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評價浩然的作品，不能忽視信仰這個因素。也就是說，浩然之所以寫出《艷陽天》、《金光大道》那樣的作品，與他對社會、對生活的認識有直接的關系，而他對社會、對生活的認識，源于他的信仰。對同一個事物，立場和觀點不同，便會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認識。說一句玩笑話，在我看來，浩然是“鐵桿兒的共產黨”。他是孤兒，飽受舊社會之苦。14歲參加革命，16歲入黨，從兒童團長做起，當過8年村、區、縣基層干部。共產黨救了他，使他有了出頭之日，并成長為著名作家。他從骨子里感共產黨的恩，信仰共產主義，相信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之后，北京市作家協會集中部分重點作家在通縣學習討論。恰在此時我們去看望浩然。浩然將我們安排在當時通縣檔次最高的通州賓館，以便于他一邊參加學習，一邊關照我們。一天參加學習回來，他看上去心情沉重，深思良久，深為感慨地說：“如果有一天社會主義真的在中國跨臺了，我寧肯做它的殉葬品……”這是他與我講的“私房話”，當是肺腑之言了，此話銘刻在我的心頭，至今記憶猶新。我真正認識浩然，理解浩然，理解他的作品，應該說是從這句話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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