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雨按:此文原發于山東作家馬進的新浪博客,題為《我與浩然的厚交》,作者系原山東省昌樂縣政府研究室主任,也是著名作家浩然在山東昌樂最知心的老友之一。這里轉帖的文字,是文章的后半部分,標題《憂國憂民的浩然》系博主所加。這段文字,寫了浩然對農民的深情和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切與擔憂,披露了蘇聯解體后浩然鮮為人知的情緒波動和真實境況。浩然在20多年前就敏銳地發現了貧富兩極分化問題并提出質疑,表現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和人民大眾作家清醒的頭腦和赤誠的情懷。
一次電話中突然問我:“田敬華他媳婦喝了藥,撇下兩個孩子,他能再續上個媳婦嗎?”我說:“誰知道呢!”他說:“你得和敬富(敬華的弟弟)說說,要他幫幫他哥,再找上個家口,就說我說的,好嗎?”(田敬華是浩然當年老房東的大兒子,他一生特別關注這一家老小 “筷子夾骨頭——三條光棍”的生存狀況。)
逢年過節,浩然總是來個電話,溫和的語氣中甚至帶一點求你的口吻,讓我代他去看望張華英老人和他的老房東。(張華英是田敬元的老伴,田敬元是當年的老保管,是《艷陽天》中“馬老四”的人物原型,深受浩然敬重。)后來我和建華交談起此事,原來浩然同樣也每年安排他去東村看望鄉親。可見,浩然的農民情結是何等的深厚,對農村中那些尚未脫貧的老者、弱者注滿了深情。也讓我深切感到,浩然雖是文藝界名人,卻不愿在文藝圈內轉,一生喜歡和農民在一起。他好多最知心的朋友,不是京城的高干、大官和名流,恰恰是那些成天和泥土坷垃打交道的莊稼人。他說的“我是農民的兒子”,不是一句空話。
浩然也有他的煩躁、苦惱、不滿和無奈。浩然雖是名人,卻同樣也是性情中人,有自己的脾氣和個性,有時也會激動發火。記得95年他偕老伴來昌,在昌樂賓館有個省報記者采訪他,不知什么原因,不長時間我聽到他在大聲喊我的名字。我在隔壁急忙過去,見他臉上掛著平常少有的怒色。見我進來即起身拉著我進了套間的里屋,說他不接受采訪了,示意讓我向那位記者下“逐客令”。我明白他的意思,但不明白為何造成這種尷尬的場面。我又不便多過問,即出來向那位記者歉意地說,梁老因有事要去辦,采訪就暫到這里。隨后我把記者客氣地送出門口。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讓浩然拒絕了記者的采訪。憑我多年和他接觸了解,認為很可能是記者傷害了他的自尊。浩然一向謙和大度,但他有他做人的底線。他說話行事,沒有奴顏,沒有卑骨,沒有手腕,也不善于應酬,更不會看別人臉色,但他需要一份尊嚴。
記得有次去三河看他,他為坐不下來寫東西發急,又為一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而無奈。“真是沒有辦法,我都快成了人家的 ‘ 點心包’了,誰叫我是名人呢!”他笑呵呵地向我們抱怨。原來,縣里到上面跑資金,去外省購先進機械設備,找外商引進大項目,為發揮“名人效應”,借浩然的威望,總是都要帶上他。憑浩然的為人,他不會拒絕,甚至有求必應,但他內心里是矛盾的。最讓他不滿的是有些暴發戶也想利用他辦事。有個汽車大王,趁他不在家,給他送去兩瓶茅臺酒,兩瓶五糧液,兩大筐桔子。第二天他叫公社來輛車,把東西拉回去,同時復了一封回信讓司機捎去。信中說“心意我領了,有事盡管說,但別來這一套。你掙你的錢,我寫我的書,互不相犯。酒退回去,那兩筐桔子我送敬老院了,你不會有意見吧。”
浩然還十分關注農村出現的貧富不均差距拉大的問題。一次去東村,在車上談起這個話題,他感慨地說:“我看過一個材料,資本主義國家是采用貧富差距來積累原始資本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怎么也要走這條老路,這樣下去,農村貧富不是越拉越大嗎?”在村里他看到有些貧困戶至今還住著解放前的老屋,而個別干部卻有好幾套房子,把閑著的租出去賺錢,他向我耳語說:“如果當官的不收斂,利用職權光撈好處,這個社會就壞了。因為財富這個東西不能光讓少數人占有,如果多數人總處在貧困狀態,這是不公平的,社會也注定會不安定的……”一臉的困惑和擔憂。
1991年10月的一天晚上,快11點了,我正要睡覺,突然接到浩然從三河來的電話:“你睡了嗎?”我忙說:“沒,梁老您好吧!”“不好……我要垮了……”我一聽,很著急地問:“梁老您怎么了?身體不好嗎?”夜很靜,我從電話里,能隱隱聽到他在那邊急促的嘆息聲。“這段日子整天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吃安眠藥也不管用,情緒糟糕透了,你說怎么辦呢?……”我趕快用我能想到的一些安慰他的話來勸慰他。
不幾天收到三河作者、曾陪浩然來昌的劉玉林同志的來信。信中說“不知因年歲關系,還是由于時局的影響,今夏以來,浩然老師身體精神都十分不好,一天到晚總是病怏怏的,書讀不了,東西寫不了,時常和我講,我要垮,我要垮。我總安慰他,秋風送爽的時候會好起來的,他也這樣期盼著。秋天終于熬到了,但刮來的并不是送爽的金風,而是來自蘇聯的驚雷,浩然一下子震驚了,憂國、憂民、憂己,整天個痛苦不堪,連飯也吃不下,一夜吃兩次安眠藥,還是不能奏效。我們都勸慰他,但他仍越陷越深,春水看他那樣子,也十分著急,一次次勸他,你干嘛要這樣自己折磨自己呢!9月19日,他犯了痔瘡病,很嚴重,于是住進了醫院,動了手術,前幾天出院了,手術還好,可他思想上的病卻絲毫沒有解決,他的有些想法,讓人聽了感到十分可怕。就目前的發展趨勢看,確實讓每個了解他的人焦慮不安。怎么辦?怎么辦呢?怎樣才能使他從痛苦之中解脫出來呢?……目前,浩然老師需要一個良好的精神療養的環境。我覺得山東昌樂可以創造這個環境,因為昌樂有您、郭建華和東村的一些知心朋友,一些理解他的人,會幫助浩然老師渡過難關……”
接信后,我把情況立即向于生縣長作了匯報,又去縣委(此時李光信書記剛調壽光)向邢培斌、黃維連書記作了匯報。他們都非常歡迎浩然來昌休養,于生縣長并讓我以他的名義給浩然發了邀請函。我拿著信又和建華進行了溝通,讓他也抓緊時間同時給浩然發信。
10月13日,收到浩然的來信:
馬進同志:
我極怕“熱鬧”,而今天的社會上,包括郊區到處都是可厭惡的那種“熱情”。腐敗、麻木已成了我們同胞們的通病;你若不跟著鬧點不正之風,或不自欺欺人地裝傻,就會被視為異類,就難以正常地生活下去。這股子風氣,瘟疫般地充塞著每一個角落,何處容我藏身?誰又讓我躲避?事實上,我本人早已不是干干凈凈的人,早就不由自主的、不知不覺的讓這股子“社會風”給卷進去了!1989年“六四”風波,使我震動了一下,但并沒完全清醒。今日之東歐,尤其蘇聯的慘狀才使我較為徹底地明白:我認識了這個社會,認識了“社會風”,同時也認識了我自己。可惜,晚了,無可挽救的晚了!……
這幾句話,大致上道出了我“情緒一直不好”的現象與由來。終日茶飯不思,瘦了一圈,日日一分一秒地熬,夜夜靠安眠藥片睡著片刻。家人都為我擔心,我也怕常此下去會釀成大病。
昨日接到你信,很感謝你、于生縣長和未見過面的黃書記的情義。劉玉林看了信,極力勸我到昌樂休養一些日子,認為昌樂是個能救我的小廟。我沒信心。怕你們也難擋住那種風的襲而給我療養身心的安靜。難哪!這事讓我再考慮一下如何?
四年沒有正經寫作了。我打算漸漸脫離三河;待病好后開始一個新的人生單元。吳漢賓同志寫一篇《樂土》的評論稿,讀后有一種知音之感。建華同志來過一短信,正是我鬧痔瘡的時候。秦曉鳴同志仍在宣傳部嗎?問他好。來信請寄北京通縣黨校史志辦梁春水處。
匆匆
握手
20年后的今天,再讀浩然這封信,依然感到強烈的震撼。因為,他讓我們再次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浩然。20年前,他看到了社會的腐敗,風氣的不正,而這種風氣和現象,又像被污染的空氣,無孔不入地在毒害腐蝕著一個本來好端端的“肌體”,而不少同胞又麻木,以至成了通病,卻又沒有好辦法根除。于是他難過,他痛心,他不滿,直到深惡痛絕,加之和自己多年為之奮斗終生所追求向往的理想對不起號來,自己也被這股“風”不由自主地卷了進去,連個躲避的藏身之地都沒有。尤其蘇共的解體,東歐時局的突變,使他更加憂心忡忡,像得了一場大病,而整日焦慮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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