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師永剛 劉瓊雄 肖伊緋
樣板戲，一個被標上特殊符號的歷史標簽。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報》社論《革命文藝的優秀樣板》一文，正式提出了“樣板戲”一詞。在此之前的3年中，曾被稱為“現代戲”“革命戲”，但最后定名為“革命藝術樣板”。由于這些作品描寫的都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武裝斗爭和經濟建設的現代生活，被賦予了更廣泛的政治意義，被納入了與所謂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占領的舞臺相對立的革命文藝路線，被奉為工農兵占領文藝舞臺的典范。
第一部樣板戲 《紅燈記》的前身
1938年的延安，中國的革命圣地，31歲的阿甲還是個美院學生。在某一次聯歡會上，學過京劇的阿甲用“流水板”的技巧演唱了革命歌曲《游擊隊之歌》，這種將傳統文藝與抗戰內容混搭的風格立刻受到了軍民的熱烈歡迎。一唱聞名的表演者阿甲，也因此特長被調進了魯迅藝術學院正在籌備中的“實驗劇團”所屬的平劇小組(當時還把京劇稱為平劇)。
1938年7月1日，為了慶祝中國共產黨的生日，阿甲所在的“魯藝”專門排演了一出反映抗日題材的現代京劇《松花江》。據相關人士回憶，軍民上下都很歡迎這種創新，受到鼓舞的阿甲和他的同事又連續創作了幾部抗日題材的京劇。京劇與革命的結合受到領導的重視，阿甲和他的同事對京劇現代戲的探索一直持續到新中國成立之后。1963年阿甲又參與排演了《紅燈記》，他認為此時京劇排演現代戲才達到了一次飛躍。
《紅燈記》本來不叫《紅燈記》，它早在成為樣板戲之前就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具有一定影響力。電影文學劇本在1961年就發表了，最早的名字是《革命自有后來人》。1963年，電影《自有后來人》在全國上映，反響很大。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京劇院緊隨熱潮，迅速將其改編為現代京劇，并恢復了原來的名字《革命自有后來人》。京劇在當地公演后，一口氣演出100多場。周恩來總理在巡訪時看過這出現代京劇，而曾在東北做過地下工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也以自己的生活經驗為劇本提出了改動意見。
上海的愛華滬劇團受到啟發，他們迅速將《革命自有后來人》又改編為革命現代滬劇《紅燈記》，并于同年在上海進行了公開演出。1963年國慶節后，時任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指示中國京劇院總導演阿甲，讓其在中國京劇院組成排演現代京劇《紅燈記》的演出陣容。1964年7月，哈爾濱市京劇院的《革命自有后來人》和中國京劇院的《紅燈記》都在北京表演，兩出現代京劇同臺比武，演員表演精湛，各有千秋，一時在京城傳為佳話。由翁偶虹、阿甲根據上海愛華滬劇團同名滬劇改編的現代京劇《紅燈記》劇本，甚至在1965年發表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刊《紅旗》雜志上。
京劇是否演現代戲 被提到“革命”的高度
1964年六七月間的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是樣板戲發展史上一起繞不開的重要事件。這是新中國第一次集中了如此多的京劇現代戲同時到北京演出，總共有5000多人參與，《紅燈記》、《杜鵑山》都是這次送演的劇目。
據說提議組織這次匯演的是毛澤東。他在1963年觀看了現代話劇《雷鋒》、《霓虹燈下的哨兵》和豫劇《朝陽溝》之后決定組織這次匯演。在這次的京劇匯演開幕式上，主管文化的官員陸定一堅持中國舞臺仍然應該上演歷史劇，他主張上演好的傳統劇目，例如“三國戲”“水滸戲”等，也不反對演出一些好的神話戲，例如“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等。而在參加匯演的戲劇工作者出席的一個座談會上，江青的講話卻提到了另一個側重點：完成主要任務，即刻畫當代生活，塑造工農兵形象。她明確反對上演神話戲和鬼戲。而京劇是否演現代戲，也被提到是否革命的高度。毛澤東1964年6月11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說：“唱戲這15年根本沒有改，什么工農兵，根本不感興趣，感興趣的是那個封建主義同資本主義，所謂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在匯演期間，江青曾經把《紅燈記》和《革命自有后來人》兩個劇組的人員召集在一起，提出共同改編這個戲。修改是樣板戲的一個重要特色，某些樣板戲的重新修改甚至導致作品的整體結構發生逆轉。這種修改實際上并不僅限于臺詞，還包括情節、結構，甚至主題。《紅燈記》前后改動達200余次，在樣板戲的修改過程中，還曾發動群眾參與。《紅燈記》的修改一直延續到1970年，在這一年出版了演出本。
樣板戲的確立
關于《紅燈記》的演出還有這樣一則花絮：1965年2月，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結束，中國京劇院的《紅燈記》劇組在毛澤東觀看并得到首肯之后，南下廣州和上海演出，他們甚至來到了當時只是一個與香港有一橋之隔的荒涼、偏僻的小鎮深圳演出。據說在當夜，無論是深圳當地的漁民，還是來自香港的居民，都把手掌拍紅了，情緒極其高昂，這種熱烈程度讓《紅燈記》劇組始料未及。1965年3月16日《解放日報》曾發表評論員文章對《紅燈記》演出的熱烈程度進行評論：“看過這出戲的人，深為他們那種戰斗的政治熱情和革命的藝術力量所鼓舞，眾口一詞，連連稱道：好戲，好戲!認為這是京劇現代化的一個出色樣板。”
“樣板”一詞，肇始于此文，并迅速為戲劇圈內外的人們所接受，用以指代《紅燈記》這樣經過精心加工創作，被公認為思想藝術已臻上乘的現代戲代表作。《紅燈記》成為最早獲得成功的京劇現代戲。
在京劇現代戲匯演中另一個獲得好評的劇目是《蘆蕩火種》，在北京連演100多場盛況不衰，而其中又以“智斗”一場尤為值得稱道。該劇原故事取材于崔左夫的革命回憶錄《血染著的姓名——三十六個傷病員的斗爭紀實》，20世紀50年代末由文牧執筆改編為滬劇，初名《碧水紅旗》，1960年上演時更名為《蘆蕩火種》。
將《蘆蕩火種》移植為京劇的改編者有大名鼎鼎的作家汪曾祺。1963年3月底在北京市委匯報演出時，從劇本到導演包括表演者已經煥然一新。整個匯演期間，毛澤東只看了《智取威虎山》和《蘆蕩火種》兩臺戲。幾天后由江青傳達了幾點毛澤東的具體指示：要突出武裝斗爭，強調武裝斗爭消滅武裝的反革命，戲的結尾要打進去，要有加強軍民關系的戲，加強正面人物的音樂形象;劇名改為《沙家浜》為好。據說毛澤東幽默地解釋：“蘆蕩里都是水，革命火種怎么能燎原呢?再說那時抗日革命形勢已經不是火種，而是火焰了嘛。”
從革命現代戲到樣板戲，是一個無法分割的過程。《人民日報》1966年12月26日一篇題為《貫徹毛主席文藝路線的光輝樣板》的文章，第一次正式出現了“八個樣板戲”的說法。這篇文章第一次把京劇現代戲《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襲白虎團》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以及交響樂《沙家浜》并稱為“八個革命藝術樣板”或“革命現代樣板作品”。
(選自《革命樣板戲：1960年代的紅色歌劇》，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該書已由中國發展出版社于2012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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