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勞動者的歌之淺見

　　西南左翼文藝群和北京工友之家聯合舉辦“勞動者的歌”專題討論會，確定主題為“勞動者的歌”，要求“圍繞勞動者歌曲被邊緣化的實際現狀，積極呼吁反映和歌頌勞動者的文藝作品重新熱起來，重申勞動者對文藝的主導權”，并給俺老漢發來邀請信，讓俺受寵若驚。

　　所謂勞動者，應是指依靠自己的體力、技能、智慧、經驗等創造社會財富的群體。勞動者的歌，顧名思義，應該是歌頌勞動光榮，頌揚勞動者崇高偉大，向勞動者表達敬意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

　　據老夫胡亂考證，我國最早有文字記載的“勞動者的歌”，大概可追述到幾千年前的《詩經》矣。歌云：“檻檻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起漣兮……”。俺想，在那個時候，勞動大概是光榮的，受人尊重的，不然怎會有歌頌伐木工人的歌曲產生，甚至載入了史冊，留芳千古。

　　有朋友與老夫抬杠曰，《詩經》不明明是詩么，你這歪嘴老漢為何硬說它是歌，豈不牽強乎?俺勸這位朋友不要著急上火，聽俺慢慢道來。其實在俺這樣不懂詩也不懂歌的老家伙眼中，詩與歌的區別并不太大，二者大概屬于夫妻關系，都是一家人，沒必要分得那么清楚。老夫認為，將一首詩譜上曲那就是歌，將一首歌去掉曲之后，剩下的豈不就是詩乎?

　　遺憾的是，自階級社會產生以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逐漸成為社會主流。于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理念便貫穿于整個歷史，而勞動者又大都屬于“庶人”、“由之”之例，與“禮儀”、“知之”這類“勞心”的玩意兒無緣，所以階級社會產生以來，一直鮮有歌頌勞動或“勞動者的歌”問世，這也是必然現象。

　　到了唐朝時期，杜甫等同情勞動者的知識分子大概看不下去了，于是憋了一肚子氣。其中李紳就創作了一些與“庶民”相關的作品，如“除千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如《水滸》里“赤日炎炎似火燒，稻田禾苗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以及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系列詩詞歌賦，以示對社會不滿。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姑妄胡亂猜測，杜甫同志大概也屬于“庶人”和“由之”之例，平時與“禮儀”和“知之”這類玩意兒相隔十萬八千里，經濟上可能也與俺老漢一樣，屬于打工一族，所幸還有點文化，故吟詩作賦，借此發發牢騷。但自杜甫以后，史書上確也再難尋覓關于勞動與“勞動者的歌”了，這是不爭的事實。這說明什么問題?說明勞動或“勞動者的歌”邊緣化與否，是由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決定的。

　　在中國近代兩百年的歷史上，先后發生過鴉片戰爭、甲午風云、列強入侵、割地賠款、朝代更迭、軍閥混戰等一系列喪權辱國、民不聊生的戰亂悲劇，勞動者的地位更是馬尾巴串豆腐——根本提不起來矣。如此，還能有“勞動者的歌”嗎?能茍且偷生活下來就已經謝天謝地了。

　　直到上世紀初，一面印有鐮刀鐵錘的旗幟橫空出世之后，勞動者心中才出現了希望的曙光，“勞動者的歌”才開始盛行大地，標志著勞動人民從此邁上了歷史的舞臺。在勞動者真正成為國家主人的年代里，“勞動者的歌”更是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对蹅児と擞辛α俊?、《社員都是向陽花》、《石油工人之歌》、《清潔工人之歌》、《郵遞員之歌》、《白衣天使之歌》……，另外還有歌頌解放軍戰士的，歌頌人民教師的，歌頌商業工作者的等等。“勞動者的歌”在那個年代達到了歷史的鼎盛階段，因為在那個年代里，人與人之間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的區別，即使你官帽再大，也是人民的勤務員，勞動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這當然是與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密不可分的。

　　然而“特別是”以來，歷史的悲劇似乎又在重新上演，當資本卷土重來，重新登上社會舞臺并扮演起主角的那一刻起，勞動者又不可避免地跌落回了“庶民”的位置。盡管“勞動者的歌”還在，詞未變，曲未改，但唱起來已經不是原來的味道了。比如《咱們工人有力量》，在當家作主的年代，每當俺唱起來，就感覺鏗鏘有力，精神振奮，給人一種積極向上的動力，讓俺產生一種勇于戰勝一切困難的勇氣。可是當俺成為一名打工仔以后，再唱這首歌，卻怎么也找不出當年那種感覺了。力量倒是還在，但不是奉獻給國家，奉獻給集體，奉獻給社會，而是奉獻給老板，奉獻給資本家，心里當然不是個滋味，唱著唱著就難免跑調。試想，老板腰纏萬貫，一擲千金，家中有別墅，出門坐寶馬，嘴上叼名煙，餐餐食鮑翅，每晚還有二奶小密相伴，喝瓶酒都要抵俺幾個月的工錢時，相比之下，你的“力量”算個“神馬”玩意兒，你不就是一打工仔嗎?還奉獻TM個屁呀。

　　當前對勞動者名稱的稱謂，網絡上有一頗為形象的描述，現摘錄如下，供大家鑒賞：

　　本名：無產階級

　　假名：領導階級

　　別名：體力勞動者

　　洋名：藍領

　　外號：蟻族

　　昵稱：弱勢群體

　　一般性稱呼：下崗工人、農民工、失業者、打工仔

　　經濟學定義：低收入階層

　　政治學定義：社會不穩定因素

　　真名：窮人

　　可見勞動者一旦失去了平等的政治經濟地位作為依托，“勞動者的歌”即便再多、再動聽也難免會被邊緣化，淡出歷史舞臺也是必然的結果，這與創作數量的多少沒有絲毫關系。

　　想要“積極呼吁反映和歌頌勞動者的文藝作品重新熱起來，重申勞動者對文藝的主導權”，這個愿望倒是好的。但以老夫之見，在“特別是”環境下，似乎有點刻舟求劍、緣木求魚、一廂情愿的味道。試想，打工仔能唱著勞動者的歌高高興興地去忍受剝削壓迫么?富士康十三連跳說明什么問題?那是階級對立的結果呀!沒有任何人會心甘情愿、逆來順受地接受剝削和壓迫，除非他有病，或是下賤得慌，再不然就TM不是人，而是牲畜，這與“勞動者的歌”創作數量多少同樣沒有關系。

　　與當年杜甫同志異曲同工，在“勞動者的歌”銷聲匿跡多年以后，春晚舞臺上總算出現了一位打工仔的身影，那就是旭日陽剛同志演唱的《春天里》，這應該算得上是一首“勞動者的歌”了吧。盡管媒體一致力捧，可俺老漢并不感冒，感覺其歌詞立意非常消極，與杜甫同志不可相提并論。杜甫同志當年還敢于直白地發幾句牢騷，直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現象。而旭日陽剛同志的歌聲中，沒有揭示社會基本矛盾的勇氣，沒有對社會兩極分化提出批評，只是一味反復地悲泣自己 “沒有信用卡，沒有老婆，沒有24小時熱水的家”，“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請把我留在那時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離去，請把我埋在這春天里”。旭日陽剛同志身為一名打工仔，只是唱出了以他為代表的這個群體的悲哀和無奈。當然，俺也不想過分責怪旭日陽剛同志，尚不如此，他恐怕連上春晚的資格都沒有。這也是在特色社會下勞動者的悲哀與無奈。

　　不過說到“積極呼吁反映”，俺老漢倒是舉雙手雙腳表示贊同。問題是“積極呼吁反映”行得通么?向誰呼吁?向誰反映?如果向“特色們”呼吁反映，那等于脫了褲子放屁，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們就是當今勞動者被邊緣化的始作俑者。如果是向歌曲創作者們呼吁反映，要求努力多創作一些歌頌勞動和勞動者的作品，那也沒有找對方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只要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沒有發生根本轉變，即使創造出再多的作品，也難逃被再次邊緣化的噩運。

　　俺并不反對多多創作一些“勞動者的歌”，問題在于勞動者們當前最需要的是什么樣的歌。如果該作品具有清醒劑的功能，能象魯迅先生的《吶喊》一樣，喚醒大家的階級意識，使其明白自己的階級身份和肩負的歷史使命，那當然是件功德無量的好事，這樣的作品自然會受到歡迎。

　　老夫最推崇的“勞動者的歌”首推《國際歌》，那慷慨激昂的音符，富有激情的歌詞，代表了勞動者的心聲和希望。中國共產黨人當年正是唱著這首歌不斷發展壯大，走向成功，走向輝煌，最終成為執政黨的。今天，如果能讓所有勞動者都能夠理直氣壯地引吭高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一旦將它們消滅干凈，鮮紅的太陽照片全球……;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并從這首歌中明確自身的目標和方向，則“歌頌勞動者的文藝作品重新熱起來”就有十分光明燦爛的前景和偉大的現實意義，也符合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立黨宗旨和執政理念。愿我們的歌曲創作者們以《國際歌》為范本，努力創作出更多這類的優秀作品，讓更多“勞動者的歌”唱響中華，唱遍世界。

　　(2013年5月30日寫于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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