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談一些主義，多做一些事情”，胡適先生的這句話是可以為他的一生做解的，也多少反映出了一位精英知識分子對于政治，民生，文化以及學術的態度。作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代表，先生的一生旨在 通過教育啟發民智，但卻不支持用激進的革命方式改造社會。同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兩名干將，如果比較一下胡適和魯迅的精神世界，可以發現溫文爾雅的胡適與鏗鏹頓挫的魯迅，無論是自我的身份認知，精神世界乃至終極價值都是截然不同的。
本文想探討的話題是“精英知識分子”作為身份標簽(social identity)以及自我身份認證存在時的同于不同。前者作為抽象概念，其建立來源于社會群體對于某人的寬泛認可，而后者則主要和人的心靈自覺有關。在我看來，胡適和魯迅的一個不同就是，兩者都是公眾眼中無可置疑的“精英知識分子”，但從兩人的生平可見，胡適對于自己“精英知識分子”的自覺與定位顯然是魯迅先生所沒有的。
魯迅的精神世界一度是痛苦和壓抑的。他在左翼文化陣營中為了民生問題和中國的未來上下求索，以筆為媒為利器，毫不留情的批判了時代和社會的種種陋習。于此同時，他的文章和社會活動中體現出了他對整個民族未來走向的思考與探索。先知未必是痛苦的，但一個試圖救國救民于水火中的先知恐怕會有一個難以找到心靈的最終歸宿—他可能看不到希望。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而胡適終其一生都對西方的民主與自由懷抱信心，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曾任北京大學校長及中國駐美國大使的胡適始終無法洗掉蔣介石“御用文人”的痕跡。
用今天的話來說，胡適是民國高富帥，而缺乏官方支持的魯迅只能算是屌絲。后世在評價二人的時候，可以從學術成就、文化研究、青年教育乃至思想遺產等多方面進行考證與比較。社會和自我賦予的“精英知識分子”身份確實給了胡適先生諸多榮耀以及光環。終其一生，他的個人生活也無比精彩和浪漫。
如果說我不敬佩、不仰視甚至不羨慕胡適先生的生平，那肯定是假話，但如果說我此刻有多認同他的人生選擇，那也必定是假話了。“精英知識分子”的社會身份固然崇高，但是在時代的洪流面前是沒有人可以置身其外的。自我覺醒中“精英知識分子”的標簽固然可以使人精神愉悅，但也可能讓知識分子最終被抽離出社會現實。
從批判的角度出發，任何現實都是被人為建構的。個體看到和接觸的所謂“真實”都與其置身的社會大環境密不可分。“精英知識分子”的社會建構以及身份自覺都會催生出抽離一般社會環境的“不真實”。從某種程度上，這種不真實將影響知識分子對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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