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精神的電影影像轉化與重構

　　【摘要】受產業化沖擊，近年來中國電影越發呈現出重市場、重娛樂、重技術的趨勢，傳統文化精神的影像表述由此被淡化乃至誤讀。而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具有巨大的傳播價值與廣泛的受眾基礎，既是中國電影理應承擔的責任，又是其實現文化創新的源泉。要在電影藝術中實現對傳統文化精神的現代轉化與重構，精彩的故事創意和具有較高傳統文化素養的編劇、導演便成為首要因素，同時要注重傳統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完美對接和文化精神與藝術語言的水乳交融。

　　【關鍵詞】傳統文化精神；故事講述；文化創意

　　作為文化藝術產品和大眾傳播媒介，電影是社會文化、民族文化精神和時代精神的重要體現形式和傳播載體。中國電影作為中華文化的展現形式，自然理應反映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以生動、形象、感人的精彩故事和藝術語言發掘和傳播內涵豐富的民族文化精神。并且，講述蘊含普適性傳統文化精神價值的好故事，不僅是中國電影提升審美品位、追求精神審美以避免陷入過度滿足感官欲求的商業困境的重要路徑，同時也是發掘傳統文化軟實力、振興中國電影產業的必由之路。

　　一、傳統題材發掘中文化精神的淡化、誤讀與重釋

　　傳統文化精神的電影影像化表述問題，是在世紀之交尤其是加入WTO之后，隨著中國電影商業化、產業化和國際化意識的加強，大片時代、奇觀電影等的開啟而日益凸顯出來的。在此之前，無論是現實題材還是傳統文化題材，均涌現出許多深入發掘傳統文化精神的經典性影片。較早的如1948年由費穆導演、李天濟編劇的《小城之春》，便充分展示了傳統文化追求含蓄蘊藉之美的特征。后來的《城南舊事》、《黃土地》、《紅高粱》、《新龍門客棧》、《霸王別姬》等一系列影片，無論是批判、反思還是現代解讀，均具有濃郁的中國風格和民族特色。

　　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受市場化因素影響和國際電影的沖擊，中國電影出現了濃郁的市場化、娛樂化和商業化傾向，為賺取票房甚至是迎合受眾的趣味需求，文化意識日趨淡薄，傳統文化精神的發掘更是陷入了淡化甚至是錯誤解讀的困境。在傳統文化題材的影片中，由于缺乏高水平和具有原創能力的編劇導演，大致呈現出兩類情況：一類是由于一味地“注水稀釋”、“戲說穿越”甚至是顛覆性的“亂砍濫伐”，導致原本富有民族文化精神積淀的經典歷史題材或文學作品，成為市場化商業開發“噱頭”的犧牲品。如以《關云長》、《戰國》、《楊家將之軍令如山》等為代表的影片，不僅沒有將題材中原有的文化精神表現出來，反而由于情節的荒誕離譜造成不同程度的闡釋錯誤。另一類，則是力圖借助故事創意實現對傳統文化精神的現代性闡釋，如《赤壁》、《孔子》、《趙氏孤兒》、《畫皮》等，由于故事創意沒有很好地抓住文化精神的核心，在傳統文化精神發掘和傳統精神與現代精神對接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誤讀或闡釋不夠。如《趙氏孤兒》雖然試圖跳出“以牙還牙”的復仇情結而賦予其展示人間大愛等精神，卻由于“救孤”與“復仇”兩個關鍵情節難以自圓其說而被詬病。

　　在現代歷史和現實生活題材的影片中，由于進口大片所奉行的感官美學與極致美學的沖擊，越來越多的國產電影致力于打造技術影像奇觀而忽視文化內涵、追求視聽感官的娛樂滿足而忽視影像韻味，透過時代精神展示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精神對當下生活影響的影片漸趨減少，更多的是追求輕松娛樂、忽視生活積淀和文化內涵的時尚影片，如《手機》、《杜拉拉升職記》、《失戀33天》等。諸如《集結號》、《唐山大地震》等，發掘并展現綿延至今的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影片則并不多見。當然，這一時期以《那山?那人?那狗》、《孔雀》等為代表的商業化程度不高的影片，雖成功再現了傳統文化的審美精神，并在國外獲獎，但由于多種原因卻并未在國內電影市場受到足夠關注。如何以影像方式傳播蘊含傳統文化精神的民族文化觀，已經成為中國電影進行文化創新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傳統文化精神是中國電影產業文化創新的基石

　　由于沒有憑借優秀的故事創意傳達出富有中國特色的價值觀念，尤其是傳統文化題材中蘊含的優秀文化精神，中國電影不僅沒有肩負起應有的弘揚民族文化精神的責任，而且受其他因素影響，在國內電影市場遭到進口電影的強力沖擊，造成他國文化觀念假借中國元素與題材在中國廣為傳播的現實，如《花木蘭》、《功夫熊貓》等，同時中國電影卻無法憑借對傳統文化精神的發掘成功拓展海外市場，進行跨文化傳播。

　　而電影發展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即便是商業化運作的大片，也能夠且可以很好地融入文化觀念。以華語商業大片中最為成功的案例——李安執導的《臥虎藏龍》為例，該片之所以能夠斬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等四項大獎，根本原因就在于影片超出了普通功夫類型片，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尤其是道家文化的美學底蘊進行了成功轉化與表達，尤其是“以柔克剛，道法自然”的武術文化精髓和情景交融的審美意境。《臥虎藏龍》的成功不僅說明功夫類型片可以通過優秀的故事創意發掘傳統文化精神，更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是能夠為海外尤其是西方受眾所認可、接受與認同的。

　　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中擁有很多普適性價值的優秀精神理念，如“天人合一”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對于緩解全球性生態危機具有重要價值;“仁愛”、“中庸”的思想，對于人際關系的和睦相處與和諧社會生活環境建設具有重要價值;“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兼愛”、“非攻”的觀念，對于種族和平、國家和平、世界的多元化發展等具有重要意義，等等。如果中國電影能夠通過優秀的故事創意，充分展示這些對海外尤其是西方受眾而言能夠產生文化認同的優秀精神，相信不僅能夠推動中國電影的文化創新，捍衛國家文化安全和國內電影市場，而且將有效實現國際市場的拓展，傳播中華文化，推進世界文化多樣化。

　　因為，普適性的傳統文化精神具有廣泛的受眾基礎，這既是中國電影進行文化創新的現實依據，又是拓展電影市場的堅實支撐。據相關調查顯示，中國未成年人中有32.46%的人認為“中華優秀的文化傳統”應該是“中國電影中最應該表現的民族文化”;并且，有25.24%的人認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核心競爭力”[1]。而被調查的未成年人不僅是中國優秀文化精神傳承的重要載體，而且是數年后中國電影市場的消費主體。同時，據相關調查顯示，外國觀眾“在被問及今后希望更多地看到反映何種類型文化的中國影片時，58.8%的受訪者選擇了‘中國城市文化’，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民間文化’，分別占49.0%和41.8%[2]。而通過電影對中國城市文化、傳統文化與民間文化的影像化表述，最為關鍵的是依然指向展示優秀的中國文化精神。

　　三、在精彩的故事創意中轉化與重構傳統文化精神

　　傳統文化精神要在電影影像敘事中實現轉化與重構，首先要求中國電影必須堅守民族文化的立場，在立足本土的基礎上面向國際，解決好電影故事講述的文化立場、審美接受與題材選擇問題。在此基礎上，依托新奇合理的情節講述蘊含傳統文化精神的好故事，創新與傳播傳統文化精神。

　　第一，情節新奇而合理的精彩故事創意。只有通過新奇而合理的故事情節，才能將傳統文化精神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傳播給受眾。如錢鐘書先生所言：“水中鹽，蜜中花，體匿性存，無痕有味。”讓觀眾在盡情享受電影藝術所帶來的視聽快感之后，能夠有充分的回味空間，從而感悟到故事中蘊含的深層文化精神。好萊塢電影之所以成為美國文化價值觀的重要輸出載體，關鍵就在于好萊塢各種題材的電影都能將美國價值觀融入其中。反之，倘若沒有精彩的原創故事情節，如電影《關云長》雖試圖重新塑造出一位新的關羽形象，將關羽由“神壇”拉回“民間”，還原他作為 “人”的常情，重新解讀關羽所代表的“忠義”精神，但卻由于情節設置存在缺陷與故事敘述雜亂，結果將關羽解構成了“迷失的刀客”，原本的忠義精神也蕩然無存。由此可知，精彩的故事創意乃是實現傳統文化精神轉化與重構的根本所在。

　　第二，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編劇和導演。電影要講述出好故事，必須有能夠講述好故事的作者團隊——編劇和導演，即能夠創作出精彩故事的創意人才。李安在《臥虎藏龍》獲得奧斯卡大獎之后曾言：“我對中國文化比較了解，對西方的文化也比較了解，就是站在這兩種文化中間，我采用西方人的方式成功地表達了一個中國人的故事。我有一些出發點是比較中國的，比如儒釋道這種東西……所以當我拍電影的時候，就會自然地把這些東方的精神還有西方的手法融進來。”[3]因為李安了解中國文化并有意識地講述“中國人的故事”，且講述立場“比較中國”，所以《臥虎藏龍》具有濃郁的中國傳統文化審美精神。國內很多導演由于對傳統文化精神進行選擇性遺忘，加之缺乏具有較高文化素養和創新能力的編劇，最終致使中國電影失去了發掘傳統文化精神的基本人才保障。

　　第三，傳統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完美對接。中國電影要汲取傳統文化的營養，通過發掘最為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實現文化創新，不僅需要將傳統文化題材與藝術形式中存在與表現的優秀文化精神以電影的現代藝術語言表述出來，實現表述方式與傳播載體的轉化，更需要實現傳統文化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對接，推動傳統精神向現代精神的轉化，讓傳統精神與時代精神融為一體。《集結號》的故事情節與邏輯結構雖不夠完美，但通過谷子地的實際行動基本實現了傳統的以倫理為本位的群體觀念與現代集體主義精神的對接，同時又將對個體生命價值的尊重融入其中，實現了對“群體觀念”的重構，帶給受眾以巨大的內心觸動。需特別強調的是，傳統文化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對接是在直面現實生活的前提下實現的，而這也是傳統文化精神在電影文化創新中發展、傳播的必由之路。

　　第四，文化精神與藝術語言的水乳交融。電影是一種綜合性藝術，因而可以在敘述元素選擇中，恰當地使用富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音樂、戲劇、舞蹈、繪畫、建筑等藝術形式與文化符號，以彰顯傳統文化中具有普適性價值的精神觀念。如《臥虎藏龍》對于影像畫面的處理顯然汲取了中國傳統繪畫的元素，從而將“天人合一”思想透過功夫對人與自然和諧之道的運用表述出來。同時，電影作為依托現代科技產生的藝術形態，還必須恰當處理藝術表達中技術元素的運用，可以訴諸現代高新科技，增強影像的表現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影響力，但決不能盲目追求技術效應而忽視藝術效果。《唐山大地震》投入3000萬元打造的地震特效，便是依據故事需要而進行的，從而有機融入故事講述之中并推動了情節的發展，與當前部分影片刻意引入3D或以其為噱頭完全不同。一言以蔽之，能否成功轉化與重構傳統文化精神，影像藝術語言的運用是關鍵所在。(作者單位：河南省社會科學院)

　　參考文獻：

　　[1]黃會林,葉宇,李小麗,金學敏.2009年度電影對未成年人成長影響調研分析報告[J].當代電影,2010(1).

　　[2]黃會林,劉湜,傅紅星,李明,熊曉鴿.2011年度“中國電影文化的國際傳播研究”調研分析報告[J].現代傳播,2012(1)、(2).

　　[3]張克榮,編著.華人縱橫天下?李安[M].北京：現代出版社，200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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