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從未直接對“文化”進行過論述和界定，但這并不代表二人不重視文化問題。事實上，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文化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將文化問題放在唯物史觀的視野中加以理解和把握，即首先強調的是經濟基礎對于文化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因此，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僅僅局限于文化批判不同，馬克思、恩格斯主張基于現實的實踐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晚年)同時看到了文化對經濟基礎的能動作用，因而十分強調文化、意識形態建設之于整個社會主義的重要意義。由唯物史觀的根本理論旨趣決定，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觀的最終落腳點無疑也是人類的徹底解放，因為文化的主體是人，它體現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文化的思想遺產，對于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指導意義。
一、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觀與唯物史觀的關聯
相比于經濟問題、政治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對文化問題的關注確實不多。一些學者據此斷言，馬克思、恩格斯輕視文化問題。仔細閱讀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著作不難發現，事實上，文化問題是唯物史觀的重要問題之一。眾所周知，唯物史觀探討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問題，而由于文化與上層建筑尤其是觀念上層建筑經常處于同一問題域，因此可以說，文化問題也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這里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觀從屬于唯物史觀，而不是文化史觀，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看待文化問題的根本向度，同時也是把握馬克思、恩格斯文化觀時必須堅持的根本立場。
對文化范疇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方面來理解，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也是如此。從廣義上說，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文化泛指由人類創造出來的一切物質成果和精神成果，它與“文明”一詞常常通用。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對整個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貧窮的、需求不高的人 ——他不僅沒有超越私有財產的水平，甚至從來沒有達到私有財產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簡單狀態的倒退，恰恰證明對私有財產的這種揚棄決不是真正的占有。” [1]在《共產黨宣言》中，這種使用就更為明顯。在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進行評價時，二人寫道：“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產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2]此外，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又從歷史發展的視角對文化作了廣義的理解，他寫道：“在這個文化初期，社會上依靠他人勞動來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數量，同直接生產者的數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3]上述幾種語境中的文化，是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廣義上的文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多數情況下是在狹義上使用文化概念，也就是將文化理解為思想、觀念、知識或意識形態等。正是從文化的狹義視角來看，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觀從屬于唯物史觀，而不是文化史觀，因為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文化史觀就是唯心史觀。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在談到 “文化史”時說：“歷來的觀念的歷史敘述同現實的歷史敘述的關系。特別是所謂的文化史，這所謂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順便也可以說一下歷來的歷史敘述的各種不同方式。所謂客觀的、主觀的(倫理的等等)。哲學的。)”[4]在《反杜林論》一書中，恩格斯更是直接將“文化史”與唯心主義歷史觀等同起來，他寫道：“舊的、還沒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質利益的階級斗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生產和一切經濟關系，在它那里只是被當做‘文化史’的從屬因素順便提一下。”[5]
顯然，馬克思、恩格斯對這種文化史觀持否定的態度，因為它顛倒了經濟關系和文化、物質利益和觀念態度、存在和意識之間的關系。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觀，應該“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6]從存在與意識的關系看，“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7]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的表述則更為清晰，他寫道：“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關系中發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8]
唯心史觀以文化史來解讀全部人類歷史，必然內在地要求人們無需改變現實的物質世界，而只要進行思想、文化或言語上的革命就可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正是在批判青年黑格爾派思想家們的上述做法時，詳盡闡釋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及理論的根本旨趣。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思想、文化與現實的物質世界之間關系的立場是再明顯不過了，那就是，思想和文化的產生、發展的秘密要從現實的物質世界中尋找答案;如果現實的物質世界出了問題，單純進行思想和文化的批判顯然是不夠的，而是要進行更為徹底的現實批判。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9]
二、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批判觀
文化批判是馬克思主義具有的重要功能，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們對此尤為看重。但由于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基于唯物史觀的根本立場，處處著眼于現實的實踐批判，因而他們沒有像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僅僅拘泥于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批判。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對此進行了解釋，他寫道：“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10]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文化批判固然重要，但從根本上說，它從屬于現實批判。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往往重視青年馬克思的思想，尤其重視其中文化批判或意識形態批判的思想。在以批判理論著稱的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文化批判理論最具代表性。在二人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一書中，二人提出了“文化工業”的概念。他們指出，如今文化已經與工業、科學技術、大眾傳媒等現代手段緊密結合，因此成為了大規模復制的、商品化了的、非創造性的文化產品的娛樂工業體系。從對文化工業的分析入手，二人對資本主義的文化進行了細致、深入的批判。首先，由于文化與大眾傳媒結合，因此導致了文化喪失了創造性，甚至具有了欺騙性。作者以電影為例解釋說：“那些被電影世界以及其中的形象、手勢和語言深深吸引住的人，不再滿足于真正創造世界的東西，不過，他們也不必把生活建立在電影放映的具體機制上……整個文化工業把人類塑造成能夠在每個產品中都可以進行不斷再生產的類型……文化工業不斷在向消費者許諾，又不斷在欺騙消費者。它許諾說，要用情節和表演使人快樂，而這個承諾卻從沒有兌現; 實際上，所有的諾言都不過是一種幻覺：它能確定的就是，它永遠不會達到這一點，食客總歸得對菜單感到滿意吧。面對所有光彩照人的名字和形象所吊起來的胃口，最終不過是對這個充滿壓抑的日常世界的贊頌罷了，而它正是人們想要竭力擺脫的世界……文化工業沒有得到升華;相反，它所帶來的是壓抑。”[11]更為可怕的是，由于文化與科學技術結合，因此具有了操縱人、統治人的特性，人的個性受到了壓抑。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在文化工業中，個性就是一種幻象，這不僅是因為生產方式已經被標準化……個性不過是普遍性的權力為偶然發生的細節印上的標簽，只有這樣，它才能夠接受這種權力。單個人堅韌不拔或花枝招展的外表，都不過是耶魯鎖這樣的大眾產品，它們之間的差別是以微米計算的。自我的特性，就是由社會支配的壟斷商品;它總是虛假地表現成自然的東西……個性原則始終充滿著矛盾。個性化從來就沒有實現過。”[12]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廣告之于現代人個性的負面影響尤為反感，他們寫道：“文化是一種充滿悖論的商品。它完全遵循交換規律，以至于它不再可以交換;文化被盲目地使用，以至于它再也不能使用了。所以，文化與廣告便混同了起來。廣告在壟斷下越顯得無意義，就越變得無所不能……廣告是生命的靈丹妙藥。但是文化產品從來就沒有還原為這樣一種許諾：即把欣賞當作一件商品來許諾，歸根到底，它必須與公眾有所牽連，正因為它得不到欣賞，所以它才需要公眾。在競爭社會里，廣告扮演的社會角色是向購買者通報市場情況;它不僅使選擇商品變得容易了，而且還可以幫助那些不知名但有效率的供應商賣出商品……在文化工業中，廣告已經取得勝利：即便消費者已經看穿它們，也不得不去購買和使用它們所推銷的產品。”[13]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之后，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內部產生了巨大的分歧，但無論是馬爾庫塞還是哈貝馬斯，實際上都沒有脫離文化批判的理論框架。甚至可以說，文化批判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從馬克思學說那里繼承下來的最主要遺產。總體看來，他們一方面贊同馬克思，認為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一種虛假意識，即具有欺騙性和虛假性的思想觀念，其主要功能在于對現實生活進行裝飾、美化并進而為現狀辯護，因此主張通過批判來揭示意識形態的虛假本質;另一方面，這些思想家們又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強大的統治人、壓制人、操控人的現實力量，甚至連科學技術都成了意識形態，于是他們將文化看成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力量，這無疑將意識形態的現實作用無限夸大了。
應當看到，馬克思自始至終都十分重視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但從根本上說，由于它是一種哲學人類學的批判，因此實際上是在人類異化前提下的文化批判。在馬克思看來，異化的根源不在于文化或意識形態，而在于現實的經濟基礎，因此馬克思從異化史觀轉向了唯物史觀。而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們則認為異化的根源在于文化，因此他們批判的落腳點仍然是文化。
馬克思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就對文化批判與現實批判的關系作了精辟的闡釋，他寫道：“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14]馬克思在論述到當時德國思辨的法哲學這一具體的文化形式時說道：“對思辨的法哲學的批判既然是對德國迄今為止政治意識形式的堅決反抗，它就不會專注于自身，而會專注于課題，這種課題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實踐。”[15]在分析思想與現實對于德國革命的影響時，馬克思提出：“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國思想的要求和德國現實對這些要求的回答之間有驚人的不一致，與此相應，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以及和市民社會本身之間是否會有同樣的不一致呢，理論需要是否會直接成為實踐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16]馬克思最后得出的結論是革命性的，他說：“德國唯一實際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為立足點的解放。在德國，只有同時從對中世紀的部分勝利解放出來，才能從中世紀得到解放。在德國，不摧毀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種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毀。德國不從根本上進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17]
顯然，在馬克思那里，文化批判是從屬于現實批判的，具體說來，即文化批判要從屬于立足資本主義現實基礎上的實踐批判。這也是馬克思之所以放棄純粹的思辨哲學研究，進而選擇從事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原因。因為馬克思全部理論活動的目的決不是為了批判而批判，馬克思畢生的奮斗目標是全人類的解放。因此，相對于文化批判而言，現實批判更為根本;但相對于人類的現實解放而言，批判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經濟基礎對文化、意識形態具有決定作用，但馬克思、恩格斯并未因此徹底否認文化批判的現實功能。恩格斯晚年尤為重視文化、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的巨大能動作用，同時強調了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恩格斯寫道：“經濟關系反映為法的原則，同樣必然是一種頭足倒置的反映。這種反映是在活動者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的;法學家以為他是憑著先驗的原理來活動的，然而這只不過是經濟的反映而已。這樣一來，一切都頭足倒置了。而這種顛倒——在它沒有被認識到的時候構成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觀點的那種東西——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種限度內改變經濟基礎，我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18]在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恩格斯又將經濟基礎對文化起決定作用的范圍作了限制，即在“歸根到底”的意義上制約著文化等上層建筑的發展。恩格斯解釋說：“我們把經濟條件看作歸根到底制約著歷史發展的東西……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這并不是說，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19]
此外，恩格斯還以哲學這一具體的文化樣式為例，指出文化、意識形態雖然根源于經濟基礎，但它們一旦產生，就具有了相對的獨立性，他寫道：“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因此，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紀的法國對英國來說是如此(法國人是以英國哲學為依據的)，后來的德國對英法兩國來說也是如此。”[20]
三、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思想
由于文化對經濟基礎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因而，必須充分重視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建設。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總結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豐富實踐和寶貴經驗，研究部署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對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會議召開后，全黨全國掀起了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的熱潮，紛紛為如何搞好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獻計獻策。
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看到了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對于整個社會主義的重要意義。在文化建設日益緊迫的今天，重讀兩位革命導師的經典著作，并結合中國當前的具體現實，進而更好地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大致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思想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內容。
第一，必須加強馬克思主義文化、意識形態的宣傳和教育。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寫道：“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以便德國工人能夠立刻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所必然帶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國的反動階級之后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斗爭……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21]在《〈德國農民戰爭〉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補充》中，恩格斯強調：“必須以高度的熱情把由此獲得的日益明確的意識傳播到工人群眾中去，必須不斷增強黨組織和工會組織的團結。”[22]在1853年3月11日寫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又寫道：“如果我們在這兩三年里能像1848年以前所做的那樣，用各種書籍進行扎實的科學宣傳，我們的事業會要好得多。”[23]恩格斯十分重視報刊對于宣傳馬克思主義文化、意識形態的重要作用，他說：“在每一個黨、特別是工人黨的生活中，第一張日報的出版總是意味著大大地向前邁進了一步!”[24]恩格斯在談到宣傳十小時工作日法時指出：“在這種宣傳中，工人階級得到了一個有效的辦法來相互了解，認清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利益，把自己組織起來，懂得自己力量之所在。”[25]
第二，馬克思主義文化、意識形態必須旗幟鮮明。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寫道：“工人比起資產階級來，說的是另一種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觀念、不同的習俗和道德原則、不同的宗教和政治。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他們彼此是這樣地不同，好像他們屬于不同的種族。在大陸上，至今我們還只知道這兩種人的一種，即資產階級。但是，恰恰是由無產者組成的另一種人顯然對英國的未來更為重要。”[26]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指出：“正如經濟學家是資產階級的學術代表一樣，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無產階級的理論家。在無產階級尚未發展到足以確立為一個階級，因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尚未帶政治性以前，在生產力在資產階級本身的懷抱里尚未發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無產階級和建立新社會必備的物質條件以前，這些理論家不過是一些空想主義者，他們為了滿足被壓迫階級的需要，想出各種各樣的體系并且力求探尋一種革新的科學。但是隨著歷史的演進以及無產階級斗爭的日益明顯，他們就不再需要在自己頭腦里找尋科學了;他們只要注意眼前發生的事情，并且把這些事情表達出來就行了。當他們還在探尋科學和只是創立體系的時候，當他們的斗爭才開始的時候，他們認為貧困不過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這一面，這個由歷史運動產生并且充分自覺地參與歷史運動的科學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學了。”[27]
需要指出的是，社會主義的今天與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相比，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而由于兩位導師對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的論述十分具體，因此大可不必苛求二人的每一個預見在歷史細節上正確與否，或在何種程度上得到了實際應驗，而更應當重視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宏觀性歷史敘事模式所滲透著的科學和理性的精神。唯物史觀正是因為堅持了這樣的科學和理性的精神，才具有了不朽的影響力和生命力。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必須重視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革命和建設，但也不能絕對化。事實上，無論何時何地，與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相比，文化的能動作用都是次要的。恩格斯晚年在談到文化與經濟基礎相互作用時，仍不忘強調，“在這些現實關系中，經濟關系不管受到其他關系——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一條貫穿始終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紅線。”[28]這個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也是把握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必須堅持的根本立場。
四、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觀的根本落腳點
馬克思恩格斯文化觀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正如恩格斯所說，“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29]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人的自由即人的解放，因此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文化觀的根本落腳點在于實現人類的徹底解放。
那么，究竟該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說的“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這一論斷呢?理解的關鍵在于把握“人”這一文化主體的內涵。眾所周知，文化在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人化”，因為文化體現的是主體與客體即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經寫道：“資產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給勞動加上一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因為正是由于勞動的自然制約性產出如下的情況：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它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生存。”[30] 也就是說，由于文化體現的是人的社會性關系，因此，它的發展也就具有了階段性。進一步說，人的發展階段制約著文化的發展形態，因為人而不是動物或其他是文化的主體。
由于現實中的人處于異化的生存狀態，因而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形態也必然是要被揚棄了的。馬克思以工業為例，對文化所體現出來人的社會性關系作出了明確的闡釋，他寫道：“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對這種心理學人們至今還沒有從它同人的本質的聯系，而總是僅僅從外在的有用性這種關系來理解，因為在異化范圍內活動的人們僅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本質的歷史，如政治、藝術和文學等，理解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性的人的類活動……工業是自然界對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系……通過工業—— 盡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31]如果將這里的工業理解為一種特殊形式的文化的話，那么它無疑代表的是低級發展階段的文化，馬克思甚至稱此時的工業“直到現在還處于掠奪戰爭的狀態”[32]。
馬克思曾以藝術這一具體的文化樣式為例，闡釋了具有社會關系性質的文化的發展模式。馬克思寫道：“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兒童的真實再現出來嗎?在每一個時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純真性又活躍在兒童的天性中嗎?為什么歷史上的人類兒童時代，在它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兒童和早熟的兒童。古代民族中有許多是屬于這一類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他們的藝術對我們所產生的魅力，同這種藝術在其中生長的那個不發達的社會階段并不矛盾。這種藝術倒是這個社會階段的結果，并且是同這種藝術在其中產生而且只能是其中產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會條件永遠不能復返這一點分不開的。”[33]
眾所周知，馬克思對人的發展階段有過經典的論述，即認為人的發展大體經歷三個基本形態，馬克思指出：“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34]
不難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對文化的描述與對人的界定在本質上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觀實際上是從另外一個視角對馬克思主義人學的進一步闡釋。由此看來，馬克思、恩格斯畢生追求的人類解放必然內在地為文化的發展提供最根本的指導。由于人的徹底解放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因此，恩格斯才認為：“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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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30頁
[2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90頁
[30]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8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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