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昕朋的長篇小說《漂二代》，為我們展示了農民工第二代的復雜生存境遇，小說以“假傷門”這一事件切入，表現了農民工與官商精英之間的矛盾，呈現了豐富復雜的社會場景，并進一步通過探討農民工第二代的前途與命運，指向對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思考，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作家的敏感與憂思。
“假傷門”在小說中是貫穿始終的中心情節，這是一個很小的事情，但圍繞這一事件卻有不同的力量與人物介入，情節也一波三折，呈現了現實生活的復雜性。事情的起因很簡單：農民工子弟肖祥、張杰與房地產開發商汪光軍的兒子汪天大在小酒館發生沖突，本來已經和解，但汪光軍覺得丟了面子，找人為汪天大重新作了腦震蕩的醫學鑒定，把肖祥給抓了起來。這一“假傷門”事件在農民工聚集地十八里香地區激起了強烈的反應，事情很快演變成了兩方力量的角逐，一方是房產商汪光軍及其雇用的高律師，副區長馮援軍等人，這是一個由利益勾連起來的小集團;另一方則是十八里香地區的農民工及其子弟，包括肖祥同母異父的姐姐宋肖新、哥哥肖輝、姑姑肖桂桂，律師馮功銘等，這些人既存在整體的利益，又有各自不同的境遇，最后他們在這場沖突中逐漸走到一起，打贏了這場官司。
如果說“假傷門”是《漂二代》的中心情節，那么更進一步，農民工第二代的境遇與命運則構成了小說的核心問題，“假傷門”為我們打開了關注這一群體的入口。小說通過肖祥、肖輝、宋肖新、李豫生等人的命運與遭際，為我們集中展示了農民工第二代所面臨的生存境遇。
肖祥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孩子，初中即將畢業，但身為農民工第二代的他沒有北京戶口，無法在北京繼續讀高中，他面臨著兩種選擇，回老家讀高中再考大學，或者在北京輟學或讀技術學校，這是他所面臨的重大人生問題。他的哥哥肖輝是一個榜樣，他數年前選擇回老家讀高中，又考回北京上大學，畢業后在國家機關工作，他是十八里香地區人人稱羨的對象，實現了很多人進入城市的夢想，但是在城市生活乃至家庭生活中，由于他出身于底層，也是為人輕視與欺侮的對象。小說通過肖輝這一人物形象，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一個農民工子弟，即使個人奮斗成功了，也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那么，對于肖祥一代人來說，該做怎樣的人生選擇呢?是像肖輝一樣繼續奮斗，還是像他的朋友張杰一樣自暴自棄，進入黑社會?這不僅是擺在肖祥面前的問題，也是擺在整個社會面前的問題，我們的社會是否能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讓底層青年也有進入主流社會的途徑?
宋肖新與李豫生向我們展示了事情的另外一面，這兩位年青漂亮的女孩同樣來自于十八里香地區，她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卻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李豫生先是委身于汪光軍，后又委身于馮援軍，成了這個腐敗分子的“情婦”，但是考察她的人生軌跡，我們可以發現，她走上這條道路，既有個人原因，也有社會原因——在她的生活中，她看不到改變命運的途徑，為了家庭，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她被迫走上了游戲人生的不歸路。與李豫生不同，宋肖新雖然面臨著生活中的困境，但她始終保持著自尊與清醒的意識，面對汪光軍公司“形象代言人”的誘惑，她絲毫不為所動，在與馮功銘的戀愛關系中，她也不因為對方是副區長馮援軍的兒子及其律師的身份就自我貶低，而是以平等的態度與之相處，在這一形象中，寄予了作家的美好理想，但是在小說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面對現實中的困難，宋肖新也時常會陷入一籌莫展的境地。宋肖新與李豫生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了城市，但是她們在融入的過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對這一“代價”的描述與思考，顯示了作家批判的鋒芒，也讓我們去思考城鄉二元結構所帶來的問題。
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讓很多人物糾結的核心問題是“北京戶口”，城鄉戶籍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主人公的命運，也構成了小說的核心矛盾。在歷史上，我國城鄉分治的戶籍管理制度曾起到了穩定社會秩序、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但伴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瓦解，人口的社會流動越來越頻繁，這一戶籍管理制度既失去了現實的依據，也造成了事實上的歧視與不平等。尤其是農民工在我國城鄉之間的巨量流動，他們既是農民，又是工人——他們擁有的是農民的“戶口”，但是在城市中生活、居住、工作，與“工人”無異，他們的“身份”始終無法得到明確認定，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城市既離不開他們，又不愿容納他們，而他們對城市既沒有認同感，也無法回歸家鄉，處于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說這是第一代農民工的典型心態，那么到了現在，第二代農民工逐漸登上歷史舞臺，問題無疑更加復雜化與尖銳化了。在《漂二代》中，我們可以看到，對于第一代農民工李躍進、韓土改、趙家仁、肖桂桂等人來說，北京不過是暫時寓居的“漂泊”之地，他們總還想著回歸河南老家，但是對于他們的子女來說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些孩子出生、成長在北京，他們認同的是城市生活，回到農村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想象的。這樣他們就面臨著更加艱難的處境，他們既無法融入城市，而在城市之外，他們又無處可以容身，小說中肖祥、肖輝、宋肖新、李豫生等人形象地向我們展示了這一代人的困境。小說對這一現狀的揭示既是對現實的批判，也是對更公正的社會秩序呼喚，我們可以看到，2012年初我國已出臺了戶籍改革的方案，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漂二代》走在了時代的前沿。
如果更進一步，我們可以發現《漂二代》批判的不只是城鄉二元結構，而是整個社會結構的不公平之處。小說將農民工第二代稱之為“漂二代”，在社會上我們也會看到“官二代”、“富二代”、“農二代”等不同的說法。“X二代”這一說法的出現，意味著我們整個社會的結構已經板結化與斷裂化，即一個人在社會上的位置，不是取決于個人的稟賦與奮斗，而主要取決于父輩與家庭背景，而貧富差距的極大分化則使這一差距有永久延續的趨勢。這一不公平的社會結構不僅破壞了自由競爭的基礎，而且使整個社會處于不穩定的狀態之中。從歷史的視野來看，這可以說是一種極大的退步。我國從隋唐之后，已基本上廢除了貴族世襲專權的制度，逐漸建立起了一種平民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一個人靠自己的努力奮斗可以改變個人的命運，可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從社會整體來看，則為有為青年提供了社會流動的可能性，削弱了社會動蕩的基礎。不僅傳統社會如此，20世紀中國也是如此，改革開放的一個巨大動力恰恰也是來自這樣的“中國夢”：一個人可以靠奮斗改變命運，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的價值。但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X二代”的出現極大地窒息了社會發展的動力，不僅對于底層如此，對于精英階層也是如此，對于“官二代”、“富二代”來說，他們缺乏走出父輩陰影自我實現的動力，而對于“漂二代”、“農二代”來說，他們靠奮斗改變命運的可能性也極少。但是正如《漂二代》中所顯示的，每一個“漂二代”都是不認命的，他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奮斗著、抗爭著、掙扎著，而他們不屈不撓的奮爭所改變的，將不只是個人的命運，也是我們社會的不公平之處。在《漂二代》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改變的萌芽與方向。
《漂二代》的可貴之處，不只在于通過“假傷門”探索農民工第二代的命運，并以此剖析城鄉結構與社會結構，也在于在這一過程中，作家并沒有以簡單的二元對立來面對復雜的現實問題。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馮功銘這樣致力于底層利益的城市律師，可以看到溫和善良的居委會大媽和派出所民警，也可以看到秉公執法的區委書記，這些人物向我們呈現出社會生活豐富的不同側面，讓我們在具體的社會網絡中看到了問題的復雜性，這不僅沒有小說削弱對主題的呈現，反而可以讓我們在更為開闊的空間思考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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