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央視今年上半年最為重要的一部由山東影視集團投資拍攝的45集大型電視劇《知青》，日前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播出。《知青》也是繼18年前播出的《今夜有暴風雪》后，中國知青文學代表作家梁曉聲再次與山東方面聯手創作的又一部“知青”題材的電視連續劇。
《知青》，顧名思義，講述的是中國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運動中所經歷的奮斗與歷練。全劇主要以上世紀為歷史背景，塑造了以趙天亮、周萍、趙曙光、孫曼玲、齊勇等人為代表的知青群體，描寫了他們知青歲月悲歡離合的故事，通過對他們人生命運的精彩展示，深刻揭示了知青群體獨特的人生思考和心路歷程。梁曉聲說：“把知青這個題材大大地拓寬，是我在這部電視劇上所作的努力，這是現實主義的寫作，是為了補全一段失卻的歷史。”總導演張新建也表示：“希望《知青》能弘揚正氣，在精神層面上引起大家的共鳴。”
受發行方的邀請，筆者有幸就央視正式播出之前就觀摩了這部電視劇，深感《知青》在創作上的真實貼切，全劇不僅以全景式的視角向觀眾展示了知青在黑龍江、新疆、陜西等地的生活畫面，而且還在創作過程中融入了現代思維，體現了知青堅守理想與時代需求的高度融合。在人物塑造上，展現了知青們對祖國的赤誠和人性的質樸純真，具有時代意義和教育意義。
在《知青》之前，不少關于“知青”的作品，受制于市場社會的邏輯、“現代化理論”的鉗制以及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的影響，總是不脫“傷痕”的窠臼，其中充斥著沖動與愚昧，野蠻與渾沌，悲愴與血淚，更充溢著濃重的悲觀主義意味。在筆者看來，無論這些作者的主觀愿望如何，那些關于知青生活消極陰暗面的描寫和渲染，已被個別用心良苦的人作為社會主義“黑暗”、黨及其領袖“沒干好事”的例證，同時也影響著一至兩代人對共和國一段激情燃燒歲月的正確認識。
事實上，當我們撥開覆蓋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上面的種種政治迷霧之后，我們會發現，這一運動的歷史合理性恰恰建立在中國對現代化的追求之上：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處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邊緣的農業大國，中國的現代化，需要一個繁榮、富足、發達的農村與農業，需要城鄉之間的平衡發展，而要做到一點，必須有大量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參見農業建設，必須扭轉近代以來，資源和人才不斷從農村流向城市的趨勢。由于依照經濟理性，知識青年不可能資源從城市流向農村，所以，政治動員就不可避免。
知青上山下鄉并不是從文革才開始的，而是從50年代就開始了，只是在文革期間達到了空前的高潮而已。50年代，隨著“一化三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施，農村興起了合作化運動，農村缺乏知識青年的現實，被充分顯示出來了——人們發現，單是合作社會計一項，農村就需要幾百萬知識青年，這還不算其他的諸如醫生、教師，以及農業科技方面的人才缺口。因此毛澤東在1955年9月《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一個按語中就發出號召：“組織中學生和小學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也明確指出：“從事農業是今后安排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后就業的主要途徑。”
新中國的前30年，農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單是糧食總產，從1952至1982年間，也即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時期，就以年均2.608%的速度增長，顯著高于1983-2004年(大包干時期)的1.284%。棉花產量1978年則比1949年增長3.9倍，1975年，中國拖拉機和手扶拖拉機的產量分別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動力機械增長4.9倍，用電量增長4.7倍，農業現代化裝備水平進一步大大提高，化肥產量則從3.9萬噸增加到869.3萬噸。城鄉差距處于一種逐步縮小的狀態——這些成就的取得，當然和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的艱辛付出是分不開。
相反的例證則是，80年代以后，知青基本全部返城，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農村經歷了一個“去現代化”的過程：水利設施廢棄，農機因為無人操作和使用而銹蝕、損壞，農村的教育、醫療等更是大幅度倒退。到了90年代末，三農問題已經成了阻礙中國前進的一大問題。而農村的凋敝，城鄉的差距的持續擴大，導致大量青壯年農民以“農民工”的方式進城打工，使得中國由于廉價勞動力的無限供給而被鎖定在產業鏈的低端，長期無法順利完成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無法縮小貧富差距，中國的現代化也因此遲遲不能完成。
無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受益的當然不僅僅是農村，知青自身也是受益者，對很多人來說，上山下鄉的確是一個接受“再教育”的過程。
首先，上山下鄉使知青冷靜地、較全面而深刻地認識了中國國情，尤其是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知青們親身體驗到中國城鄉差別是多么大，地域間發展是多么不平衡，廣大農村是多么貧窮。他們的許多人立志要以自己的青春熱血改變農村的現狀，并為此拋灑了汗水，甚至有些人獻出了生命，他們在改變中國農村貧窮落后面貌的社會工程中，盡了自己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可磨滅的業績;
其次，知青在“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實踐中逐漸聰明起來，深沉起來。在農村的“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實踐活動中，他們增長了見識，練就了本領，學會了思考。他們從農民鄉親們那里學到了勤勞、純樸、善良、智慧和堅韌。他們并不否認農民身上還沉淀著祖輩因襲下來的消極因素，同時也認識到，正是這些農民，才是維系中國社會生存的基石。許多知青盡管返城多年，仍同農民們保持著割不斷的深情和聯系。由于知青一代存在，中國近代以來的城鄉對立，前所未有變成了城鄉融合;
第三，上山下鄉使知青普遍養成了不甘落后、不甘沉淪、奮發進取的人生信念，培養起體察國情、民情，關切民族命運，希冀中國穩步發展的政治品格。他們對中國政治的變遷有著特殊的感受。上山下鄉運動的退潮，并沒有使他們淡薄政治，而是以一種更深沉的目光觀察中國政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客觀上為中國后來的快速發展和政治穩定進行了人才儲備。黨的十八大即將召開，知青一代，即將走進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他們的特殊經歷，必將對他們執政興國，產生積極的正面影響;
《知青》的熱播，再次提醒我們不要忘記中國近、現代歷史所作出的這樣兩條基本結論：第一，投身社會實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這是新中國知識分子健康成長的必由之路，舍此別無他途;第二，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新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傳統。在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處于關鍵時刻的今天，如何以新的形式繼承和發揚這一光榮傳統，仍然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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