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張我軍全集》
2012-11-25
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開拓者張我軍先生的全集的出版，是文藝界的一大盛舉。這不僅將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臺灣文學研究、大陸與臺灣文學關系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也有助于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重新審視“新文學”的價值與意義，重新審視中國文學的源流，重新認識張我軍先生在文學史上的重要作用。
臺灣的“新文學運動”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受到中國大陸新文學的巨大影響，但是與大陸不同的是，當時的臺灣仍處于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思想文化受到鉗制，臺灣在文化上也處于邊遠之地，保守力量處于統治性的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張我軍先生一方面介紹陳獨秀、胡適等人新文學的主張，一方面自己撰寫了大量文章，大力提倡“新文學”，在臺灣文學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認為臺灣文學屬于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這在處于殖民統治的臺灣無疑是冒著巨大危險的;二是認為舊文學不能代表中國文學，只有“新文學”才代表著中國文學未來發展的潮流。這兩個緊密相連的堅定立場是張我軍先生文學觀點的根基，也構成了臺灣文學近百年發展的基本路向。在今天我們很容易將這一路向視為理所當然的，但回到當時的具體語境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立場是在與不同的社會文藝思潮斗爭中產生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將張我軍先生視為臺灣新文學的“開拓者”。
張我軍先生不僅宣傳新文學的主張，而且自己也創作了大量新文學作品。在《張我軍全集》中，我們可以看到，張我軍先生早年的舊體詩已經頗為成熟，但是他為了更自由地表達，開始創作新詩與白話小說。在新詩中，張我軍先生主要描述了青年的苦悶、對自由戀愛的向往，以及對故鄉的思念之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對自由戀愛的追求，在《沉寂》、《對月狂歌》、《無情的雨》、《游中央公園雜詩》、《煩悶》、《前途》、《我愿》、《危難的前途》、《亂都之戀》、《哥德又來勾引我的苦惱》等詩中，他反復詠嘆著這一主題。對自由戀愛的表達與追求，在當時保守的社會語境中是大膽的，但他不僅勇于表達，而且他的詩在當時的白話詩中也是優秀的。或許更重要的是，張我軍先生收獲了愛情，他與羅心鄉女士沖破重重阻礙，以愛情的力量戰勝了世俗的偏見，最終結合在一起，組成了一個幸福的家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張我軍先生對“新文學”的追求，對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念的崇奉，不僅表現在他的理論與創作中，而且貫徹到了他的生活中。
張我軍先生的小說，則更加關注現實世界，關注底層生活。《買彩票》通過一位底層青年與兩位富家子弟讀書生活的對比，讓我們看到了社會的不公，以及以彩票改變生活的虛妄。小說《誘惑》描述了一個底層青年在精英階層的生活中所遭遇的尷尬、困惑與內心矛盾，“為什么許多人，左一個右一個地帶著女性，在于生活上不發生問題，而自己僅僅聞了幾個鐘頭的香氣……就于生活上發生問題?難道我就天生不配享異性之樂嗎?想來想去，還是家里三四口人在帶累我!”在這里，小說的主人公在與精英階層的對比中，更加清醒地意識到了自己的社會處境。《元旦的一場小風波》寫的是童年的“我”與祖母的故事，散文式的筆法讓小說親切自然，氤氳著一種淡淡的鄉愁。《白太太的哀史》講述的是一位女性的命運悲劇，白太太是一位日本女子，白先生在娶她之前百般殷勤，娶她回國之后卻逛窯子、打牌、吃酒，根本不將她放在心上，后來白太太才知道他在四川老家還娶了妻子，而且兒子已長大娶了媳婦，白太太后來抑郁而亡。《八丁大人的手記》描述生于鹿兒島佃農家庭的“我”被招聘為警員的故事，這篇小說沒有展開。但從作者對“八丁大人”與白太太的關注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所同情的是底層社會的小人物，這一同情已經突破了國別的界限，甚至是對殖民國家底層人物的同情，這顯示出作者并沒有被狹隘的民族主義限制，而是在同情底層的立場上有一種寬廣的國際視野，即使在今天，這樣的作品也是頗為獨特的。
將目光始終對準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關心他們的現實生活與喜怒哀樂，這不僅是張我軍先生小說的獨特之處，也是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的優秀傳統。正是這一文學傳統使大陸與臺灣雖然暌違近四十年，但內部的血脈是相通的。從張我軍到陳映真，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傳統在臺灣的薪火相傳，而在大陸，從魯迅、茅盾到新世紀的“底層文學”，在近一百年的文學脈絡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傳統的延續。在這個意義上，《張我軍全集》的出版，不僅對文學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也將會讓我們重溫“新文學”對民主、科學與自由的追求，對底層社會“小人物”的關切，從而對當前中國文學的發展發揮積極的作用，對大陸文學與臺灣文學的交流發揮積極的作用，也讓我們從一個新的視角審視歷史，關注現實，從而去開創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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