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小茗:組織起來--《創業史》閱讀筆記

　　組織起來——《創業史》閱讀筆記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

　　羅小茗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曹錦清先生在《黃河邊的中國》里一再提出一個問題：農村里的個人究竟如何組織起來?他發現，盡管有著市場經濟的驅動，農民之間合作仍然非常困難，并斷言“只要中國小農沒有學會自組織并通過各種自組織表現出來的自治能力，那么，中國的小農依然是歷史上的傳統小農”。[1]這個“如何組織”的問題，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同樣存在。盡管在這里，人們一出生就被各種制度和機構所包圍，被學校和單位所管制，但這些除了養成慣于被組織的本能以外，并不有助于了解“如何自組織”的問題。正因為如此，轉型社會學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片段如何形成”視為一個理論問題，孜孜不倦。[2]只是，在他們企圖分析和把握的這一重新組織的過程中，市場和消費往往成了絕對的主角。人們只有成為某一類商品——無論是房產、汽車還是名牌服飾——的擁有者，才能發出“組織起來”的信號。這一類關于“如何組織”的想象未免單調。

　　在這樣一種狀況里，我們開始重新閱讀和評價社會主義時期的小說。[3]也是在這一狀況中，從一般意義上的個體——英雄人物——的角度去追認社會主義小說的價值，既是這一閱讀沖動的迫切需要，也可能成為最大的陷阱。因為想象的需要，而匆忙確認一種“不同于今天”的狀態，總是很容易把對社會主義時期中國的回想，轉化為貌似激進的懷鄉病。

　　對《創業史》的重新閱讀，也在其中。[4]在《“春風到處說柳青”：再讀〈創業史〉》中，韓毓海追述“梁生寶”改革前后的命運，發出今夕何夕的感慨。而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經典〈創業史〉》里，曠新年則從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角度，高度肯定這一社會主義的經典。不過，在今天看來，無論是“尋找”、肯定還是“贊美”“梁生寶”，都已經失去了上世紀六十年代那一場爭論的社會基礎。在社會整體性的組織和運動的方向被替換成了“市場經濟”之后，這樣的贊美無異于挽歌。而僅僅以“人物”評論為媒介，給出不同的社會理想和運動方向的做法，是否奏效，也就成為一個大大的疑問。

　　在此種情況下，更值得注意的倒是，在當年的社會主義文學中，被想象性地處理著的問題，正以何種面目重新出現。其中極為重要的一項，便是“個人如何組織”的問題。顯然，無論是社會主義時期推動的合作運動，還是由“看不見的手”為主導的市場經濟，都沒能真正促使中國社會中的個體完成“組織起來”的目標，也并不必然導致人們對于“如何組織”的更為深切的理解。在這一意義上，重新回顧社會主義文學創造的“組織起來”的形象，也就構成了社會主義文學重新進入論述的契機。

　　一、“新人”：組織中誕生的人物

　　對社會主義小說的討論，往往集中在人物形象之上。《創業史》的閱讀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小說發表后，圍繞著梁生寶是不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形象，這一形象是否構成新英雄人物創作的典范，曾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與這種情況形成對照的，是對趙樹理作品的閱讀。在人們看來，趙樹理的小說人物過于臉譜化，難以分析。有意思的是，正是這一描寫人物的方式，為重新討論社會主義文學中的“新人”形象打開了缺口。

　　洲之內徹在《趙樹理文學的特色》一文中認為，之所以有此種人物塑造的方式，是因為新文學文學概念的曖昧，即“一方面想從封建制度下追求人的解放，同時另一方面又企圖否定個人主義。”[5]竹內好則在《新穎的趙樹理文學》中肯定這一創作方法，認為趙樹理的新穎就在于其小說中的“個體”是以“整體”這一形式出現的;通過整體來超越個體，是現代社會中對“個人”出路的探索。[6]對當代文學的中國研究者而言，這兩種思路提供了研究趙樹理乃至當代文學的參照系。而在柄谷行人提出作為“裝置”的現代文學之后，因趙樹理筆下的人物缺乏深度而感到的閱讀焦慮，更是得到了極大的緩解。[7]

　　不過，這樣的緩解并不直接提供如何理解這樣一種沒有深度、或不同的“個人”的新途徑。除了歸咎于“人民文學”的再想象或現代性悖論的制約，這一類“個人”或創造這一“個人”的“整體”，仍然很難轉化為對既有的文學創作的定位。究竟在何種意義上，這樣的“個人”和“整體”具有價值?這一問題并沒有從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的脈絡中真正移植到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之中。

　　這或許是因為，在這一問題上，趙樹理的作品既是絕佳的入手處，又因其創作本身的局限構成了深入討論的限度。[8]趙樹理文學創作瞄準的對象，并非個人。《三里灣》所表現的鄉村社會的變化，不是通過“個人”的成長，而是通過幾類家庭的“再生”或重新組織完成的。只有在這一再生的過程中，“個人”才被作家積極地調動起來。這意味著，在趙樹理的筆下，“個人”總是和“如何組織”的問題一同出現。不過，由于他的創作立足于農村社會自身的變化，而不涉及這一變化和工業化乃至現代化的關系問題，現代意義上的個人如何組織的問題，也就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的難題凸現出來。正如在《重述革命歷史：從英雄到傳奇》一文中，蔡翔在討論英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的復雜關聯時所指出的，“只有在一個大工業的社會環境中，或者以大工業為自己目的訴求的社會，才會對‘組織’有著如此強烈的要求。因此，所謂的‘集體主義’的話語實踐，我們除了看到的它的國家政治的意識形態背景，同時，也必須注意到它的現代的也是工業化的社會涵義。”[9]至此，無論是竹內好、洲之內徹討論的“個人”，還是我們今天企圖重新定位的“個人”，都是在更為鮮明和激烈的現代化過程中誕生出來的個體。這一類的“個人”所謀求的新的組織自身，選擇、參與乃至創造“整體”的問題，也就很難通過趙樹理的作品得到解答。

　　想要打開這一問題的思路，在社會主義文學中找到正面處理這一“個人”和“整體”的關系的例證，就需要《創業史》這樣的作品。在這一問題的關照下，當年針對梁生寶形象問題的討論，也就具有了不同的意義。

　　首先，嚴家炎之所以認為有必要提出“梁生寶”這一人物形象問題，并不是完全因為小說本身，更多的倒是針對小說發表后評論和閱讀這一作品的基本傾向：

　　《創業史》第一部發表后，梁生寶形象跟整部作品一起，在讀者和評論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可以說是熱烈的反響。僅就筆者所知，兩三年來，各地報刊所登載的專談這一人物或以此為主要內容的評論文章，即不下數十篇。這種狀況卻不是出于偶然的。至少，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去做解釋。從作品本身說，梁生寶形象確實比較集中地展示了農村新人的光輝品質，不僅概括了一定的時代內容，而且藝術上也能站得起來，比同類題材作品中那些較為單薄而只有某些性格側面(如急躁或愛鉆研技術)的青年革命農民形象有了很大進展。從讀者方面說，則早就迫切希望看到一步比較完整地表現農村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作品，從“群眾中涌出的大批聰明、能干、公道、積極的領袖人物”能夠成功地得到藝術的再現。……

　　但我覺得，……很多評論者幾乎都是只從梁生寶形象的角度來肯定《創業史》。……這些評論文章差不多都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就是程度不同地離開藝術本身(形象實際成就的高低)去抽象評價人物的思想意義。[10]

　　在這里，嚴家炎敏銳地感覺到，從人物本身去評價作品，既出于時代對“新人”的需要，也存在著一種不恰當的傾向，那就是作品呈現的藝術形象和人們賦予它的思想意義之間的不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時代對“新人”的期盼，希望它在藝術作品中有所表現，還是評論者不約而同地從“梁生寶”的角度肯定《創業史》，都不是一個通過分析文學作品可以解決的問題。只有把當時特殊的社會文化需求和心理機制作為分析和批評的對象，才有從容討論這一問題的可能。嚴家炎企圖通過分析“梁生寶”這一人物形象，來處理這一由社會主義的文化需求所形成的評論或閱讀心理，自然很難正中靶心。這一分析的結果，是把原來頗為深廣的社會心理、文化需求和生產的一系列問題，轉化成了相對狹隘的人物評論。

　　對這種把問題局限到“人物”的批評，作者柳青自然是不滿意的。在《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中，他給出了嚴厲的回應。被柳青著重提出來討論的問題，根據嚴家炎對人物分析而來，但又不止于此;還包括了：什么是農村合作化運動中的“小事情”和“大意義”，什么是“梁生寶”的覺悟和氣質，什么是真正的斗爭。這些問題的討論，都無法局限在人物創作上，而是涉及到對整個社會運動方式和基本方向的看法。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段話：

　　根據我的思想感情過年的親身體會，這是指導互助合作運動的黨成熟了，而不是梁生寶成熟了。……在這部小說里，是因為有了黨的正確領導，不是因為有了梁生寶，村里掀起了社會主義革命浪潮。是梁生寶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受教育和成長著。小說的字里行間徘徊著一個巨大的形象——黨，批評者為什么始終沒有看見它?[11]

　　而其他和嚴文進一步商榷的文章，則把這些問題更為鮮明地提了出來：

　　我認為，梁生寶形象的出現，有助于我們思考和理解文學創作中的一些重大的和迫切的問題，主要地說來，就是：我們社會主義文學如何表現黨的領導的問題;如何達到矛盾和斗爭典型化和人物性格、特別是新英雄性格典型化的問題;如何體現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方法問題。……因為書記、政委可以代表黨，但不能代替黨，即便將他們寫成為生動的藝術形象來，也不一定完全解決得了表現黨的領導問題。[12]

　　如果在這里把“黨”做更為廣泛的理解，即“黨”不是由具體人物或官職所構成的組織，而是在社會重新組織起來的過程中，發揮巨大作用的一種政治力量的話，[13]那么爭論雙方的線索也就逐漸清晰起來。

　　顯然，在這一場討論中，他們有著共同的出發點，那就是“新人”是這個社會在文化上的必需品，討論“新人”的基礎是正在展開的全新的社會政治實踐。他們的分歧在于，在文藝領域，究竟如何描寫和評論這一“新人”才符合社會主義的文化需要?[14]在此，真正構成他們共同的焦慮的，并不是這一“新人”形象到底如何，而是這一形象在被接納的過程中，是否啟動了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文化生產機制，啟動了對既有觀念的改寫和創造的過程。正是這一點，使得爭論雙方的看法無法一致。

　　如果說“梁生寶”必須被放置在蛤蟆灘，農村合作化乃至整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方才獲得意義，那么任何簡單地把這一“個體”視為英雄的做法，便值得懷疑。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嚴家炎認為，如果人們仍然在原來的“領袖”或“個人”的意義上歡迎和接納這樣的“新人”，這一“新人”的意義便在無形之中被取消了。柳青和“梁生寶”的支持者同樣認為，梁生寶是在組織過程中誕生的“新人”，有了蛤蟆灘的革命，才有了這一“新人”。這一誕生的過程使得這一類“新人”的意義，遠非嚴家炎的人物形象批評所能消解。于是，一方由對普遍的文學批評方式表現出來的社會心理不滿，因而挑剔這一“新人”的原因，同時也就成了另一方從創作的層面充分肯定“梁生寶”意義的社會動力。

　　在批評過程中，嚴家炎批評目標和手段錯位，使得他不能不忽略作品中“新人”誕生的過程，而強調其不足。柳青們忽略的，則是這一“新人”之所以具有格外的意義，不僅因為在作品里，他被蛤蟆灘的革命過程催生出來，也在于他是對當時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重構觀念——具有新穎的意義。而如何確保這后一層的意義，使“梁生寶”在閱讀中被視為組織和革命的產物，而非凝固的英雄形象，既是雙方的焦點，又是雙方并未真正交鋒之處。

　　凡布倫曾經感嘆，有閑階級制度造成了下層階級的保守性，以至于在對公認的生活理論加以變更的過程中，后者需要更多的精神意志的努力和長期艱苦的奮斗。[15]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創作、閱讀和批評，無一不在這一艱苦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之中。這一過程，不僅囊括了所有的創作者，也同時吸納了一切的讀者。至此，對社會主義文學而言，其重述和想象現實的動力，不僅來自對“平凡的兒女”和“集體的英雄”的表述，更來自重新理解和構造個體和集體、英雄/非英雄和組織之間關系的巨大沖動。社會主義文化需要的“新人”，必須有能力躍出“個體”、“英雄”或“集體”的框架。也正是在這意義上，《創業史》需要被重新討論。

　　二、組織起來

　　一般而言，人們總是把《創業史》看成一部描寫社會主義時期農村合作化運動，描寫鄉村社會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斗爭的小說。[16]不過，柳青自己并不這樣看。他說過：

　　我寫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創業史》簡單地說，就是寫新舊事物的矛盾。蛤蟆灘過去沒有影響的人有影響了，過去有影響的人沒有影響了。舊的讓位了，新的占領了歷史舞臺。……簡單一句話，就是新舊力量的斗爭。[17]

　　在此后談論《創業史》其他幾卷的構思時，他又說：

　　寫縣城，是不想把作品局限在一個村子;當然，要以一個村子為基礎。省委書記是個重要任務，這個人還去過蘇聯。本來不想讓縣委書記在第二部出現，但還是先出來了，我怕寫不到第三部。[18]

　　在這樣的自述中，柳青認為的《創業史》的意義，并不局限于中國農村問題，而是要通過一個村莊的變化，來討論整個中國社會從無到有，誕生一個新制度，完成新舊力量之間的轉化，按照新的社會理想將一個充滿記憶和情感的中國社會重新組織起來的過程。

　　這一宏大的創作意圖，從一開始就體現在小說的“題敘”中。小說的“題敘”，相當于一部“創業史”的前傳，也是人們重新組織起來、創業歷史的限定條件。正是它，告訴讀者，也告訴梁生寶們，在蛤蟆灘乃至中國的這片土地上，僅僅依靠個人發家致富的夢想，依靠一家人的勤勞和刻苦，是無法創業的。任何的苛捐雜稅，兵禍戰亂，疾病天災，都可以把創業發家的夢想掃蕩干凈。“題敘”傳達了這樣一種信念：如果把所有的熱情都放在自己的小家業上，那么這一類家業便沒有基礎，缺乏保障，格外脆弱。

　　在這一前提下，創業的信念和重任，便從梁生寶這樣的“個人”，轉移到了互助組這一類團體之上。柳青在《創業史》里著力追蹤的，與其說是梁生寶個人的成長史，不如說是整個互助組成長變化的歷史。[19]

　　在土改結束以后，由于家庭基礎和勞力的差異，農村迅速面臨重新出現兩極分化的問題。在持有土地證的情況下，富農和中農放心大膽地生產，把購買土地、囤積糧食當成自己當然的利益所在。貧農則因為缺乏勞力、牲畜和工具，因為意外的病痛和災難，無法依靠自己分有的土地立即脫貧，又一次陷入隨時要為了口糧而抵押土地的窘境。在這樣一樣情況下，“互助組”出現了。

　　一開始，貧農們需要克服的是貧窮、無力感和富農們的自私冷酷。對他們來說，結成互助組、展開副業生產，是組織起來的好方法。因為一無所有，沒有什么可失去的，互助組反而比富農和中農們更勇于嘗試新的組織形式和新的生產技術。隨著活躍借貸的失敗，對政府和黨員組織能力的失望，蛤蟆灘的互助組幾乎是自發產生了。在這一過程中，高增福的加入，給了梁生寶和其他組員巨大的推動力。

　　生寶感覺到：蛤蟆灘真正有勢力的人，被一個新的目標吸引著，換了以他的互助組為中心，都聚集在這里。[20]

　　不過，等“互助組”搞副業生產賺到了錢，則有了有錢的麻煩。有錢之后的貧農開始瞻前顧后，想要退組，比如，任老四。在獲得了最初的利益之后，互助合作的形式如何繼續維持，成了一大問題。小說中，梁生寶用來說服任老四的，不是自己的個人魅力，而是強調“整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我的背后。” 不過，更有意思的是，任老四最終決定不退組，卻也不是因為梁生寶的背后有黨和政府，而是因為他對自己和這一組織之間關系的判斷：

　　老四重新垂下他的光頭去了，燈光照著他的禿頭頂，一說起黨和政府，就想起自己是一基本群眾來了。[21]

　　即便對任老四這樣的貧農而言，組織不外在于他，說服他自己的正是這一點。

　　在好不容易解決了這一退組的危機后，互助組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即白占魁要求入組。在這一問題上，就連一向堅定地支持梁生寶的高增福也表達了不同的想法，他表示只要收了白占魁，他便退出。[22]顯然，一旦結成“互助組”，人們遇到的不僅是貧困、一無所有，彼此勞動能力和心智的差異，也面臨著在利益之外的信仰、理想乃至人格追求的差異。如何協調這些問題，也就成為“互助組”面臨的又一個大問題。

　　要人人都意識到這一組織的力量，意識到自己的選擇對這一組織的責任，卻并不容易。政府對貧農的恩情，干部對群眾的愛護，黨對這一新事物的支持，總是很容易成為對這種新力量的替代性解釋。一旦落入這些解釋，組織起來的新力量也就很難得到維持。然而，在《創業史》中，“互助組”不斷遇到新的困難并加以克服的過程卻說明，這些解釋都無法真正說明并運用這一種新的組織起來的力量。這一力量，在與這些既有解釋的辯駁的過程中充實和完成自己，從而具有更為強大的自我說明的能力。

　　顯然，正是“互助組”這個嶄新的角色，使蛤蟆灘的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郭振山、郭世富和姚士杰都是受制于這一變化的人物。人們總是把他們視為個人發家思想的代表，落后的黨員代表，或者封建勢力、富裕中農乃至資本主義道路的代表。不過，這樣的看法，往往忽略了他們面臨的被一股新的組織力量所影響、牽制乃至重新安排自身的現實境遇。

　　小說中，因為梁生寶為互助組買稻種，郭世富和姚士杰被激發起對稻麥兩熟計劃的濃厚興趣和與互助組競賽的好勝心。五十多歲的郭世富親自去太白山下買了更多的稻種，帶回蛤蟆灘，分給大家：

　　世富老大回到蛤蟆灘，一聽說生寶啦，有萬啦，都進山走了，他有點泄氣。雖然這樣，他叫吆膠輪車的世華老三，從民政委員孫水嘴那里取來官鑼，沿著蛤蟆灘幾條主要的草路，鳴鑼吼叫：“唔——喜愿分百日黃稻種的，都來分啊!唔——不限互助組不互助組，誰愛分誰分哎!……”

　　郭世富感到一種報復中的快樂。他希望他的這個行動，在不貧困的莊稼人里頭，引起好感、尊敬和感激，建立起威望。……他遠不是好大喜功、喜歡為公眾事務活動的人呀!他之所以這樣，完全是因為形式逼使他做這號人。他駭怕梁生寶搞的互助合作大發展。[23]

　　這一類對公共事務的理解和愿望，自然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理想，卻顯現出“互助組”對蛤蟆灘的舊勢力強大的吸納力和改造力。也是在這樣的形勢之中，郭振山有了以下的盤算：

　　離開了黨，他就重新只剩下一個高大的肉體，能扛二百斤的力氣，和一個莊家人過光景的小聰明啰!……只要和姚士杰居住在這同一個行政村，就永遠也甭想離開黨。[24]

　　為了自己、自己的婆娘和娃子們，郭振山必須在黨![25]

　　對當時的社會主義建設而言，在薄弱的經濟基礎、傳統的社會觀念和高揚的社會主義理想之間，找到具體的路徑和橋梁，是一個大問題。在這里，文學敘述的力量，不僅在于重新敘述革命的歷史，也在于在個人利益、一般的觀念和社會理想之間，發現彼此統一的情感基礎，求證相互詢喚的基本步驟。柳青對“互助組”的描述，便具有這一功能。從“互助組”這一組織形式的角度閱讀小說，就會發現，《創業史》討論的并不是某個“個人”如何在“黨”的領導下成長壯大的問題，而是一種新型的組織，如何和“黨”所代表的新的社會理想一同生長，相互詢喚，克服現實的危機，從而不斷將更多的社會部分納入其中的過程。

　　至此，“互助組”這一新的組織形式攪動起整個蛤蟆灘，不斷生產出新的社會關系。在這一重新組織的過程中，新的政治力量不斷更新和確認自身。只有在這樣的組織中間，才會誕生梁生寶、高增福和任老四。也只有這樣的組織，會孕育出郭振山和改霞。

　　三、組織之后：“改霞”的路線意義

　　“改霞”的意義，需要被放置在這樣一種組織起來的過程中，才能理解。

　　在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小說中，去城市參加革命工作的男性，往往被描寫成對農村工作的有力支持，一種進步和協助的力量。當農村工作一籌莫展、難以展開的時候，這一類進城工作的男人們的作用，便格外凸現出來，成為既處于整個故事結構之外又不可缺少的推動力。比如趙樹理的《三里灣》。當土地和分家的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是干部們寫信給在城里當干部的馬家兒子，請他拒絕接受自己名下的土地而解決了這一難題。[26]而在《暴風驟雨》之中，農村干部最后上調協助城市工作，也被看成一種正面的意義。相比之下，在《創業史》中，卻是“改霞”這一女性，帶出了整個鄉村和城市、農業合作和工業化之間的關系問題。

　　在《創業史》中，改霞的出場很早。她一出場，就在和郭振山的對話中為蛤蟆灘的故事注入了工業化的強力。此后，正是通過“改霞”的眼睛，我們看到，當國家到處蓋工廠、修鐵路，需要人手的時候，鄉村合作運動里涌現出來的人才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到了工業部門。對鄉土社會中的個人來說，這一工業化的過程提供了個人為國家建設作貢獻的另一種途徑，同時也展現出“一個生活的新天地”。是無條件地支持工業化，為其輸送人才和糧食，還是有保留地看待這一問題，看待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生活的新天地”?考慮到當時中國農村面臨的這一系列重大問題，柳青對“改霞”這一人物的設置和處理，是非常特別的。

　　小說寫到，當工廠到農村招工的時候，鎮上便擠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想進城干好工作。改霞到了鎮上，才突然意識到，原來有這么多人為了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條件而想要進城。對改霞來說，這是很俗氣的想法，所以沒有參加招工就直接回家了。顯然，在“改霞”的身上，柳青希望排除一切庸俗的貪圖享樂、只顧自己的個人私利，使之成為“一種路線的代表”：

　　……改霞在蛤蟆灘也是一種路線的代表。梁生寶和郭振山在合作化問題上的沖突，就是通過改霞表現的。……有個同志自命不凡，要砍掉改霞，我說他糊涂，只看政治，不看生活。政治不是兩條線，任何時候都是三條，一個世界，還有不結盟國家嘛!一定的時候，第三條線上的人是多數。[27]

　　如果說柳青總是立足于郭振山屬于鄉村這一基本框架，從而對其抱有批評和同情的態度的話，那么正是在這里，他表現出了某種態度上的不一致。當郭振山的發家思想，不再能夠被農村合作化的框架所限定，而是通過改霞，通過這個女性想要發展自身、建設社會主義的愿望，從農村延伸到了城市，延伸到了工業化問題的時候，柳青的態度變得頗為曖昧。一方面，他認為，在一個落后國家再組織的過程中，“改霞”是自然出現的一種路線的代表，不是那么可以輕易用個人的利益、情感、性情乃至生活趣味加以抹殺的;這里面不光是政治，更是生活，是第三條線上的大多數。另一方面，他又著力指出，“改霞”這一種路線只能通過郭振山和梁生寶的沖突才能得到呈現。此時，如果繼續把是熱心互助組還是熱心個人發家，看成為梁生寶和郭振山之間的差別，繼而看成兩種不同的道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的話，就很難理解柳青的這種曖昧態度。在某種程度上，柳青希望處理的，是為了國家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走向城市的“改霞”。只有這樣的“改霞”，才會成為郭振山和梁生寶最終的結合點和矛盾處。在“改霞”的背后，既有大工業和城市化對農村社會的壓力，也有農村建設者對未來圖景想象方式的取舍;既有資源人力的輸送和爭奪，也有什么是更有意義、更價值的生活標準的爭論。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互助組”這一組織形式，無法回答和難以處理的。

　　對社會主義時期的小說而言，要表現上述矛盾，自然是非常困難的事。而不表現這一點，則無法說明社會主義這一新制度的誕生。至此，柳青很大一部分的企圖和困惑，便落實在“改霞”的身上。[28]

　　在小說中，改霞的這一結構性位置決定了，她的去留，她和梁生寶的戀愛能否成功，從來不是單純的個人事務和情感問題，而是在整個工業化過程中，后發國家能否將資本主義制度下形成的城市和農村的對立轉化為內部關系的一個隱喻。也許，只有在女性的身上，這樣的隱喻才是可能的，而不至于轉為激烈的對立與沖突。于是，這一現代化進程里的基本矛盾，在文學敘述中，被巧妙地改寫為女性參與社會工作的愿望和照料家庭之間的沖突。

　　在《創業史》第一部的最后，當改霞又一次考慮自己和生寶的關系的時候，她的判斷是這樣的：

　　她想，生寶肯定是屬于人民的人了;而她自己呢?也不甘愿當個莊稼院的好媳婦。但他們兩結親以后，狂歡的時刻很快歸去了，漫長的農家生活開始了。做飯的是她，不是生寶;生孩子的是她，不是生寶。以她的好強，好跑，兩個人能沒有矛盾嗎……[29]

　　有意思的是，改霞在盧書記們眼中看起來是“浮”的，不適合梁生寶。在某種程度上，盧書記們的判斷和改霞自己的考慮正是一致的。至此，在小說中，工業化的城市建設和鄉村農業建設之間的不平衡，大多數人所能夠想象的好生活和更高的社會理想之間的矛盾，通過這一場失敗的戀愛，得到了想象性的解決。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里，導致這一場戀愛終于失敗的現實因素，是兩條。一是梁生寶為了搞好互助組，不愿分心，希望進山回來后，再和改霞談這個事情;一是盧書記并不知道他們兩人的這段故事，介紹改霞進了工廠。對“改霞”這一隱喻而言，這兩種導致戀愛失敗的因素，自然帶著格外的象征意味。這不僅意味著，對已經被一個國家轉化為內部矛盾的工業生產和農業發展來說，農村互助組乃至合作化的形式，并沒有處理這一內部矛盾的能力。甚至于，有些時候，它是妨礙這一矛盾的處理的。更是說明，行政領導的力量——盧書記們，也沒有真正解決這一矛盾的好辦法。他們的做法，與其說是解決，不如說是事后的對既成事實的承認。[30]

　　正是在這一系列隱喻的意義上，柳青把“改霞”判定為一種路線。這不僅是因為通過這一女性，城市生活的“新天地”和鄉村生活的新局面之間有了聯系和表現的可能，更是因為這一場失敗的戀愛，標示出想要通過組織的方式克服這一矛盾的難度，并不僅僅來自于“個人”的離心力，也同時來自組織過程本身。至此，“如何組織”的問題，被文學表達和重述的意義，不在于對哪一種具體方式的向往、憧憬和實現，而是在于對這一提問所包含的可能和限度的不斷勘定。

　　柳青沒有完成他的《創業史》。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實踐，也仿佛已經煙消云散。然而，在全球化的過程里，以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方式重新組織起來的愿望，卻從未離開。如果說文學的意義在于，對現實矛盾提供想象性解決的同時，標示出它的可能、縫隙和邊界。那么，在今天，重讀社會主義時期文學作品，也就意味著重新確認社會主義文學已經展現出的繪制這一真實愿望和為此改造觀念的過程。恢復這些記錄在案的繪制方式，也就成為重啟想象的第一步。

　　2008-12-29

　　200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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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第766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

　　[2] 參見孫立平關于轉型社會學的相關論述。

　　[3]當代文學如何重新評價的問題也由此提上日程。當代文學究竟是對現代文學的中斷還是超克，是其中的重要論題。詳見曠新年：《尋找“當代文學”》，《寫在當代文學邊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4]其中，重新討論《創業史》的評論文章，便有韓毓海的《“春風到處說柳青”：再讀〈創業史〉》、武春生的《尋找梁生寶》和曠新年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經典〈創業史〉》等。

　　[5]洲之內徹：《趙樹理文學的特色》，《趙樹理研究文集 下卷 外國學者論趙樹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6]竹內好：《新穎的趙樹理文學》，《趙樹理研究文集 下卷 外國學者論趙樹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7] 無論是賀桂梅的《趙樹理文學的現代性問題》，還是曠新年的《趙樹理的文學史意義》，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柄谷行人的裝置說，來為趙樹理正名。

　　[8] 比如，賀桂梅在討論趙樹理文學的現代性問題時，為了確定趙樹理的文學位置，著實煞費苦心。但其對于趙樹理所創造的人物的評價，即“趙樹理所塑造的農民形象在當代文學的‘典型’和現代文學的‘個人英雄’之間，確有某種‘媒介’的意義”，卻把趙樹理搞成了一種社會主義文學中的“特殊”。這一特殊狀態，損害了整體評價社會主義文學的可能。而一旦失去這一可能，趙樹理便只能是永遠的孤魂野鬼，失去了最終明確其文學意義的根基。賀桂梅：《趙樹理文學的現代性問題》，唐小兵(編)：《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9]蔡翔：《重述革命歷史：從英雄到傳奇》，《文藝爭鳴》2008年第10期。

　　[10] 嚴家炎：《關于梁生寶形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第265-26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1] 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第284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 馮建男：《再談梁生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第28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 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曾經這樣強調“文藝服從于政治”中“政治”的含義，即“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66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從《十里店》這樣一些觀察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當時所發動的一系列運動正是要不斷明確這樣一種“黨”、政治和群眾之間的關系。

　　[14] 對照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便會發現這一類關于“新人”的爭論和《講話》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是同構的。《講話》討論了兩個問題，即“為什么人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有意思的是，在《講話》中，占據大部分論述的，并非前一個“為什么人服務”，而是后一個“如何服務”的問題。毛澤東在《講話》里說：“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并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問題上。而對于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當然，在毛澤東看來，這種“幾乎一致”，恰恰是“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的傾向。”在“為什么人服務”的原則上沒有分歧，真正有分歧的地方在于“如何服務”;討論也就此轉入如何組織這樣一種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文學。這里的討論也是一樣，在為什么要討論“新人”這一基本問題上，大家心照不宣，頗有默契，而分歧也就自然轉移到了“新人”到底如何被塑造和描寫之上。問題在于，在《講話》中可以從容轉換的組織和政治兩方面的邏輯，在具體的文學作品中并不能如此通用。如果不提出區分文學想象性的實踐與現實實踐的基本依據，不提供聯系這兩者的基本方法，這一類的討論也就很難達到它們的初衷。

　　[15] 凡布倫：《有閑階級論》第148-149頁，商務印書館，2002年。

　　[16] 1953-1958年是中國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由此大規模展開工業化和農村合作化運動。整個《創業史》的第一部，講的就是1953年里蛤蟆灘的故事。

　　[17]《在陜西省出版局召開的業余作者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73年2月27日下午,1978年12月13日根據記錄整理，未經本人審閱，原載《延河》1979年6月號)，《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第36-37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8]閻綱：《四訪柳青》，《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第96-97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9]這一點在他此后的構想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一部大家已經看見了。第二部試辦初級社，基本上也快寫完了，沒有多少了;第三步準備寫兩個初級社，梁生寶一個，郭振山一個;第四部寫兩個初級社，合并變成一個社，成了一個大社，而且是一個高級社。”見《在陜西省出版局召開的業余作者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第37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20] 《創業史》(第一部)第17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21] 《創業史》(第一部)第39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22]高增福之所以退出互助組，是因為內心驕傲，對社會主義的理想有很高的要求和期待，不愿意和白占魁這樣的人同在一個小組。

　　[23] 《創業史》(第一部)第236-23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24] 《創業史》(第一部)第16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25] 《創業史》(第一部)第17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26]在趙樹理的小說中，往往看不到這種城市和工業對農村的隱約威脅。

　　[27]閻綱：《四訪柳青》，《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第96-97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28] 這是柳青不同于趙樹理之處。對趙樹理來說，思考的對象主要是鄉村社會的重建，可以輕易繞開這些矛盾。柳青希望討論的，卻是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問題，因此也就不得不碰到農村和城市，農業和工業這一對固有的矛盾。

　　[29]《創業史》(第一部)第4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30] 盧書記們的表現是格外有代表性的，他一方面頗為懊惱失悔，埋怨梁生寶不讓他先知道有這個事情，一方面又認為改霞并不適合生寶，決定必要時干預他的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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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自：當代文化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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