希望通過博物館傳播一種新文化——一種體現勞動價值的文化。我們希望，這種文化觀能真正促進打工群體生存狀況的改善。
工友之家這些年的發展道路，并不是我們設想好的，我們只能從現實出發，從打工群體的需求出發，不斷地面對生活中的問題，尋找解決的途徑。從最開始為了發出自己的聲音，創辦打工青年藝術團，到為進行工友文化教育，成立工友之家，開展維權工作，再到創辦同心試驗學校，建立自己的發展根據地，開辦同心互惠的社會企業，創辦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這一步步的腳印，都不是理念推導出來的，而是不斷地根據實際需求，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與此同時，我們的每一步發展，又都是在中國社會現存秩序中展開的，是在現實的框架下拓展出來的空間。因此，這是最鮮活的例證、是最具生命力的實踐、是最可推廣的經驗。
資源整合的現實路線
工友之家這些年之所以能取得較好的發展，也是因為我們在現實中不斷地調整運作方式，整合一切可團結的資源。
在整合資源的道路上，當然不是一帆風順，最開始也都經歷過失敗的教訓。2002年下半年，我們想在一個移民社區里為工友們辦一個文化活動室，但當時我們只是埋頭忙碌，沒有和社區基層組織有任何聯系。我們到處張貼海報，結果被當地派出所順藤摸瓜取消了我們的活動。有了這次失敗的教訓，我們并沒有劍走偏鋒，與基層政府對立，反而很注意和社區居委會建立良好的聯系，爭取政府的認可和支持—— 哪怕是默認也可以。在移民社區，面對新的社會問題，基層政府也在謀劃現實的解決方案。尤其是在新一屆政府的領導下，打工群體的生存狀況已經成為政府工作的一個重點。所以，民間組織和政府——特別是和基層政府組織之間，有很大的合作空間。我們在皮村建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時，也積極爭取政府的資源。在這里，我們得到了區文化館的支持，建立了工友影院、工友圖書館;我們又和村委會積極合作，共建了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為工友，也為社區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在整合資源中，我們不但和基層政府合作，也和上一級政府開展合作，積極參加團中央、文化部、司法部等舉辦的活動;我們也充分爭取媒體的資源，借助媒體最廣泛地傳播我們自己的聲音，傳播我們的文化理念。作為一個民間組織，如何廣泛地發動社會各界志愿者的參與，是至關重要的。工友之家的每一步成長，都離不開許許多多志愿者的主動參與;志愿者的積極參與，也充分體現了我們倡導的新文化的凝聚力。
一點思考
在資本全球化的今天，勞動者仍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勞動者的聲音也非常微弱。事實上，兩億打工群體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動力，這兩億人的何去何從關系著中國社會的未來，而打工群體生存狀況的改善，首先需要的是打工群體自身的覺醒，需要打工群體爭取更多的話語權。那么，我們應該怎么去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
首先是要“熬得住”!中國的勞工NGO和打工群體有著共同的生存處境，大家都要先放棄幻想，認同工人身份，認同勞動價值。身份認同和自我覺醒，需要的就是建設打工群體自身的文化。只有有了自身的文化，身份認同才會應運而生。
然后就是得“死磕”，不急不躁，從實際情況出發，勇于創新，不拘泥于任何已有的模式，創造新的組織方式，也要不斷地把經驗推廣出去。
再就是得“靠譜”，要與時俱進地開展工作，要團結整合一切可團結的資源，不激進，不消沉——就是那句歌詞：“平等團結互助合作，努力干一起干，共同發展”。
這些年來，打工群體總的生存狀況也是在不斷改善。這次全球經濟危機，或許也打破了不少人的幻覺。我們樸素的、艱苦的、活生生的勞動，終將是我們存在的力量。我們不是在想象中前行的，我們在現實的碰撞中塑造我們自身，尋找我們的希望。
(北京 新工人藝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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