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文藝理論的奠基之作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文藝理論的奠基之作

　　李捷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已經70周年了。在這70年里，中國經歷了革命、建設、改革不同發展階段，發生了創建新中國、成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行改革開放、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兩次偉大的歷史性變化。然而，這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文藝理論的奠基之作，今天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仍具有指導作用和現實意義。

　　第一，這篇講話在系統總結五四運動以來革命文化發展的基本經驗方面，占有開創性的地位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于打破封建專制主義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的思想武器——資產階級的人本主義思想和人性論等，曾經起了思想啟蒙的進步作用。但是，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深入，肅清資產階級文藝理論的影響，確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革命文藝中的指導地位，就成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發展的首要任務。即使在當時的革命文藝陣營里面，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資產階級文藝理論和唯心主義歷史觀的影響，把自己看做是高于工農大眾的社會精英，躲在精神貴族的“亭子間”里過生活，遠離實際，脫離工農群眾，在那里孤芳自賞，自我表現。盡管他們的文藝作品在動員群眾、教育群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弱點大大降低了這種作用，導致了革命文藝理論的混亂。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在對延安革命文藝隊伍的思想作風現狀進行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產生的。它比較系統地總結了革命文藝發展的歷程和經驗，充分肯定了作為革命斗爭文武兩個戰線之一的文化戰線和文武兩支隊伍之一的文化軍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指明了革命文化發展的根本方向。這個根本方向就是，要解決“為什么人”和“如何為”這兩個根本問題，并在轉變立場、轉變態度、轉變工作方式上下功夫，最終到達革命知識分子走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同火熱的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文藝創作之路。因此，這篇講話發表之后，在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都引發了革命文藝工作者下基層的熱潮，從而催生了一大批導向正確、藝術水平高、雅俗共賞、特別為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精品，形成了革命文藝大發展大繁榮的局面，哺育了幾代革命文藝工作者和文藝大家。這啟示我們，文藝理論創新必須緊密聯系和直面文藝界的思想實際，從世界觀方法論的高度解決方向、途徑、方法等重大問題，才能為文藝發展和文化發展提供轉變立場、轉變觀念、轉變作風的思想指導和行動指南。

　　第二，這篇講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藝理論形成與發展中，占有奠基性的地位

　　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確地闡明了經濟基礎和包括文化思想在內的上層建筑的相互關系，正確地闡明了一定社會的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同社會階級存在的相互關系，正確地闡明了文化思想的源泉及其發展的內在規律。這些都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理論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石。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過程中，革命文化理論也曾經受到蘇聯文化論爭的影響，走過彎路。只有毛澤東同志在創立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過程中，才第一次正確地闡明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革命文化的發展方向，第一次闡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化建設綱領，提出了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奮斗目標。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的提出和闡發，為最終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藝理論創造了前提條件。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問世，標志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藝理論的誕生。這篇講話從文學藝術的源泉出發，圍繞著文藝建設上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這個核心問題，系統闡明了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包括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問題，文藝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革命文化同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的關系問題，文藝批評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問題，文藝工作的黨內關系和黨外關系問題。這篇講話還有針對性地批判了抽象的“人性”、“人類之愛”等錯誤觀念，澄清了歌頌光明和暴露黑暗、動機和效果、世界觀和創作方法等關系問題上的許多糊涂思想。指出延安文藝界中還存在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缺點，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這篇講話，不僅標志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藝理論的系統形成，并且使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成為中國先進文化的代表者，在凝聚民心、鼓舞民心、贏得民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這啟示我們，文藝理論創新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緊密結合文藝發展的內在規律與實際，并且辯證科學地剖析各種文藝理論和文藝思潮，才能在澄清大是大非的過程中確立起指導地位。

　　第三，這篇講話在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中，占有開創性的地位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篇講話在系統總結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革命文化發展基本經驗的過程中，在創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藝理論的過程中，在當時的中國豎立起一面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發展根本方向的旗幟。

　　當時的中國，正面臨著關乎前途命運的重大歷史抉擇。文化旗幟正是這種歷史抉擇與較量的集中反映。當時存在著幾種有代表性的文化。一種是國民黨政府所倡導的封建主義和買辦官僚資產階級的文化，是為維護其統治地位和統治合法性服務的。一種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所倡導的西方人文主義文化，同民族資產階級一樣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具有進步意義，是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文化的同盟軍，另一方面又具有空想的色彩，不可能在中國得到實現。還有一種就是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將來的發展道路是構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毛澤東同志繼1940年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之后，又在1942年5月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先進文化的理論與實踐中，鮮明地豎立起了一面旗幟，這是繼五四運動以來豎立的又一面引領中國先進文化走向的旗幟。這面旗幟牢固地確立起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領導權，團結其他一切可以團結的文化力量，結成浩浩蕩蕩的文化統一戰線，為在政治上、經濟上集中地徹底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提供了堅強的文化支撐。

　　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毛澤東同志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基礎上，針對思想和文化建設上的“單打一”等片面化、絕對化傾向，提出了“雙百”方針。在如何正確對待古今中外一切人類優秀文化的問題上，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既同全盤西化傾向劃清界限，又同文化保守主義劃清了界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的正確領導下，我們終于在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以來革命文藝傳統、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的先進文化建設寶貴經驗的基礎上，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這是中華民族的大幸運，是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大幸運。這啟示我們，在文化發展方向上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同樣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只有同各種“左”的和右的文化思潮劃清界限，排除干擾，才能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不斷開辟更加美好的未來。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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