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要仰仗靈動的生活洪流
——寫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之際
編者按
今年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當前在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這篇文獻以其堅實的哲學根基和豐富的文化內涵,依然具有鮮活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指導性。本版特別邀請相關專家撰文發表各自的學習感悟,以示紀念。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已經有七十個年頭了。作為一名關注現實生活的作家,我以當代視角解讀《講話》精神,依然感到意義非凡、魅力無窮。
鄉親與土地是永恒的主題
《講話》重點談了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視。一個作家要真正關心基層百姓的疾苦,關心他們的精神風貌,為他們的文化消費提供更大的空間。父老鄉親與多情深厚的土地一樣,是永恒的主題,是創作的源泉。看一個作家是否有力量,要看他從人民大眾身上吸收了多少營養,看他與這個時代、民族精神生活有無深刻的聯系。一個作家認識歷史的深度,取決于他精神視點的高度。
為自己寫作?為評論家寫作?為圈子寫作?還是為讀者寫作?為哪個層面的讀者寫作?……這是作家必須認真而謹慎回答的問題。為大眾為百姓寫作的人,會注意建構一種與讀者共享的普通價值體系,看一看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被他們理解和接受。有了這個支點,才能進入“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
時代生活對作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作家必須作出回應。現實生活需要作家靜下心來,艱苦地認知、體驗和思考,不斷地擯棄舊有的創作模式,以開放的眼光和胸懷,飽覽和容納歷史的豐富、蕪雜、曲折和發展,改變對生活簡單和膚淺的認知。有了新的認知能力,才有客觀冷靜的審視,以及宏觀的把握能力,在這個基礎上再來談超越世俗,超越常規,超越現存。
從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文學實現了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從過于強調文學的精神引領功能到強調“純文學”、“向內轉”、“小敘事”、“日常化”、“個人化”、“私人化”等。文學的“個人發現”,成為表達真實自我的有效載體,肯定世俗化的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樂趣,揚棄了“假大空”和“偽崇高”,它順應了經濟社會和現代生活的發展要求,把中國文學推向了更文學化、更藝術化、更自由開放的姿態,并產生了一批好作品。這是大進步。但是,作家的生活在雷同,文學便自然地陷入了另一種極端:過度沉湎于個人的獨語,顛覆傳統文學的一些要素,拒絕社會深度和宏大敘事,淡化了文學的使命、良知,疏離了民眾和底層社會。把這一切都剝離了,還剩下了什么?
不要忘記,中國還有那么多的底層百姓,文學應該溫暖他們的心靈世界。怎樣溫暖?不應該用低格調、低俗化的文學產品來嘩眾取寵,吸引他們的眼球。即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文藝是要錦上添花還是雪中送炭?要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
《講話》早就作出了回答。人民性為民族精神提供了深厚的基礎。中華民族有著雄厚的歷史積淀,形成了屬于自己的獨特習俗、情趣、觀念等,這些都蘊涵著民族的獨特精神。以這個視角反思當下的創作,是不是有脫離人民的現象呢?
治治創作的“貧血癥”
盡管我現在掛職體驗生活,但實事求是地說,已經很難像柳青、趙樹理等文學前輩那樣扎實了。現在的部分作家,往往熱衷于寫作姿態和技巧的翻新,而忽略了向人民群眾的學習,殊不知要把這些技巧性的東西做得優秀,首先要把它建筑在對人民與土地的生活體驗和生命體驗之上。今天的文壇,突出的問題是創作落后生活,創作出現了嚴重的“貧血癥”。作為扎根鄉土的作家,始終不能忘記人民和土地,人民中間和土地之上每時每刻都在上演著真善美的故事,盡管不同時代的真善美變幻著不同的辭章,但這些辭章都是瑰麗的文學景象。創作要仰仗靈動的生活洪流,書寫人民群眾的命運史。
近些年,我把自己的創作基地放在唐山老家農村。廣大農村發生的一切,眾多農民的生活,是中國最基本的“國事”。文藝工作者再也不能用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農村了。中國的農業文明和農業文化有著數千年的歷史,農村題材文學經典擺在面前。但是今天,農村處于農耕文化氣息、現代城鎮工業氣息和科技信息雜糅融合階段,農民艱難地行進在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軌的半路上。現實是文學的土壤,文化則是文學的精神。如果創作游離于社會潮流之外,其活力和價值就會削弱。但是要表現好這個時代,還要多一些真思考。要把握今天的農村和農民生活,就首先要深入下去。但是光有深入和貼近是不夠的,走馬觀花式的貼近只能令人茫然。今天的調整和明天的政策,其實都屬于“事件”,是瞬息萬變的現象,是歷史長河中的浪花,如果不把它放在歷史深層結構中去考察,就會被現象迷惑。所以說,文藝工作者還是應該貼近人心,體驗農民的心靈,尋找屬于這個時代的精神“內核”。
文藝工作者要尊重農民,尊重他們的尊嚴。除了尊重他們生活的場景,還要尊重他們生活的邏輯。今天農民心理是多層次的,歷史的、文化的東西也必然沉淀到他們的心理之中,傳統農民要轉變成現代農民,需要經過艱難漫長的路程。農村正以遲緩、漸變、多樣的形式出現,就像春天的冰河,表面千里冰封,但在大河深層,堅冰在悄悄地消融,河水變得湍急。
現實生活不好表現,作家在當下生活面前碰到了認知和表現形式的困難。拋開慣性寫作,尋找新的空間時,我才感覺到認識和表現現代生活有多困難。價值的混亂,現象的復雜,從而增加了把握的難度,也就增加了尋找全新體驗的難度。實際上這不是一個新問題,是所有作家必須遭遇的。當年柳青寫《創業史》、梁斌寫《紅旗譜》時應該同樣面臨著認知時代生活的問題。面對今天農村風云際會的宏闊背景,作家應該懷著一種“以人為本的現代意識”,從人性復雜多樣的角度,來審視鄉村社會所有人的行為動因。這樣就能從新鮮的生活流里找到新意。農民每天都在投入一種新的生活,不僅要憑借好政策的外力,更需要戰勝自身的障礙。這障礙包括歷史滲透在他們心靈深處的小農經濟意識。文藝工作者就是要揭示這種歷史復雜狀態。如果用同情式和批判式的態度都會失之偏頗。通過農村變革的具體事件來分析,透過這些事件就能洞察到那條時緩時動的時代之河。中國農民的歷史姿態在這樣的交匯點上會變得清晰而遼闊。
所以,面對復雜的鄉土世界,文藝工作者應該具備更宏大、更客觀的歷史眼光來表現尖銳矛盾和艱難曲折,表現農民的生存和命運。
依然追尋現實主義理想
記得臺灣作家陳映真說過,文學是使絕望喪志的人重新點燃希望的火花,使撲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不僅有物質上的需求,更有精神上的需求。這種需求是來自生命本身的呼喚。他們怎么表達自己的意志?怎樣表達他們的理想?這就要求文藝工作者們重提現實主義的理想問題。今天面對鄉土應該呼喚這種理想。
當然,這里崇尚的理想不是脫離農村實際的“烏托邦”,真正的理想應該建立在現實的深刻真實的洞察上,只有真正透析了“三農”問題,在現實揭露與批判之上的理想,才是真正現實主義的理想。
我現在手頭還繼續在寫農民和土地上發生的新的故事。我有著興趣與自信。這兩者給了我創作上一個純正的追求。我的態度首先是真誠的,最后體現在艱苦的勞動中,體現在獨特的眼光上,體現在痛苦的人生思考和藝術思考上,體現在創作勇氣和藝術魄力上。
有理由對明天的創作充滿期待。苦難使農民具備了土地一樣寬容博大的胸懷,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刻也不曾失去希望和信心。這是內心的勇敢、力量和尊嚴。這是農民式的高尚。我應該像農民那樣辛勤勞動,文學只有沐浴了生活和人性的苦難才會有力量,才會有風骨,才會寫進人的心靈深處。
回望田園的早晨,萬情涌動。時代沒有摹本,只有不窮的精神。文學需要承接這種精神,背負這沉重,親吻大地,抒寫人間情懷,透視時代變革的輝光。
我覺得擁有土地的人,是最富有的人。土地上成熟的果實是根和葉,即使流水沖走了葉,還會留下根的。豐厚的生活需要精美的藝術形式,但內容和形式卻是不可分割的。站在時代、哲學和美學的高度如何穿透生活,把握生活?為了這個目標,我還需要艱辛地努力。
《講話》所蘊含著的現實主義精神,一直像火炬,在土地上冷靜地燃燒。它能照見堅韌的民族心性,也能觸摸鄉村的精神內核。源于生活的文學必須孕育著、生長著,因為土地永存。帶著鄉愁的情結尋找家園,帶著崇高理想去創作,文藝工作者共唱一曲嚴峻而美麗的牧歌。
(作者為河北省作協主席,著有長篇小說《麥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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