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2年到2002年，中間相隔30年，30年前李陀暫停書寫小說的計劃，并未定下回歸日期，30年后，他帶著《無名指》又回歸小說家的行列。這部尚未出單行本的小說在雜志上刊登出了前面的5萬余字，從一個心理醫生的角度高度關注中國當下的現實。李陀認為文學作品應該關注現實、關注普羅大眾，應該走得更廣闊更向外，所以他愛19世紀的作家甚過20世紀。
李陀 生于1939年，原名孟克勤。歷任北京重型機械廠工人，北京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北京文學》副主編。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說《重擔》、《光明在前》等。1982年李陀決定暫時放下小說，開始從事文學批評。1986年，調到《北京文學》當副主編，推出了很多先鋒小說，如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李陀現任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
談停筆
我沒有想停那么長時間
新京報：2006年你在一次采訪中說“從今往后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文學批評。”為什么現在又開始寫小說了?
李陀：其實我最開始是寫小說出身，文學批評只是業余，那時我很熱愛寫小說，也想寫出好小說。但我在1982年時停筆決定不再寫，因為“文革”結束以后，寫小說對我來說變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情，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我覺得能夠供我們學習的，為我們提供楷模的好小說并不多見。漢語寫作的歷史很短暫，在我看來白話文可以算作是一種新的漢語，五四前后用白話寫作的這一批人其實是在用新的漢語寫作，這一百年當中我們的文學成績也不可謂不多，但我個人認為五四以后的文學傳統給我們提供的文學經驗和楷模不是很足夠，而“文革”之后我們又在面臨一種全新的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中怎么用文學來說話，怎么寫出這個時代需要的小說，人們愛看的小說，我本人就很惶惑。
新京報：為什么是1982年時決定不再寫了?
李陀：那時我對傷痕文學也始終不滿意，我曾公開說過，傷痕文學就是工農兵文藝的最后一個階段，它曾出現過個別優秀的作品，但仍不是我心中符合那個時代的文學。于是我自問我該寫些什么，也做了一些嘗試，但都不滿意，特別是我有一個習慣，總喜歡和外國的作品比較，越寫就越覺得不如人家。我當時就想與其這么亂寫，不如先想一想該怎么寫好，看看人家是如何寫的，所以我就想先停一段，但說心里話，我沒有想停那么長的時間，我本打算先停兩三年，先讀些書，在讀書同時寫一些批評文章，學習別人的寫作。
新京報：為什么一停就是這么久?
李陀：1985年突然就出現了余華、莫言這樣一批作家，說實在話，我當時嚇了一跳。當然我還是非常支持他們的寫作，但心里卻有了兩個疑惑。一個就是我可能寫不過他們，我覺得怎么能比他們寫得更好是我做不到的事情，尤其是先鋒派小說，作為業余批評家我支持這種寫作，我覺得他們終于沖破了我們傳統文學的各種教條、規范，這種感覺不是我一個人獨有的，那個時代的人都為這種突破歡欣鼓舞，解放感是實實在在的，是很具體的，是由一個一個的文本、一段一段的文字構筑起來的。另一方面我覺得這仍然不是我希望的小說。這兩重困惑讓我更加無法動筆，卻把文學批評堅持下來了。之后人們問我還寫不寫小說，我都說不寫了，但沒有說暫時不寫還是永遠不寫，只有跟個別朋友聊天的時候會說我以后還是想寫小說的。
談文學
西方批評家對現代主義文藝評價過高
新京報：你是什么時候開始動筆寫《無名指》的?
李陀：《視界》停刊之后，我又重新開始考慮自己究竟該做什么。做《視界》的時候我很認真，那時一心一意想多做幾年，沒有考慮過別的事情。但它被迫停了之后又迫使我重新思考，如果做文學批評，我覺得找不到好的小說。也許這也是我做文學批評的缺點，我一定要這篇小說感動我，我才會去評價它，如果只是還不錯，是無法引起我的激情寫批評文章的。在這種情況下，我自己想了想，覺得該到寫小說的時候了。
新京報：能具體談談你是怎么定義理想的小說的嗎?
李陀：我覺得這個問題正面回答有些困難，我試著從反面來告訴你。首先我最大的感觸就是20世紀現代小說這一脈都評價太高，西方的批評家、文學史家對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都評價過高。現在我們應該回過頭來，很客觀的有我們自己的看法，其中之一就是整個20世紀的文學成就不如19世紀。
新京報：為什么?
李陀：這是個很復雜的問題，牽涉到很多方面。我覺得20世紀的現代主義在它的發展中經歷了幾個過程，最早的現代主義是一種不但有文學理想，在文學形式上有創新勇氣的文學流派，它還有對社會的關切，對人類未來的幻想，對現實尖銳的批評。在我看來，現代主義在進入成熟期之后，就走向了過于關注文學內部，過于關注文學形式，過于關注在文學史狹小的空間中造反，而忽略了社會現實，忽略了人類面臨的種種危機，忽略了很多必要的、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政治問題。所以后來的現代主義就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形成了一種“去政治化”，它基本上變成表達中產階級在現代生活的壓迫之下所產生的感情、情緒、心理。這種東西越到后來就越有局限性，越來越表現個人，表現內心，表達抽象的自由。
新京報：所以你認為好的文學應該是關注現實，關注社會的?
李陀：這又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們好像已經變成理論探討了。
新京報：那我換個說法，比如最近幾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都是非常關注現實性的，比如勒克萊齊奧、赫塔米勒。
李陀：諾貝爾獎是一批老糊涂在左右，他們沒有那種權威性來對世界的文學進行評判。他們懂的語言那么少，憑什么對全世界的文學發言?作家們應該蔑視它，不承認它。而且他們還在繼承冷戰意識形態，他們的評價中充滿了種族主義，如果把他們的歷屆評獎列出來的話，你會發現基本都是白人，而且基本都是歐洲人。
談新作
向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學習
新京報：我們回到你的小說，為什么這回你選擇了一個心理醫生作為小說的切入點?
李陀：我想恐怕我們在面臨人類歷史上一個最復雜、最荒誕、最有趣的社會。這可以說是作家的幸運，一個作家隨便在生活中聽到一個笑話，可能都是很好的文學。如果一個有才華的作家聽到一個新聞，都可以像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左拉、莫泊桑那樣，把它發展成一個很好的中篇或長篇。在這種情況下，我就在考慮我用什么樣的構思來對中國當下現實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有一個表達或掃描。我覺得心理醫生有一個好條件，他會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而這些人都是有問題的人。有心理問題的人太多了。這樣就給人一個機會，讓我們有可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去表達人心深處最復雜的矛盾，那種精神戰爭。我們現在生活是充滿精神戰爭的生活，它存在于每個人的內心當中。
新京報：如果從心理的角度，能不能舉個例子說明你對近期人們生活的一種觀察?
李陀：比如最近出現的名詞“屌絲”，我們可以設想一下每個屌絲的內心是多么的復雜，多么難過。當他們帶著微笑說“我就是屌絲的時候”，他的內心是什么?就像美國人說我是個loser，這話不是很容易出口的。但在生活的壓力之下，他居然就說出口了，他的內心一定有一場精神戰爭，而且這種精神戰爭是如此之普遍。我前兩天在一個場合曾說，我們是不是應該回到尼采的時代，思考是不是整個人類文明有問題，而不只是個別的制度有問題，不只是社會生活的哪一個層面有問題。這時如果我們選擇一個心理醫生做主角，就可能接觸到方方面面，有機會像撥卷心菜那樣，把它們一層層撥開。
新京報：你怎么定義這次所嘗試的嚴肅文學?應該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嚴肅文學。
李陀：對，我在想怎么讓文學重新成為可以幫助人思考的東西。我們現在的文學可能會講非常復雜的故事，但是它們卻往往不能提出新問題，尤其是我們生活中實際存在的問題。我認為作家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是一個發現問題的人，是一個鼻子很靈敏的人，是一個處處覺得不滿的人，但怎么把這種不滿變成文學、故事、情節、人物，這是很難的。從我個人來講我更多的會從19世紀的文學借鑒，把他們的一個東西當做資源，我想主要回到曹雪芹、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一個矛盾性就是你又不能真回去，你真的回去現在讀者一定是受不了的，比如閱讀速度問題，怎么用今天的語言來寫作的問題，怎樣用今天的語言來創造一種親切的敘事問題，這都需要重新探索。我覺得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雖然有一定成就，但那種文學形式和文學趣味，已經完全不適合今天的讀者了。
新京報：你在寫作的時候是會考慮讀者的?
李陀：對，你應該會注意到我的語言，和其他人的語言都不太一樣。我使用的書面語很少，盡量在其中加入口語，但又要把口語提煉成文學語言。這一點，我覺得王小波是做得最好的一個。其實這點很難平衡，你過多用流行語言，你的作品容易低俗，又不是嚴肅的，這有一個把握適度的問題，真的很難，我寫得很慢。
新京報：你怎么評價《無名指》?
李陀：我最尊敬的作家是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希望向他們學習。
采寫/新京報記者 姜妍 實習生 江楠
攝影/新京報記者 孫純霞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